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中国政府这种强硬的一面——例如，我们敦促中国增加投资增加进口而非一味增加其外汇储备，缓解亚洲危机时就是这样。后来，在我们就以中国降低关税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与中国进行谈判时我再一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就像越来越多的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支强大而坚定的独立力量。保持一种有效的关系将会极大地有益于我们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我们从未想到金融危机会蔓延到韩国。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它是前几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受益者。韩国已经从向世界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行列“毕业”，并于1996年在墨西哥之后成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二个新兴市场国家。
但就在1997年的万圣节，也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揽子贷款协议刚刚达成后，市场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关注转向了韩国。最初，人们难以想像韩国的金融业会步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的后尘，陷入危机。甚至在其面临市场压力时，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该国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尤其是因为韩国在年底将面临总统选举。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韩国银行的债权人们也没有认识到的是，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所剩无几。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小组开始核查韩国财政状况，该国官员通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韩国政府曾经在账面上所拥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已经用光了。韩国各银行总共仅剩几十亿美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这一突如其来披露出的消息使世界经济开始面临一段严重的危险期。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的担心达到了顶峰。拉里在纽约召集他的西方七国同事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不断恶化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被告知，情况非常危急，而且危机已经影响到韩国在美国的银行。他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们的亚洲危机处理小组在我的办公室集合，拉里通过内部对讲机也加入进来。我环视房间，看到了一支才华卓著的公共官员队伍。就在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对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杰出人物来说，拉里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人把这支队伍称之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梦之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小组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既在观念上也在实际工作中相互配合。我们这个小组会围坐在一起几个小时，集中讨论这项或那项政策抉择的作用，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像人们在开学术研讨会，气氛轻松，我脱掉了鞋子，拉里解开了领带。我们以一种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幽默感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但在制定真正潜在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决策时，这个气氛轻松的小组又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除拉里和艾伦外，这个核心小组还包括我们仍在任的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同事。特德·杜鲁门在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前曾一直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他是这一领域中的传奇人物，对以往的金融救援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他还在美联储工作，但他再一次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事实上的成员，而且后来在他调来财政部工作后成了我们的正式成员。丹·佐利克曾在处理墨西哥危机时做过大量工作，现在还在部里工作。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或双边的援助条款持怀疑而务实的态度，他总是强调这种危险，即一项贷款协议的细小之处可能会削弱更大的努力。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另一位“战友”是蒂姆·盖斯纳，他一直是一位职业官员，拉里看中了他，并一直大力栽培他，最后把他升任至拉里过去的位置——副部长。盖斯纳对亚洲问题非常了解。他在泰国和印度长大，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曾一直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财政处工作。蒂姆也天生有一种与他人合作共事能力，具备惊人的常识判断力和本能的政治决断力。
其他一些熟悉的同事现在正在发挥新的作用。迈克·弗诺曼在担任我的人事部主管前一直负责处理中东和东欧的经济改革问题，曾在阿尔巴尼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戴维·利普顿在杰夫·谢弗离开财政部去私营企业任职后，取代了他的职务担任我们负责国际事务的首席官员，他在经济学家中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国之良医”。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时他一直打网球，并常常与拉里争论不休。戴维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8年，形成了与面临极端金融困境国家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后来他一直与另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同事杰弗里·萨克斯一起工作，担任负责处理陷于困境国家事务的顾问，其中许多是东欧国家。戴维曾在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帮助推动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为在代顿谈判达成的波斯尼亚和平协议做出过巨大贡献（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为这一协议谈判而焦头烂额时曾打电话特地告诉我，戴维是与他工作过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他谈了很多他与戴维的事情）。戴维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小组的风格。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高度负责，而且极其认真，但他没有使自己过于焦虑。
负责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助理部长（蒂姆过去的角色）帮办卡罗琳·阿特金森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卡罗琳在英国长大，以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担任官员。她思维敏锐、分析深刻，而且擅长与难缠的债权国谈判。拉里和戴维常常集中考虑制定计划，而卡罗琳则往往和丹·佐利克一道支持我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所做的分析。
那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和担心。韩国陷入危机无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标志着某种全新的事的出现。韩国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美国在靠近北朝鲜边境地带驻扎了3.7万美军。一种担心是韩国的不稳定会给北朝鲜做出挑衅举动造成可乘之机。但我认为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一种不同的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的一种未知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威胁。韩国与泰国或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它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主流经济体，这既包括债权关系，也包括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在美韩国银行和在诸如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韩资企业。
韩国内部的问题与在墨西哥和泰国发生危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固定汇率机制逐渐造成了对韩元的严重估价过高。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一直从外国银行借短期贷款，然后又把这些钱贷给其国内的大型企业如财团。欠下巨额外汇债务的财团的主要收入是当地货币。随着恐慌的扩散，外国银行拒绝继续提供短期贷款，韩国银行的生存面临威胁，而资本现在开始急切地外逃。韩元大幅下跌，尽管政府为保证其本国货币的币值而抛出了数十亿计的外汇储备。
关键问题再次是如何重建信心和阻止资本外流。对于一个像韩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显然需要数额庞大的资金以及严格的政策承诺。这不光对韩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代价都是极其高昂的。许多债权人和投资者这样想：如果连经济实力很强的韩国都要出现债务拖欠，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贷款又怎么能是安全的呢？在经济景气之际没有过多考虑风险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现在根本不考虑当地经济情况的好坏，竞相从发展中国家撤走资金。这种撤资行为没有理由只局限于亚洲。拉美、东欧和俄罗斯都面临危险。而如果危机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就会很容易被拖入危机。
危机的这种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瘫痪会在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其他机构的瘫痪。尽管尚未像贸易联系那样被广泛认识，但金融联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例如，日本的银行受到韩国的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与日本银行有密切关系；韩国的危机反过来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以为自己不会受到韩国的过分影响的美国银行造成冲击。
在极端的情况下，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受到威胁。但如果局势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国际社会的主要领导人更不愿意扩大信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而且在发达国家内，资本会很快用完。整个国际信贷体系出现冻结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将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讨论中，我们集中分析了韩国金融体系的瘫痪会否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