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原卢龙节度使朱泚在长安称帝。当时留在京城的一些小官吏，出自对唐王朝的愚忠，冒着危险，偷偷逃往德宗行在。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引起了德宗的猜疑，认为：“大都此辈，皆非良善。”“若不根寻，恐有奸计。”为此，陆贽上了一篇奏折，指出：“今贼泚未平，怀光继叛，都邑城阙，猰?迭居，关辅郊畿，豺狼杂处。朝廷僻介于远郡，道路缘历于远山，杖策从君，其能有几？推心降接，犹恐未多，稍不礼焉，固不来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复囚拘，反者得辞，来者怀惧，则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复言忠义哉！”（《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规劝德宗以虚怀待人，切勿苛察忮刻，以塞忠良之路。
　　苏轼称德宗“以苛刻为能”，“以猜疑为术”，其实这是帝王的通病，并非德宗专有。如这种乱抓“奸细”、罪及无辜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当安禄山攻占长安、玄宗逃往蜀中、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之时，就有不少平民被诬作奸细而罹灾祸。当时一个名叫吴郁的侍御，也像陆贽那样，力辨其冤。吴郁没有陆贽的声望，其言行也就不为世人所重，他的上疏，究竟讲了些什么，已经无从查考。但他这种刚正不阿的节操，和杜甫实为同气。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天，杜甫自秦州（今甘肃天水）赴同谷（今甘肃成县），途经两当县（今甘肃徽县）吴郁的住宅，面对着凄凉的宅舍、惨淡的寒烟、萧瑟的落叶、阴冷的山风，想起此时正谪居在外的吴郁，感慨万千，于是作了一首诗，追记往事：“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中还透露：那些平民原有的不白之冤，不但没有得到洗刷，吴郁本人也因此取忤朝廷，酿成一个新的冤案，被贬到湖南长沙。
　　这首诗作于杜甫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前一年，他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到任后，刺史无礼，同僚相欺，使他难以容忍，故仅一年就弃官而去。携妇将雏，因人远游，凄风苦雨，生事艰难。尽管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诗人对吴郁的怀念，也没有停留在感伤上面，更没有将忧国忧民的初衷，淹没在个人的悲切和感叹之中。在怀念吴郁之时，他心中涌现的最强烈的感情，竟是深深的悔恨：“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所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诗人为自己当时身居谏官之任，不能仗义执言，坐视吴郁蒙冤遭贬，有负明义，而深自谴责。这几句诗，情真意挚，诚如浦起龙所言：“今过其宅，慨然触起，特为暴其事迹，而自陈其疚心，非公衷肠坦白，断断不肯如此剖露。”（《读杜心解》）
　　在吴郁获罪前不久，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险遭不测。当时即使他缄口不言，尚且难以消除肃宗的猜疑、小人的诽谤，若再为吴申辩，抗言犯上，势必“罪上加罪”，后果不堪设想，故在吴郁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这并不是他甘愿如此，实在是有所不能，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释，旁人也自能谅解。反观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臣对吴郁的态度：“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尽管他们嘴上曾表示过对吴郁的支持，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但在龙颜大怒之时，竟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想救。故同样是缄默，杜甫和他们也全然不同：一是势有不可，一是苟合取容。由于那些达官贵人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当然谁也不会怀有羞愧之心。能够痛自刻责、不作自我回护的，反倒是杜甫这样一个已经被朝廷抛弃的人。两相比较，杜甫的真朴、鲠直，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或许是由于这类事太多了，吴郁的冤案并不引人注意，如果杜甫未写此诗，必然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有一点却始终在威胁着人们，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审理案件，不仅与执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关，主要还得取决于君王和上级长官的意念，由此造成了人世间多少冤案，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叹。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杭州有户裴姓人家的小女孩，溺死在井中，死因不明，只知当时裴家有个叫夏沉香的女仆在井旁洗衣服。杭州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承办此案，将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释放了。后来本路提刑陈睦举驳回这件公事，派通判张若济重新办案，最后杀了夏沉香，并将杜子方等三人罢官。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于是写了《送杭州杜戚陈三椽罢官归乡》这首诗，最后说：“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饥待食明年□。”审理疑狱，如果不能顺从长官的意志，那么就会落到忍饥待食的困境之中，杀人无验，只是以权势者的一言为准，国法如此，可胜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