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恨

　　好作政治家，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色。在不少文学家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前代政治家作为崇拜的对象。李白钦佩谢安，苏轼推重陆贽，杜甫则尊崇诸葛亮。入蜀之后，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篇尤多。清代姚鼐编《今体诗钞》，只收录杜甫《咏怀古迹》前四首，而偏偏把最后吟咏武侯庙那一首遗弃了。吴闿生批评这种做法：“譬之栋梁连云而阙其正殿，万山磅礴而失其主峰”；认为“公生平意量，初不屑屑以文士自甘，常有经营六合之慨，每咏武侯辄枨触不能自已，此其素志然也。前幅尤壮伟非常，淋漓独绝，全篇精神所注在此，故以为结束”（《唐宋诗举要》引）。
　　东汉末年，沧海横流，天下大乱。诸葛亮隐居南阳隆中（在今湖北襄阳县西），躬耕田野，不求闻达；但心怀天下，抱负不凡，常以春秋战国间的名相良将管仲、乐毅自比。刘备闻知诸葛亮英才挺出，不同寻常，三次前往隆中拜访，请教审时度势的大计。诸葛亮分析形势，运筹决策，定王业于胸中，视天下若掌上。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以后诸葛亮屡出奇计，帮助刘备建业蜀中，三分天下。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三尺遗孤，治理一国政事，外结东吴，北伐强魏，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志吞中原，威震南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这两句诗，沉挚悲壮，以极其简洁的言词，概括了诸葛亮的匡时雄略和报国深衷。
　　为诸葛亮作传的陈寿，首先对诸葛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价。陈寿赞扬诸葛亮的政事，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同时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能安抚一国，但不能决胜战场。后人也有人不同意陈寿的看法，西晋张辅赞美诸葛亮“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名士优劣论》）！这也是多数人的看法，唯有北魏崔浩认为诸葛亮只“可以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典论》）？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在此，杜甫伸张辅之说，认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足以和商、周的开国名臣伊尹、吕尚媲美；运筹帷幄，从容镇定，使汉初功臣萧何、曹参为之失色。清代方东树认为“伯仲”二句，言简而尽，胜读一篇史论。南宋刘克庄认为：“卧龙公没已千载，而有志于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如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如济之伊吕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朱熹）、南轩（张栻）近世大儒不能发也。”（《诗话新集》）说杜甫首先提出这种看法，不符事实，但是如果说，前人对诸葛亮的赞美，以杜甫为最真切、最热烈，并且自杜甫以后，诸葛亮功盖一世，才空千古，便成为定论，这还是对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虽然诸葛亮有志、有德、有才，但唯独没有运。诸葛亮深知敌强我弱，时势难为，只是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尽力而为。但人只能谋事，却不能必保成事。“运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一个“终”字，将天意、人事，全都包含在里面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时运不济，壮志难酬，这不仅是诸葛亮的遗恨，也是古往今来多少失志英雄共同的怅恨。唐顺宗即位后，王叔文等人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进行改革。宦官俱文珍等趁顺宗病重，逼其退位，拥立宪宗，改革未满五月即失败。当俱文珍等拥立广陵王（即宪宗）为太子时，王叔文心知有变，“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泣下。”（《旧唐书·王叔文传》）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开封），掳徽宗、钦宗而去，北宋灭亡。高宗即位，南迁扬州，宗泽前后上表二十余次，劝高宗还都北上，均为奸臣黄潜善等人所阻，忧愤成疾，背发毒疮。诸将前去问安，宗泽说：我因二帝蒙尘，积愤至此，你们若能杀敌，则我虽死无恨。“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呼‘过河’者三而薨”（《宋史·宗泽传》）。故金圣叹读《蜀相》，喟然兴叹：“嗟呼！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为英雄泪矣。”（《杜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