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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帕克关好并锁上了门，两个人一起走出会议室外窄长的阴凉，走进中午炫目的太阳底下。亚当闭上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口袋里拼命找了一阵子太阳镜。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冒牌雷朋太阳镜，脸被警帽宽宽的帽檐遮住。令人窒息的空气几乎肉眼可见。在亚当终于从公文包中找出太阳镜戴上时，他的胳膊和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汗水。他眯着眼睛做了个怪相，直到他能真看清了的时候才随着帕克沿砖路和牢房前烤焦了的草地向外走。
“萨姆好吗？”帕克问。他悠闲地把手插在兜里。
“我想还行。”
“你饿不饿？”
“不，”亚当看了一下表回答。几乎一点了。他拿不准帕克是不是想请他尝尝监狱的伙食或者什么别的，但他不想套近乎。
“可惜。今天是星期三，就是说吃萝卜缨和玉米饼。非常不错。”
“谢谢。”亚当确信在他的遗传基因中的某个地方一定潜伏着对萝卜缨和玉米饼的渴望。今天的食谱让他垂涎欲滴饥肠如鼓。可是他把自己看作是加利福尼亚人，长这么大他还从没见过萝卜缨。“也许下个星期，”他说，实在难以相信在死监里会被邀请进午餐。
他们站在双层门的第一道门前。当它开启时，帕克没有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
“那么快？”
“啊。我这一段会常来。”
“那么，认识你很高兴。”他咧开大嘴笑了笑，走了。
当亚当通过第二道门时那只红桶开始放下来。它停在离地面三英尺的地方，他在桶底稀里哗啦地找出了他的钥匙，一直没有抬头看警卫。
一辆带有监狱标志的白色面包车停在门外亚当的车旁等候。司机一侧的窗户摇下来，卢卡斯·曼探出头说：“你急着走吗？”
亚当又瞥了一眼他的表。“无所谓。”
“那好。上来，我需要和你谈谈。我们在附近转转。”
亚当并不想在附近转转，但他无论如何也是准备去一下曼的办公室的。他打开另一侧的车门把外衣和公文包扔在后座上。谢天谢地，车里的空调开到了最大。卢卡斯样子清凉，仍是衣着笔挺无懈可击，坐在方向盘的后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把车驶离严管区，朝着主干道开去。
“情况如何？”他问。亚当努力回忆萨姆对卢卡斯的描述。萨姆有些话影响了亚当对他的信任。
“我觉得还行，”他小心地选择含糊的措辞。
“你会代理他吗？”
“我想是的。他今晚要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见我。”
“没问题。但你明天要让他签字。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书面委托。”
“明天我会拿到的。我们去哪里？”他们出了监狱向左拐，经过最后一栋漂亮的有着树荫和花坛的白房子，现在他们穿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棉花和大豆田里。
“没有什么确定目标。只不过觉得你或许想看看我们的农场。我们有几件事要谈。”
“我在听。”
“第五巡回法院的决定今天上午广播了，我们已经接到至少三个记者的电话。他们闻到了血腥气，当然，他们想知道萨姆是不是已走到终点。我认识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以前行刑过程中和他们打过交道。有几个不错，但大多数叫人讨厌。反正，他们全都在打听萨姆的情况：他是否有律师？以及这个律师是否一直代理他到最后？你知道，诸如此类的废话。”
右边的田地里有一大群光膀子只穿着白色裤子的囚徒在干活，个个都是浑身大汗。他们前胸和后背流淌的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一个携带来复枪的警卫在马上监视着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亚当问。
“为棉花剪枝打叶。”
“他们是必须参加吗？”
“不，全是自愿的。他们或者干这个或者整天呆在牢房里。”
“他们穿白色。萨姆穿红色。我在高速公路边看见的一群穿的是蓝色。”
“这是分类制度的一方面。白色意味着这些人危险小。”
“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什么都有。贩毒、杀人、惯犯，随你点。但是他们到这里之后表现较好，因此他们穿白色并且获准劳动。”
面包车在十字路口调头，眼前又出现了铁丝网和锋利的尖刺。左边是一片两层的现代化营房，从中央向四面八方延伸。如果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岗楼，这些建筑可能被当作设计得很糟的大学宿舍。“这是哪里？”亚当指着问。
“三十四区。”
“这边有多少个四区？”
“我也说不准。我们不停地建了再拆。三十左右。”
“看上去是新的。”
“是的。我们和联邦法院闹别扭几乎有二十年之久，因此我们一直在大量建房。这地方的真正指挥一直是联邦法官，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那些记者能等到明天吗？我需要先知道萨姆在想什么。我讨厌现在去和那伙人谈然后明天事情又恶化了。”
“我想我能抱过这一天。但他们等不了很久。”
他们经过了最后一个岗楼，三十四区消失了。他们开了至少两英里才看见田野里又一片高出地面且围着铁丝网的建筑。
“今天早晨你来之后我和典狱长谈过，”卢卡斯说，“他说他愿意见你，你会喜欢他的。他讨厌死刑，你知道。他希望在两年后退休之前不用再经历一次死刑。不过如今看来成问题了。”
“让我来猜猜看。他只是执行公务，对吗？”
“我们这里的人全是执行公务。”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对这儿的印象是，这里每个人都想拍着我的后背用悲哀的口气告诉我可怜的老萨姆将会有什么遭遇。谁也不想处死他，但你们全都得执行你们的公务。”
“有一大帮人想要萨姆死。”
“谁？”
“州长和州检察长。我确信你熟悉州长，但你最好盯住检察长，当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州长。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选出了一帮这种年轻而极有野心的政客，他们就是不安分。”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罗克斯伯勒？”
“就是他。他热衷于上镜头，我想今天下午他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如果他真的召集了，他会充分利用这次第五巡回法院的胜利，并承诺尽最大努力在四周之内把萨姆处死。你该知道，正是他的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如果州长自己在晚间新闻中没有露面去说点什么，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亚当，我想说的是上面会施加巨大的压力以确保不再有任何延期。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要萨姆死。他们会尽全力来促成这件事。”
亚当望着车窗外的第二群建筑。在两栋房子之间有一片水泥场地，一场人数众多的篮球赛正在进行，每边至少有一打成员参与。全是黑人。篮球场的外边是一排五大三粗的人在举杠铃。亚当注意到其中有几个白人。
卢卡斯转到另一条路上。“还有一个原因，”他接着说，“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放开手处死犯人。得克萨斯今年已经处死六个，佛罗里达五个。我们两年来还没有一起死刑。有些人说我们裹足不前。现在是向我们周围的几个州显示一下我们和他们一样要认真地做个好政府的时候了。就在上个星期立法委员会主持了就此问题的听证会。州里的领袖们对这种无休止的延缓行刑令发表了种种愤怒的声明。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结论是全怪联邦法庭。压力大得很，迫使我们得处死个把人。萨姆碰巧是下一个。”
“萨姆之后是谁？”
“没人，真的。最近的也要两年之后。兀鹰还在盘旋。”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不是敌人，是吧？我是监狱的律师，不是密西西比州的。你也从没来过这儿。我想你想知道这些。”
“谢谢，”亚当说。尽管这个消息是主动提供的，但肯定会有用。
“我会从各方面尽力帮助你。”
地平线上出现了建筑物的房顶。“那是监狱的前门吗？”亚当问。
“是的。”
“我想走了。”
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在一个叫作“布兰克林广场”的大厦里占了两层，大厦坐落于市中心的中央大街与门罗大街拐角，是一座二十年代的建筑。中央大街还以其中部美洲商城著称。该市为了使其市中心恢复旧日繁华，把柏油马路改为砖路，并禁止了汽车和卡车通行。人们在这座商城附近只能步行。
大厦本身已经被翻修一新，颇具品味。大厅用大理石和青铜雕塑装饰。库贝事务所的办事处很大，装饰富丽堂皇，墙上是古色古香的橡木护墙板，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
亚当在一位迷人的年轻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拐角处的办公室与主管合伙人贝克·库利见面。他们自我介绍，握手，并用欣赏的目光追随着秘书离开房间把门带上。库利屏住呼吸睨视着秘书关好门才收回了目光。
“欢迎来南方，”库利说，终于喘出口一气来，坐进了他时髦的暗红色皮转椅中。
“谢谢。我猜你已经和古德曼谈过了。”
“昨天，谈了两次。他告诉了我原因。在这个走廊的尽头有一间不错的小会议室，有电话、计算机，挺大的空问。那是给你的，当然限于你在这儿工作期间。”
亚当点点头并看了看这间办公室。库利大约五十出头，是个好整洁的男人，办公桌很整齐，房间也很干净。他说话和动作都很快，满头的灰发，疲倦的眼睛带着黑圈。“这边都做哪些工作？”亚当问。
“官司不多，刑事案绝对没有，”他回答得很快，就像不允许让刑事犯肮脏的脚踩脏这里厚实而豪华的波斯地毯。亚当记起古德曼对这个分部的描述——一个可以给总部增添光彩并有十二个好律师的事务所，几年前被库贝事务所兼并，其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只是公司信笺抬头上多出个地址让他们感觉良好。
“大多数是和公司有关的业务，”库利接着说，“我们代理一些老银行，也帮地方政府机构处理证券方面的事。”
挺来劲的工作，亚当想。
“事务所本身可以上溯一百四十年，顺便说说，它在孟菲斯是最老的事务所，经历过南北战争，曾被分割及合并若干次，最后被芝加哥的老大哥兼并。”
库利自豪地讲述了这个分部的历史，似乎他们的家谱和他妈的九十年代的法律业有什么关系。
“这里有多少律师？”亚当问，他不想冷场，虽说这个谈话开始缓慢且漫无目的。
“十二位。十一位助理，九位书记员，七位秘书，还有十位勤杂人员。在我们这里就算不错了。和芝加哥比不了，是吧。”
你说得对，亚当想。“我很想参观参观这里。我希望我不会妨碍你们。”
“一点也不。我只怕我们帮不了多少忙。我们接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你知道，蹲办公室的律师，大多是做文字工作。我已经二十年没见过法院大堂了。”
“我不会麻烦你。古德曼先生和他们那儿的人会帮助我。”
库利站起来不断地搓着手，好像他的手没地方放。“那么，啊，达琳将是你的秘书。她实际上是公用秘书，但我差不多是把她派给了你。她会给你一把钥匙，告诉你如何停车，通过安全检查，打电话，使用复印机等。那些设备全都是一流的、地道的好东西。如果你需要一个助手，只要告诉我，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儿偷一个来。并且——”
“不，没有必要。谢谢。”
“那么，好，咱们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随着库利走在空荡荡静悄悄的走廊上时，亚当联想起芝加哥的办公楼，禁不住暗自笑了。那里的走廊永远是充满了匆忙的律师和忙碌的秘书们。电话铃声不间断地响，复印机、传真机和电传机的僻啪声和嗡嗡声使那地方像个有拱廊的闹市街。一天十小时就像在疯人院。要独处只有到图书馆的小屋或者楼房角落里合伙律师们的办公室才行。
这地方静得像丧葬馆中的休息室。库利推开一扇门打开灯。“怎么样？”他问，挥着手臂转了一大圈。房间过于大，窄长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打磨得很光的漂亮的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五把椅子。房间的另一端是一个临时工作台，上面有电话、电脑，桌边还放了一把老板椅。亚当沿着会议桌走，看见书架上排满了整齐却不曾用过的法律书。他透过一扇窗户看了看街景。“外面不错，”他说，看着三层楼下大街上的鸽子和人。
“希望你中意，”库利说。
“非常好。正好合用。我会自己解决问题，不给你添麻烦。”
“别这么说。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库利慢慢朝亚当走来。“不过，还有一件事，”他说话时眉一皱突然严肃起来。
亚当对着他。“什么事？”
“两小时前接到孟菲斯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说他追踪凯霍尔的案子多年了，想知道我们事务所是否还负责这个案子。你知道，我就建议他和芝加哥的伙计们去联系。而我们，当然了，和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从衬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递给亚当，上面有名字和电话号码。
“我来处理这件事，”亚当说。
库利走近一步，双臂交叉在胸前。“你看，亚当，我们不是出庭律师。我们接的客户都是公司。赚的钱挺多。我们采取低姿态，回避出头露面，这你知道。”
亚当慢慢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们从不接触刑事罪案，更不要说比你这件案子更大的了。”
“你不想让手上沾上一点脏，对吗？”
“我并没有这么说。没这个意思。不是，只不过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这里不是芝加哥。我们最大的客户碰巧都是一些稳健而体面的老银行家，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而且，我们还要考虑我们的形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
“你肯定明白。我们不和罪犯打交道。而且，噢，我们对于我们在孟菲斯的形象非常在意。”
“你们不和罪犯打交道？”
“从不。”
“但你们代理大银行？”
“拜托了，亚当。你知道我是从哪儿起家的。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撤消管制、兼并、破产，是法律业中真正具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各大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而且我们不想失去客户。妈的，每一个人都想找到银行客户。”
“你不想让我的客户坏了你客户的名声？”
“你看，亚当，你是从芝加哥来的。咱们在这件事上还是把界线划清，对吧？它是芝加哥的案子，由你们那里的人处理。孟菲斯和它没关系，行不？”
“这个办事处不是库贝事务所的一部分吗？”
“是啊，可是和萨姆·凯霍尔那种渣滓接触对办事处没有任何好处。”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祖父。”
“瞎说！”库利的双膝弯曲，双臂下垂。“你撒谎！”
亚当向他走近一步。“我没撒谎，如果你反对我在这儿，你得和芝加哥去讲。”
“这太可怕了，”库利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
“给芝加哥打电话。”
“我也许会的，”他说，几乎是在自语。当他打开门消失的时候还念叨着什么。
欢迎来孟菲斯，亚当坐在他的新椅子里盯着空空的电脑屏幕对自己说。他展平了桌上一张揉皱了的纸，看着上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突然一阵饥饿感袭来，才发现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饭了。几乎四点了。他一下觉得又饿又累又虚弱。
他轻轻地把双脚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机旁边，合上了眼睛。这一天过得糊里糊涂，从焦急地开车去帕契曼到见到监狱的大门，从与卢卡斯的意外会面到踏进死监时的恐怖和面对萨姆时的胆怯。而现在，典狱长要见他，新闻界想盘问他，他自己事务所的孟菲斯分部则要他不要把这事泄漏出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八小时之内发生的。
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呢？
他们一起坐在有着厚厚垫子的沙发里，一盆微波炉爆出的玉米花放在他们之问。他们把赤脚架在咖啡桌上，桌上堆着半打中餐外卖的空盒子和两瓶葡萄酒。他们的目光越过他们的脚趾在看电视。亚当握着遥控器。房间很暗。他在慢慢地吃着玉米花。
莉已经半天没有动了。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录像片正在开始放第二遍。
在萨姆第一次出现时亚当让画面停住，他戴着手铐，被人推着从监狱去听证会。“听到他被捕时你在哪里？”他提问时并没有看她。
“就在孟菲斯，”她轻轻地说，但口气强硬，“我们结婚刚几年。我当时在家。费尔普斯来电话说在格林维尔有一起爆炸事件，至少有两个人死了。可能是三K党徒所为。他叫我看午间新闻，但我很害怕。几个小时后，我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因爆炸案逮捕了爸爸。她说他当时在格林维尔的监狱里。”
“你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震惊，恐惧。埃迪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和母亲曾依照萨姆的指示偷偷去克利夫兰找回他的车。我记得埃迪不停地说：‘他终于干了，他终于干了。他杀了人。’埃迪哭了，我也开始哭了。我记得当时可怕极了。”
“他们找到了车。”
“是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在三次审判中始终没有暴露。我们害怕警察会查出来，再让埃迪和我的母亲出庭作证。但这件事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在哪儿？”
“让我想想。你们住在克兰顿的一座白色小房子里，我肯定你是和伊芙琳在那里。我想那时她大概没有工作，但我不能确定。”
“我父亲那时做什么工作？”
“我不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在克兰顿的一家汽车零件商店当经理，可他总是在换工作。”
录像继续着萨姆被带进带出监狱和法庭的片段，然后报道他已因谋杀被正式起诉。亚当停止画面。“你们有谁去监狱看过萨姆？”
“没有。当他在格林维尔的时候没有。他的保释金非常高，我记得是五十万美元。”
“是五十万美元。”
“开始的时候家里试图凑出钱保释他出来。当然母亲希望我能说服费尔普斯签一张支票。费尔普斯，当然说不。他不想沾这个边。我们吵了一大架，其实我也不能怪他。爸爸呆在监狱。我记得他的一个兄弟想抵押土地借贷，但没有成功。埃迪不想去监狱看他，母亲那身体又去不了。我说不准萨姆是不是愿意我们去。”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克兰顿的。”
莉探起身从桌子上拿起她的酒杯。她咂了一口又想了一会儿。“我记得他在监狱里呆了大约一个月。我开车去看母亲，她告诉我埃迪提起过要离开。我不相信。她说埃迪觉得尴尬、丢人，他没脸见镇上的人。他刚刚失业不肯出门。我给他打电话是伊芙琳接的，埃迪说什么也不肯接电话。她说他情绪沮丧，感到羞耻，等等，我记得还跟她说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我问她他们是否会走，她很明确地说不。大约一个星期后，母亲又打来电话说你们一家收拾东西半夜离家出走了。房东打电话要房租，可谁也没见过埃迪。房子是空的。”
“但愿我能记起一点。”
“你只有三岁，亚当。我最后一次见你，你正在那座小白房子的车库里玩。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宝贝。”
“谢谢。”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埃迪来电话让我告诉母亲你们在得克萨斯，大家都好。”
“得克萨斯？”
“是啊。很久之后伊芙琳告诉我你们又往西去了。她怀孕了急着想安顿下来。他又来电话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那个电话之后好多年都没有你们的音信。”
“好多年？”
“是啊，我试图说服他回来，可他主意已定，发誓说他再也不回来了。我想他是当真的。”
“我母亲的父母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们不是福特县的人，好像住在乔治亚，也许是佛罗里达。”
“我从没见过他们。”
他按了按钮，录像继续。第一次审判在内特尔斯县举行。镜头转到法庭外草坪上的一群三K党徒和一排警察，还有一大群围观的人。
“这真是难以置信，”莉说。
他又一次停止了录像。“你去过法庭吗？”
“去了一次。我偷偷溜进法庭里听结辩。他禁止我们去看他受审。母亲去不成。她的血压失控，正在接受治疗。她基本上是卧床不起。”
“萨姆知道不知道你去了？”
“不知道。我坐在法庭的最后，头上包了块头巾。他一直没看见我。”
“费尔普斯那时在干什么？”
“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生意，祷告上帝千万别让人发现萨姆是他的老丈人。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就第一次分居了。”
“对那次审判，对法庭的情况，你还记得些什么？”
“还记得我想过萨姆有个对他有利的陪审团，都是他那种人。我不知道他的律师怎么做到的，但是他们尽其所能找了十二个最有偏见的粗人。我看到陪审员们对检察官的反应，我也看到他们仔细地听萨姆的律师讲话。”
“克洛维斯·布雷泽顿。”
“他是个不错的雄辩家，而他们则不放过每一个字。使我震惊的是在陪审团无法对判决取得共识时法庭竟宣布审判无结果。我以为他会被无罪释放，我想他也感到震惊。”1
录像接下来是对审判无结果的反应，有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慷慨陈词，有萨姆离开法庭的又一个镜头。然后是与第一次类似的第二次审判。“这录像你花多长时间收集的？”
“七年。萌发这个主意时我还是佩珀代因的一年级大学生。这是个挑战。”他把马文·克雷默在第二次审判后被摔出轮椅的感人镜头快速放过。镜头停在一位当地妇女的笑脸上，她正喋喋不休地谈着有关萨姆·凯霍尔诉讼案的第三次审判。那是一九八一年。
“萨姆在十三年中是自由的，”亚当说，“那段时间他干了些什么？”
“他不与人来往，干点农活，想办法养活自己。他从不和我谈爆炸或他与三K党的任何活动，但他挺喜欢在克兰顿被人注意，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的传奇人物，对此他似乎挺得意。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呆在家里照顾她。”
“他从没想到过出走？”
“没认真想过。他相信他的法律麻烦已经结束。他已经历经两次审判，而且两次都顺利过关。密西西比州六十年来没有一个陪审团宣判过三K党徒有罪。他以为他是不可战胜的。他住得离克兰顿很近，不和三K党徒们接触，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想他那段黄金岁月都用来种西红柿和钓鱼了。”
“他过问过我父亲的情况吗？”
她喝完了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莉来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她会被要求如此详细地把这段痛苦的历史复述出来。那是她费了那么大劲想忘掉的。“我记得在他回家的第一年里他偶尔会问我是否有我哥哥的消息。当然了，我没有。我们知道你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什么地方，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平安。萨姆是个非常狂妄并且固执的人，亚当。他根本不可能去找你们哀求埃迪回家。如果埃迪以这个家为耻，萨姆认为他应该呆在加利福尼亚。”她往沙发里面缩了缩。“母亲在一九七三年被诊断为癌症，那时我雇了个私人侦探去找埃迪。他干了六个月一无所获，只是让我花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九岁，四年级，在俄勒冈的塞勒姆。”
“是啊，伊芙琳后来告诉我你们在俄勒冈呆过。”
“我们不停地搬家。在上八年级之前我每年都换学校。最后我们在圣莫尼卡定居。”
“你们神出鬼没的。埃迪肯定找了个不错的律师，因为任何与凯霍尔有关的痕迹都被消除了。那个侦探甚至雇用了那边的当地人，也没有结果。”
“祖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教堂前排坐好，葬礼就要开始时，埃迪从旁门溜进来坐在了我的身后。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世的。他只是在克兰顿露了一面就又消失了。他一句话也没跟萨姆说。他开了一辆租来的车，所以也无法查他的车牌。第二天我开车回孟菲斯，他等在我家门口。在我家里他坐了两个小时，边喝咖啡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他有你和卡门在学校的照片，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都非常美好。工作非常满意，住着郊区舒适的房子，伊芙琳在做房地产生意。一个美国梦。他说他再也不会搬回密西西比，甚至萨姆的葬礼也不打算再回来。在他让我发誓保密之后，他说出了他的新名字，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只是电话号码。他威胁说，如果我违背誓言，他就会立刻再次消失。他告诉我，除了紧急情况别打电话。我说我想看看你和卡门，他说有一天也许会看到。他时而像是原来的埃迪，时而又像换了个人。我们拥抱后挥手再见，从此却再也没见过面。”
亚当按了遥控器，录像又继续。清晰的画面很快地移动着，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那就是萨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正和一个新的律师从湖源县法院旁门匆匆而过。“第三次审判你去了吗？”
“没有，他告诉我躲远点。”
亚当停住录像。“萨姆从什么时候起知道他们会又来找他的麻烦？”
“很难说。孟菲斯的报纸有一天在一段很短的报道中说格林维尔新任地区检察官想要重新审理克雷默的案子。不是大块的报道，只有几小段，登在报纸中问。但我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我读了有十遍，然后盯着它看了近一个小时。经过了这么些年，萨姆·凯霍尔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我无法相信。我给他打了电话，当然他也看到了。他说不用担心。两个星期后又有另一篇文章，这次稍长一点，中间有大卫·麦卡利斯特的照片。我又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一切都正常。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本来相当平静，然后就来势凶猛。克雷默的亲属支持这个建议，然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也卷入了。事情后来明朗化了，是麦卡利斯特力主再次开庭，而且此次不打算不了了之。萨姆对这些腻歪透了，他很害怕，但他尽量表现得勇敢。他说他已经赢过两次，他还会再赢。”
“你给埃迪打电话了吗？”
“是的，当重新起诉显然已变得不可避免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几乎是没说什么。那次谈话很简短。我答应随时通消息给他。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这件事就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相信埃迪一直会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跟踪事态发展。”
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他们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是个凯霍尔，最能保守秘密的人。”
“这个秘密不会再保持多久了。”
“是啊，不会很久了。”
他们盯着空白的屏幕呆了好久。最后亚当按了电源键关了电视。他把遥控器扔在桌上。“对不起，莉，我是认真的，如果这事让你难堪，我希望能有什么方法避免才好。”
“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你怕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吗？”
“我看不起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
“可你喜欢他们的钱。”
“钱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忍受了二十七年。”
“你怕你的小小俱乐部会驱除你吗？他们会把你踢出乡村俱乐部吗？”
“别说了，亚当。”
“对不起，”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正从隐蔽处出来，莉。我要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我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勇敢。对不起。”
“他现在什么样？”
“老态龙钟。布满皱纹，皮肤苍白。他太老了，不该给关在笼子里了。”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审判前的几天我和他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不逃走，销声匿迹，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南非。可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他想过。母亲死了几年了。埃迪走了。他读过有关纳粹战犯孟其尔和埃克曼①以及其他在南美隐匿起来的纳粹战犯的书。他甚至提到圣保罗，那是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他有个朋友，我想也是个三K党徒，能帮他搞到所有的文件并可帮他找到藏身之处。他考虑了很久。”
① 孟其尔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囚犯肉体作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埃克曼是奥地利纳粹分子。两人战后均曾逃至南美。
“我倒希望他去藏起来。那样也许我父亲还会和我们在一起。”
“他去帕契曼的前两天，我在格林维尔的监狱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判死刑。我无法相信，这么多年他都是自由人，他是可以很容易地逃走的。他说没有逃跑是一个错误，一个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亚当把装玉米花的盆放在桌上，慢慢靠向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握着他的手轻轻说：“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搅在这中问。”
“他穿着一身死囚才穿的红四衣坐在那里看上去那么可怜。”
十二
克莱德·帕克在一只上面有他名字的杯子里冲了一大杯浓浓的咖啡，便开始处理这天早晨的文书档案工作。他在死监里已经干了二十一年，近七年担任值班警官之职。每日早班八小时，他作为四名监舍巡视警官之一将负责管理十四名犯人和两名警卫及两名看管人员。他填完他的报表，又看了看留言夹板。有一张条子要他打电话给典狱长。另一张上写着F．M．登普西的心脏药快用完了，他要求看医生。他们全都愿意看医生。他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边离开办公室去进行早晨的巡查。他检查了门卫的军容风纪，告诉那个年轻的白人警卫去把头发理理。
其实在严管区工作挺不错的。死监犯一般是比较安静守法的。他们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都是单独在自己的囚室度过，彼此隔离，因而不可能合谋闹事。他们一天有十六个小时在睡觉，吃饭也是在自己的囚室。他们每天被容许有一个小时到室外休息，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放风”，而且他们还可选择一人独自去。每个犯人都有电视机或收音机，再不然就是两样都有。早饭后监舍里开始有了生气，音乐、新闻、连续剧以及隔着栅栏的闲谈响成一片。犯人们看不见邻室犯人的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交谈。争论声偶尔会盖过某人的音乐，不过这些小小的争吵很快便会被警卫们平息。犯人们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有一定的特权。拿走他们的电视机或收音机那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死监使关在里面的犯人之间生发出一种奇怪的同志情谊。他们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都是因残暴杀人而被判罪。然而很少有人关注那些过去的行为和犯罪记录，并且一般对肤色的不同也没多大兴趣。在外头的普通监牢里，犯人往往会以种族为界结成形形色色的帮派团伙。但在死监里衡量一个人却是依据其应付这种监禁生活的方式来决定。不管他们是否互相喜欢，他们是一起被囚禁在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里，都在等待着死亡来临。这是由与世抵。许者、流浪汉、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冷血杀手所组成的一个小小的贱民兄弟会。
一人的死在这里关系着所有人的死。关于萨姆新近的死刑判决的消息沿着监舍在栅栏之间悄声传递着。当昨天的午间新闻播出这条消息后，死监变得格外安静。大家突然间个个都要求同自己的律师谈话。对法律事务的兴趣重新萌生，帕克发现有几个犯人关上电视，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研读起自己的审判记录来。
他穿过一道沉重的门，喝下一大口咖啡，默默地顺着A排监舍慢慢巡行。面对走廊是十四间一模一样的囚室，全是六英尺宽九英尺深。每间囚室的正面都是一面铁栅栏墙，所以犯人无论何时都不能拥有完全的隐私。不管他碰巧要做什么——睡觉或者撒尿——都在警卫的监视之下。
当帕克从每个小囚室前面缓缓走过并查寻着被单下的一个个脑袋的时候，他们还在睡着。囚室的灯关着，整排监舍昏暗无光。走廊差役，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在五点钟会把他们叫醒或摇醒。早饭六点钟开，有鸡蛋、烤面包、果酱间或是咸肉、咖啡及果汁。再过几分钟，待四十七名犯人摆脱睡意，继续展开他们冗长的等死过程时，死监就会慢慢恢复生气。等死的过程很慢，一天一天地等，等着又一次凄惨的日出把又一份炎热铺盖在他们自己那地狱般的小洞窟里。然而像昨天那一例，当某地的一个法庭驳回了答辩或请求或上诉而裁决死刑应迅速执行时，那就会很快。
帕克边喝咖啡边点着人头，静静地向前挪动着脚步，进行着他每日清晨的仪式。如果常规不被打破，日程依然如旧，严管区的日子平常是很顺当的。监狱手册中有一大堆规则，不过都是易于遵循并且很公平的。人人都知道这些规则。可是执行死刑另有一本手册，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和变动的准则，这常常使死监的安定受到干扰。帕克对菲利普·奈菲怀有极大的敬意，但对他在每次行刑之前和之后都要重写那本书实在不能忍受。要做到每次行刑都合情合理又合乎宪法，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哪两次行刑的情况是一样的。
帕克憎恨死刑。他相信死亡是一种报应，因为他笃信宗教，上帝说以眼还眼，上帝是说到就会做到的。不过他还是宁愿让旁人在旁的什么地方去执行那些死刑。幸运的是执行死刑在密西西比州十分罕见，所以他干这份工作还是一帆风顺没什么波折。在二十一年当中他只有十五次执行死刑的经历，不过一九八二年以后只有四次。
在监舍的尽头他轻声地对一名警卫讲着话。阳光开始照进监舍走道上面打开的窗户。这将是个又热又闷的日子，而且还会比往日安静得多。抱怨食物差的和要求看医生的都会减少，在这事那事上的牢骚话还会零零星星听到，但总体上他们会是温驯听话然而心事重重的一群。至少有一年或一年多了都没有过像这样从撤消缓期判决到行刑时间相距这么近的。帕克兀自笑笑，一边查点着被单下的脑袋。不错，今天会是个安静的日子。
萨姆住进死监的头几个月里，帕克对他不理不睬。官方有规定，除了确有必要，不得与犯人进行接触，何况帕克发现萨姆一人独处更自在。萨姆是三K党，他憎恨黑人。尽管他少言寡语，但言词尖刻自信，起码一开始时是这样。然而一天八小时无所事事的日子逐渐磨去了他的棱角，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交流已达到可以简短地交谈几句或咕哝几声的程度。经过九年半的朝夕相处，萨姆偶尔居然也能对帕克咧嘴笑笑了。
帕克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死监里的杀人犯有两类。一类是冷血杀手，这种人如果有机会就会故伎重演；还有一类只是因一念之差杀了人，他以后绝不会生出让自己再次血染双手的念头。前者应当速速送往毒气室处决。而处决后一类人却令帕克不安，因为处死他们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如果释放出狱不会危害社会，甚至都不会引起注意。萨姆无疑是第二类人。可以让他回家，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孤独中死去。不，帕克不希望萨姆·凯霍尔被处死。
他拖曳着脚步沿A排监舍往回走，一面喝咖啡一面巡视着黑暗的囚室。他的这一排监舍离隔离室最近，其隔壁就是毒气室。萨姆在A排六号，确切说离毒气室不到九十英尺。他曾经要求搬到几码外的一间囚室，起因是与塞西尔·达夫，他当时的邻居，有点小口角。
萨姆此刻正摸黑坐在床沿上。帕克停下脚步，走近栅栏。“早，萨姆，”他温和地说。
“早，”萨姆回答，瞥一眼帕克，然后面朝门站在房间中央。他穿一件脏兮兮的白色T恤和一条宽松的拳击运动短裤，是死监犯人通常的打扮，因为天太热了。按规定在囚室外面时犯人要穿上鲜红色的连身囚衣，但在里面他们尽量少穿。
“今天会是个大热天，”帕克说，这是他早晨常用的问候语。
“瞧到八月怎么样吧，”萨姆说，也是对通常早晨问候语的标准回答。
“你还好吧？”帕克问。
“从没这么好过。”
“你的律师说他打算今天来。”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我好像需要许多的律师，是不，帕克？”
“看上去可不就是。”帕克喝了一口咖啡，顺着监舍瞟了一眼。他身后的窗户面南，一束阳光照射进来。“一会儿见，萨姆，”他说完缓缓走开了。他检查了剩下的囚室，所有的孩子一个没丢。他走出A排监舍回到前面，身后的门咔啦作响。
囚室唯一的一盏灯安在不锈钢洗脸池上方，池子由不锈钢制成是为了不让犯人把它敲下一块用作武器或自杀的工具。池子下面有个不锈钢的马桶。萨姆打开灯，开始刷牙。快五点半了。他一夜没睡好。
他点燃一支烟，坐在床边打量着自己的脚，然后又盯着那涂了漆的水泥地面看，这种地不知为什么夏不散热冬不保暖。他唯一的鞋放在床下，那是一双令他厌恶的橡胶拖鞋。他有一双毛袜，冬天睡觉时也穿着。他剩下的财产有黑白电视机、收音机和打字机各一台，六件有破洞的T恤，五条普通的白色拳击运动短裤，牙刷、梳子、指甲刀各一把，还有一台有杂音的电扇和一本十二个月的挂历。他最珍贵的财物就是他多年来苦心收集并牢记在心的一套法律书籍。这些书被整齐地放在床对面廉价的木质书架上。书架与门之间的地上有一个纸板箱，里面放着累积起来的厚厚的卷宗，是按年代排列的历年密西西比州政府诉萨姆·凯霍尔一案的审判记录。这些，也被牢记在心里了。
他的资产负债表很简单，除了死刑执行令尚未执行外别无负债。起初贫困也曾使他发愁，但那些忧虑多年前就已烟消云散。听家人说他的曾祖父是个拥有地产和奴隶的有钱人，可近来凯霍尔家没有出过一个有产业的阔人。他知道有的死刑犯很为自己的遗嘱而苦恼，好像他们的继承人会为他们的旧电视机和破杂志争吵不休。他正在考虑立一份遗嘱把他的毛袜子和脏内衣遗赠给密西西比州政府，或者也可能留给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
在他右边住着J．B．古利特，这是个不识字的白人小伙子，他强奸并杀害了某位校花。三年前萨姆在古利特就要被处决的前几天出面提出一项狡猾的请求。他指出了几点未解决的疑点并向第五巡回法院说明古利特没有律师。暂缓行刑令立即下达，而古利特则从此与他结成终生的朋友。
他左边是汉克·亨肖，一个流氓帮伙颇为著名的头头，那早已被人忘在脑后的帮伙称作“红颈黑手党”。汉克和他那拼凑而成的一帮人在一天晚上劫持了一辆十八轮的大卡车，按计划他们只是想窃取车上的货物。但司机拔出一支枪来，随后在枪战中被杀。汉克的家人重金聘请了好律师，因而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他都不会被执行死刑。
三个邻居把严管区他们的这一段归属于罗得西亚①。
① 即今津巴布韦旧称。
萨姆把烟头丢进马桶，然后斜倚在床上。克雷默爆炸案的前一天他曾去过埃迪在克兰顿的家。他别的都记不起了，只记得带了一些从自家园子里刚摘的菠菜，并且和小艾伦，即现在的亚当，在前院玩了几分钟。当时是四月，天气暖和，他还记得他的小孙子光着脚丫。他记得那双胖胖的小脚，有一个脚趾裹着创可贴。他是在石头上碰伤的，艾伦十分自豪地向他解释。这小家伙喜爱创可贴，手指上或膝盖上总是贴着一块。当他骄傲地把一大盒不同种类的胶条拿给祖父看时，伊芙琳手里抱着菠菜在一旁直摇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艾伦。第二天就发生了爆炸案，接着萨姆便在监狱待了十个月。等到第二次审判结束他获释时，埃迪和他一家已经走了。他太傲气，所以不愿赶着去找儿子。偶尔听到过关于他们去向的谣传。莉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但她找不到他们。多年以后她同埃迪交谈时方知他有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叫卡门。
监舍那头传来一阵声响。接着是冲马桶声，然后收音机响起来。死监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活过来了。萨姆梳了梳他那油腻的头发，点燃起另一支蒙特克莱香烟，看了看墙上的挂历。今天是七月十二号。他还有二十七天。
他坐在床沿上又打量了一番他的脚。古利特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而萨姆则一边喷云吐雾一边挠着脚踝在听全国广播公司杰克逊市分台的节目。在就当地的枪战、抢劫和凶杀进行报道之后主持人播报了帕契曼监狱就要执行一次死刑的热门新闻。他急切地报告说，第五巡回法院已经撤消对该监狱最著名的犯人萨姆·凯霍尔的暂缓行刑令，执行日期定于八月八日。权威人士确信凯霍尔的上诉已无力回天，那声音在说，处决会如期执行。
萨姆打开他的电视机。同平时一样，声音比图像先出现整整十秒钟，因而他先是听到首席检察官在亲自宣布事过这么多年之后对凯霍尔先生的判决。随着慷慨激昂的讲话声，一张布满干扰纹的脸在屏幕上显现，然后看到了罗克斯伯勒又是微笑又是皱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兴味十足地在镜头前把凯霍尔先生如何最终还是被押进毒气室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通。随后镜头回到主持人。这是个本地小伙子，蓄着一口毛茸茸的胡须。他闪电式地把萨姆的可怕罪行回顾了一遍。在他肩膀后面的背景画面是一幅画得很粗的插图画，上头是一个戴着尖顶面罩的三K党。画面最后以一支枪、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和KKK三个字母结束。主持的小伙子又重播了一遍八月八号这个日期，仿佛他的观众应当把他们日历上的这个日子圈上并且到时得安排休上一天假。接着播出的是天气预报。
他关上电视，朝栅栏走过去。
“你听到了吗，萨姆？”古利特从隔壁大声问。
“听到了。”
“要大闹一场了，老兄。”
“是啊。”
“多往好处想想吧，老兄。”
“什么意思？”
“你只剩下四个星期啦。”古利特为自己想出的妙语笑出声来，但他很快就打住了。萨姆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些纸，坐到床沿上。囚室里没有椅子。他把给亚当的委托协议书从头读了一遍。一共两页的文件文字占了有一页半。萨姆用铅笔在所有空白处都加上了工整清晰的脚注。他还在两页纸的背面补充了一些段落。又有一个想法冒出来了，于是他找到一处地方把它添上。他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文件，一遍遍反复读着。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下他那老掉牙的皇家牌手提式打字机，把它在膝盖上放平稳，插进一张纸，开始打字。
六点十分，A排监舍北端的门喀啦啦响着打开了，两名警卫进了走廊。其中一个推着一辆整整齐齐码放着十四个餐盘的手推车。他们在一号囚室停下，从门上一个狭窄的窗口递进金属餐盘。一号的犯人是个骨瘦如柴的古巴人，他上身裸着，只穿着裤衩，正等在栅栏旁边。就像个饥饿的难民，他抓过盘子，二话没说端到自己的床边。
今天的早餐是两个炒鸡蛋、四片烤面包、一片肥成肉、两小盒葡萄果酱、一小瓶橙汁和一大塑料杯的咖啡。食物是热的，并且分量也足够，符合联邦法院规定的标准。
他们来到下一间囚室，里面的犯人正在等着。他们总是在等，总是像饿狗似地站在门边。
“你们迟到了十一分钟，”这个犯人一边接过餐盘一边轻声说。警卫连看都不看他。
“你告我们去吧，”其中一个警卫说。
“我有我的权利。”
“你的权利就是屁股欠揍。”
“别对我这样说话。我要去告你。你这是虐待。”
警卫没再答理他，把车推到下一个门。每日例行仪式的一部分而已。
萨姆没有在门边等。早餐送来时他正在自己小小的法律办公室忙着工作。
“我猜你就在打字，”他们在六号前面停下来时，一个警卫说。萨姆慢慢地把打字机放在床上。
“打情书，”他边说边站起身。
“好吧，不管打的是什么，萨姆，你最好还是赶紧。厨子已经在谈论你最后一顿饭吃什么了。”
“告诉他我要微波炉烤的比萨饼。恐怕他连这样的东西也做不好。或许我还是只要热狗和豌豆吧。”萨姆从递饭口接过餐盘。
“你可以随便要，萨姆。上一个要的是牛排和大虾。你想象得出来吗？在这种地方居然要牛排和大虾。”
“他得到了吗？”
“没有。他吃不下去，结果他们给他服了一肚子的安定剂。”
“这么走倒不错。”
“安静！”J．B．古利特在隔壁吼起来。警卫顺着监舍把车子又推了几英尺，在J．B．古利特前面停下来。后者双手抓着栅栏。他们跟他保持着距离。
“怎么，今天早上大家不是都挺快活的吗？”一个警卫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蠢货就不能安安静静地送饭呢？我是说，你们难道以为我们天天一大早醒过来就乐意听着你们耍嘴皮子开始这一天吗？把食物给我，老兄。”
“哎呀，J．B．古利特，非常抱歉。我们只不过以为你们这些家伙会觉得孤单。”
“你们错了。”J．B．古利特拿了餐盘，转身离去。
“惹不得，惹不得，”一个警卫说着，两人走开又去折磨别的人了。
萨姆把食物放在床上，然后往咖啡里搁进一包糖。按他每天的习惯是不吃炒鸡蛋和咸肉的。烤面包和果酱是他留着整个上午慢慢消受的。咖啡也要仔细品尝，限量配给供应到十点钟，那之后就是他健身和晒太阳的时间了。
他把打字机平放在膝盖上，开始用食指敲起来。
十三
萨姆的协议书改写本在九点三十分完成。他颇为自豪，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比较得意的杰作之一。他一边大嚼烤面包一边做最后一次校对。由干打字机年代久远，字打出来虽然整齐但字体陈旧。至于语言则滥施感情且繁琐重复、辞藻华丽，净是些寻常百姓从来不用的字眼。但萨姆对法律术语用起来可差不多称得上是圆熟流利，堪与任何律师媲美。
走廊尽头的一扇门砰地打开之后又关上了。沉重的脚步一路咔咔作响地走过来，帕克出现了。“你的律师来了，萨姆，”他边说边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
萨姆起身穿上短裤。“几点了？”
“九点三十过一点儿。有什么分别吗？”
“十点该是我放风的时间。”
“你是要放风还是去见律师？”
萨姆一边穿他的红色连身囚衣和橡胶拖鞋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在死监里穿衣是个迅速完成的程序。“我以后再补行吗？”
“我们考虑考虑吧。”
“我要我的放风时间，你知道。”
“我明白，萨姆。走吧。”
“那对我很重要。”
“我明白，萨姆。那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争取以后给你补，好了吧？”
萨姆仔细地梳了头，又用冷水洗了手。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有话要对J．B．古利特讲，内容和他今天早晨的情绪有关，可是古利特已经又睡了。他们大多数都在睡。死监犯人普遍都是吃过早餐再看一个来小时的电视然后倒头睡个回笼觉。帕克的观察虽然决不科学，可他估计他们一天得睡上十五至十六个小时，而且无论酷暑严冬，无论是大汗淋漓还是置身于电视广播的嘈杂声中都照睡不误。
这天上午要比平时安静许多。电扇依旧嗡嗡作响，但没有呼来喊去的大声喧哗。
萨姆靠近栅栏，背对帕克，把双手伸到门上狭窄的递饭口外面。帕克给他上了手铐，萨姆到床边拾起文件。帕克朝走廊尽头的警卫点点头，于是萨姆的门自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脚镣在这种场合可用可不用，若是一名年纪轻些的犯人，或者是个态度差而体力强一点的犯人，帕克也许就会用了。但这是萨姆。他已经老了。充其量他能跑多远？他的那双脚能有多大危害？
帕克的手轻轻握住萨姆瘦骨嶙峋的上臂，带他经过走廊走到这排监舍大门旁停下，等着开门关门。离开A排监舍后，另有一名警卫尾随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帕克用他腰带上的钥匙开了门。他们进了门，亚当正独自一人坐在绿色隔板的另一侧。
帕克解开手铐，离开了这个房问。
亚当拿起萨姆改写的协议书，他第一遍读得很慢。读第二遍时他做了一些笔记，并被里面的一些词句逗乐了。他见过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写得比这更糟糕的作品，也见过比这强得多的。萨姆的难题与大多数学法律的一年级学生一样。人家用一个字就能说明白他却要用六个字。他的拉丁文糟透了。有的段落整段都是废话。不过，对非律师而言，大体上还不错。
原来两页的协议如今成了四页，字打得很整齐，只有两处版式错和一个拼写错。
“你干得相当不坏，”亚当说着把协议放在台子上。萨姆喷出一口烟，通过窗口注视着亚当。“和我昨天递给你的那份协议基本一致。”
“两者基本上大不相同，”萨姆纠正他说。
亚当瞟一眼笔记，接着说：“你似乎关注五个方面：州长、书籍、电影、终止委托以及谁在行刑时来作见证。”
“我关注的事情多呢。这些恰巧是不能商量的。”
“我昨天答应了不会去管你的书和电影。”
“那好。接着往下说。”
“关于终止委托的文字没有问题。你要求拥有随时以任何理由终止我和库贝法律事务所担任你的代理的权利，并且被解雇方无权反对。”
“上一次为了解雇那些犹太浑蛋让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我不想重蹈覆辙。”
“那倒合理。”
“我不在乎你是否认为合理，明白吗？协议里写明了的，而且没有商量余地。”
“公平得很。还有，你只愿与我一人打交道。”
“不错。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其他人一概不得接触我的档案。那个地方犹太人满地爬，他们不许介入，明白吗？黑鬼和女人也一样。”
“你看，萨姆，咱别用侮辱性字眼好吗？咱们称他们为黑人怎么样？”
“噢，对不起。咱们是不是更准确一点，称他们为非洲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呢？你和我将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且也是白种男性美国人。如果你需要你们事务所帮忙，就一定要设法去找德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因为你们是在芝加哥，也许可以用一些波兰裔美国人。嘿，那有多好，是不是？咱们那才叫真正用词得当，从多元文化和政治的角度都准确无误，不是吗？”
“随你怎么说都行。”
“我已经感觉好一些了。”
亚当在笔记上打了个勾。“我可以同意你这个意见。”
“你他妈的当然得同意，如果你想要我跟你签协议的话。就是别让那些少数民族介入我的生活。”
“你认为他们急于跳进来吗？”
“我什么也不认为。我还有四个星期可活，我更愿意和我信任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亚当把萨姆的稿子第三页上的一个段落又读了一遍。文中给予萨姆单方面决定选择两名行刑见证人的权利。“关于见证人的这一条我不明白，”亚当说。
“这很简单嘛。如果我们走到那一步，那时就会有大约十五个见证人。既然我是被邀请的客人，我应当有权选择两个。成文法——一旦有机会你不妨复习一下——列举了一些必须在场的人。典狱长——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位是个黎巴嫩裔美国人——有权对其余人的选择作出决定。他们通常是与新闻界一起用摇奖的方式选出哪些狠心的家伙是被许可到场观看行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呢？”
“因为律师一向是受刑人——就是我——决定的两个人选之一……”
“而你不愿我来观看行刑。”
“是的。”
“你认为我会希望到场看行刑？”
“我什么也不认为。只不过事实是，一旦处决不可避免，律师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们可怜的当事人被毒气熏死。然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到镜头前哭上一场，继而又对判决不公骂上一通。”
“你以为我也会这么做？”
“不，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加这一条呢？”
萨姆两肘支着台面向前靠过来。他的鼻子距隔离板只有一英寸远。“因为你一定不能去看行刑，明白吗？”
“成交了，”亚当漫不经心地说，翻到另一页上，“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地步的，萨姆。”
“好样的。这话正合我意。”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州长的帮助。”
萨姆厌恶地哼了一声，在椅子里放松了一下。他把右腿搭在左膝上，注视着亚当。“协议书写得很明白。”
确实如此。几乎有一整页都是对大卫·麦卡利斯特的恶意攻击。萨姆把法律置于脑后，使用了诸如“下流”、“自我中心”及“自恋”之类的字眼，并且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在公开场合出风头的贪得无厌。
“这么说你跟州长不和，”亚当说。
萨姆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认为你有这样的念头不好，萨姆。”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认为。”
“州长可以救你一命。”
“啊，真的吗？我今天之所以落到在死监等候进毒气室处死的地步，根由就在他一人身上。他凭什么要救我的命呢？”
“我并不是说他要来救。我说的是他可以。咱们还是持一种对任何机会都不拒绝的态度吧。”
萨姆点起一支烟，干笑了好一阵子。他眨眨眼，眼珠一转，仿佛这孩子是他几十年来碰见的最笨的人。随后他倚着左肘向前倾身，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指着亚当。“如果你以为大卫·麦卡利斯特会在最后一刻同意赦免我，那你准是傻瓜。不过让我告诉你他会干些什么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你，还有我，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会邀请你去他州首府的办公室，但在你到达之前他会递话给新闻界。他会作出极诚挚的样子倾听。他会声称对我是否该处死还有重大保留。他会在临近行刑时再安排一次会面。而在你离开后，他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把你刚刚对他说的一切都透露给他们。他会翻出克雷默爆炸案重弹老调。他会谈论民权及所有那些激进的黑鬼的屁事。他甚至可能声泪俱下。我进毒气室的日子越近，传媒的炒作就越大张旗鼓。他会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他会天天同你见面，假使我们许可的话。我们会被他牵着走到终点线。”
“没有我们他一样可以做到。”
“当然他会。记住我的话，亚当。在我死前一小时，他会在某个地方——或许在这儿，或许在州长官邸——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会站在那儿，面对着数百架摄像机宣布拒绝给我赦免。而且这个浑蛋还会含着眼泪。”
“跟他谈谈没什么害处。”
“好。跟他谈去吧。等到你那么做了，我就行使第二款，请你这个笨蛋滚回芝加哥。”
“他也许会喜欢我。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噢，他会爱你的。你是萨姆的孙子嘛。多么耸人听闻的故事。会招来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采访。他准高兴结识你，那样他好吊着你的胃口引诱你跟着他走。见鬼，恐怕你会使他再次当选呢。”
亚当翻到下一页，又做了一些笔记。为了把话题从州长引开，他故意打马虎眼拖延了一会儿。“你在哪儿学会这么写的？”他问。
“跟你从一个地方学来的。指导你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同样也是教我的老师。已故的历届法官们、可敬的大法官们、夸夸其谈的律师们、啰嗦乏味的教授们。你读过的那些垃圾也是我拜读过的。”
“不坏嘛，”亚当边说边扫视着另外一段。
“真高兴你这么看。”
“我知道你在这儿开业，很有些主顾。”
“开业。什么是开业？为什么律师开业？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只是工作呢？管子工开业吗？卡车司机开业吗？不，他们只是工作。然而律师却不同。不同个鬼。他们特殊，所以他们开业。虽然他们有那么多该死的业可开，你以为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吗？你以为他们最后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吗？”
“你喜欢什么人？”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是愚蠢的呢？”
“因为你坐在墙的另一面。你可以从那扇门走出去，驾车离开。你今晚还可以在一家考究的餐馆进餐，然后在一张软床上睡觉。在墙的这一边，生活是有一点不同的。我被当成动物一样对待。我住的是笼子。给我判的死刑使密西西比州可以在四星期内将我杀死，就是这么回事，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很难喜欢什么人的。因此你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
“你是说在你到这儿之前是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吗？”
萨姆从窗口朝这边瞪了一眼，喷出一口烟。“又是个傻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与正题无关，顾问。你是律师，不是精神病医生。”
“我是你的孙子，因此我可以问和你的过去有关的问题。”
“那就问吧。你的问题也许得不到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孩子。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取消过去已经做下的事，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作出解释。”
“可我没有过去。”
“那么你真是个幸运儿。”
“我可不这么认为。”
“瞧，如果你期望由我来给你填补空白，那你恐怕是找错人了。”
“那好。我另外应当去跟谁谈呢？”
“我不知道。这事并不重要。”
“也许对我是重要的。”
“好啦，说实话，我此刻对你不大关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更担心的是我自己，是我和我的前途，我和我的性命。一座大钟正在什么地方滴答作响，你知道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能听到这该死的声音，它确实使我焦虑不安。我觉得很难去为别人的问题着急。”
“你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我父亲是三K党。”
“他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他的父亲是三K党。”
“棒极了。三代同党。”
“我想是四代。雅各布·凯霍尔上校在南北战争中与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一起打过仗，根据咱们家流传下来的说法，他是三K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我的曾祖父。”
“你对此感到自豪？”
“你这是在提问吗？”
“是的。”
“并不是自豪不自豪的问题。”萨姆朝台子点点头。“你打算在协议上签字吗？”
“签。”
“那就签上吧。”
亚当在文件最后一页底下签了字，递给萨姆。“你问的问题都是颇具隐私性的。作为我的律师，你一个字都不能泄漏。”
“我明白这层关系。”
萨姆把名字签在亚当名字旁边，然后研究着两人的签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姓霍尔的了？”
“在我过四岁生日前一个月。这是家务事。我们全家同时改的。当然了，我并不记得。”
“为什么他改成霍尔？为什么不彻底斩断联系，改为米勒或格林，或别的什么？”
“这是在提问吗？”
“不。”
“他是在逃避，萨姆。而且是边逃边切断后路。我看四代的重负真够他受的。”
萨姆把协议放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有条不紊地点起另一支烟。他朝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凝视着亚当。“听着，亚当，”他缓缓地说，声音突然变得柔和许多，“咱们先把家族的事在一边放放好吗？也许我们以后会回来解决它。此刻我需要知道会有什么事将要落到我头上。据你所知，我还有希望吗？诸如此类的情况我都需要了解。你怎么才能让那钟停下来？你下一步怎么做？”
“这取决于几件事，萨姆。取决于你告诉我多少关于爆炸案的实情。”
“找听不明白。”
“如果有新的事实，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我们会找到一个乐于倾听的法官。”
“什么样的新事实？”
亚当把拍纸簿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日期。“爆炸的前一晚是谁把绿色庞蒂亚克开到克利夫兰的？”
“我不知道，是道根的一个手下吧。”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
“说出来吧，萨姆。”
“我发誓，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事。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车子被开到一个停车点。我找到了它。我应当在完事后把车留在原来发现它的地方。我从没见过那个负责转移车子的人。”
“审判期间他怎么没被发现呢？”
“我怎么知道？我琢磨，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从犯吧。他们要找的是我。干嘛在一个小卒子身上费心呢？我不知道。”
“克雷默爆炸事件是你们搞的第六次爆炸，对吧？”
“我想是。”萨姆向前靠近，脸都要触到隔板上了。他声音压低，仔细斟酌着每个字眼，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听着。
“你想是？”
“这事过去很久了，对吧？”他闭上眼想了一会儿。“是的，是第六次。”
“联邦调查局说是第六次。”
“那这事就可以肯定了。他们一向都是对的。”
“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只用了一次还是在以前每次爆炸时都用？”
“是的，根据我的记忆，用过几次。我们用了不止一辆车。”
“全是由道根提供的吗？”
“对。他是汽车商。”
“我知道。在前面的爆炸活动中转移庞蒂亚克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我从没看到或遇见任何人为爆炸转移车子。道根做事可不是那样的。他特别谨慎，计划周密。我虽然没有事实作依据，但我可以肯定那个转移车子的人对我是谁也一无所知。”
“车子来时就带有炸药吗？”
“对，总是带着。道根的枪和炸药足够打一场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同样也没找到他的兵器弹药库。”
“你们从哪里学的爆炸？”
“三K党的训练营地和基础训练手册。”
“或许是来自遗传吧，不是吗？”
“不，不是。”
“我可是正经的。你怎么学会引爆炸药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基础技术。傻瓜花半小时也能学会。”
“那么再有点实践你就是专家了。”
“实践是有帮助的。爆炸并不比点燃烟火困难多少。你划一根火柴，什么样的火柴都行，把它放在一根长的引信末端，等引信一点燃你就拼命跑。假如你运气好，大约十五分钟之内它是不会爆炸的。”
“这一套是不是每个三K党徒都得学会？”
“我认识的大多数三K党徒都会操作。”
“你如今还认识哪个三K党徒吗？”
“不，他们背弃了我。”
亚当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冷酷锐利的蓝眼睛沉稳镇定。面部的皱纹一动不动。看不到情绪的变化，没有感觉，既不悲哀也不愤怒。萨姆两眼眨也不眨地回视着亚当。
亚当的目光回到他的笔记上。“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杰克逊市的赫希寺被炸。那是你干的吗？”
“说点要紧的，行不？”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萨姆转了一下唇间的过滤烟嘴，考虑了片刻。“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只要你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亚当厉声说，“现在再耍花招太晚了。”
“以前没人问过我这个。”
“那么，我猜今天是你的一个重大日子。只须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
“是。”
“你用的是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吗？”
“我想是吧。”
“谁与你一起干的？”
“你根据什么认为有人和我在一起？”
“因为有一个证人说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看见一辆绿色庞蒂亚克疾驰而过。而且他说他看到车里坐着两个人。他甚至还依稀辨认出你是那个驾车的。”
“噢，是的。那是咱们的小朋友巴斯卡。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
“你和你的伙伴冲过去时他正在堡垒街和政府街的拐角。”
“他当然在那里。凌晨三点他刚刚从酒吧出来，喝得烂醉，人事不省。我敢说你也知道，巴斯卡始终就没出庭作证，始终就没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要说实话，始终就没受过盘问，直到我在格林维尔被捕并且一半人都看到了那辆绿色庞蒂亚克之后他才站出来。直到我的脸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之后他那不能肯定的指认才提出来。”
“照你说，他是在说谎？”
“不，他也许只是无知。你记住，亚当，我从来没有因那次爆炸被起诉。巴斯卡从来没有受过施压考察。他作证前从来没有宣过誓。我相信，他的话是孟菲斯一家报纸的记者在酒吧妓院打探出巴斯卡这人时才透露出来的。”
“让我来换个问法。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你炸掉赫希寺犹太教堂时有还是没有人与你在一起？”
萨姆的目光落在窗口下几英寸处，然后向下移至台面，接着落在地上。他稍微朝后推了一下椅子，身体放松。不出所料，他又从兜里掏出那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费好大工夫选了一支，把过滤嘴朝下重重敲了几下，然后照例把它插进潮湿的双唇问。另一简短仪式是划火柴，他终于划着了一根，一股烟雾袅袅向天花板飘去。
亚当在一旁观望着直等到情况很显然萨姆不会痛快地给以回答。迟迟不答的本身就意味着认可。他紧张地用铅笔敲着拍纸簿。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空空的肠胃突然间一阵抽搐。这会不会是一线转机？如果存在一名同犯，那或许他们就是一个小组一起干的，并且萨姆或许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手安置那枚炸死克雷默家人的炸弹。或许这一事实可以提交某个地方的一名富于同情心的法官，他会倾听并准许延缓执行。或许，可能。这会不会是个机会？
“不，”萨姆说，带着从未有过的温柔但十分坚定的口气，一边透过窗口注视着亚当。
“我不信。”
“没有同犯。”
“我不信你的话，萨姆。”
萨姆随便地耸耸肩，似乎一点儿不在乎。他跷起二郎腿，两手抱着膝盖。
亚当深吸一口气，信笔画着什么，仿佛对此早有所料，随后他翻到新的一页。“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那天夜里你几点到达克利夫兰的？”
“哪一次？”
“第一次。”
“我六点左右离开了克兰顿，开了两小时车到达克利夫兰，所以我到达时大约是八点。”
“你去了哪里？”
“去了购物中心。”
“为什么去那里？”
“取车。”
“绿色庞蒂亚克？”
“是的。不过那车不在那里，所以我开车到格林维尔四周看了看。”
“你以前去过那儿吗？”
“去过。之前两个星期我侦察过那地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甚至还到那犹太人的事务所里面去了一趟。”
“那可是相当愚蠢，不是吗？我是说，他的秘书在审判时认出你就是那个进来问路并且要求使用洗手间的人。”
“是很蠢。但那时我没料到会被抓住。她也没料到会再次见到我的脸。”他咬住过滤嘴，拼命吸着。“非常糟糕的一步。不过，如今坐在这儿事后猜测一切当然容易得很。”
“你在格林维尔停留了多久？”
“一个来钟头吧。然后我就开车回克利夫兰取车。道根一向在制定计划时都有几套备用方案。那辆车停在卡车停车点附近的第二地点。”
“钥匙在哪儿？”
“在垫子下面。”
“你怎么办的？”
“开车兜了一圈。出了城，穿过一片棉花地。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停下来，打开后车箱查点了炸药。”
“有多少根炸药？”
“我想是十五根。我一般使用十二到二十根，依建筑物大小而定。炸犹太教堂用了二十根，因为它是一座用水泥和石头建成的现代的新建筑。但犹太人的事务所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房于，我知道用十五根就可以把它夷为平地。”
“车后箱里还有些什么？”
“和往常一样。一纸板箱的炸药、两根雷管和一根十五分钟的引信。”
“就这些？”
“是的。”
“你能肯定吗？”
“当然能肯定。”
“那定时器呢？引爆装置呢？”
“哦，对，我把这个忘了。这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给我形容一下。”
“为什么？你读过审判记录的。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很成功地照着我的小炸弹重制了一枚。你读过这些的，是不是？”
“读了多少遍了。”
“而且你看到过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照片。定时器的那些残碴碎片。这些你都看到过，不是吗？”
“我是看到过。道根从哪儿弄到这钟的？”
“我没问过。在任何一家药房你都可以买到。那只是一个便宜的上弦闹钟而已。没什么新鲜的。”
“这是你第一次用定时装置吗？”
“这你都知道。其他的炸弹全是用引信起爆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我想听听你的回答。我看过所有的材料，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你为什么要让这枚炸克雷默的炸弹推迟起爆？”
“因为我对点燃引信之后就得拼命逃的做法已经烦透了。我希望在安置好炸弹到它爆炸之间有更长的间隙。”
“你几点安置的炸弹？”
“大约凌晨四点。”
“预计爆炸时间是几点？”
“五点左右。”
“出了什么故障呢？”
“它没在五点爆炸，是在八点的前几分钟爆炸的。那时这座楼里已经有人了，于是这些人中有的就被炸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穿着这身红色囚服坐在这儿思量那毒气究竟会是什么味儿的原因。”
“道根作证说是你们俩共同决定选择马文作为袭击目标的。他还说克雷默上三K党的黑名单已有两年，而使用定时装置是你作为一种杀死克雷默的办法提出来的，因为他的作息规律是可以预知的。他又说你是单独行动的。”
萨姆耐心地听着，同时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朝着地板点点头。接着他几乎露出一丝笑意来。“恐怕道根发疯了，不是吗？联邦调查局追查他多年，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你知道，他不是个坚强的人。”他深呼吸了一下，望着亚当。“不过有些是属实的。不多，但有一些。”
“你是有意杀他的？”
“不是。我们从不杀人。只是炸建筑物。”
“维克斯堡的平德家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你干的吗？”
萨姆慢慢地点点头。
“那回炸弹是凌晨四点爆炸，当时平德一家人都在酣睡。六口人。真是个奇迹，只有一人受了轻伤。”
“那不是奇迹。炸弹是放在车库里的。假使我要杀死谁，我会把它放在卧室窗子附近的。”
“半栋房子都塌了。”
“是的，其实我满可以用闹钟在这帮犹太人大嚼他们的过水面包圈之类的东西时把他们全干掉。”
“那你为什么没干呢？”
“我说过的，我们并不企图杀人。”
“那你们企图干什么呢？”
“恐吓、报复。迫使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不再资助民权运动。我们企图让非洲裔呆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学校、教堂、居住区和休息室，远离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像马文·克雷默那样的犹太人是在鼓吹建设一个种族混杂的社会并挑动黑人闹事。这狗娘养的得有人教他守规矩。”
“你们这些家伙的确给了他一个教训，是不是？”
“他罪有应得。我只是对那两个小男孩感到抱歉。”
“你的同情心令人感动。”
“听着，亚当，你听好。我无意伤害任何人。那枚炸弹设定在五点爆炸，距他通常来上班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他的孩子们在场只是因为他的老婆得了流感。”
“不过你对马文失去双腿不觉得懊悔吗？”
“不觉得。”
“对他自杀也不觉得懊悔？”
“他自己扣动的扳机，又不是我。”
“你有病，萨姆。”
“是啊，等我闻到毒气时会有更多病。”
亚当厌恶地摇摇头，但没做声。关于种族仇恨他们以后可以再辩论，他此刻所期望的并不是同萨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不过他倒是决心要试一试的。然而眼下他们需要讨论的是事实真相。
“查点过炸药后你做了什么？”
“开回卡车停车点。喝咖啡。”
“为什么？”
“可能是口渴吧。”
“太可笑了，萨姆。你要好好回答问题。”
“我在等待。”
“等待什么？”
“我得消磨几个钟头。当时大概是午夜时分，而我希望在格林维尔逗留的时间尽可能少，所以，我只好在克利夫兰消磨时间。”
“你在咖啡馆里和谁说话了吗？”
“没有。”
“咖啡馆里人多吗？”
“我实在记不清了。”
“你是独自一人坐着的？”
“对。”
“占一张桌子吗？”
“是的。”萨姆勉强咧嘴笑了一下，他知道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
“一个叫托米·法里斯的卡车司机说他那晚在停车点看到一个与你酷似的人，而且这人跟一个较为年轻的男子一起喝了好长时间的咖啡。”
“我从没见过托米·法里斯，可我相信他有三年的时间记忆力衰退。在我的记忆中，在记者发现他并让他的名字上报之前他没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神秘的证人怎么在审判多年之后才冒出来。”
“为什么法里斯在最后一次审你时没有出庭作证？”
“别问我。我估计是因为他没什么叮说。在爆炸前的七个小时里我是独自一人或是和某个人一起喝咖啡的事实与正题没什么关系。此外，喝咖啡发生在克利夫兰，与我是否犯罪也扯不上。”
“这么说法里斯在说谎喽？”
“我不知道法里斯在做什么，实际上也并不关心。我是单独一人。这才是最要紧的。”
“你什么时候离开克利夫兰的？”
“我想是在三点左右。”
“你是直接驶往格林维尔的吗？”
“对。我开车经过了克雷默家，看见警卫坐在门廊上，接着经过他的事务所，又消磨了一些时间，大约四点左右我把车停在他的事务所后面，溜进后门，把炸弹安放在走廊上的储藏室里，回到车上，驱车离开。”
“你几点离开格林维尔的？”
“我本来计划等炸弹爆炸后再离开。不过，你也知道，我实际上是在数月之后才得以离开该市。”
“你离开克雷默事务所后去了哪里？”
“我在公路旁找到一家小咖啡馆，那里距离克雷默的事务所大概有半英里之遥。”
“你为什么去那儿？”
“喝咖啡。”
“那时几点？”
“不知道。大概四点半左右吧。”
“那儿拥挤吗？”
“有不多几个人。那只是一家普通的通宵营业咖啡馆，里面有个穿着肮脏T恤衫的胖厨师和一个嘴里的口香糖噼啪乱响的女招待。”
“你和谁讲过话吗？”
“我点咖啡时和女招待讲过话。我可能点的是面包圈。”
“然后你就细品慢尝着你的咖啡，不管他人闲事，专等炸弹起爆。”
“是啊。我一向爱听炸弹起爆，还爱看人们的反应。”
“那么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有几回吧。那一年的二月我炸杰克逊市那家犹太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那些犹太人把白人区的一栋房子售给了黑鬼——炸弹爆炸时我刚刚在三个街区外的一家餐馆入座。那次我用的是一根引信，所以只好赶紧离开，很快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了一张桌子。那个姑娘才把我的咖啡送来放下，大地就开始震动，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实在很喜欢这样的景象。时值凌晨四点，那地方满是卡车司机和送货的，在远处一个角落甚至还有几个警察，当然他们闻风而动，跑回车上，闪着警灯火速离开。我的桌子晃得厉害，连咖啡都从杯子里泼了出来。”
“这真使你觉得刺激吗？”
“是的，是这样。不过其他几次任务太危险。我没时间去找咖啡馆或餐厅，只好驾着车转那么几分钟等着瞧热闹。我会不断看表，那样我随时都能知道炸弹还有多久会爆炸。你知道，若在车里，我是乐意呆在城郊交界处的。”萨姆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大口烟。他话讲得很慢，很慎重。一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他双眼竟微微闪着光，不过措词是经过斟酌的。“我是眼看着平德家爆炸的，”他补了一句。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住在郊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周围林木茂密，好像那是一片幽谷。我把车停在一英里外的一处山坡上，爆炸发生时我正坐在一棵树下。”
“多么安宁啊。”
“确实是。一轮满月，凉爽的夜晚。他们住的那条街我一览无余，一片片屋顶尽收眼底。夜是那么宁静安谧，大家都在睡梦中，然后，嘭的一声，那屋顶便在爆炸中化为乌有。”
“平德先生犯了什么罪？”
“无非是犹太人的通病呗。喜爱黑鬼。总是热情欢迎那些来自北方的激进的非洲裔，闹得大家不得安生。他喜欢和这些非洲裔一同游行示威搞联合抵制。我们怀疑他在资助他们的许多活动。”
亚当记着笔记，试图弄明白他所有的话。理解这些话很困难，因为那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也许处以死刑倒是个并不那么坏的主意。“还是回来谈格林维尔。那个咖啡馆在哪里？”
“不记得了。”
“那咖啡馆叫什么？”
“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何况也不是那种需要你记住的地方。”
“它是不是在八十二号公路上？”
“可能是。你打算干嘛？追查那个胖厨师和那个俗不可耐的女招待吗？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话？”
“是的。我是怀疑你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学会了制作有定时装置的炸弹？”
“在我家房后的车库里。”
“是在克兰顿吗？”
“在克兰顿郊外。制造炸弹并不那么难。”
“是谁教你的？”
“我是无师自通。我有一张图、一本有图解的小册子等等。按着步骤一二三做下去。没什么了不得的。”
“在炸克雷默办公室之前你试过多少次这种装置？”
“一次。”
“地点？时间？”
“在离我家不远的林子里。我拿了两根炸药及必要的装备，到树林深处的小河的河床上进行试爆。爆炸效果十分理想。”
“可以想象。你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个车库进行的吗？”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个人的小实验室。”
“随你怎么叫。”
“联邦调查局在你被押期间彻底搜查了你的房子、车库和院子。他们没有发现一丝炸药的痕迹。”
“也许是他们太蠢。也许是我的确仔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或者也许是哪个有爆炸经验的人安置的炸弹。”
“没有的事。很遗憾。”
“你在格林维尔的咖啡馆逗留了多久？”
“消磨了好长时间。五点过去，直到快六点。差几分不到六点时我起身离开，驱车来到克雷默事务所旁。这地方看起来并无异样。一些早起的人已经出来活动。我不愿让人看见，于是过河驶往阿肯色州的莱克村，然后返回格林维尔。那时是七点钟，太阳已经升起，周围有过往的行人。没有爆炸。我把车停在一条岔道上，四处走了走。这该死的玩意儿还不爆炸。你知道，到这一步上我已不能再进去了。我走啊走啊，竖起耳朵仔细听，盼望地面震动起来。但依然没有动静。”
“你看见马文和他的儿子进楼了吗？”
“没有。我从街角拐过来，瞧见他的车停在那儿，心想，这可糟了！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无法思考。但我转念一想，去他的吧，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何况还作恶多端。接着我想起可能在里面工作的秘书和其他人，于是我又绕着这街区走了一遭。还记得在差二十不到八点时我瞅了一眼手表，当时我冒出一个念头，也许我该打个匿名电话给事务所，告诉克雷默有个炸弹放在他的储藏室。如果他不信我，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可以夹着尾巴逃跑。”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
“我身上没有硬币。我的零钱已经当小费全给了女招待，而且我不想到商店去换零钱。我得告诉你，我当时确实很紧张。我的手在发抖，我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显得形迹可疑。我是个生人，对吧？那里面放着我的炸弹，对吧？我是在一个小城镇里，这里人人彼此相识，当罪案发生时，他们肯定会记起在场的那些陌生人来。记得我顺着人行道走，街对面就是克雷默事务所，在理发店前的自动售报箱旁有个男人正在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我差点开口向他提出兑换硬币的请求，那样我就能打个紧急电话，可我太紧张，只好放弃。”
“你为什么那样紧张？你刚才说你对克雷默是否受伤并不在乎。这是你第六次爆炸，是吧？”
“是啊，不过其他几次都容易。点着引信，夺门就跑，等上几分钟，大功告成。这一回，我脑子里不断地想着克雷默事务所那个指点我上洗手间的漂亮的小秘书。就是后来出庭作证的那个。同时我还不断想着在他事务所工作的其他人，因为那天我进去时看见到处是人。快到八点时，我知道这地方还有几分钟就开门了。我知道许多人都可能遇难。我的脑子乱了。记得我站在一个街区外的电话亭旁，呆呆望着我的手表，又呆呆地望着电话，告诉自己一定得打这个电话。我终于进了电话亭，查看电话号码，但一合上电话簿就忘了号码。所以我又重新查，但是等一拨号我又想起自己没有硬币。因此我决心到理发店换零钱。我双腿沉重，浑身大汗淋漓。我走向理发店，在橱窗玻璃前停下往里看。只见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靠墙坐了一排，正在闲聊或看报纸，还有一排椅子也坐满了男人，他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聊天。我记得其中有两个人望望我，接着又有一两个人把目光转向我，于是我就走开了。”
“你接着去了哪儿？”
“我记不清了。克雷默的隔壁有一座办公楼，我记得看见楼前停了一辆车。我思量那也许是一个秘书或其他什么人准备进克雷默事务所，我想就在我朝车走去时炸弹爆炸了。”
“那么你是在街对面了？”
“可能是。我记得自己在街上抖动着双手和膝盖，把落了我一身的玻璃碎片抖掉。再往下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
门外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巡视警官帕克端着一个大泡沫塑料杯，外带一份纸巾和搅棒以及一小包奶粉出现在门口。“我想你也许需要来点咖啡。抱歉打扰你们了。”他把杯子和其他东西放在了台子上。
“多谢，”亚当说。
帕克迅速转身向门走去。
“我要两份糖一份奶，”从另一侧传来萨姆的话。
“是，先生，”帕克高声回答，脚步并未放慢，匆忙走掉了。
“这里的服务不错嘛，”亚当说。
“好极了，好得没法说。”
十四
萨姆当然没有被招待咖啡。他立刻就明白了，但亚当还不明白。因而在等了几分钟之后，萨姆说：“喝了吧。”在亚当用塑料搅棒搅和着糖块的同时，他自己又点起一支烟，在椅子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快十一点了，萨姆已经错过了他的放风时间，而且他对帕克是否会找到时间给他补上也没信心。他边走边下蹲了几次，又做了六下曲体前弯，在他颤颤巍巍起身和下弯时，他的膝盖及关节都嘎巴直响。他在进死监第一年的头几个月就养成了严格坚持做操的习惯。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囚室里做一百下俯卧撑和一百下仰卧起坐。加上狱中的低脂伙食，他的体重减至最合乎标准的一百六十磅。他的腹部平坦结实，身体空前健康。
然而不久之后他醒悟到死监将是他最后的归宿，有一天州政府会在这儿把他杀死。如果一个人被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锁在里面等死，拥有良好的健康和坚实的二头肌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渐渐不再做操了，烟抽得却越来越多。萨姆在他的狱友中被认为是个幸运儿，主要原因是他外面有人资助。萨姆每月一次收到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弟弟唐尼航运来的一纸箱整整齐齐码好的十条蒙特克莱香烟。萨姆一天平均抽三到四包烟。他希望在州政府动手之前抢先把自己杀死。他更愿意自己死于一种慢性的病痛，一种需要昂贵治疗而按宪法规定密西西比州政府又必须提供治疗的疾病。
现在看来在这场比赛中他似乎是要失败了。
那个通过一项犯人权利诉讼而取得帕契曼监狱管辖权的联邦法官曾经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基本的惩治办法进行了全盘修正。他仔细界定了犯人的权利，对区区细节也作了规定，诸如死监的每间囚室的面积和每个犯人可以拥有的钱数。最高数额是二十美元。规定中将其称之为“现金”，并且只能来自于外援。死刑犯不许干活挣钱。幸运的人每个月从亲友那里得到一些钱。他们可以到设置在严管区中央的小卖部把钱花掉。在这里，饮料、糖果、小吃和香烟都有各自的外号。
大多数犯人得不到外界的接济。他们只好搞实物交换，攒够钱就去买烟叶，回来用薄纸卷起来慢慢抽。相比之下萨姆的确是个幸运的人。
他坐下来，又点起一支烟。
“你为什么在审判时不出来作证？”他的律师隔着玻璃问他。
“哪次审判？”
“问得好。前两次审判。”
“没有必要。布雷泽顿挑的陪审员都不错，一律是白种人，明事理、富于同情心。我知道这些人不会给我定罪，所以没有上去作证的必要。”
“最后一次审判呢？”
“那一次情况有点复杂。凯斯和我商量了许多次。他起初认为那样或许会有帮助，因为我可以向陪审团解释我的意图。我本不打算伤害任何人，等等，以及那枚炸弹本来是计划在早晨五点爆炸的。不过我们知道法庭上的盘问是很讨厌的。法官已经裁定，为证明某些事可以讨论其他几起爆炸案。我会被迫承认实际是我安置的炸弹，整整十五根炸药，用来杀人自然是绰绰有余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作证？”
“因为道根。这个撒谎的浑蛋告诉陪审团我们的计划就是杀死那犹太人。他是个非常有力的证人。我是说，想想看，由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前任魁首出来控告他自己手下的一个人。那可是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陪审团欣然信之。”
“道根为什么说谎？”
“道根发疯了，亚当。我是说他真疯了。联邦调查局跟踪他十五年——窃听电话，监视他老婆的活动，骚扰他的亲戚，恐吓他的孩子，夜间不分早晚随时可能去敲门。他日子过得真惨，老是有人在监视窃听。后来，由于他的草率，国内税务局乘虚而入。他们，还有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他会被看管三十年。道根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我听说在我受审后他被送走一段时间。你知道的，是送到了精神病院。经过治疗，他回了家，不久就死了。”
“道根死了？”
一口烟吐了半截，萨姆愣在了那里。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烟经过他的鼻子袅袅从他眼前上升。此刻那双眼睛正透过窗口不相信地望着自己的孙子。“你不知道道根的事？”他问。
亚当闪电般回忆着他所收集并编目的无数文章和报道。他摇摇头。“不知道。道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为你了解一切呢，”萨姆说，“我当你把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全记下来了。”
“我知道不少有关你的事情，萨姆。我实际上对道根并没在意。”
“他是在房子失火时烧死的。他跟他老婆。一天夜里，他们正睡着觉，煤气管里的丙烷气开始泄漏。邻居们说就像炸弹爆炸一样。”
“什么时候出的事？”
“恰恰在他指证我一年之后的同一天。”
亚当想把这情况记录下来，但是手里的笔没动。他端详着萨姆的脸，想从中找到一点线索。“恰恰一年？”
“不错。”
“真是个奇妙的巧合。”
“当然我是在这里面，不过我还是零零星星听到关于此事的一些情况。警方认定这是偶然事件。事实上，煤气公司似乎还因此被控告。”
“那么你不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我当然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好。是谁干的？”
“联邦调查局事实上来这里问了我一些问题。你能相信吗？联邦调查局居然把手伸到这里来了。从北方下来两个小伙子。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到死监来，亮出他们的身份，与一位活生生的三K党恐怖分子见面。他们害怕得要命，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他们问了我一个小时的傻问题之后就离开了。从此音讯全无。”
“谁会去谋杀道根呢？”
萨姆咬着过滤嘴，用力吸进最后一口烟，边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边把这口烟吐过隔板。亚当动作夸张地把烟挥开，但萨姆没睬他。“好多人，”他咕哝着说。
亚当在记录的空白处注明以后再谈道根的事。他得先行研究一下，而后再在将来哪次谈话时乘其不备提出来。
“即便只是为了辩解，”他边写边说，“你似乎也该上台去作证反驳道根。”
“我差点就上台了，”萨姆有些后悔地说，“审判最后一天的前一晚，凯斯、我及他的助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对我是否应当上台作证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半夜。但你想想看，亚当。那样一来，我将被迫承认是我安置的炸弹，而且炸弹上还装了延迟爆炸的定时装置，我还得承认参与了其他的爆炸活动，承认事务所爆炸时我正在马路对面。再者，检方已经清楚地证明马文·克雷默是打击的目标。见鬼，我是指他们把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录音放给陪审团听了。你应该听过的。他们在法庭上安装了扩音器，把录音机放在陪审团前的一张桌子上，好像那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然后就听到道根在电话上对韦恩·格雷夫斯的讲话，他的声音有些刺耳，但很清晰。他讲了炸掉马文·克雷默办公室的种种理由，并且夸大其辞地说他将派遣他的小组——指的是我——到格林维尔去照管有关事宜。录音带上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地狱里的鬼叫，陪审团仔细地听着每个字，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自然还有道根的亲口证词。假如我在这种时候上去作证，试图让陪审团相信我并不是坏人，肯定显得十分滑稽。麦卡利斯特能把我活吃了。所以，我们决定我还是不应上台。回想起来，那一决定是错误的。我应该出来讲话的。”
“不过，你是在你的律师的劝告下才没去讲的。”
“听着，亚当，你如想以协理不力为由攻击凯斯，还是赶紧算了吧。我抵押了我所有的财产，支付凯斯很高的报酬，而他也是尽职的。古德曼和泰纳很早就曾考虑过追究凯斯的过失，但他们发现他作为代理律师没有任何失误。你就别再动这个脑筋了。”
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凯霍尔档案中起码有两英寸厚是对凯斯的代理所做的研究和记录。审判时法律顾问的协理不力是死刑上诉常用的论据，然而在凯霍尔一案却未能派上用场。古德曼和泰纳对此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长篇的备忘录在芝加哥他们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六层的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最后一份备忘录宣称凯斯在审判中表现上乘，无懈可击。
档案中还包括萨姆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明确表示不容许任何人向凯斯发难。他保证决不在这样的诉状上签字。
然而，这都是七年前写的，当时死刑还是一个遥远的可能。如今情况不同了。事实需要重新挖掘或者甚至加以杜撰。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有根稻草就得抓住。
“凯斯如今在哪儿？”亚当问。
“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说他在华盛顿找了一份工作。大约在五年前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不再开业。我们输了官司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我想，我俩谁也没料到结果竟然这样。”
“你没料到你会被定罪？”
“没好好想。你知道，我已经打赢两次了。而且第三次审判时我的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或者我该把他们称为盎格鲁裔美国人。虽然审判进展不妙，我想我还是不信他们会真的给我定罪。”
“凯斯呢？”
“哦，他是很担忧的。我们绝对没有小看这次审判。我们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进行准备。在我们准备的那段日子里，他顾不上其他的客户，甚至也忽视了他的家人。麦卡利斯特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信口雌黄，而他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努力地作准备。他们公布了候选陪审员名单，总共四百人，我们用了好几天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的审前准备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不天真幼稚。”
“莉告诉我你考虑过潜逃。”
“哦，她告诉你了。”
“是的，她昨晚说的。”
他把下一根烟在台子上磕了磕，然后欣赏了一会儿，好像这会是他最后的一支烟。“是啊，我是考虑过。在麦卡利斯特盯上我之前，我几乎过了十三年的自由人生活。第二次审判结束我回家时是四十七岁。四十七岁，我已经两次被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很快乐。生活走上了正轨。我务农之余还经营一个锯木厂，依然进城喝我的咖啡，每年选举都去投票。联邦调查局监视了我几个月，不过我看他们也渐渐相信我已经不会再去搞爆炸了。时不时有个别讨厌的记者来克兰顿问些问题，但没人理会他们。他们全是来自北方，笨得要命，粗鲁无知，而且他们从来呆不长。一天有一个记者来到家里，赖着不走。我没去取猎枪，只是把狗放出来咬他的屁股。他从此再没回来过。”他忍俊不禁，暗自轻笑，把烟点起来。“在我最不着边际的梦里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我稍有预感，看到一点点儿蛛丝马迹显示出会有这样的事临到我头上，我也在多年前就跑掉了。那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懂吗，不受任何限制。我可以逃到南美，改名换姓，销声匿迹，潜逃上两三次，最后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
“就像孟其尔那样。”
“差不多。你知道，他们始终没抓到过他。他们从来就没抓到过几个潜逃的纳粹。我此刻本应住在一栋可爱的小房子里，说着葡萄牙语并且嘲笑着像大卫·麦卡利斯特那样的傻瓜。”萨姆摇着头，闭上眼睛，想象着可能会有的情景。
“当麦卡利斯特开始制造舆论时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因为我傻。事情发展缓慢，就像一场噩梦一小片一小片地成为现实。起初是麦卡利斯特靠他所有那些承诺得以当选。接着数月后道根被国内税务局捉住。我开始听到流言蜚语并在报上看到些微迹象。但我就是对出事的可能性拒不相信。没等我觉悟过来，联邦调查局已在跟踪我，我已经逃不出去了。”
亚当看看表，突然感到疲倦起来。他们谈了已有两个多小时之久，他需要新鲜空气和阳光。烟雾使他头痛，而且这房间此时也热了起来。他拧上笔帽，把拍纸簿放进公文包。“我还是走吧，”他对着隔板方向说，“我可能明天回来再接着谈。”
“我会在这儿的。”
“卢卡斯·曼准许我随时来探视。”
“这家伙还可以，是不是？”
“他不错。只是履行公务罢了。”
“像奈菲和纽金特以及所有那些其他的白人乡亲都是如此。”
“白人乡亲？”
“是的，这是专门用来称呼当局主管人员的。没人真正希望处死我，他们无非是在履行公务。这儿有个只有九指的小低能儿，他是负责搀和毒气并将其注入毒气罐的法定行刑人。等他们把我捆上时你问问他他在干什么，他会说他只是在履行公务。监狱里的牧师、医生和心理医生，以及押送我进去的警卫和抬我出去的医务助手，他们都是好乡亲，其实对我并无敌意，他们不过是在履行公务。”
“不至于到那一步的，萨姆。”
“这是你的许诺吗？”
“不是。但你要往好处想。”
“是啊，往好处想在这里可真流行。我和那些小伙子爱看动机分析片，以及旅游节目和居家购物。那些非洲裔更愿意看‘灵之旅’。”
“莉很担心你，萨姆。她要我告诉你她想着你，在为你祈祷。”
萨姆咬着下嘴唇，注视着地面。他慢慢点点头，一言不发。
“我在她那儿大概还要住一个来月。”
“她还在给那个家伙做老婆吗？”
“就算是吧。她希望来看你。”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萨姆小心翼翼地从椅子里起身，敲敲身后的门。他回过头透过隔板注视着亚当。他们互相对望着，直到警卫开门把萨姆带走。
十五
“这个小伙子一小时前离开的，他得到了萨姆的委托，可我还没看到书面文件，”卢卡斯·曼对菲利普·奈菲解释着，后者正站在窗前观看一群沿公路拾垃圾的囚犯。奈菲头疼，后背也疼，这倒霉的一天刚过去一半，就已接到州长一大早打来的三个电话和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的两个电话。这些电话当然都起因于萨姆。
“如此说来，他有了自己的律师了，”奈菲边说边轻轻用拳头压着后背下部的中央。
“是啊，我着实喜欢这小子。他离开时顺路进来看我，那样子看上去就像被一辆大卡车碾过。我想他和他的祖父将会有一段难捱的日子。”
“情况对祖父来说会越来越糟。”
“对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糟。”
“你知道州长问我什么？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得到我们那本关于如何执行死刑的手册。我告诉他不行，并说实际上他不能要这本手册。他说他是本州一州之长，他觉得应当有一本。我设法解释说那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手册，只不过是一本有黑色封皮的活页册子，而且我们每回用毒气处死一个人之后都会大加修改。你们管它叫什么，他想知道。我说什么也不叫，真的，没有正式名称是因为幸亏它利用率不高，不过，经过进一步考虑，我个人用小黑书来称呼它。看他步步进逼，我也有点发火了，然后我们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他的律师，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驼背小傻老头——”
“拉雷莫尔。”
“拉雷莫尔给我打电话来说依据州法的某条某款，他，指州长，有权拥有一本手册。我让他等一等，搬出州法全书，让他等了十分钟，然后我们一起读法律条款。他果然和往常一样是连蒙带唬，把我当成傻瓜。在我的这本州法里并没有那样的说法。我没等他再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后州长又打电话来，完全是甜言蜜语，告诉我别在意那本小黑书的事，说他十分关心萨姆的宪法权益及其他一切，所以只是希望我让他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不折不扣的变色龙。”奈菲把身体的重量倒到另一只脚上，换一个拳头按压后背，同时眼睛还盯着窗子。
“接着，罗克斯伯勒半小时后打来电话，猜猜他想知道什么？想知道我是否跟州长谈过话。你看，罗克斯伯勒自认为我和他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政治上的老朋友，你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彼此信任。因此他告诉我，当然是朋友之间的心腹话，不可对外人言的，他说他认为州长可能企图利用这次行刑谋取政治利益。”
“他胡说八道！”卢卡斯大声说。
“是的，我告诉罗克斯伯勒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竟会这样去想咱们的州长。我态度十分认真，他也认真起来，接着我们彼此约定要对州长严加注意，只要发现一点他企图操纵局势的迹象，就及时互通消息。罗克斯伯勒说州长如果行为不轨，他有办法对付他。我没敢问是什么办法，但他看上去颇为自信。”
“那么，他俩谁更愚蠢呢？”
“恐怕是罗克斯伯勒。不过也难说。”奈菲小心地伸直腰走到桌前。他没穿鞋，衬衫下摆放得很开。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生怕对方得到的糖比自己的大。他们俩都令我讨厌。
“除了他们的选民，大家都讨厌他们。”
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结结实实的三下，间隔时间完全相等。“一定是纽金特，”奈菲说，他的疼痛突然间加剧了，“请进。”
门迅速打开，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大步走进室内，只是在关门时稍作停顿，然后便迈着军人的步子朝卢卡斯·曼走来。曼没站起来，只是和他握握手。“曼先生，”纽金特向他干练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向前迈出一步，隔着桌子与奈菲握了手。
“请坐，乔治，”奈菲说着，朝曼旁边的一把空椅子挥挥手。奈菲想命令他别搬军队的那一套，但他知道说也是白说。
“是，长官，”纽金特边回答边上身挺直地坐进椅子。尽管在帕契曼监狱只有警卫和犯人穿制服，纽金特还是设法使自己穿得跟制服相近。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深橄榄绿，颜色十分配套，并旦裤线也熨得一丝不苟，每天下来奇迹般地不起一点皱。他的裤脚在踝上几英寸处塞在黑色真皮军靴里，那靴子起码一天擦两次，总是保持光洁锃亮。一次有传言说有位秘书抑或是一位律师曾看到他的一只鞋底边上沾了一个泥点，不过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
他上衣最上面的一颗钮扣留着不系，敞开恰好露出一角灰色T恤。衣袋和袖子上空空的，未带饰物，既无勋章也无军衔。奈菲早就怀疑这使上校觉得挺丢面子。他的头发是标准的士兵发式，短短的灰色小平头，耳朵上面剃得精光。纽金特五十二岁，已经为国家服务了三十四年，起初是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大兵，后来是赴越某兵种的一名上尉，他是在办公桌后面打的这场战争。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他受了伤，遣返回国时又增加了一枚勋章。
纽金特如今已担任了两年的助理典狱长，表现可嘉，是奈菲的一个忠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副手。他热衷于细节、规矩和准则，专爱研读手册，并且经常撰写供典狱长仔细考虑的新程序、新指令和更改修正。他使典狱长觉得如芒在背，但又离不开他。上校有望在两年内接替奈菲的职位已不是秘密。
“乔治，我和卢卡斯在谈论凯霍尔的事。不知你对他的上诉情况了解多少，不过第五巡回法院已撤消延缓行刑令，因此我们可望在四周内行刑。”
“是，长官，”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倾听的纽金特迅速回答，“我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了。”
“很好。你看，卢卡斯的意见认为这次有可能如期行刑。是不是，卢卡斯？”
“机会比较大，高于百分之五十，”卢卡斯说时眼睛并没看着纽金特。
“乔治，你在这儿有多久了？”
“两年零一个月。”
典狱长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计算着什么。“你没赶上处死帕里斯吧？”
“是的，长官。差几个星期，”他不无遗憾地回答。
“这么说你一次都没有经历过？”
“没有，长官。”
“这种事情很可怕，乔治。真的可怕。显然是这份工作中最糟糕的一部分。说实话，我简直应付不了这种事，乔治。我本来希望会在再次使用毒气室之前退休，然而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我需要一些帮助。”
纽金特的后背，尽管已经僵挺得令人看着难受，这时似乎又往起挺了挺。他迅速点点头，目光四射。
奈菲格外小心地坐在椅子上，当身体靠到皮椅面上时他皱了皱眉头。“乔治，既然我完全应付不了，卢卡斯和我就考虑也许你会处理好这一类事情。”
上校不禁露出笑容。接着笑容很快消失，换上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容。“我自信能处理好，长官。”
“我也相信你行。”奈菲指指他桌角上的一本黑色活页册子。“我们有一本类似手册的东西。这本就是，它是集三十年来二十几次用毒气行刑的经验加以总结的智慧结晶。”
纽金特眯起眼注视着那本黑色的书。他注意到书页不太平整，大小也不统一，而且其实从头至尾就是一堆草草折叠塞在里面的纸页，活页封面本身也已破旧不堪。他即刻决定，不出几个小时，这本册子就会焕然一新，变成值得出版的一部初学者入门。那将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这项文书工作将做得毫无假疵。
“你今晚何不把它读一遍，明天咱们再碰头？”
“是，长官，”他踌躇满志地说。
“直到咱们下回谈话之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明白吗？”
“明白，长官。”
纽金特动作干练地向卢卡斯·曼点点头，像小孩得到了一件新玩具一样捧着那本黑书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他是个疯子，”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们会留心他。”
“我们最好看住他。他太他妈的雄心勃勃，说不定他会设法在这个周末用毒气把萨姆毒死呢。”
奈菲拉开桌子抽屉，抽出一个药瓶。他没喝水干咽了两片药。“我准备回家了，卢卡斯。我需要躺下。说不定我会死在萨姆的前头。”
“那你还是快回去吧。”
同加纳·古德曼的电话谈话不长。亚当有几分得意地说他和萨姆已经签了书面代理协议，此外两人已在一起呆了四个小时，尽管收效甚微。古德曼要一份协议副本，亚当解释说眼下还没有副本，原件则安全地存放在死监的一个囚室里，再说，只有当事人觉得需要才会有副本。
古德曼答应重看档案并着手进行工作。亚当给了他莉的电话号码并答应每天电话联络。他挂了电话，瞪着电脑旁两则吓人的电话留言。两个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一个来自孟菲斯的一家报纸，一个来自杰克逊市的一家电视台。
贝克·库利已同这两个地方的记者谈过话。事实上来自杰克逊市的电视采访小组已经在事务所的接待员那儿出现，直到库利发出威胁才离开。外界的这些关注已经扰乱了库贝法律事务所孟菲斯分部单调的日常工作。这使库利不快。其他的合伙人对亚当没话可说。秘书们出于职业习惯保持着礼貌，不过总是急着离开他的办公室。
记者们知道了，库利面色沉重地警告他。他们知道了萨姆和亚当之间的祖孙关系，他不能肯定他们是如何得知的，但肯定不是从他那儿知道的。他谁也没说过，除了，当然，在话已经传出去之后，他才被迫在午餐前把合伙律师们和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这个消息。
已经快五点了，亚当还关着门坐在桌旁，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律师、助理律师以及其他有薪水的员工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声音。他决定不去理睬那家电视台的记者，但拨了《孟菲斯报》托德·马克斯的号码。录音机的留言指导他通过神奇的声音邮递，两分钟后马克斯先生拿起他的五位数字的电话分机，急匆匆地说：“托德·马克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十来岁的少年。
“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亚当·霍尔。你留话叫我打电话给你。”
“是的，霍尔先生，”马克斯滔滔不绝起来，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友善并且不再匆忙，“多谢打电话来。我，呢，我们，呃，听说了一个有关你接手办理萨姆·凯霍尔案子的谣言，呃，正在设法把它调查清楚。”
“我代理凯霍尔先生，”亚当斟酌着字眼说。
“对，我们听说了。而且，呃，你来自芝加哥？”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知道了。那你，呃，是怎么接到这件案子的呢？”
“我们事务所已经代理萨姆·凯霍尔七年了。”
“是的，没错。不过他不是在最近解雇你们了吗？”
“他是解雇过。但现在他重新雇用了我们事务所。”亚当可以听见马克斯把他的话输入电脑时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一个语言，我想，只是一个谣言，说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你从哪儿听说的？”
“啊，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我们得保护这些渠道。确实不能告诉你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应当明白的。”
“是啊，我明白。”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让马克斯等了一分钟。“你现在在哪儿？”
“在报社。”
“报社在哪儿？我不熟悉这个城市。”
“你在哪儿？”马克斯问道。
“闹市区，在我们办公室。”
“我离得不远，十分钟就可以到你那儿。”
“不，不能在这儿。咱们另找地方见面，找个安静的小酒吧。”
“好。离你三个街区的联合街上有个皮博迪饭店，饭店大厅旁有个不错的酒吧，叫做马拉兹。”
“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