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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亚当把他的钥匙丢进红桶，瞧着它升至离地二十英尺高处停下来在绳子顶端缓缓打转。他走到第一道门，门在拉开之前先猛地晃了一下。他来到第二道门等候。帕克出现在一百英尺外的监舍前门，他伸了一下懒腰，打了个哈欠，仿佛刚在死监睡了个午觉。
第二道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帕克在一旁等着。“日安！”他说。现在是将近两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早上广播电台的一位天气预报播音员愉快地预告今天是今年气温达华氏一百度的第一天。
“嗨，警官，”亚当说，似乎他们现在已是老朋友了。他俩沿砖道走到杂草丛生的小门前。帕克开了门，亚当走进去。
“我去带萨姆，”帕克不慌不忙地说完便消失在门外。
金属隔板靠他这边的椅子散在四处，有两把四脚朝天搁着，好像律师和来访者曾在这儿打过架。亚当把一张椅子拉近长台最远端，尽可能远离空调机。
他取出今晨九点提交的申诉书的副本。根据法律，任何要求或争点均须先向州法院提出并被驳回才能提交联邦法院。这份攻击毒气室的申诉是依据州法定罪后缓刑条款向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提出的。依亚当的看法，这一道只是走走形式，加纳·古德曼的看法也是如此。古德曼为了这份请求整整忙了一个周末。事实上，星期六那天在亚当同莱特纳一起饮啤酒钓鳟鱼时他整整忙了一天。
萨姆像往常一样到场了，双手铐在背后，面无表情，红色连身囚服几乎敞到腰部。他那苍白胸膛上的灰色汗毛由于沾着汗水而发亮。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动物，他转身背对帕克，后者迅速解开手铐后便出门离去了。萨姆立刻掏出烟，确定已经点燃才坐下说：“欢迎你回来。”
“我今早九点提出了这份申诉，”亚当边说边从隔板上的狭窄的窗口把这份申诉推过去，“我跟杰克逊市的最高法院的秘书谈过。看来她认为法庭会很快作出裁决。”
萨姆拿起文件，望着亚当。“你可以赌一赌。他们一定会极为高兴地驳回它。”
“按规定，州里应当立即作出反应，所以，首席检察官现在正忙着呢。”
“太棒了。我们可以观看晚间新闻的最新消息。他很可能会在下属们准备作出反响时把摄像机请进办公室。”
亚当脱下外套，松开领带。房间很潮湿，他已经在出汗。“温·莱特纳这个名字你还有印象吗？”
萨姆把申诉书扔在一张空椅子上，在过滤嘴上使劲吸了一口。他朝着天花板缓缓吐出一股烟雾。“有印象。干什么？”
“你见过他吗？”
萨姆开口之前思索了一下，然后和平常一样斟酌着说：“可能见过，我不能肯定。我当时知道他是什么人。你为什么问起他？”
“我上个周末找到了他。他现在已经退休，经营着白河上的一个鳟鱼码头。我们有一番长谈。”
“那好啊。你有什么收获吗？”
“他说他仍然认为有个跟你一起干的人。”
“他有没有说出名字来？”
“没有。他们始终没发现嫌疑犯，或许他只是这么一说。不过他们有个线人，是道根手下的人，他告诉莱特纳，另一个家伙是个新人，不是以往那帮人里的。他们认为他来自别的州，他非常年轻。这就是莱特纳所知道的一切。”
“那你相信他的话？”
“我不知道我该信什么。”
“时至今日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知道。这有可能在我设法救你一命时给我一些可资利用的东西。仅此而已。我想我已经绝望了。”
“难道我不是吗？”
“我是在捞稻草，萨姆。抓住稻草填补漏洞。”
“这么说我的供词有漏洞？”
“我想是这样。莱特纳说，他们对你的话始终是怀疑的，因为他们搜查你的住宅时没有发现一点炸药的痕迹。而且你也没有使用炸药的前科。他说你似乎不是那种自行发动爆炸攻势的人。”
“你相信莱特纳所说的每句话？”
“是呀。因为他说得有道理。”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告诉你另外有一个人，那会怎样？如果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血型和尿液分析，那又会怎样？你该怎么办？”
“开始拼命喊冤。我会提出一卡车的申请和上诉。我会鼓动新闻媒体，把你塑成一只替罪羔羊的模样。我会大肆渲染你的无辜，希望会有人，会有一个受理上诉的法官那样的人，注意到你。”
萨姆慢悠悠地点着头，好像这事非常滑稽，而且正如他所料。“那不会起作用的，亚当，”他小心地说，就像在给小孩讲课，“我还有三个半星期。你对法律是清楚的。现在开始喊爆炸是一个身分不明的人所为是根本不行的，因为这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来没被提起过。”
“我知道。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这样做。”
“不会起作用的。不要再设法去找那个身分不明的人了。”
“他是谁？”
“他不存在。”
“他肯定是有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我希望相信你是无辜的，萨姆。这对我很重要。”
“我告诉你我是无辜的。我安放了炸药，但是我并无杀人企图。”
“但你为什么安放炸药？你为什么要去炸平德家的房子，还有那教堂，还有那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你为什么要炸那些无辜的人呢？”
萨姆只是眼望着地板吞云吐雾。
“你为什么恨，萨姆？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能生出恨来？为什么你会被教成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以及任何一个与你稍有不同的人都怀有仇恨的一个人呢？难道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吗？”
“没问过，也不打算问。”
“所以，这就是你，对吧。这是你的性格，你的素质，就像你的身高和蓝色的眼睛一样。这是你身上某种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东西。这是从你那忠实的三K党徒的父亲和祖父身上遗传下来的基因，而且是一种你将骄傲地带进坟墓的东西，对不对？”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种方式。”
“那么我父亲怎么了？为什么你无法感染埃迪？”
萨姆把烟头狠狠摔在地板上，用胳臂肘撑着上身向前靠过来。他眼角和额上的皱纹加深了。从隔板上的窗口可以直接看到亚当的脸，他却不看亚当，而是向下盯着隔墙的底部。“既然如此，是该谈谈我们的埃迪了。”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许多，吐字也更加缓慢。
“你和他在哪儿出了问题？”
“这当然跟他们正在为我准备的小型毒气宴会毫无关系，是不是？跟申辩和上诉，律师和法官，请求执行和延缓执行也都毫不相干。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别做胆小鬼，萨姆。告诉我你跟埃迪的关系在哪儿出了毛病。你有没有教他说黑鬼这个词？你有没有教他仇恨黑人小孩？你有没有试过教他如何焚烧十字架或安装炸弹？你有没有带着他去动用私刑？你都对他做了些什么，萨姆？你从哪儿开始出的问题？”
“埃迪直到上高中都不知道我是三K党。”
“为什么不知道？你肯定并不以此为耻。这是家族为之深感骄傲的伟大传统，不是吗？”
“这跟咱们该谈的问题不是一码事。”
“为什么不是？你是凯霍尔家族第四代三K党徒了，寻根究源几乎可以上溯至南北战争那时。这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小埃迪坐下来，指给他看家庭相册上的照片呢？为什么你不在他入睡前把凯霍尔家的人如何用面罩蒙上他们勇敢的脸夜间到处点火焚烧黑人小木屋的英雄事迹讲给他听？你知道，父亲给儿子讲述自己打仗的故事本是很平常的。”
“我再重复一遍，这跟咱们该谈的问题不是一码事。”
“那当他长大时你是否曾想吸收他入党？”
“没有。他不一样。”
“你是说，他不像你那样恨别人？”
萨姆突然弯腰咳起来，那是连续不断吸烟的人发出的深沉沙哑的咳嗽声。他的脸由于喘不上气而变得通红。咳嗽越来越厉害，他竟往地上吐起痰来。他站起来，上身倚着长台，两手叉腰，边咳边把脚挪来挪去，试图止住咳嗽。
咳嗽终于停歇。他站直身子，呼吸急促，咽一下又吐出一口痰，接着呼吸渐渐缓和。发作结束了，他的脸突然由红色重新转为苍白。他在亚当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大口吞吐烟雾，似乎刚才的咳嗽该归罪于别的什么东西或习惯。他从容地做着深呼吸同时清着喉咙。
“埃迪是个脾气温和的孩子，”他嗓音嘶哑地开口说，“他这点继承了他母亲。他并不是像个女孩。事实上他和其他的小男孩一样坚强。”停了好久，又吸进一口尼古丁。“离我家不远住着一家黑鬼——”
“我们能否称他们为黑人，萨姆？这我已经跟你说过。”
“抱歉。在我家的土地上住着一家非洲裔人家。林肯家。他叫乔·林肯，为我们家做工多年。他有个非经正式结婚而同居的老婆和十二个非婚生子女。他的一个儿子和埃迪同年，他们俩形影不离，是最好的朋友。在那个年代这并不稀罕。大家都是和住在附近的孩子玩。信不信由你，连我也有过非洲裔的小伙伴。埃迪开始上学后，他因为必须和他的非洲裔小朋友分乘不同的公共汽车去学校而非常生气。那孩子叫昆斯，昆斯·林肯。他们简直无法等到放学回家再到田野上去玩耍。我记得埃迪总是因为他们不能同去上学而烦恼。此外昆斯还不能在我家过夜，埃迪也不能在林肯家过夜。他老是问我为什么福特县的非洲裔那么贫穷，住着破房子，没有好衣服，而且他们家家都有那么多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他越发同情黑人。我曾试过说服他。”
“你这么做很自然。你设法劝他改变态度，是不是？”
“我设法向他解释那些事情。”
“诸如？”
“诸如种族隔离的必要。只要学校是一样的，把不同种族隔离开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对。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并没有什么不对。把非洲裔们限制在他们的地盘上并没有什么不对。”
“他们的地盘在哪儿？”
“在加以控制的地方。如果放手让他们撒野，看看会发生什么吧。犯罪、吸毒、爱滋病、私生子，社会的道德结构会全面崩溃。”
“那核扩散和杀手蜂怎么解释呢？”
“你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那基本权利，那些激进的观念，像什么选举权、公厕使用权、餐馆用餐权和饭店住房权，以及在居住、就业和受教育上不受歧视的权利怎么保证呢？”
“你口气跟埃迪一样。”
“那好啊。”
“他高中快毕业时就是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非洲商所受的虐待有多么严重。他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家。”
“你想他吗？”
“起初或许不想。我们常常吵架。他知道我是三K党徒，讨厌看见我。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对三K党比对你亲生的儿子还想得多些？”
萨姆凝视着地板。亚当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胡乱划着。空调的轰鸣渐渐转低，有一会儿似乎决定彻底停机。“他是个可爱的孩子，”萨姆轻声说，“我们以前常去钓鱼，那是我们俩共同的大事。我有一条旧船，我们在湖上钓鲈鱼和鳊鱼，有时还有欧洲鲈鱼，一钓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他长大了，不再喜欢我。他为我感到羞耻，这当然让人伤心。他希望我改变，而我希望他像所有其他与他同龄的白人孩子一样领会问题。在他上高中期间我们疏远了，后来好像民权运动开始了，干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彻底完了。”
“他参加那场运动了吗？”
“没有。他并不蠢。他或许在心里是同情的，但从不在嘴上说。本地人还是别到处跟人家去说那些废话的好。煽风点火不断制造混乱的北方犹太人和激进分子已经够多了。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忙。”
“他离家后干什么去了？”
“参军。这是离开咱这小城，离开密西西比州最简单的办法。他走了三年，回来时带了一个老婆。他们住在克兰顿，我们几乎见不着他们。他有时跟他母亲聊聊天，跟我就没什么话说。在六十年代初期，黑人运动尚在起步阶段。三K党的集会和活动非常频繁，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埃迪保持着超然立场。他沉默寡言，反正他从来话就不多。”
“接着我就出生了。”
“你出生时大概正赶上那三个民权分子失踪。埃迪居然胆敢问我是否卷入此事。”
“你卷入了？”
“当然没有。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他们是三K党，是不是？”
“是的。”
“那些小伙子被杀你高兴吗？”
“这到底跟一九九○年的我和毒气室有什么关系？”
“你参与爆炸活动时埃迪知道吗？”
“福特县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一直不是大活跃。就像我所说的，那些活动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在默里迪恩附近。”
“那你是迫不及待跳进去的啦？”
“他们需要帮助。联邦调查局的人渗透很深，几乎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民权运动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我并不以此为耻。”
亚当微笑着摇摇头。“但埃迪感到羞耻，不是吗？”
“在克雷默爆炸发生之前埃迪对情况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把他扯进来？”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你告诉你老婆去找埃迪，让他开车去克利夫兰把你的车取回。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便成了从犯。”
“我当时身在监狱，对吧。我吓坏了。而且这事从来没人知道，并没有造成伤害。”
“埃迪也许不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埃迪是怎么想的。到我出狱时，他已经失踪。你们全都走了。直到他母亲的葬礼前我始终没再见到他。他悄悄进来参加了葬礼，没跟任何人讲话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额的皱纹，接着把手指插进油腻的头发里。他面色黯然，亚当看见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湿润。“我最后一次看见埃迪是葬礼后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钻进他的车里。他匆匆忙忙。感觉告诉我，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来这儿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再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我当时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莉在我身旁，我们俩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走了。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时眼看着我的儿子从此消失。”
“你设法找过他吗？”
“没有，没真正找过。莉说她有个电话号码，可我不想乞求谁。他显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经常想起你，记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说要是能再见到你该有多好。不过我并不想花许多时间去查找你们的下落。”
“要找到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跟我听说的情况一样。莉偶尔与埃迪通通话，然后她会转告我。听上去好像你们转遍了加利福尼亚州。”
“十二年里我上了六所学校。”
“那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干什么？”
“多方面的问题。有时是他失了业，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时是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们只好搬往另一个地方。还有时是爸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的学校大为不满，于是非让我转学不可。”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儿子。”
“但我认为你们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国内税务局找上了他，这事我一直觉得纳闷，因为他挣的钱数都够不上交三块钱的税。总之他为此而向国内税务局宣战，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为他没有换新照而把他的驾驶执照吊销，这一做法是对种种公民权以及人权的侵犯。两年时间里母亲不得不开车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为止。他老是在给州长、总统、合众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任何一个拥有办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员的政府官员写信。他动不动就大兴干戈，他们如果给他回信他就宣称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他保存每封来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邻居干了一场，起因似乎与一条陌生的狗在我家台阶上撒尿有关，他们俩隔着灌木树篱互相破口大骂。他们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来头也越来越大，后来双双都说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电话召来各种了不起的人物立即严惩对方。爸爸这时飞奔回屋，不出几秒钟就抱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十三封信返回接着吵。他大声数着这些信件，还把信凑到邻居的鼻子底下晃动，那个可怜的家伙一下就瘪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从此也没再发生过狗来我家台阶撒尿的事。当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来打扰。”
这个小故事讲完时他们俩都在微笑，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既然总是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你们大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萨姆透过窗口凝视着这边问。
“我不知道。母亲一直在工作。她办法很多，有时做两份工。杂货店的出纳，药店的店员，她什么都能干，我记得她有好几次还做过待遇很好的秘书工作。后来我爸拿到了销售人寿保险的执照，这成了他的一份永久性的兼职工作。我猜他对这工作挺在行，因为随着我年岁渐长，家境也好起来了。他的工作时间可以自行安排，不必向他人打报告。这对他颇为合适，虽然他说他讨厌保险公司。他曾经为作废一张保单之类的事起诉一家保险公司，我对此实在不理解，他输了这场官司。当然他把失败全都怪在他的律师头上，这位老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寄给埃迪一封措词强硬的长信。老爸打了三天字，等大作完成，他自豪地拿给母亲看。二十一页纸上写的都是这位律师说的错话和谎话。母亲只是摇摇头。他与那个可怜的律师斗了许多年。”
“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我不知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萨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死法。他死后我有好长时间都在生他的气，因为我不理解他怎么能够作出这种选择，以为他应该丢下我们，以为我们不再需要他，以为该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了。而在我得知真相之后，让我生气的是他瞒了我这么多年，不把给我改名换姓并且亡命他乡的真正原因告诉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极其困惑的事。至今还是。”
“你还在生气吗？”
“实际上已经不生气了。我总是记着埃迪的好处。他是我唯一的父亲，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评分。他没有抽烟、喝酒、赌钱、吸毒、追女人、打孩子之类的恶习。他虽然很难长久地保住一份工作，但我们从来也没落到吃住发愁的地步。他和母亲老是说要离婚，但最后也没离成。她搬出去好几次，他也搬出去过。这使家庭处于破裂状态，可卡门和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他有心情郁闷的日子，或者说失意的时候，但都知道一到这样的时候就缩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拉上窗帘。母亲总是把我们唤到身边，告诉我们他不舒服，我们要保持安静。不能开电视，也不能开收音机。在他缩进房里去的时候她是很维护他的。他在房里一呆几天，然后突然间出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们学会了适应埃迪那些情绪不好的日子。他的样子和穿着都正常。我们需要他时他几乎总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在后院打棒球，在游艺场上骑木马。他还带我们去过几次迪斯尼乐园。我想他是个好人，好父亲，只是偶尔表现出这种阴郁古怪的样子来。”
“但你们并不亲密。”
“是不亲密。他辅导我做家庭作业和课外科学小制作，他坚持要求我学习成绩全优。我们谈论太阳系和环境问题，但从不谈女孩子、性与汽车，也从未谈过家族和祖辈上的事。我们之间没有亲昵的表示。他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有时在我需要他时他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萨姆拭了一下眼角，接着上身又支着双肘朝前靠过来。他的脸贴近隔板，目光直视亚当。“他死得怎么样？”他问。
“死得怎么样？”
“那事怎么发生的？”
亚当呆了好久没回答。他讲述这件事可以有几种方式。他可以残忍并且怀着恨意无情地如实相告，以这样的做法把老人击垮。这样做对他具有巨大的诱惑。他以前告诉自己许多次，这么做是必要的。萨姆必须受苦，他必须因对埃迪的自杀负有罪责而接受惩罚。亚当的确想刺伤这老浑蛋，让他为之痛哭。
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想快些讲完这件事，好把那些痛苦的部分掩饰过去，接着继续讲别的什么。可怜的老头围坐在隔板的另一边已经够受罪了。政府正计划在四个星期之内把他弄死。亚当怀疑他对埃迪的死所知比他表面装的要多。
“他当时正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亚当说，双眼凝视着隔板但避而不看萨姆，“他在他的房间呆得比以往都久，已经有三个星期。母亲不停地告诉我们他正在逐渐好转，不出几天他就会出来了。我们相信她，因为他似乎总是能从里面出来。他选了一个母亲去上班而卡门呆在朋友家的日子，那一天他知道我将会第一个到家。我发现他躺在我的卧室地板上，手里仍然握着枪，一把三八手枪。一枪打在右太阳穴上。他的头周围有圆圆的一滩血。我在我的床边上坐下来。”
“你那时多大？”
“快十七了。上高中一年级。门门都得A。我看出他事先在地板上小心地铺了六条浴巾，然后在正中间躺下。我摸摸他手腕的脉搏，他身上已经僵硬。法医说他已死了三个钟头。他身边有张字条，是打字机打的，白纸黑字十分整齐。字条写给亲爱的亚当，说他爱我，对不起我，要我照顾姑娘们，并说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明白。接下来他指示我注意有一只塑料垃圾袋，也在地板上，说我应当把脏毛巾放在里面，擦净血污之后再报警。别碰那枪，他说。又叫我赶快，在姑娘们回家前收拾好。”亚当清清喉咙，眼睛望着地下。
“于是我完全照他所说的去做，然后就等着警察到来。我们单独在一起呆了十五分钟，就我们俩。他躺在地上，我躺在我的床上，向下望着他。我开始哭了又哭，问他这是为什么，问他怎么这么干，出了什么事，问了他上百个其他的问题。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亲爹，是我唯一有过的亲爹，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肮脏的袜子和他心爱的印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缩写字母UCLA的T恤衫。从脖子往下看他就像在睡觉，但他头上有个洞，头发里的血已经干结。我恨他就这样死了，但他的死又使我那么难过。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同我说。我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我听到说话声，房间里突然挤满了警察。他们把我带到小书房，给我围上毯子。这就是我父亲的结局。”
萨姆依然支着双肘，但现在用一只手捂着双眼。亚当还有另外几件事要说。
“葬礼后，莉留下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她把你和凯霍尔家族的情况告诉了我。她把许多我一直不知道的有关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对你和克雷默爆炸案着了迷，于是我开始阅读那些旧报刊上的文章和报道。我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才弄清埃迪为什么选在那个时候自杀。在你受审期间他一直躲在他的房间里，在审判结束时他杀死了自己。”
萨姆把手移开，用含泪的眼睛凝视着亚当。“所以你为他的死而责怪我，对吗，亚当？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是吗？”
“不。我没有全都怪你。”
“那么有多少该怪我呢？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你有时间计算出那些数字。其中有多少是我的过错？”
“我不知道，萨姆。为什么不由你来告诉我呢？”
萨姆擦擦眼睛，抬高嗓音。“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承认过错百分之百全都在我。我对他的死负有完全责任，好了吧？这不就是你所需要的吗？”
“随你怎么想。”
“别对我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尽管把我儿子的名字加到我的杀人名单上好了，那不就是你想要做的吗？克雷默家的一对双生子、他们的父亲，接着就是埃迪。这是我杀掉的四个人，对吧？你还想在后头再添上其他什么人吗？赶快添上，老弟，时间可不等人。”
“此外还有多少？”
“死尸吗？”
“对，死尸。我听到过传言。”
“你自然会相信那些传言，不是吗？你好像迫不及待想要相信所有那些关于我的坏话。”
“我没说我相信那些话。”
萨姆跳起来，走到房间顶头。“这场谈话叫我腻味！”他从三十英尺之外喊叫着，“而且我也讨厌你！我倒简直情愿那些该死的犹太律师再来烦扰我。”
“我们可以顺从你的要求，”亚当迅速回击。
萨姆慢慢走回他的座位。“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性命，离进毒气室就剩二十三天了，可你却只想谈论那些死人。就继续唧唧喳喳你的吧，老弟，实际上不久你就可以开始谈论我了。我要的是行动。”
“今天早晨我提交了一份诉状。”
“很好。那你走吧，该死的。快他妈的滚，别再折磨我了。”
二十二
亚当这一边的门开了，帕克身后带着两位男士进来。他们显然是律师，着深色套装，紧锁眉头，提着厚重鼓起的公文包。帕克指指空调下面的几把椅子，他们坐了下来。他望望亚当，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萨姆一眼，后者仍然站在另一边。“一切都好吗？”他问亚当。
亚当点点头，萨姆则缓缓坐下。帕克离去了，两位新到的律师颇有效率地忙着从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一大摞文件来。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双双脱掉了外衣。
五分钟过去了，萨姆还是一言不发。亚当发觉另一端那二位律师频频直往这边瞟。和这位将要下一个被毒气处死的最著名的死监犯呆在同一房间，他们忍不住把自己好奇的目光偷偷瞟向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律师。
接着萨姆身后的门开了，两名警卫带着一个瘦小结实的黑人走进来，黑人被手铐脚镣紧紧铐着，仿佛他随时会性子上来赤手空拳把几十人杀死似的。他们把他带到他的律师们对面的座位，着手把他身体的大部分松开，但铐在背后的双手仍然保留原状。一名警卫离开了房间，另一名留下，站在萨姆和那个黑人囚徒的正中问。
萨姆顺着台子把目光扫向他的那个同志，这人是个神经质类型，他显然并不为见到他的律师们而高兴。律师们见到他兴致也不高。亚当从隔墙这边观看着他们，没有几分钟他们的头就凑在一起齐声通过窗口讲起话来，而他们的当事人却挑衅地把手放在屁股下坐着。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声音，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萨姆重新支着胳膊肘向前靠过来，同时示意亚当也这样做。他们的脸隔着窗口相距十英寸远。
“那是斯德哥尔摩·特纳，”萨姆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
“斯德哥尔摩？”
“是啊，不过大家叫他斯德哥。这些乡下非洲青就爱起古怪的名字。他说他有个兄弟叫丹麦，另外还有个叫德国。也许真是这样。”
“他犯了什么罪？”亚当问，突然好奇起来。
“我想是抢劫了一家卖威士忌的店，还开枪杀了店主。大约两年前他接到一张行刑通知单，差点就上了西天，离进毒气室两个钟头。”
“结果呢？”
“他的律师搞到了暂缓执行令，他们至今一直在力争缓刑。都是说不准的事，不过或许他将是我下面的一个。”
他们一起朝房间顶头望去，那里的会谈已经进入白热化。斯德哥的屁股已经从手上挪开，坐到了椅子边上。他跟他的律师们吵得正凶。
萨姆咧嘴吃吃一笑，又朝前靠近一些。“斯德哥家里很穷，他的家人对他不闻不问。这并不罕见，真的，特别是那些非洲裔。他很少收到来信，也没人来探监。他的出生地离这儿五十英里，可自由世界已经把他忘了。由于他的上诉连连受挫，斯德哥开始为他的生死和后事担忧。在这儿如果无人认领你的尸首，那州政府就会把你像乞丐一样埋到某个便宜的墓地里。斯德哥对他尸体的下场关心起来，开始提出种种问题。帕克和几个警卫拿这事挪揄他，骗他相信他的尸体将被火葬场烧成灰。骨灰将来就从空中撒到帕契曼监狱里。他们告诉他由于他身体里充满毒气，只要划根火柴往他身上一扔他就会像颗炸弹一样爆炸。斯德哥给吓坏了。他睡不着觉，体重减轻。后来他开始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乞求他们施舍几块钱好让他能有个他所谓的基督徒的葬礼。钱稀稀落落寄来的不多，于是他写了更多的信。他写信给牧师们和民权组织。就连他的律师也捐了些钱。
“当他的暂缓行刑令被撤消时，斯德哥已经攒了快四百元了，他已经做好死的准备。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萨姆眉飞色舞，语调轻松。他压低声音徐徐道来，兴味十足地讲述着细节。亚当觉得他讲述的方式比他讲述的内容更有趣。
“狱方有个宽松的规定，在行刑前的七十二小时内对探视几乎不加限制。只要没有安全危险，他们将许可那被处死刑的人差不多随便做任何事。门口那边有间里面有桌子和电话的小办公室成了探视室。在这种时候那儿往往挤满各种人——奶奶姥姥，侄子侄女，表兄弟表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那些非洲裔的亲戚尤其多。见鬼，他们把他们装了满满一公共汽车运进来。那些以往花五分钟时间来想一想这犯人都做不到的亲戚突然间出来亮相陪他度过他最后的时刻。那场面快变成一次社交活动了。
“他们还有那么一条规定，我敢肯定那是不成文法。规定允许探视时犯人可以进行最后一次夫妻同房。如果犯人没有老婆，那么无比慈悲的典狱长会允许他同女友来一次短暂的约会。让情郎临死前最后匆匆地享受一次。”萨姆顺着台子朝斯德哥瞅一眼，然后靠得更近一些。
“斯德哥在死监这儿是人缘比较好的一位，他想法子让典狱长相信他有一个老婆一个女友，两位女士都同意在他死前来与他团聚。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他们三人，一块儿！典狱长据说也知道这里面有鬼，但人人都喜欢斯德哥，再者他们反正就要处死他了，所以没什么危害。这样斯德哥就坐在那小房间里头同他的母亲、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侄儿辈在一起，好大一群非洲裔，其中多数在十年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一回，而此时当他进食他最后的一餐牛排和土豆时其余人便全在一旁为他哭泣悲伤和祈祷。大概在离行刑还有四个钟头时狱方开始清场，把家属们送往教堂。斯德哥等了几分钟，另一辆车把他的老婆和女友送到死监这儿。她们同警卫一起到达，被带进前面的小办公室，斯德哥正等在那儿，两眼狂野，准备就绪。可怜的家伙在死监已经呆了十二年之久。
“他们为这场会师搬进一张小帆布床，斯德哥和他的姑娘们上了床。警卫们后来说斯德哥的女人长得挺好看，警卫还说当时他们正议论她们看上去有多年轻。斯德哥则刚要跟他老婆或是他女朋友——是谁倒无所谓——行事，电话铃响了。他的律师打来的。那律师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叫着说出了第五巡回法院颁下暂缓行刑令的大好消息。
“斯德哥当下就把电话挂断了，他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几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斯德哥抓起电话，又是他的律师，这一回他在向斯德哥解释这一暂时保住他性命的司法谋略时平静多了。斯德哥表示了他的感激，接着便请他的律师把这消息再保密一个钟头。”
亚当又朝右边瞟了一眼，想知道两者中是哪位律师在斯德哥行使他最后一次同房的宪法权利时打的电话。
“此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告诉典狱长行刑暂时取消，按他们喜欢的说法就是流产。两种说法对斯德哥来说无甚区别。他正在不停地忙着，仿佛这辈子他再也见不着女人了。出于明显的理由，那小房间的门不能从里面锁上，所以奈菲在耐心地等了一阵之后，便轻轻地敲敲门请斯德哥出来。他说，斯德哥，该回你的囚室了。斯德哥说他再要五分钟就好。不行，奈菲说。拜托了，斯德哥哀求着，接着突然间里面又传来响动。于是典狱长朝警卫们咧着嘴笑，警卫们也朝典狱长咧着嘴笑，接下来的五分钟，尽管那张小床嘎嘎吱吱震得那小房间山响，他们只是低头端详地板。
“斯德哥终于开了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就像他是世界重量级拳王。警卫们说他对自己在床上的表现比对被缓刑还更满意。他们很快送走了那两个女人，原来她们其实并不是他的老婆和女友。”
“她们是谁？”
“一对妓女。”
“妓女！”亚当的声音太高了点儿，引得那边的一个律师瞪了他一眼。
萨姆靠得太近，鼻子几乎伸进了窗口。“是啊，本地的妓女。斯德哥的兄弟给他安排的。还记得他辛辛苦苦募集的那笔安葬费吧。”
“你在骗人。”
“是真的。四百块钱都花在妓女身上了，乍看贵了点，特别花在本地非洲裔妓女身上，可是考虑到她们对到死监来似乎吓得要死，我想这钱也就算花得合理。她们拿走了斯德哥所有的钱。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埋葬他，又说他这回每分钱都花得值。奈菲给弄得很尴尬，他威胁要把探监同房的规定取消。但是斯德哥的律师，就是那边那个黑发小个子，就此提起诉讼并获得了保障犯人临刑前可以最后快活一次的裁决。我想斯德哥恐怕在盼着他的下一次美事呢。”
萨姆向后靠在椅子上，笑容慢慢从脸上消失了。“就个人而言，我倒没多考虑我的探监同房问题。你知道，所谓探监同房，那只是为有夫妻关系的人制定的。不过，典狱长也许会为我灵活执行这条规定。你看怎么样？”
“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知道。我老了。只要有人给擦擦背，再陪我喝杯烈酒，我就挺满足了。”
“你最后的那餐饭呢？”亚当问，声音依然非常轻。
“那没什么好笑。”
“我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
“也许就要点白炖猪肉及豌豆之类的粗食。他们用这样的破玩意儿喂了我差不多十年。或许我会多要一片烤面包。我可不乐意给厨子这个机会让他去做一顿适合自由人吃的饭。”
“听上去挺好吃的。”
“噢，我会跟你分享。我时常奇怪他们为什么在杀死你之前要把你喂饱。他们还把医生带来给你做临刑体检。你能相信这事吗？他们得确定你是否适合去死。而且他们这里还有一位在职心理医生，他得在行刑前检查你，并且必须向典狱长提出书面报告证实你头脑正常可以接受毒气。此外他们还有个拿薪水的牧师，他将同你一起祷告和反省冥想以确保你的灵魂不致迷路走错方向。他们的报酬全是由密西西比州的纳税人支付并由此地的那些好心人管理发放。别忘了还有一条探监同房，你可以情欲满足地赴死。他们周到体贴，确实关心你的胃口、健康和心灵的安宁。到最后关头他们会把导管插进你的小便，把一个塞子堵住你的屁眼，免得你弄得一塌糊涂。这是为了他们省事，不是为你。他们可不愿事后还得给你清洗。就是这样，他们给你吃上一顿好饭，随你点，然后他们又把你塞上。病态，是不是？病态，病态，病态，病态。”
“咱们说点别的吧。”
萨姆抽完最后一根烟，把烟头使劲扔到警卫跟前的地上。“不，咱们别再说了。我今天说得已经够多了。”
“那好。”
“以后别再谈埃迪了，行吗？你到这儿来用这样的话来打击我，实在是不够公平。”
“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谈论埃迪了。”
“以后的三个星期咱们专门谈我的问题好不好？光这些咱们就忙不完。”
“就这么说定了，萨姆。”
格林维尔沿人十二号公路从东向西扩展开来，丑陋而凌乱，一长溜的购物中心满眼是录像带出租店、卖酒的小铺、数不清的快餐连锁店和提供免费有线电视和早餐的汽车旅馆。河流阻止了它向西发展，但由于八十二号公路是交通要道，这里显然成了开发商最中意的地方。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格林维尔从一座只有三万五千人口的沉睡的滨河小城镇成长为一座六万人口的繁忙的滨河城市。它繁荣发展，到一九九○年格林维尔已成为该州第五大城。
通往中心地区的街道被绿荫所遮盖，沿途排列着气势宏伟的老式宅第。亚当思忖着，市中心保存完好，显然没有改变原来的漂亮优雅，与八十二号公路旁考虑欠周的凌乱恰成截然相反的对照。他把车停在华盛顿大街，时值五点才过，闹市区的买卖人和他们的顾客都在忙着准备度过一天的最后时光。气温依然在华氏九十多度，毫无降温迹象，他解下领带连同西装一起扔在车里。
他走过三条街，找到了那座中央矗立着与两个小男孩真人一样大的铜像的公园。他们不仅身高相同，而且有着同样的笑容和同样的眼睛。一个在跑，另一个在跳，雕塑家完美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神态。乔希和约翰·克雷默永远停在了五岁的年纪，被铜和锡冻结在时光之中。他们下面的一块铜牌上简单地写着：
乔希和约翰·克雷默
1967年4月21日于此地遇难
（1962年3月2日——1967年4月21日）
公园是正方形，面积有半个街区大，坐落在马文的法律事务所及其相邻的一栋旧楼的原址上。这块地多年来一直属于克雷默家族，马文的父亲把它捐献给该市作为建纪念公园之用。萨姆已经成功地将法律事务所夷为平地，而市里则拆除了其隔壁的建筑。为建克雷默公园钱是花了一些，同时也在上面颇费了不少心思。公园完全由有雕饰的铁围栏围起，四面都有从人行道进出公园的出入口。围栏里面栽着一排排整齐的橡树和枫树。成排修剪过的灌木丛围绕着杜鹃和郁金香花圃相交成精确的直角。公园一角的树荫下有一座小小的圆形剧场，小路对面有一群黑人小孩在空中荡着木秋千。
公园虽小却五彩缤纷，是街道和楼房包围中的一处怡人的小花园。亚当从长凳上坐着的一对少男少女身边走过时他们正在争执着什么。一群八岁大的小孩蹬着脚踏车在喷泉周围喧闹。一名老警察缓缓从旁走过，同亚当打招呼时实际上还用手指碰了碰帽檐。
他坐在长凳上，凝望着不足三十英尺外的乔希和约翰。“永远不要忘了受害者，”莉曾经告诫过他，“他们有权要求惩罚。这是他们应得的。”
他想起审判中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出庭作证的联邦调查局专家证实炸弹炸穿楼房的速度；法医措词谨慎地描述小孩尸体及其致死的真正原因；消防队员们本是来救人的，但为时过晚，被留下只是为了寻找遗体遗物。对那些建筑物和男孩的照片，主审法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很少几张交陪审团看。麦卡利斯特坚持其一贯作风，曾要求展示那些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的放得很大的彩色照片，但遭到法庭拒绝。
亚当此刻所坐的地方正是当初马文·克雷默办公楼所在地，他合上眼睛试图体验一下大地的震动。他看到录像带上播出的冒烟的碎片和现场上空的烟尘。他听到新闻记者激愤的声音和背景上尖锐的警笛声。
那两个铜铸的男孩被他祖父杀死时比他大不了多少。他们五岁，而他将满三岁，出于某种原因他总拿自己的年龄跟他们比。今天，他二十六岁，而他们本该是二十八岁了。
内疚感来势凶猛地袭向他的胃部，使他浑身发抖冒出汗来。夕阳躲到西边两棵橡树后面，透过枝桠的阳光使两个男孩的脸闪着微光。
萨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为什么萨姆·凯霍尔偏偏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祖父？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参加三K党这场对付犹太人的神圣战争的？是什么使他由一个焚烧十字架的无害的人变成了一个老练的恐怖分子？
亚当坐在长凳上，凝望着铜像，心里对祖父怀着恨意。他为自己到密西西比来试图帮助这个老浑蛋而感到内疚。
他找到一家假日旅店，租下一个房问。他给莉打电话报告了行踪，然后就看起了杰克逊市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今天显然是密西西比州又一个沉闷的夏日，没有什么事发生。萨姆和他最近所作出的延缓生命的努力成了热门话题。每家电视台都播了州长和首席检察官就今晨辩方提交的要求缓刑的最新诉状发表的严肃评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上诉两人均表示厌烦，并表示将坚持斗争直到正义得以伸张。一家电视台开始自行倒计数——离行刑还有二十三天，节目主持人喋喋不休地说，颇似在报道高圣诞节还剩多少天可以购物。“23”这个数字加在萨姆·凯霍尔那张被再三使用的照片下面。
亚当在闹市区的一个小咖啡馆进餐。他独自坐在火车座里，一边挑拣着烤牛肉和青豆，一边听周围人的闲聊天儿。没人提到萨姆。
暮色中，他在店铺前的人行道上漫步，想到萨姆当初也是在这几条街上，踩着同一块水泥地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炸弹爆炸一边纳闷究竟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在一个电话亭旁停下来，也许这就是萨姆当年曾试图用来打电话警告克雷默的那同一个电话亭。
公园一片昏暗，已经空寂无人。前面入口处旁矗立的两盏煤气街灯提供了唯一的光照。亚当在雕像基座上坐下，就在两个男孩下面，在标着他们姓名和生死日期的铜牌之下。牌上写着这里就是他们遇难的地点。
他在那儿坐了许久，忘却了周围的黑暗，把时间耗费在仔细考虑种种无从估量也不会有结果的假设上。他深深知道，这枚炸弹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带他离开了密西西比，使他改名换姓寄居他乡。它使他的双亲沦为流亡者，逃离他们的过去也躲避他们的现在。多半是它杀死了他的父亲，尽管没人能预言埃迪·凯霍尔本来可能会怎样。炸弹在亚当决定成为律师的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得知萨姆的情况之前他从没产生过这个念头。他本来梦想去开飞机的。
而如今这枚炸弹又把他带回密西西比，让他去承办一件痛苦而希望渺茫的事。二十三天后这炸弹极有可能会索取它最后一个受害者的性命，而亚当不知道那以后他会怎么样。
不知道那炸弹还可能给他带来别的什么？
二十三
大多数情况下，死刑上诉都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一拖几年。而且那还是只很老的蜗牛。大家都不急，因为问题错综复杂，答辩状、申请书、诉状等等厚厚一大摞，是很沉重的负担。法庭待办案件表上有的是更为紧迫的案子。
尽管如此，法庭有时也可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下达判决。法官可能变得出奇的效率高。尤其是在接近已定的行刑日期，法庭已经懒得受理更多的申请和上诉的时候更是这样。星期一下午正在格林维尔街头徘徊的亚当就首次领教了一下司法的高速度。
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对他请求定罪后缓刑的诉状未加细看就在星期一下午五点左右断然将其驳回。亚当刚刚到达格林维尔，对此还一点不知道。否决当然在意料之中，但其速度却肯定出乎意料。法庭处理这一诉状用了不到八个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法庭断断续续审理萨姆·凯霍尔的案子前后已有十年之久。
死刑案到了临近行刑前的最后几天，各级法院便会彼此密切关注。有关的档案和裁决令会随时传真以便上级法院了解案情的进展。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的驳回按惯例传真给了在杰克逊市的联邦地区法院——亚当将与之打交道的下一个法庭。传真交给了尊敬的F．弗林·斯莱特里，一位新近上任的年轻联邦法官。他以前从未参与审理过萨姆的案子。
法官斯莱特里的办公室在星期一下午五点至六点之间曾试图找到亚当，但当时他正坐在克雷默公园里。斯莱特里打电话给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于是在法官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这位法官碰巧是个工作狂，此外这又是他经手的第一桩死刑案。他和他的秘书那天直到半夜还在研究那份诉状。
如果亚当那天看过星期一的夜间新闻，他就会得知自己的诉状已被高级法院否决。然而他当时却睡得正熟。
星期二六点，他无意中拿起《杰克逊报》，才知道高级法院已经否决了他的诉状，此案目前已转至联邦法院由斯莱特里法官审理，报上还称首席检察官和州长双双宣告他们取得了又一个胜利。怪事，亚当心里纳闷，因为他还没向联邦法院正式提起上诉。他跳进自己的车，飞速驶向离这里有两个小时路程的杰克逊市。九点，他走进了坐落在市中心州议会大街的联邦法庭，和一个面无笑容的年轻人布雷克·杰斐逊见了面。他刚从法学院毕业，但已谋得斯莱特里的法律秘书这样的重要职位。亚当被告知十一点再回来跟法官开一个会议。
尽管他十一点准时抵达斯莱特里的办公室，但所谓的会议显然已经提前开了一段时间。在斯莱特里宽大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又长又宽的桃花芯木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八张黑色皮椅。斯莱特里的宝座在会议桌靠近他办公桌的一端，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摞文件、拍纸簿及其他物品。他右手那边被着深蓝色套装的白人青年挤得满满当当，前面一排沿桌一个挨一个坐着，紧贴他们后面还有一排神情热切的军人。这一边属于州政府一头，离斯莱特里最近的是尊敬的州长大人大卫·麦卡利斯特先生。尊敬的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显然是在一场地盘争夺中失利而被抛在了桌子中段。两位杰出的公仆各自带来了自己最信任的讼师和智囊，而这帮战略家显然已经在亚当到达之前就跟法官在一起谋划好久了。
秘书布雷克把门拉开，颇为愉快地跟亚当打了招呼，然后请他进来。当亚当缓缓向桌子走来时，房间里立刻静下来。斯莱特里有些勉强地从椅子里起身，向亚当作了自我介绍。握手冷淡而迅速。“请坐，”他说着用左手朝辩方的八张椅子一挥，声音里似乎带有不祥的预兆。亚当迟疑了一下，然后选了一张正对着那张他认出是属于罗克斯伯勒的脸。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他的右边，朝着斯莱特里的方向是四把空椅子，左边则空着三把。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只身非法入侵者。
“我想你认识州长和首席检察官，”斯莱特里说，好像每人都该亲自跟这两人见过面似的。
“都不认识，”亚当说，轻轻摇摇头。
“我是大卫·麦卡利斯特，霍尔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州长很快说，依然是那个急于跟人热情握手的政客，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
“幸会，”亚当说，嘴唇几乎没动。
“我是史蒂夫·罗克斯伯勒，”首席检察官说。
亚当只是朝他点点头。他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脸。
罗克斯伯勒采取主动，开始指着他的人做介绍。“这都是我们刑事上诉部的检察官。凯文·莱尔德、巴特·穆迪、莫里斯·亨利、休·西姆斯，以及约瑟夫·伊利。这些小伙子负责处理所有的死刑案。”他们全都顺从地点点头，同时多疑的眉头保持不变。亚当数了一下，桌子另一边坐了十一个人。
麦卡利斯特决定不介绍他的一班人，他们似乎不是犯了偏头痛就是痔疮发作。他们的脸由于疼痛而扭曲，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考虑手头的案子极认真的缘故。
“希望我们这不算抢先行动，霍尔先生，”斯莱特里说着，一边拿出花镜戴上。他四十出头，是里根任命的新秀之一。“你打算几时向联邦法院这儿正式提交诉状？”
“今天，”亚当紧张地说，仍然在为法院的效率之快而震惊。不过这倒是一种积极的进展，他在开车来杰克逊市时就已想好。萨姆要是能获得缓刑，那将是在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
“州里几时能答复？”法官问罗克斯伯勒。
“明天一早，若是这儿上诉所提出的问题与在高级法院所提的相同的话。”
“问题是一样的，”亚当对罗克斯伯勒说，然后又转而对斯莱特里，“我被告知十一点钟来这儿开会。会议是几点开始的？”
“会议几点开始由我来决定，霍尔先生，”斯莱特里冷冰冰地说，“你对此有意见吗？”
“是的。显而易见这个会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已经开了一些时间。”
“那有什么不对吗？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想几时开就几时开。”
“是啊，可这是我的上诉，而且我是应邀来这儿对此进行讨论的。照说我似乎应该参加整个会议才是。”
“你不相信我，霍尔先生？”斯莱特里支着双肘往前靠了靠，全神专注于此。
“我不相信任何人，”亚当说，双眼直视法官大人。
“我们是设法方便你，霍尔先生。你的当事人时间不多了，我只是在试图促使事情进展快些。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以这样的效率安排这个会而高兴。”
“谢谢，”亚当说，瞧了一眼拍纸簿。场上沉默少顷，气氛也随着缓和了一点。
斯莱特里拿起一张纸。“今天就呈交诉状。州里明天将作出答复。我会利用周末加以考虑，并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如果我决定举行听证会，我有必要知道双方各自需要多久来准备。你怎么样，霍尔先生？要多长时间准备好一次听证会？”
萨姆还有二十二天可活。任何听证都得赶快，叙述要简明扼要，证人得机敏，而且他希望法庭裁决也得快捷。此刻亚当除了紧张还要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他对准备一次听证会需要多少时间没有一点儿概念，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芝加哥为一些较小的案子出过庭，但每次都有埃米特·威科夫在一旁。他只不过是个新手，该死！他甚至不能确定法庭的地点在哪儿。
感觉告诉他此时此刻那十一头正审视着他的兀鹰完全清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可以在一周内准备好，”他说，不动声色，尽量显得胸有成竹。
“很好，”斯莱特里说，好像表示这挺好，回答得好，亚当，好孩子。一个星期的要求很合理。这时罗克斯伯勒对他手下的骗子之一耳语了什么，于是那帮人一致认为那话挺逗乐。亚当没理他们。
斯莱特里用钢笔划拉了几个字，端详了一下，然后递给秘书布雷克，后者把字条奉若至宝，赶紧照字条的吩咐去办事了。法官大人扫视了一眼右手的一排司法界精英，然后把目光落在亚当身上。“霍尔先生，现在我有些别的事想跟你探讨。你知道行刑时间定在二十二天后举行，我想知道法庭是否还会再接到你代理萨姆·凯霍尔递交的追加诉状。我知道这是一项不寻常的要求，不过我们是在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办案。坦白说，这是我头一回受理像这次这么临近行刑的死刑案，我想我们大家最好在工作中互相合作。”
换句话说，法官大人，你希望确保死刑不会被延缓。亚当飞快地想了一下。这确是一项不寻常的要求，而且相当不公平。不过萨姆享有随时提起上诉的宪法权利，亚当不可能因在这儿作出的任何承诺而受到约束。他决定以礼相待。“我真的说不准，大人。现在不会，也许下周会。”
“你肯定会提出通常都会提出的临刑前的逃生上诉吧，”罗克斯伯勒说，他周围那些面带傻笑的浑蛋一起把诧异的目光投向亚当。
“说实话，罗克斯伯勒先生，我没有必要同你讨论我的计划，也不必就此同法庭讨论。”
“当然不必，”麦卡利斯特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一旁附和，或许只是因为他不能保持沉默超过五分钟。
亚当先就注意到坐在罗克斯伯勒右边的一个检察官，这是那种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他那神情冷酷的眼睛很少从亚当身上移开。他年纪尚轻就有了白发，胡子刮得很干净，服饰非常整洁。麦卡利斯特很喜欢他，有几回往右向他靠过去似乎是在听取他的意见。来自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他人仿佛也都同意他的想法和举动。在亚当剪贴成册的上百篇文章中有一篇提到在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有个臭名昭著、号称死亡博士的讼师，此人精明狡诈，对推行使死刑案犯受到死刑惩罚有一种嗜好。不知他是姓莫里斯还是名莫里斯，亚当模糊地记起先前在罗克斯伯勒介绍他的手下时提到过一个叫莫里斯·某某什么的。
亚当估计他就是那个恶毒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是他的名字。
“好吧，那你就赶快把诉状递上来，”斯莱特里说，颇为自己的受挫而沮丧，“我不想等到最后关头再来日夜加班。”
“不会的，先生，”亚当假装同情地说。
斯莱特里拿眼瞪了他一阵子，接着回到他面前的文件上。“很好，先生们，我建议诸位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一一早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旦我作出决定就打电话。现在散会。”
另一侧的阴谋分子们纷纷从桌上抓起文件和卷宗，在突然间响起的一片模糊不清的交谈声中散去。亚当离门口最近。他朝斯莱特里点点头，主动说了声“日安，大人”就离开了办公室。他对秘书彬彬有礼地咧嘴一笑，进了走廊，这时听到有人喊他名字。原来是州长，身后还跟着两个马屁精。
“咱们能不能谈一会儿？”麦卡利斯特问道，一边把手伸向亚当胸口。他们握了一下手。
“谈什么？”
“就五分钟，行吧？”
亚当瞟一眼等在数英尺外的那两个州长的手下。“单独谈。私人性质。不可公开发表，”他说。
“那当然，”麦卡利斯特说，然后指着一扇双开门。他们走进一个空着的小法庭，里面也没开灯。州长双手空着，他的公文包有别人给拿着。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倚栏杆立着。他身材瘦削，穿着考究，质地精良的外衣，时髦的丝质领带，不可或缺的纯棉白衬衫。他还不到四十，除了两鬓有几星白发之外显得非常年轻。“萨姆好吗？”他问，装着很关心的样子。
亚当眼睛望着别处，鼻子里哼了一声，把公文包放在地上。“啊，他好极了。我会转告他你的问候，他一定会激动万分。”
“我听说他健康情况不好。”
“健康？你正设法要他死。你怎么会替他的健康担心？”
“只是听到一些传言。”
“他恨透你了，行了吧？他的健康是不好，但他还能再坚持三个星期。”
“对萨姆来说仇恨并不新鲜，你知道。”
“你到底想要谈什么？”
“只是想问候一下。我相信我们会很快见面的。”
“听着，州长，我跟我的当事人签的合同禁止我和你谈话。我再重复一遍，他恨你。是你使他进了死监。他一切都怪你，他要是知道我们现在正谈话，他会把我解雇。”
“你亲祖父会解雇你？”
“对。我真信他会这样做。所以如果我在明天报上看到你和我今天见了面并且讨论到萨姆·凯霍尔了，那我就得打道回芝加哥，而这恐怕会让你的行刑计划泡汤，因为萨姆一个律师也没有了。如果犯人没有了律师，你就无法处死他。”
“谁说的？”
“反正你保密就成，行吧？”
“我答应你了。不过要是我们不能交谈，那怎么讨论特赦的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走到这一步呢。”
麦卡利斯特总是笑脸迎人。那迷人的笑容或者展现在脸上或者就在表皮下面含而不露。“你考虑过特赦的问题吧，不是吗？”
“是的。还有三个星期到期，我是考虑过特赦的事。每个死监犯人都梦想得到赦免，州长，这正是你一个也不能赦免的原因。你赦免了一个罪犯，其他五十个都会为了得到同样的优待而纠缠不休。五十个犯人的家属都会纷纷写信并且不分日夜打电话来。五十个律师都会运用影响力并想法子进入你的办公室。你和我都知道这事不能这样办。”
“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应该死。”
他说这话时眼睛瞧着别处，似乎心里改了主意，似乎岁月使他成熟起来，软化了他惩处萨姆的决心。亚当刚要说点什么，忽然意识到州长最后这句话的重要性。他低头看了地板一会儿，特别留意州长的带穗的平底便鞋。州长则陷入了沉思。
“我也不能肯定他是否该死，”亚当说。
“他告诉你多少情况？”
“关于什么？”
“关于克雷默爆炸案。”
“他说他把一切都跟我说了。”
“但你有怀疑？”
“是。”
“我也是。我一直有怀疑。”
“为什么？”
“许多原因。杰里迈亚·道根是有名的说谎者，他对进监狱怕得要死。国内税务局对他无所不用其极，你知道，他们使他相信进了监狱他会被一帮黑人强奸和折磨之后杀掉。他是本州三K党的首脑人物，你知道。但道根对很多事都很无知。他搞恐怖活动时很狡猾很难逮住，可他不了解刑事司法体制。我一直认为有人，也许是联邦调查局，告诉道很必须给萨姆定罪，否则他们就把他送去坐牢。不定罪就没商量。他是证人席上一名非常主动的证人。他拼命想要陪审团给萨姆定罪。”
“所以他说了谎？”
“我不知道。也许吧。”
“他说了什么谎？”
“你问过萨姆他是否有个同犯吗？”
亚当·霍尔停顿片刻，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确实不能讨论萨姆和我谈过的事。这是要保密的。”
“当然要保密。在本州有很多人私下里并不希望看到萨姆被处决。”麦卡利斯特的眼睛此时仔细打量着亚当。
“你是其中的一个吗？”
“我不知道。但假使萨姆并没打算杀死马文和他的两个孩子呢？萨姆当然在那儿，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但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蓄意谋杀的呢？”
“那么萨姆的罪过就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大。”
“对。他当然不是无辜的，不过其罪恶还不致严重到该处死的地步。这事真叫我伤脑筋，霍尔先生。我能称呼你亚当吗？”
“当然可以。”
“我想萨姆没向你提到有关同犯的什么情况吧。”
“我真的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现在不能。”
州长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递给亚当一张公务名片。“背后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我个人办公室的号码，另一个是我家里的号码。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是保密的，我发誓。我有时在镜头前做做样子，亚当，那是工作需要，不过我还是可以相信的。”
亚当接过名片，看看那手写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没能赦免一个罪不该死之人的死刑，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麦卡利斯特边说边朝门口走，“给我打电话，但别拖得太久。这件事已经逐渐白热化。我一天能接到二十个电话。”
他向亚当眨眨眼，又展示了一回他那口闪亮的白牙，然后离开了房问。
亚当在靠墙的一把金属铸造的椅子上坐下，打量着那张名片的正面。上面印着烫金的字，还有官印的戳记。一天二十个电话。那是什么意思？那些电话是要萨姆被处死还是被赦免？
他曾说本州有许多人并不希望看到萨姆被处死，似乎他已经在权衡选票上的利害得失。
二十四
亚当进门厅时接待员不像平常那样迅速笑脸相迎，向他的办公室走去时他觉察出员工和几位律师之间的气氛也比往常严肃。聊天的声音降低了八度。情况显得有点紧张。
芝加哥来人了。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来的目的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检查工作，但比起为本地客户提供服务或为举行那种虚设名义的小型会议而来的还是更多些。芝加哥来人时从未有人被开除，也没人受到呵斥辱骂。不过这总是会使气氛紧张一阵子直到来人离开此地北归为止。
亚当打开他办公室的门，险些撞到E．加纳·古德曼那张焦急的脸上。古德曼依旧系着绿色佩斯利蝴蝶领结，笔挺的白衬衫，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他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正好走到靠近门边时那门开了。亚当张大眼睛看着他，然后拿起他的手迅速握了一下。
“进来，进来，”古德曼说，一边邀请亚当进亚当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把门关上。他脸上一直没有笑容。
“你在这儿干嘛呢？”亚当问，把公文包丢在地上，走到办公桌前。他们俩脸对着脸站在那儿。
古德曼捋着他那整齐的胡须，正一正他的蝴蝶领结。“有件事恐怕有点紧急。可能是个坏消息。”
“什么？”
“坐下，坐下。这恐怕要费些时间才能说清。”
“不，我站着就挺好。什么事？”如果这事需要他坐下听，那一定很可怕。
古德曼又整理了一下蝴蝶领结，捋一捋胡子，然后开口说：“嗯，这事发生在今天早上九点。你知道，人事审议委员会由十五个合伙人组成，他们几乎都是年轻人。总会下面有几个评议小组，当然，有主管招募、雇人的，有管纪律的，有管裁决纠纷的，以及其他等等小组。还有一个，你可能猜得到，是管解聘的。解聘小组今天早上碰了一次头，你猜是谁组织这一切的？”
“丹尼尔·罗森。”
“丹尼尔·罗森。显而易见，他为了拉到足够开除你的票对解聘小组下功夫已有十天。”
亚当在桌前的一把椅子里坐下，古德曼则在他对面坐下来。
“这个小组有七个成员，今早他们是在罗森的要求下开会的。有五人出席，因此达到法定人数。罗森自然没有通知我或其他人。出于明显的理由，解聘评议会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不必通知任何人。”
“连我也不通知？”
“对，连你也不用通知。你是唯一的议事项目，会议持续了不到一小时。罗森在开会前已经预先做好安排，不过他陈述理由时很有说服力。别忘了，他有三十年出庭辩论的经验。为提防事后一旦发生官司纠纷，解聘评议会向来是全部录音，所以罗森这次把会议全程录了音。当然照他所称你向库贝法律事务所求职时就不诚实，从而使事务所面临一场利益冲突，等等等等。而且他还有大约十来篇关于你和萨姆及你们的祖孙关系的报道文章复印件。他的理由是你使公司丢了脸。他是有充分准备而来。我想我们上星期一把他低估了。”
“于是他们就投票了。”
“四比一通过了开除你。”
“浑蛋！”
“我知道。我以前见识过罗森处于困境，这家伙可以胡搅蛮缠，而且通常能够得手。他如今再也不能出庭了，所以才在办公室到处挑事。不过他六个月后就离任。”
“在这样的时刻，这倒是个小小的安慰。”
“还有希望。大约在十一点风声终于传到了我的办公室，幸好埃米特·威科夫在。我们到罗森的办公室大吵了一通，接下来就打电话。要紧的是——人事审议委员会明早八点将开会审议你的解聘问题。你届时必须到场。”
“早上八点！”
“是的。那些家伙忙得很。许多人约好九点出庭。有些人要去录一整天口供。我们若能从十五个人里凑够法定有效人数就算幸运。”
“多少才算够法定人数？”
“三分之二，十个人。如果到不了法定人数，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麻烦！那现在这种情况你还不认为是麻烦吗？”
“情况有可能更糟。明早若是不够法定人数，你有权在三十天后再次要求审议。”
“三十天后萨姆就死了。”
“也许不会。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把会开成。埃米特和我已经得到九位委员到会的许诺。”
“那四个今早投票反对我的人呢？”
古德曼咧嘴一笑，目光瞟着别处。“你猜。罗森确信他的选民明早一准会到场。”
亚当突然用双手拍着桌子说：“该死的，我辞职不干了！”
“你不能辞职。你刚被解聘。”
“那我就认了。王八蛋！”
“听我说，亚当——”
“王八蛋！”
古德曼收回话头停顿了一会儿，让亚当冷静下来。他把他的蝴蝶领结扯正，检查了一下胡须的生长情况，用手指敲敲桌子。然后他说：“听着，亚当，我们明早取胜不成问题，知道吗？埃米特这样看，我也这样看。在这件事上事务所是支持你的。我们相信你的所作所为，而且，坦白说，我们事务所喜欢出名。芝加哥的报纸登了一些不错的报道。”
“事务所当然得表现出支持的样子。”
“你先听我说。我们明天可以获得成功。话主要由我来说。威科夫这会儿正拉票呢。我们还找到了其他的人给拉票。”
“丹尼尔·罗森可不傻，古德曼先生。他就是想赢，没别的。他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萨姆，不在乎你或是任何卷进来的人。他只是想赢。这是一场竞赛，我打赌他现在正在打电话争取支持票呢。”
“那么咱们就跟他这头犟驴斗一斗。明天咱们进会场时要摆出好斗的架势。咱们要让大家都知道罗森是个坏家伙。老实说，亚当，这个人没什么朋友。”
亚当走到窗前，从窗帘缝朝外窥视。下面林荫道上行人熙来攘往。已经快五点了。他在合股投资公司还有将近五千元，如果他节省一些，在生活方式上有所改变，这笔钱或许还能维持六个月生活。他年薪六万二，在近期再找一份这样收入的工作是困难的。不过他一向不是那种会为钱发愁的人，现在开始为钱担忧也非他所愿。他更担心的是接下来的三周怎么办。担任了十天的死刑犯律师，他知道自己需要帮手。
“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长久的沉默之后他问。
古德曼不慌不忙地起身走到另一扇窗前。“极疯狂。最后的四天你没有多少睡觉时间。你将四处奔波。法庭难以预测。司法制度难以预测。明知不会奏效你也得不停地提出申请和上诉。报界会追踪纠缠着你。顶重要的是你必须拿出尽可能多的时间陪着你的当事人。这是一份让你发狂的工作，但却没有一分报酬。”
“所以我需要一些帮助。”
“啊，是的。你单枪匹马是干不了的。梅纳德·托尔被处决时，我们布置了一个杰克逊市的律师守着州长办公室，一个律师守着杰克逊市的高级法院秘书办公室，还有一个守在华盛顿，两个守在死监。这便是你明天必须去争一争的原因，亚当。你需要事务所及其人力财力的支持。你只靠自己是没法做成的。这是需要一队人马来做的事。”
“这一手可真是要命。”
“我知道。一年前你还在上法学院，现在你却被解聘了。我知道这让人痛苦。不过相信我，亚当，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挫折。为时不会长久。从现在算起，十年后你将成为事务所的一名股东，那时你也可以在年轻助手头上作威作福。”
“别那么武断。”
“咱们回芝加哥去。我已经买了两张七点十五分的机票。八点半就可以飞到芝加哥，之后我们找家好餐馆吃一顿。”
“我得去取些衣服。”
“好。六点半机场见。”
会议开始前事情实际就已解决。人事审议委员会有十一名成员出席，已达到法定有效人数。他们聚在六十层楼的图书室里，锁上门，围坐在一张中央放着几壶咖啡的长桌旁。他们随身带着厚厚的卷宗和手提式录音机以及使人疲累的袖珍时间表。有个人还带了秘书来，她坐在走廊里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着。这些人是大忙人，过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都得开始另一个疯狂的日子，充斥其间的是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见面、简报、证言、审判、电话，还有重要的午餐。十男一女，一律四十岁上下，全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全都急着回到他们凌乱的办公桌前。
亚当·霍尔的事在他们眼里是件讨厌的事，事实上，人事审议委员会在他们看来也很讨厌。这不是那种参加起来比较愉快的小组会，但是他们是被选出来的，谁也不敢拒绝。一切为了事务所。行动服从团队！
亚当是七点三十分到达办公室的。他离开了十天，这是他离开最长的一次。埃米特·威科夫已经把亚当的工作交给另一个年轻的助手。在库贝法律事务所从来不缺新手。
八点前他就躲进了靠近六十层楼那间图书室的一间没用的小会议室。他精神紧张，但竭力不表现出来。他边饮咖啡边看着早晨的报纸。帕契曼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然后他把人事审议委员会的十五个成员的名单研究了一遍，没有一个是他熟悉的。十一个陌生人将在下面的一个钟头里讨论他的未来，接着迅速投票，然后便会去处理他们各自更为重要的事情。威科夫八点差几分进来打了招呼。亚当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抱歉给他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又听埃米特保证会有一个迅速而满意的结果。
八点五分时加纳·古德曼打开门。“情况相当不错，”他说话的声音低得几近耳语，“这会儿十一个都已经到场。我们已经得到至少五人的承诺。罗森在小组会上的支持者到了三位，不过他可能还差个一两票。”
“罗森在吗？”亚当明知结果，还是盼着那老浑蛋或许一觉没醒来死了。
“当然在。不过我想他在着急呢。昨晚十点了埃米特还在打电话。我们已经拉到了票，罗森明白这一点。”古德曼步履轻松地走出门不见了。
八点十五分，主席宣布开会，声称出席人符合法定有效人数。解聘亚当是唯一的议题，也是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唯一原因。埃米特·威科夫首先作了十分钟精彩发言，讲述亚当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才。他站在桌子一端面对一排书架侃侃而谈，就像在试图说服一个陪审团。十一名委员起码有半数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们不是在浏览文件就是在日历上勾改着自己的日程。
加纳·古德曼第二个发言。他把萨姆·凯霍尔的案子迅速扼要介绍了一遍，并把萨姆很可能会在三周后被处决的评估意见如实提交委员会考虑。接着他把亚当吹嘘了一通，说他或许在没有透露他与萨姆的祖孙关系上有错，但那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当初，这是现在，眼看你的当事人就剩三个星期可活的时候，现在可就重要得多了。
没有一个人对威科夫和古德曼提问。问题显然都留着给罗森了。
律师有长久持续的记忆力。你今天妨碍了他，他可以耐心地等上许多年之后再伺机报复你当日的关照。丹尼尔·罗森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积怨颇多，作为主管合伙人，他正在收获当初撒下的怨果。多年来他把人们，他自己手下的人，踩在脚下。他是暴徒、骗子和恶棍。在他事业辉煌之时他是事务所的核心与灵魂，对此他十分清楚。没人能与他抗衡。他欺辱年轻的助手，虐待其他的合伙律师。他践踏委员会的决定，漠视事务所的政策，偷偷夺去库贝法律事务所其他律师的客户。而现在，他的律师生涯已是江河日下，该是他结账的日子了。
他发言不到两分钟就首先被一个年轻的合伙律师打断，这人常和埃米特·威科夫一起骑摩托车。发言被打断时罗森正踱着方步，像在他春风得意的日子里那样面对听众满堂的法庭进行表演。没等他反唇相讥，另一个问题便向他袭来。他才想起对前两个问题如何作答，第三个问题却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辩论进行着。
三位提问者通力合作，颇见成效，看来是经过练习的。他们轮番针对罗森的要害毫不留情地提问。不到一分钟罗森就诅咒并肆意辱骂起来。他们一致保持冷静。每人面前都摆着拍纸簿，上面看样子是一长串要提的问题。
“利益冲突在哪里，罗森先生？”
“律师当然可以代理自己的家人打官司，是吧，罗森先生。”
“难道求职申请表上特别问过霍尔先生是否本事务所代理了他的家人吗？”
“你是否有什么理由反对事务所出名，罗森先生？”
“为什么你认为出名不好，罗森先生？”
“你家里要有人关在死监你会努力去帮助他吗？”
“你对死刑有什么看法，罗森先生？”
“你是否因为萨姆·凯霍尔杀了犹太人就暗自盼着看到他被处死？”
“你不认为你这是在背后袭击霍尔先生吗？”
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场面。在芝加哥近年的历史上，有一些在法庭中取得的大胜利是非罗森莫属的。可是现在他却由于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斗当着一个委员会受此奇耻大辱。没有陪审团。没有法官。只有一个委员会。
他脑子里从没想过退却。他继续逼进，嗓门越来越大，言辞越来越刻薄。他的驳斥和尖酸的回答渐渐变成了针对个人，他对亚当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他这样做是个错误。其他人也加入了论战。不久，罗森就像一头离狼群只有数步之遥的猎物，身负重伤依然在左冲右杀。当形势已经明朗，他已不可能在委员会获得多数支持时，他才放平调门，恢复了镇静。
他重整精神平静地对双方的辩论进行总结，关照大家注意道德上的问题，避免给外界一个不好的印象，律师们在法学院所学的那一套只用于论战中彼此攻击而平常并不随便使用。
罗森结束了讲话，一阵狂风般出了房间，脑海里记下了那些胆敢质问他的人。一回到他办公桌前他就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有朝一日，哼，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对此有所表示。
除了咖啡壶和空的杯子，桌上的文件、拍纸簿以及电子设备统统不见了。主席宣布投票。罗森得到五票，亚当六票。于是，人事审议委员会立即自行散会，大家纷纷离去。
“六比五？”亚当重复着，望望古德曼和威科夫如释重负但无笑容的脸。
“标准的压倒优势，”威科夫挖苦说。
“可能更糟糕呢，”古德曼说，“你可能丢了饭碗呢。”
“为什么我不乐得发狂？我是说，差那么一票我就成了隔年黄历。”
“实际上不见得，”威科夫解释道，“开会前我们就算过票数。罗森也许有两个坚定的支持者，但其他人投他的票是因为知道你保准赢。你不知道昨晚的拉票有多激烈。这回罗森可完了。他再过三个月就得走人。”
“也许还要快，”古德曼添了一句，“他是一门乱开火的大炮。人人都烦他。”
“包括我，”亚当说。
威科夫瞟一眼他的表。已经八点四十五分，他九点得到庭。“瞧，亚当，我得走了，”他边说边把外衣扣好，“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孟菲斯？”
“可能今天。”
“我们一起进午餐吧？我想同你谈谈。”
“成。”
他打开门，又说：“好极了。我的秘书会打电话给你。我得快走。再见。”随后他就走了。
古德曼也突然瞟了一眼表。他的表比起事务所里真正的律师来要慢得多，不过他确实也有个约会要赴。“我得去办公室跟人见面。我会与你们一块儿进午餐。”
“差一票，”亚当重复着，对着墙壁直发呆。
“得啦，亚当。并没有那么险。”
“感觉上可真险。”
“听着，你离开前我们需要花几个钟头一起谈谈。我想听听萨姆的情况，明白吗？咱们就从午餐时开始谈。”他打开门走了。
亚当坐在桌上，摇着头。
二十五
孟菲斯办事处的贝克·库利和其他律师对亚当的突然离职和很快又复职一事似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也就是说那些人仍然谨守着自己的小圈子，从不光顾亚当的办公室。他们对亚当并非很无礼，他毕竟也来自芝加哥。不得已时，他们也会笑脸相迎，如果亚当乐意的话，他们甚至还会在走廊里同他聊上片刻。不过，他们都是些大公司的法律顾问，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软绵绵的双手从不习惯于那些刑事案件的肮脏污秽。他们从不到监狱和囚室一类的地方去拜会当事人，也从不和警察、起诉人和那些古怪易怒的法官们打交道。他们的办公地点通常是在办公桌的后面抑或是桃花芯木会议桌的周围。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同当事人的谈话上，这些来向他们咨询的当事人每小时要向他们支付数百美元。除了谈话以外，他们就去打电话，或者是同其他的律师、银行家和保险商们共进午餐。
报纸上的消息已足以使整个事务所变得愤懑不已。大部分律师都因为看到自己事务所的大名同萨姆·凯霍尔这类人搅在一起而感到很难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不知道芝加哥总部担任他的代理已达七年之久。眼下朋友们都开始向他们打听，别的律师也都拿他们打趣，妻子们在园艺俱乐部茶会上受到羞辱，姻亲们突然间都对他们经办的法律事务产生了兴趣。
很快，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孙子就成了孟菲斯办事处的一件令人头痛、但谁也奈何不了的事。
亚当对此亦有所感触但并不很在意。他的办公室只是暂时的，至多用三个多星期的时间，一天也不会再多。星期五早晨他从电梯出来时没理会那个突然忙于整理杂志的接待员。他同自己的秘书打了声招呼，这位名叫达琳的年轻女子递给他一张电话留言条，电话是《孟菲斯报》的托德·马克斯打来的。
他拿着那张粉红色的留言条走进办公室后便随手丢进了废纸篓里。他把外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开始把文件一一取出，摆满了桌子，其中有他在往返芝加哥的路上所做的笔记和他从古德曼的档案中借阅的一些同类的诉状以及联邦法院最近作出的十几份裁决。
他很快便沉浸在法律条文与策略之中，芝加哥的事渐渐地抛在了脑后。
罗利·韦奇从通向市场的前门进了布林克利广场大厦。他方才一直很耐心地在路边小咖啡店的桌旁等候着，直到那辆黑色的绅宝轿车出现并拐进了附近的一个车库。罗利·韦奇穿一件白色衬衫，打着领带，下身是一条泡泡纱的便裤，足登休闲平底便鞋。他口中啜饮着冰茶，眼见着亚当顺着便道走进了大厦。
韦奇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查找着公司名录。库贝法律事务所位于三楼和四楼。大厅里有四个模样相同的电梯，他进了其中一个去往八楼。出了电梯到了一个很狭窄的门厅，门厅的右手是一家挂着黄铜制名牌的信托公司，左手是一条过道，两侧是一扇扇通向各类公司的门，饮水池的旁边有一扇门通往楼梯。他又漫不经心地从八楼上一路走下来，边走边检查着所经过的各扇门，途中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他重新走进大厅，随即上了另一个去往三楼的电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走出电梯，对那个仍在忙着整理杂志的接待员笑了笑，准备上前向她询问方才那家信托公司的办公地点，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女接待员于是忙着去接电话。一道双开玻璃门将接待区与通往电梯的门道分隔开来。他又乘电梯上了四楼，迎面是一道同样的玻璃门，只是没有接待员。门是锁上的，在门右侧的墙壁上有一块带有九个数码键的编码门锁面板。
他听到有人声传来，便闪身进了楼梯井，楼梯井两侧的门都不带锁。他等了片刻，然后又悄悄进了门并到饮水池边喝了好一阵的水。这时电梯门开了，一个穿卡其裤蓝色运动衣的年轻人一阵风似地从里面出来径直走向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大门，他一侧的腋下夹着个纸盒，右手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边走边大声哼着歌，根本没有留意跟在身后的韦奇。他来到门前站定，小心翼翼地把手里拿的法律书搁到纸盒上，腾出右手去按门键。7、7、3，他每按一个键，面板锁便发出一声蜂鸣。他身后不远处的韦奇从他的肩头望去，将编码一一记在心里。
年轻人又一把将书抓在手里，正待转身时，韦奇不失时机地抢前一步和他轻轻撞到一起，嘴里还随口说道：“见鬼！对不起！我不是——”他边说边后退一步，一面看了看门上的牌号。“这不是河湾信托公司，”他嘴里说着，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不是，这里是库贝法律事务所。”
“这儿是几层？”韦奇问道。正在这时听到一声响动，门锁打开了。
“四层，河湾信托公司在八层。”
“对不起，”韦奇又一次道歉，显出一副很窘的可怜相，“一定是坐错了电梯。”
年轻人皱皱眉，又摇摇头，然后把门打开。
“真对不起，”韦奇第三次道歉，一面向后退身。待门关上看不到那年青人了，韦奇便乘电梯下到大厅里并离开了大厦。
他从商业区出来后，驱车向东北方向开了约有十分钟的样子，来到一处政府兴建的贫民住宅区。他正要把车停到奥伯恩之家旁边的车道上，却被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拦住了。于是他便说自己只是随便转转，又迷了路，非常抱歉。在把车子重新开出去的当口，他看到了莉的那辆栗色美洲虎车停在两辆微型车之问。
他开车向河的方向驶去，重新返回商业区。二十分钟后，车子停在陡峭河岸边一座废弃的红砖仓房附近。他在车里迅速换了一件短袖上带有蓝色绣饰、口袋上方级有字母“拉斯蒂”的棕黄色衬衣，然后悄无声息地步行转过仓库的拐角，又沿着一条坡道穿过杂草来到一片树林里。他在一棵小树的荫凉下歇息了片刻，躲避着炎炎的烈日。在他的面前是一小块百慕大草坪，草叶又粗又绿，显然得到了很好的保养，草地对面是二十套贴山崖而建的豪华公寓。麻烦的是公寓周围有一道用砖和铁条构成的栅栏。他隐在树丛中耐心地打量着。
公寓的一侧是一个大门紧闭的停车场，通向唯一的出入口。活像个方匣子似的带空调小门房里有个警卫在值班，停车场里只有很少几辆车。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上午十点，透过淡色玻璃能够看到门房内警卫的身影。
韦奇没去理会栅栏，而是选择了从山崖一侧进去。他顺着一排黄杨树攀缘向前，手里抓牢地上的青草以防失手滑落到下面足有八十英尺的沿河公路上。他悄无声息地在那些木结构阳台下面往前移动，有些阳台是悬空的，伸到山崖外面十英尺有余，下面便是陡峭的岩壁。他在第七个公寓的阳台下面停住了，一翻身跃到了阳台上面。
他在一把柳条椅中坐下歇息了片刻，然后开始摆弄一根户外电缆，像是在上门进行线路的维修。四周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出现。对住在这里的那些富人们来说，隐私权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为此不惜一掷千金。这里的每一个小阳台都由装饰墙板和各种各样的攀缘植物分隔开来。此时，他的衬衣已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不用说，厨房通往阳台的滑动式玻璃拉门紧锁着，但那门锁的结构很简单，没用一分钟便解决了。他将那把仍然完好无损的锁头取下来，然后在进门之前又四下张望了一番，现在才是最较劲的时候。他估计房子里会装有保安系统，也许每一扇门窗上都装有报警触点，因为家里没有人，这些触点极有可能都处于工作状态。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当他打开门时会弄出多大的响动，是无声报警呢，还是会响起撕心裂肺的报警器的凄厉声音？
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将滑门拉开，没有听到报警器的声音。他迅速扫了装在门上方的监视器一眼，然后抬腿进了室内。
报警装置立刻便惊动了正在门房里值班的警卫威利斯，他的监视屏幕发出了警报，声音很急促但并不是很大。他望着那盏代表莉·布思所住七号公寓的红灯在不停地闪烁，他想等着它停下来。布思太太不慎弄响警报器是常有的事，每月至少会出现一到两次，他辖区内的其他人也都差不多。他检查了一下记事簿，布思太太在九点十五分时已经外出了。但她家里偶尔也会有留宿的人，大多是男士，眼下她的侄子就同她住在一起，所以威利斯眼看着那红灯闪烁了四十五秒钟停下来后便持续地处于亮红灯的状态。
事情是有些不大对头，但也用不着惊慌失措。这里的人们住在带围墙的院子内，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警卫，所以他们对报警系统并不是很看重。他很快给布思太太挂了个电话，对方没有人接。他又按了个键，接通了已存入话机内的911匪警电话。然后他打开装钥匙的盒子，取出七号公寓的钥匙出了门。他迅速穿过停车场去检查布思太太的单元，边走边打开了手枪的皮套，以便在需要时能及时把枪拔出来，当然只是防备万一罢了。
罗利·韦奇这时却进了门房并看到了打开的钥匙盒。他把标有七号公寓字样的一套取了出来，上面还带有一张卡片，写着报警密码和使用说明。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同时还拿走了八号和十三号公寓的钥匙和卡片，以便迷惑老威利斯和警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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