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了费尔丁-罗思的快速跑道，就同上了其他公司的快速跑道的意义一样，你已被选中为提拔当领导的对象，有着较好的机会去熟悉业务、去证明自己的才干。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快速跑道上的人都能一直这样到达终点线的。这条道上还有别人，竞争非常激烈。一个人的名字被除掉是随时都可能的。
西莉亚清楚这一切。她还知道，作为一个妇女，她需要跨越额外的偏见障碍，这障碍男人就不用去跨越。她必需取得双倍的成绩，这使她更有劲头了。
这就是为什么看来六十年代不太妙，因为六十年代在处方药方面已证明是个无所收获、无所创新的时期。
“这情况以前发生过，”当西莉亚提起这事时，萨姆·霍索恩说。“瞧，我们刚刚走过了满是奇迹般药物的二十年——各种抗生素、治心脏病的新药、避孕丸、各种镇静剂，还有别的一切好药。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平稳阶段了，这阶段要到下一个重大的科学突破才结束。”
“平稳阶段要有多久？”
萨姆沉思地挠一挠他的秃头。“谁知道呢？可能两年，也可能十年。在重大突破以前，我们的罗特洛霉素销路很好，而且我们也在不断改进现有的药物。”
西莉亚尖锐地说，“你的意思是改进那些‘我们也有’的药吗（“我们也有”的药，指很多医药公司都生产的大同小异的药品。译者注）？模仿我们竞争对手的那些成功的药品吗？玩玩把克分子略加改变的花招，只要不因为侵犯人家的专利而被起诉就行，是吗？”
萨姆耸耸肩。“如果你要用批评者的语言，可能是这样。”
“说到批评者，他们责怪我们把研究工作浪费在‘我们也有’的药物上，说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更有成效，更使人受益的研究，难道他们的批评不对吗？”
“我们这行业一向被批得一无是处，现在不也是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吗？”萨姆的声音里也不知不觉地掺进了尖锐的成分。“特别是有的批评者，他们不了解也不关心这样一点：正是这些‘我们也有’的药物，在科学上没什么进展时，能够使我们这样的公司维持下去。总是会有一些空白点的。你可知道，在种痘预防天花取得成功以后，科学家们又花了一百年来研究种痘能预防天花的原因吗？”
尽管这次谈话使西莉亚灰心丧气，后来她发现其他医药公司也经历着同样无所收获的时期，没有发明什么新的或令人振奋的药。这是制药业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且——虽然当时没人知道——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结果证明了萨姆是准确的预言家。
那期间，也即一九六二年的大部分时间，西莉亚继续成功地当她的销售训练部主任。一直到十一月份。
“我把你找来，”在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萨姆那间有栎木护壁板的办公室中，他对西莉亚说，“是要告诉你，你有新任务了。哦，对了，也是一次提升。”
西莉亚等着，可萨姆没有下文。她叹了一口气，微微笑了。“你明明知道我好奇得要命，但你非要我开口问你，那我就问吧。好啦，萨姆：我的新职位是什么？”
“管门市产品的总经理。你主管整个布雷联营公司分部。特迪·厄普肖过去是你的领导，现在要向你汇报了。”萨姆微微一笑。“西莉亚，我希望你对此相当高兴并留有深刻印象。”
“啊！我是高兴！我真是高兴极了。萨姆，谢谢你。”
他机敏地看了她一眼，“在你那兴高采烈之中，我觉得你有所保留，对吗？”
“没有保留。”西莉亚决然地摇摇头。“只不过……好吧，有这么个事实：我对我们门市产品的业务一无所知。”
“你一无所知并不奇怪，”萨姆说。“我过去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空白点，后来我在门市产品系统工作了两三年，才了解一些。在某些方面，就像到了外国似的。”他犹豫了一下。“也好像从城市的这一头跑到了那一头。”
“是名声较差的那一头吗？”
“可能。”
他们两人都清楚的是：和其他大医药公司一样，费尔丁-罗思在它的两大部门之间竖起了一堵墙。一边是处方药生意，被认为是有出息的；另一边是门市产品，这方面的活动通常被认为没什么出息。两边各有其业务活动，互不相干。各自有其管理机构，研究人员，推销力量；相互之间毫无联系。
正是由于这种分离政策，费尔丁-罗思才保留了布雷联营公司的招牌——它原是一家独立的小药房。多年以前费尔丁-罗思就把它弄到了手，现在专门出售不需要处方的各种药品。在公众眼里，布雷联营公司和费尔丁-罗思没有任何关系，而母公司也宁愿这样。
“布雷联营公司将会对你起教育作用，”萨姆对西莉亚说。“你将学会关心各种止咳药、痔疮膏、洗发剂等等。而且，门市产品的业务是整个制药业务的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赚大把大把的钞票。因此你必须了解它，了解它怎样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
他接着说，“还有一点：你可能得把你那些带批评性的判断搁置一段时间。”
她好奇地说，“请解释一下，好吗？”
“你自己会明白的。”
西莉亚决定不勉强他。
“我还要告诉你一点，”萨姆说。“布雷联营公司分部一直停滞不前，我们的门市产品需要新的主动精神、新的思想。”他笑了。“可能需要一个想象力丰富、有时善于磨人的坚定妇女的思想——嗯，有什么事？”
这后一句是对他的女秘书说的，那是位年轻漂亮的黑人女子。她进来了，站在开着的门口。
她没回话，于是萨姆说，“玛吉，我说过我不愿被——”
“等等！”西莉亚说。她看见萨姆没注意到的——眼泪顺着女秘书的脸颊往下流。“玛吉，怎么啦？”
这姑娘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一声一呜咽。“是因为总统……肯尼迪总统被枪击毙了……在达拉斯……电台……刚刚广播完。”
萨姆·霍索恩面带惊疑不定的神色，急忙啪的一下将办公桌旁的收音机打开。
同她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西莉亚从那可怕的一刹那以后，永远记住了当时自己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它是一首令人精神崩溃、麻木的序曲，带来了以后死气沉沉的日子，一段希望破灭、灰心丧气的日子。不管卡默洛①
特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总有一种永远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感觉，一种新的开端突然消逝的感觉，一种一切事物都太短暂的感觉，一种一切次要的东西都无所谓的感觉，这些东西里也包括——就西莉亚说来——她的雄心壮志以及关于她新职位的谈话和想法。当然，那段一切都停顿的日子终于结束，生活继续向前。就西莉亚说来，她继续向前，到布雷联营公司总部上任去了。该公司完全是费尔丁-罗思所掌有的子公司，坐落在距母公司总部一英里半的一幢朴实无华的四层楼砖房里。大约两星期以后，就在这里，在她并不华丽却很舒适的新办公室，她与分部的销售部经理特迪·厄普肖相见，检查门市产品的情况。
前一个星期西莉亚把她自己完全泡在文件堆里。她看了与她新职位有关的所有材料：财务报表、销售数据、研究报告、人事档案等等。她一面看材料，一面逐渐体会到霍索恩对她讲的话是事实。在缺乏灵感的人物领导下，这个分部办得毫无生气。它确实需要新的主动精神、新的思想。
同厄普肖的谈话开始时，西莉亚说，“特迪，我直截了当地提个问题：
我坐在这里，而你必需向我汇报，你对此感到不满吗？我们两人的位置倒了过来，你介意吗？”
这位精力充沛的销售部头头似乎大为惊讶。“介意？天哪，西莉亚，我不可能比现在更高兴了！你正是这个分部需要的人。当我听说你要调来时，我简直想欢呼几声。不信你就问我老婆去吧！我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俩还为你的健康干杯哩。”随着他说话的节奏，特迪的脑袋劲头十足地点着。“至于说对你不满，没那回事。我只是个推销员——顶呱呱的推销员，我今后也只有这点本事。但你有脑子，可以给我一些好东西去推销，一些比现在我们有的好得多的东西。”
西莉亚被这态度感动了。“谢谢你，特迪，”她说。“我也喜欢你。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对极了！”
“你在两边都干过，”她指出。“处方药和门市产品。告诉我，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非常根本的区别。门市产品大多是骗人的，”特迪瞥了一眼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的文件。“我想你在查阅花销时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别管它，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他探询地看着她。“要我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吗？”
她点点头。“我要的就是这样。”
“好吧，你可以这样来看待它。我们两人都知道，每一种处方药要花几百万元来研究，要花五六年工夫才能投放市场。而门市产品呢，搞个配方至①传说中的英国都城，亚瑟王的宫廷及其圆桌骑士们都在这里。多只要五六个月，花销极其有限。然后大量的钱花在包装、做广告、推销上。”
“特迪，”西莉亚说，“你真有窍门，一下子就说出了事物的本质。”
他耸耸肩。“我从来不骗自己。我们这边卖的东西可不是路易巴斯德（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译者注）发明的。”
“但总的说来，制药业中门市产品部的药物销售情况一个劲儿地往上蹿。”
“就像他妈的火箭似地！因为它符合广大美国公众的需要，西莉亚。当人们得病的时候——多半是些小毛病，如果他们聪明点儿，不理它，过段时间自会好的——有些人喜欢自己处理。他们喜欢自己当当医生，我们钻的就是这空子。因此，既然火箭反正要往上蹿，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费尔丁-
罗思、你、我——不抓住它的尾巴跟着往上蹿呢？”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说，“眼下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我们没把尾巴抓紧——我们在市场上没得到该得到的份额。”
“我同意你讲的市场份额的问题，”西莉亚说，“而且我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这状况。至于门市产品分部的药物本身，一定比你说的作用稍稍大一些。”
特迪抬抬手，仿佛这回答无关紧要。“也许稍稍大一些，但大不了很多。
有几种好药——比如阿司匹林。至于其他药，主要使人们感觉上好过些，即使只是心理上的感觉也行。”
她坚持说，“比如有几种常用的感冒药，难道它们起的作用不比心理上的安慰要大一些？”
“不，不！”特迪断然地摇摇头。“去问问随便哪个好医生，去问问安德鲁。如果你我这种知道内情的人得了感冒，我们最好怎么办呢？我来告诉你吧！回家去，两只脚一搁，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吃上几片阿司匹林。这就是所要做的一切。科学上还没找到治普通感冒的药，我听说那还有很长很艰苦的一段路要走呢！”
特迪说得很认真，可把西莉亚逗乐了。“你从来什么感冒药也不吃吗？”
“从来不吃。当然，幸亏要吃的人很多。每年数不清的人抱着希望，花五亿美元想治他们那无法治好的感冒。于是，西莉亚呀，你、我、我们大家就卖他们需要的药。妙就妙在，这种药对他们都无害。”特迪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小心谨慎起来。“当然罗，你知道我不会对任何外人这样讲。眼下因为你问我，我才这样讲，我们是私下谈谈，而且我们互相信任。”
“我感谢你的坦率，特迪，”西莉亚说。“但你既然这样看问题，你干这种工作，是否有时心中不安呢？”
“回答是：我并没有不安。原因有二，”他说时伸出指头来表述。“第一，我干的这一行不判断是非。我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像有些梦想家，认为世界应该怎样怎样。第二，反正有人要卖这玩意儿，当然特迪·厄普肖也可以卖。”他犀利地看了西莉亚一下。“然而，这使你心中不安，对吗？”
“对，”她承认说。“有时，这使我不安。”
“头头们跟你说过，你在布雷联营公司将干多久吗？”
“什么也没说过，我想，可能要一直干下去。”
“不会的，”特迪向她保证说。“他们不会把你搁在这里。或许会让你干上一年再提拔你。所以，坚持住，姑娘！归根结底，这是值得的。”
“谢谢你，特迪，”西莉亚说。“我听你的劝告，不过，我希望不止是坚持到底，而是大干一番。”
尽管西莉亚是有工作的妻子和母亲，她却决意把家放在心上，尤其是要和两个孩子保持亲近。莉萨这时五岁，布鲁斯也有三岁了；每天晚上（休息日除外），在她回家以后和晚饭前，她总和孩子们一起待上两小时——这是西莉亚的固定安排。不管她公文包里带回来研究的文件多么重要。
同厄普肖谈过话的当晚，西莉亚继续她几天前就开始干的一件事——朗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给莉萨听，如果布鲁斯还坐得住的话，当然他也听。
布鲁斯今晚比往常安静一些——他疲倦了，而且因为感冒还流着鼻涕——莉萨则和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在听。故事正讲到爱丽丝在一座美丽花园的小门旁等候着，这门很小，爱丽丝这样个子的人根本过不去，爱丽丝希望能找到……
……一本书，其中列出规定，怎样才可以像望远镜一样把人关进去：这次她找到一个小瓶子……（“这瓶子肯定原来不在这里，”爱丽丝说）瓶颈周围有纸标签，上面印着很漂亮的大字“喝掉”。
西莉亚把书放下，用一张卫生纸擦掉了布鲁斯的鼻涕，又接着念下去。
“喝掉”，说得倒好，但聪明的小爱丽丝并不打算匆匆忙忙就干这事。
“不行，我得先看看，”她说，“究竟上面是否标明‘有毒’二字。”……
她从来没忘记，如果你从标明“有毒”的瓶子里喝了很多东西，那你十有八九迟早要遭难。
不过，这瓶子上没有标明“有毒”，因此爱丽丝大胆地尝了一下，发现味道好极了（它实际上带有多种食物的混合香味，有樱桃酱馅饼、牛奶蛋糊、菠萝、烤火鸡、太妃糖、抹上黄油的烤面包片等等的香味），她一下子就喝得精光。
“多奇怪的感觉呀！”爱丽丝说。“我一定被关进去了，像给关在望远镜里似的。”
事实果然如此：她现在只有十英寸高了……
莉萨突然插话说，“她本不该喝的，妈咪，她该吗？”
“如果是真人真事，她不该喝，”西莉亚说，“不过，这是在讲故事。”
莉萨倔强地坚持说，“我还是认为她本不该喝的。”西莉亚早就注意到，她女儿已经是个有主见的人了。
“你对极了，宝贝，”他们身后响起了安德鲁快活的说话声；他已悄悄走了进来，可没人察觉。“永远不要喝你不熟悉的东西，除非医生开了处方。”
他们都笑了，孩子们热情地拥抱安德鲁，他则吻了吻西莉亚。
“眼下，”安德鲁说。“我开一张处方：来一杯庆祝‘今天已过完’的马丁尼酒。”他问西莉亚，“和我一块儿喝吗？”
“当然愿意。”
“爹爹，”莉萨说，“布鲁斯着了凉。你能治好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个凉医生。”他把女儿抱起来，搂得紧紧的。“感觉到了吧！我是个热医生。”
莉萨咯咯地笑。“你这爹爹！”
“真是不可思议，”西莉亚说。“这几乎是重新播放我今天的一场谈话。”
安德鲁把莉萨放下，开始调制两杯马丁尼酒。“什么谈话。”
“吃饭时告诉你。”
西莉亚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放到书架上，以待次日晚上再读，接着就准备送孩子们上床。从厨房飘来咖喱羊肉的香味，而隔壁的餐室里，温妮·奥古斯特在餐桌上为安德鲁和西莉亚安排着。西莉亚想，我干了什么呀，可以过这样奇妙、幸福、心满意足的生活？
“特迪说，得了感冒只要多喝水，多休息，吃几片阿司匹林就行了，其他任何治疗都没用，这话完全正确。”西莉亚告诉安德鲁当天上午她在办公室的一场谈话以后，他这样说。
他们俩这时已吃过晚饭，把咖啡带到起居室来喝。他接着说，“我跟病人讲，要是他们感冒了，处理得当的，七天能好。处理不当呢，要一个星期才好。”
西莉亚笑了，安德鲁拨着他先前点燃的壁炉里的柴火，使它又冒出火苗。
“但特迪有一点错了，”安德鲁说，“就是所谓的感冒药对人无害这点。许多感冒药有害，一些感冒药还有危险。”
“是吗！”她不同意。“‘有危险’一定是夸大其词了。”
他强调说，“没夸大。在想治好感冒的过程中，你可能做出比患感冒更糟得多的事情。”安德鲁走到书架前，拿下好几本书，书里夹有许多纸条。
“近来，我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他一本一本地翻找着。
“大多数的感冒药，”安德鲁说，“都是各种化学成分拼凑而成的混合物。其中一种成分叫做脱羟肾上腺素，广告中声称它能使堵塞的鼻子通畅。
大部分情况下脱羟肾上腺素不起作用——因用量不够而无效——但它的确能使血压增高，而这对人有害，对那些高血压症患者就有危险了。”
他翻到夹有纸条的一页读道，“简单、普通的阿司匹林，几乎所有研究医药的人都同意，是治感冒的最佳药物。但有些阿司匹林的代用品，宣传得很厉害，买的人也多，这些代用品中含化学药品非那西汀，它伤肾，如果服用次数太频繁，服用时间过长，可能给肾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感冒药片中还有抗组胺，这是不应有的成分，它增加肺中的黏液。有许多用于鼻腔的滴剂、喷雾剂，与其说有益，倒不如说有害——”安德鲁停了下来。“你要我继续读下去吗？”
“不用了，”西莉亚说，又叹了一口气。“我懂了。”
“归结起来就是，”安德鲁说，“只要你把广告做足，就可以使人相信任何事情、买任何东西。”
“但感冒辅助药的确起一点作用，”她争辩着。“人们常这么说。”
“他们只不过以为它起作用。完全是一种错觉。或许感冒本来就在好转，或许是心理作用。”
安德鲁把书放好时，西莉亚想起当自己当新药推销员时的一件事：一位有经验的不分科的医生对她说，“病人到我这里来诉说得了感冒时，我给他们一些无效剂——吃不坏人的小糖丸。几天以后他们又来了，还说，‘那些丸药真灵；感冒好了。’”这老大夫当时看了西莉亚一眼，轻声笑道，“感冒总是会好的。”
记起了这事，又听了安德鲁的评论，西莉亚觉得可信性增加了。此刻，她与晚餐前的幸福感相反，颇感丧气。她的新职务使她看到一些她但愿不必知道的事情。她纳闷，她的价值观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她理解了萨姆对她说的一句话的意义，“你可能得把你那些带批评性的判断搁置一段时间。”真有这必要吗？她做得到吗？她应该吗？她边想着这些问题，边把带回家的公文包打开，取出里面的文件后摊得到处都是。
公文包里还有一样东西，西莉亚见到它时才记了起来——布雷联营公司“促他健”的样品。这种早在二十年前就有并一直畅销的门市产品，是给得感冒的儿童擦胸部用的；它有一股很浓的香味，据广告说，那是“令人舒服的”。西莉亚因为知道布鲁斯感冒了，带回家来准备用的。现在她问安德鲁，“可以用吗？”
他从妻子手里接过药盒，看了一下成分表后笑了。“亲爱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想用用那油腻腻、黏糊糊的老玩意儿，它对布鲁斯一点坏处也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它使你觉得好过些。你这当妈妈的那时就算是尽了一点力。”
安德鲁打开药盒，看了一下药管里的东西。他兴致依旧地说，“没准儿‘促他健’就是干这个的。它根本不是为小孩的；它是为小孩的妈妈的。”
西莉亚正要发笑，忽然停下来古怪地盯着安德鲁，脑子里闪出两个念头。
第一，她的确得把带批评性的判断搁置一段时间，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第二个念头，安德鲁刚才说出了一个好的——不对，远不止是好——一个绝妙绝妙的主意。
二
“不，”西莉亚向桌子对面的广告公司头头们说。“不，我一个也不喜欢。”
就像突然在火上浇水一样，立时见效。西莉亚想，如果广告公司会议室里有个温度指示器，它一定会从“温暖”转到“寒冷”上去。她感到广告公司的那四个人在急急忙忙地捉摸着怎样对付。
这是一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那天上午，西莉亚和布雷联营公司的其他四人从新泽西驱车来纽约，要同四方-布朗广告公司一起开会。萨姆·霍索恩头天晚上就到纽约，也参加了会议。
外边，狂风大作，天气很糟。四方-布朗广告公司设在美洲大街的伯林顿大厦里。那条街上，混乱的车辆和匆忙的行人在同来势汹汹的雨夹雪搏斗着。
在四十四楼会议室开这次会的原因，是要检查布雷联营公司的广告计划——在管理人员大变动以后开这种会是正常的。前一个小时，广告计划以仪式和节目形式表现出来——两者分量之重使西莉亚觉得，她仿佛站在检阅台上看一个团的人马列队而过。
可这团人马给人印象不深，她这样断定。于是她当即表了态，听到的人吃了一惊。
在桃花心木长会议桌的对面，坐着广告公司的中年广告设计师艾尔·菲奥卡，他看来很苦恼，摸着下巴上范戴克式的尖胡子，两只脚挪来挪去的，似乎以此来代替发言，却把下一步留给比他年轻的业务督察肯尼思·奥尔来做。能说会道的奥尔原是这四人小组的组长，他穿一套蓝色细条纹西服，显得很挺括。第三位广告公司的人德克斯特·威尔逊，是客户业务经理，刚才的节目安排大部分出自他之手。威尔逊比奥尔略大几岁，头发过早地灰白了。
他像浸礼会传教士一样地严肃，而现在愁容满面，或许因为主顾不满意，他可能要丢饭碗。西莉亚知道，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们所得的酬金虽高，但过的生活并无保障。
广告公司四人小组的第四位是布莱登——西莉亚没听清他的教名——是客户业务副经理。（她心下犯疑：广告公司里到底有没有不带好听头衔的人呢？）布莱登看来年纪很轻，刚才曾忙着帮人把广告文字、广告画搬来搬去，给以西莉亚为首的布联公司的代表们看。
另外一些广告公司的人——大概又是十来个——你来我往地展示着他们的那部分广告计划。最后一部分是“促他健”的广告——这一新宣传计划在西莉亚还没调到门市产品部以前就已开始了。
布雷联营公司里和西莉亚一起来的人包括这样几位：格兰特·卡维尔，他主管营业；特迪·厄普肖，代表销售；比尔·英格拉姆，年轻的产品经理。
五十来岁的卡维尔已在公司待了多年，是位不大流露感情的人，虽还称职但缺乏想象力；西莉亚已决心在不久的某个时候把他调离现职。英格拉姆稚气未除，长着一头很不听话的红发；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刚一年，虽然显得敏锐而精力饱满，但其他方面全然是个未知数。
萨姆·霍索恩在费尔丁-罗思的地位比他们所有人都高。为了对萨姆前来参加会议表示感谢，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特意进来打了声招呼。
但萨姆头天就打电话给西莉亚，讲明了他出席这次会议的作用。“我只是坐在那里旁听。因为你是新任现职，责任重大，还牵涉到大宗的钱财，所以这里的管事人觉得，如有母公司的人来这里看看，把情况带回去，他们就放心些。不过，我不会插手，一切都看你的。”
现在，西莉亚溜了萨姆一眼，看看他是否同意她刚才的评论。但萨姆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名堂，同他整个上午的情形一样。
“好啦，奥尔先生，”西莉亚对业务督察轻快地说，“你不必再发愁怎样回答，怎样来对付我。我们坦率地来谈谈广告的事情吧，我来讲讲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种广告方式，为什么我认为这家工作情况我了解的广告公司可以干得出色得多。”
她感觉到她的话在广告公司的人员中激起了兴趣，甚至可以说使他们松了一口气。一双双眼睛，包括她自己这一边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她。
肯尼思·奥尔圆滑地说，“我们都很愿意听，乔丹太太。对于你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里的任何一点，我们公司决不会有人硬要其一成不变。至于一些新想法，我们既愿意自己提供，也愿意根据你的去完善起来。”
“你这‘一成不变’的提法我听了很高兴，”西莉亚微笑着说，“因为我感到，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如果是在十年以前，那一切都很好，但在此时此地就不协调了。我还想知道——做人得公道嘛——是否有些东西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要求和规定造成的。”
她觉察到奥尔和威尔逊目光犀利地看了她一眼，眼光中带着敬意。但说话的却是那职位最低的年轻人布莱登，他冲口而出地说，“哎呀，事情就是那样！只要我们这里的人想到个妙点子，或是要把你们的老产品宣传得生动活泼一些——”
业务督察赶忙插进来，“行了！”他瞪了他那下级一眼。“我们广告中的缺点不能责怪主顾。从我们这里出去的东西，我们干这一行的承担责任。
另外，你绝对不该以那种口气说什么‘老产品’，乔丹太太，我表示歉意。”
“尽说些废话！”西莉亚还没来得及回答奥尔，这话就从她这边的桌子旁喊了出来。这是年轻的英格拉姆说的，他一时间气得满脸通红，和头发的颜色倒挺般配的。他接着说，“那些本就是老产品，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么说有什么不对？谁也没有说不要它们了，但它们的确可以弄得使人感兴趣一些。因此我们如果打算坦率地交谈，像乔丹太太说的那样，那我们就直说吧。”
一时间沉寂得令人难堪，还是奥尔先开口。“得，得！”他扬起一边眉毛，又吃惊又颇有兴致地说。“看来，年轻人说出来的话护着年轻人。”他转向西莉亚。“你介意吗？”
“不。这样甚至更有助于我们进步。”
西莉亚经过对布雷联营公司档案材料的研究，得出一个看法：以往的广告被一种过分小心、保持现状的政策限制得太死。她想抛弃这种限制，而她今天的态度就来源于上述看法。
“我想先谈谈‘促他健’的问题，”她对大家说。“我认为，我们原来的广告和刚才提出的新广告，路子都走错了。”
西莉亚心里在向安德鲁致意，接着说下去，“我查了一下，多年以前我们的广告就是，儿童用‘促他健’擦胸以后，他们笑了，好受些了，快活些了。”
客户业务经理德克斯特·威尔逊温和地问道，“难道这不是指望发生的情况吗？”但肯尼思·奥尔目不转睛地盯住西莉亚的脸，挥挥手示意他的同事别打岔。
“是的，是指望发生的，”西莉亚回答。“但快活也好，微笑也好，进商店购买‘促他健’的并不是儿童自己，而是他们的母亲。当母亲的要做好母亲，她们想尽一点力使她们生病的孩子好受一些。但我们的广告里，母亲的形象不是根本看不见，就是只在背景里出现。我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快乐的母亲就在正前面，一个带宽慰神情的母亲，这个母亲在她孩子生病时，尽了一点力，现在觉得心安了。在印刷品和电视上，我们都应该根据这个路子做广告。”
桌子周围的人顿时都点头赞同。西莉亚拿不准，她是否应该再加上安德鲁的评论：“没准儿‘促他健’就是干这个的。它根本不是为小孩的；它是为小孩的妈妈的。”她决定不说了。她还坚决不去想安德鲁的用语“那油腻腻、黏糊糊的老玩意儿”，据他说，这东西既无坏处，也无好处。
奥尔慢慢地说，“这真有趣，非常有趣。”
“不止是有趣，”英格拉姆插话道。“简直棒极了。你这样认为吗？霍华德？”他冲着布莱登发问，于是现在西莉亚也就知道了她没听清的那个教名了。
广告公司的这位年轻人急忙点头。“当然。我们要把孩子放在背景里—
—我想你们或许需要有这么一个在哪儿露一露。但妈妈在正前面，这妈妈形象不太优美，头发有点儿乱，或许衣服也有点儿脏，就像她刚在躺着生病孩子的房间里做过事，急得满头大汗。”
英格拉姆接过话头。“对，把她弄得逼真一些。”
“但神情是高兴的，”布莱登说，“她放心了，不再着急了，因为她知道：多亏了‘促他健’，她的孩子没事了。这一点必须提到。乔丹太太指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把细节设计出来，”奥尔说道。他向西莉亚微微一笑。“乔丹太太，看来大家一致认为，你的想法大有前途。”
“还有一点，乔丹太太，”英格拉姆说。“我们一方应该把产品稍稍改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叫它‘新促他健’。”
客户业务经理威尔逊点点头。“改改名字总是起好作用的。”
“‘新促他健’，”厄普肖念着药名，仿佛试试好不好，接着就断言说，“好！对我们那些打前阵搞推销的家伙行行好，让他们能从一个新角度去宣传药品的新特点。”
主管布雷联营公司营业的卡维尔身子向前一凑。西莉亚感到，他大概认为这么做决定绕过他了，因此他必需说点话。
“改变一下产品不难，”卡维尔主动地提议说。“药剂师们改用个配料就成了。只改一些次要、并不关键的成分就行，可能只在香料上变一变。”
“太棒了！”布莱登说。“现在我们都在弄虚作假了。”
西莉亚脑子的另一部分却在想，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此前不久，她对这样的事会有何感想呢。她又安慰自己说，不管怎样，她总算听从了霍索恩的劝告，把批评性的判断搁置了起来。她还得这样干多久呢？如果厄普肖的预言准确，她还会离开门市产品分部再往上提升的话，那么只不过一年光景罢了。西莉亚注意到萨姆在微笑，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
她的思想又回到她眼前的职责上来了。看着布莱登和英格拉姆这两位年轻人，西莉亚直觉地感到，将来在布雷联营公司和四方-布朗广告公司，她会和什么人经常打交道。
即使在西莉亚最自信的时候，她也没有料到她对“新促他健”的推销计划——公司内部都知道的“幸福妈妈”计划——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效果。正如厄普肖在她办公室里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高兴地说的：“西莉亚，姑娘，它简直绝了！”他又说，“我一直知道你是好样儿的，原来你他妈的还是个天才。”
四方-布朗广告公司在电视、广播、印刷物方面展开了一场宣传攻势，不出一个月，“新促他健”的销售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倍。而且，在第四个星期里涌来的批发订货单表明，这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果然不错，第二个月又在原先的高度上翻了一番，人们预言还会有进一步的增长。
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当然注意到西莉亚和“新促他健”的成功。因此，在一九六四年剩下的时间里，当更新布雷联营公司其他产品的计划出笼时，总公司在批准所需的花销上很主动。正如萨姆·霍索恩所作的说明，“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你们在干些什么，西莉亚——不管怎样，我们也许可以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但只要你们继续推出产品，你完全有自由按照你的方式行事。”
西莉亚的方式就是给已有的旧产品创造出新形象。
有一项旧产品本来只不过叫做布联洗发剂。在西莉亚建议下，旧名仍保留，只不过字体很小，却加了一个大号字体的新名——拥抱。就在这下方，有一句几乎同样醒目的广告：温柔得像你的梦中情人。
不止是看见拥抱广告和买拥抱洗发剂的那些人记住了这句话，而且——使所有关心它销路的人高兴的是——它已传来传去成为引起全国人注意的一句话了。电视喜剧借用这句话作笑料；模仿它的插科打诨句子出现在报纸上——其中《华尔街日报》社论专页上有一篇特写，在批评白宫税收计划时用的标题是：
你的梦中总统决不会温柔地拥抱你
这标题再加上其他一些东西，使拥抱洗发剂受到空前未有的注意，销路猛增。
接着，四方-布朗公司为拥抱展开了新一轮的广告，不过这次在已升任正职客户业务经理的布莱登指导下进行。年轻的布莱登在宣传“新促他健”时也曾起过作用，同他一比，那严肃认真但顾虑重重的威尔逊黯然失色，终于销声匿迹。结果西莉亚一直弄不清楚，威尔逊到底是离开了广告公司，还是被安置到次要的岗位上去了。
同样，在与之对应的布雷联营公司这一方，西莉亚把年轻的比尔·英格拉姆提升为营业部主任，取代了老资格的格兰特·卡维尔。另一个位置等着卡维尔——正如有人说的刻薄话——“数数回形针，数到提前退休。”
英格拉姆从西莉亚处得到启发后，对营业方针提出了一些革新的想法。
也就是这英格拉姆给西莉亚带来了消息：密执安的一家小医药公司正准备出售。“他们有好几种产品，乔丹太太，不过唯一叫人感兴趣的是5号合剂，一种治感冒的药水，用于使鼻子通气。你知道，这正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空白，我们没这类药。如果我们把这家密执安的公司买下来，把它的其他产品倾销出去，接过5号合剂，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重要产品。”
她记起安德鲁对于所有感冒药的看法，问道，“5号合剂起作用吗？”
“我让药剂师检验过，他们说可以。并非名震世界，也决不比我们生产的药好，如果我们需要生产它的话，还得从头开始。”英格拉姆用手掠了一下他那永远乱糟糟的红头发。“不过，5号合剂能起到要它起的作用，它在市场上的销路已有相当的基础，因此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
“对，这很重要。”
西莉亚知道，从经济方面考虑，宁愿改进已有销路的门市产品，也不去推出全新的产品。这不仅因为搞一项新产品花销大得不可思议，而且大部分新产品将失败，失败时还往往连带支持它们的人一起销声匿迹。
“写个详细的报告给我，比尔，”她吩咐道。“我要看一看。如果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去和萨姆谈。”
几天以后，西莉亚确实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建议买下密执安的这家公司——从而也买下了感冒药5号合剂的制作法。结果，由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中间人，不事声张地就把这家小公司买下了，卖主并不知道律师代表的买方是谁。这种方式合乎常规，因为要是知道买主是家大医药公司，卖方就会漫天要价。
过不了多久，买主把这家公司的其他产品都卖完了，密执安的这家药厂就此关闭。生产5号合剂的工作以及少数几个同这生产有关的人都转到布雷联营公司设在新泽西州的制药厂来了。
比尔·英格拉姆负责改进5号合剂并扩大它的销路。
他先是订购了一种引人注目、式样新颖的橘红和金黄色盒子，再用漂亮的塑料容器取代原来装药水出售的绿玻璃瓶。然后改名为500号合剂。
“这特大的数字，”他向西莉亚汇报时解释说，“暗示在重新设计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它的药性。事实上，我们的药剂师在配方上作了一两项改变，以求提高制药的效率。”
西莉亚细看了送来的东西，然后说，“我建议紧接在药名下加一行字。”
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下了：
500号合剂系统性抗感冒药
并把纸递给英格拉姆看。
他钦佩地看着她。“真高明！它使人觉得他们的机体将可以战胜感冒。他们会喜欢这药的！”
西莉亚想，原谅我，安德鲁！她又一次提醒自己，所有这类事只不过干一年——于是又想起时光过得真快，因为她调到布雷联营公司已经一年半了。她回顾着，我已经变得这样一心扑在这里，有时竟忘了再回处方药那边去。另外，这里发生的事叫人感到有趣。
比尔·英格拉姆还在说，同平时一样热情。“再过六个月，等新的包装站住脚以后，我们就可以做片剂了。”
“什么片剂？”
他看来受了委屈。“你没有看我写的建议书吗？”
西莉亚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堆文件。“很可能在那里边，你就讲给我听吧。”
“好。片剂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卖500号合剂。成分相同，效用相同。但我们要分别做广告，取得两次曝光的效果。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成分稀释，做成专供儿童服用的。这将取名为50号合剂，数字小一些表明……”
“对，”西莉亚说。“对，我知道你的思路——数字小一些，人也小一些。”她笑了。
“来年冬天，”英格拉姆依然往下说，“当人们一家子一家子地都得了感冒时，我的建议书上说，要推出一种家庭型的500号合剂大瓶装药水。如果这一炮打响，我们紧跟着就搞更大号的——我们这一行的人管它叫‘老天爷！’号。”
“比尔，”西莉亚一边还在笑一边说，“你越来越自负了！不过我喜欢。弄个膏冻型500号合剂怎么样？”
“卖给上层人士吗？”现在他和她一起笑了。“我来搞搞看。”
当西莉亚和门市产品分部硕果累累时，其他地方的事件一如既往地层出不穷——有悲剧、喜剧、冲突、崇高、忧郁、欢笑和人间的愚蠢行为等等—
—在前台跳跃而过或是慢慢走过。有时是一个一个地上台，偶尔是一齐上。
像一百五十年以来断断续续做过的一样，英国和法国颇有信心地宣称，不久即将开工修建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杰克·鲁比，这个把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奥斯瓦德击毙的人，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约翰逊总统完成了肯尼迪未能完成的一件事：使国会通过了强有力的民权法案。四个活泼漂亮的利物浦人组成的甲壳虫（这名字叫人意想不到）乐队，已经使他们的音乐及一种被称为“甲壳虫迷”的狂热传遍全世界。
在加拿大，经过一场掺杂着愤怒和愚蠢的全国性争论，选定了新的国旗。
温斯顿·丘吉尔，原像是会永远活下去似的，但九十岁时还是去世了。而在美国呢，一个和遥远的国家越南有关的什么东京湾的决定，没怎么受注意就被国会顺利通过，更没有人意识到，这决定将会使一代人对国家疏远并把美国扯得四分五裂。
“今天晚上我要看电视新闻，”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一个傍晚，安德鲁对西莉亚说。“在洛杉矶一个叫瓦茨的地区发生了暴乱和纵火事件。”
这是他们珍惜的全家相聚的晚上。近来这种场合少了一些，因为西莉亚现在的工作需要她出门，有时一次就离家好几天。因此，作为补偿，只要可能，孩子们就和他们的父母共进晚餐。
西莉亚喜欢孩子，也喜欢见到他们的外婆，但大家遗憾的是，外婆由于健康状况愈来愈差，近年不常来了。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早就为气喘病所苦，而最近病情又加重了。安德鲁曾建议米尔德里德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照料她。但她不来，宁愿自由自在地待在西莉亚小时候她就住的费城那个小小的家里。
安德鲁的母亲已迁居欧洲，很少通消息，虽多次邀请，她却从未来过。
她没有见过孙儿女，显然也没有见一见的愿望。“当她听到我们的信息时，我们会使她想起她已经老了，”安德鲁说。“她希望永远不老。因此我想，我们随她去吧。”
西莉亚感觉到安德鲁的话隐含着悲伤。
同安德鲁隔绝已久的父亲去世了，他们纯属偶然地得知这一消息，当时他父亲已死去好几个月了。
至于家庭中的下一代，莉萨现在七岁，念小学二年级。她仍显出很强的个性，对作业认真，对自己掌握愈来愈多的词汇特别得意，尽管有时弄错了词义。一次提到美国历史课时，她告诉西莉亚说，“我们学了美国便秘（原文constipation[便秘]，应为constitution[宪法]。译者注），妈咪，”另一次在解释圆周时说，“外边是个累赘（原文cncumbrance[累赘]，应为circumference[周线]。译者注）。”
布鲁斯——现在将近五岁——与莉萨相反，显得温柔、敏感，好在他还有一种滑稽的幽默感作为补偿。这使西莉亚有一次对安德鲁说，“布鲁斯轻易就会伤心。他比莉萨需要更多的保护。”
“那么他必须学我的样，”安德鲁回答，“娶一个坚强的好女人。”他说这话时很亲切，西莉亚走过去紧紧搂住他。
后来她说，“我在布鲁斯身上看到你的很多东西。”
当然，他们俩偶尔也争执，结婚八年来有那么一两次吵得很厉害，但也不外乎是正常的夫妻间的吵架。这些小疙疸没有解不开的。两人都知道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他们都尽力保持和维护它。
晚上他们看电视，看瓦茨的暴乱时，孩子们也在一起。
“天哪！”安德鲁低低叫了一声。荧光屏上可怕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出现——烧呀、抢呀、破坏呀、耍野蛮呀，受伤的、死了的，在那隔离的、不幸而卑微的黑人贫民区木炭巷里，被激怒的黑人正和遭到围攻的警方凶猛地搏斗。它活生生展现了贫穷和不幸是多么可怕，而这一点世人过去忽略了。只是在现在这种时刻，当瓦茨大度地向电视联播节目提供这一新闻事件的详情，而且还将连续五个白天和夜晚播出这一可怕事件时，世人才记起来了。
“天哪！”安德鲁又叫了一声。“你能相信这种事竟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吗？”
他们的注意力全给电视屏幕吸引住了，直到节目快完了西莉亚才注意到布鲁斯泪流满面，抖抖颤颤地在抽泣。她走过去抱起他来，催安德鲁说，“把它关掉！”
但布鲁斯嚷道，“不关，爹爹！不关！”于是他们一直看到那些可怕的场面播完为止。
“他们在伤害人，妈咪！”布鲁斯后来抗议说。
仍在安慰他的西莉亚答道，“是的，布鲁斯，他们是在伤害人。这很不幸，也很不对，但这种事有时要发生。”她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你就要明白的是，你所看到的这一类事情经常发生。”
后来，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安德鲁说，“这些事真叫人闷气，不过你给布鲁斯的回答是正确的。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蚕茧般小天地里的人太多了。他迟早得知道蚕茧外面还有一个世界。”
“对，”西莉亚说。她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一直要和你谈谈蚕茧的问题。我想，我自己就生活在蚕茧里面。”
丈夫的脸上微微一笑，很快笑容就消逝了。他问道，“难道是门市产品分部的蚕茧？”
“和那差不离吧。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中，包含着你所不赞同的事，安德鲁——比如‘促他健’和500号合剂。你并没有说多少话。你是否心里很不自在呢？”
“或许有一点儿。”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为你感到骄傲，西莉亚，也为你所做的事骄傲。因此，有朝一日你回到费尔丁-罗思处方药那一边去时，我将非常高兴。我们俩都知道，那边比你门市产品这边重要得多。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有些事情我也让步了。第一件，人们还将去买蛇油，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做出它来，所以，谁做都毫无区别。还有一件：如果人们不去买门市产品那里的药，都去找医生，我们就要忙死了——我们对付不了。”
“你这不是在硬找理由吗？”西莉亚不相信地问道。“只因为是我的缘故吧？”
“就算是硬找理由，有什么不可以？你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爱你。”
“这理由对我们俩都起作用。”她凑过去吻他。“好啦，你不必再硬找理由了，亲爱的，因为我主意已定：我干门市产品的时间够长的了，明天就去请求调动。”
“如果你真想调动，我希望你成功。”但安德鲁这回答是无意间作出的反应。从瓦茨摄来的电视镜头引起的沮丧情绪还停留在他心上。他还有一个严酷的个人问题，这与西莉亚或他的家庭没有关系——这问题使他痛苦不堪，而且不会、不可能离他而去。
“难处在于，”萨姆·霍索恩第二天对西莉亚说，“你太成功了——也可以说，你的成功大大超出别人的估计。你是下金蛋的鹅，所以才把你放在布雷联营公司独当一面。”
他们此刻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萨姆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应西莉亚的要求安排的，她刚刚提出要求：调出门市产品分部。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可能你感兴趣，”萨姆说。他伸手把办公桌上的几个文件夹翻来翻去，终于抽出一个并把它打开。从办公桌另一边，西莉亚可以看见那里面是一些财务报表。
“这报表还没有转出去，不过董事会很快就要见到的。”萨姆指着一个数字说。“你调到布雷联营公司去的时候，那分部的总收入占费尔丁-罗思总销售量的百分之十。今年将是百分之十五，利润也相应地上去了。”萨姆合上文件夹后微微一笑。“当然，你也得力于处方药这边的销售量下降。反正你成绩辉煌，西莉亚。祝贺你！”
“谢谢。”西莉亚很高兴。她本来估计数字不会小，却没料到像萨姆刚才说的那么突出。她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对他说，“我认为门市产品的势头能保持下去，而且比尔·英格拉姆已变得非常能干了。既然如你所说，处方药那边的生意有所下降，我去了或许有点用处。”
“你会去的，”萨姆说。“我答应你。同时，我们还会有特殊而且有趣的事给你干。只不过请你再耐心等几个月。”
安德鲁神色严峻地面对着医院的院长。他们在伦纳德·斯威廷的办公室里，两人都站着，空气紧张。
这是星期五，已近中午时分。
“乔丹大夫，”圣比德医院的院长一本正经地说——他声音严厉，表情认真——“在你往下讲以前，我要提醒一声，你对说的话要绝对有把握，而且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见鬼！”一夜的失眠使安德鲁很急躁，随时都会发作。“你以为我这点都没做到？”
“我想你是做到的，只是要再落实一下。”和往常一样，斯威廷说话时，他那浓密的眉毛不停地上上下下。
“好吧——再说一遍，伦纳德，这一次我正正式式地说。”安德鲁往下说时，谨慎地挑选着字眼，他内心痛苦，实在不愿意把话明说出来。
“和我共事的诺亚·汤森大夫，”安德鲁说，“此刻正在病房查房。据我个人所知，汤森大夫已受麻醉药之害，他已服药成瘾了。我认为他不能行医了，因为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另外，也是据我个人所知，这星期里本医院有一个病人已不必要地死去，这是由于诺亚·汤森在药性发作时处理错误所致。”
“主耶稣呀！”一听到最后这句话，院长的脸变得煞白。现在他请求道，“安德鲁，你能不能至少不提最后这一点呢？”
“我不能，我也不愿意！我还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安德鲁又愤愤地说，“四年前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你本该采取行动，但是你和别人宁愿闭上嘴，眼睛瞧着别处。”
伦纳德·斯威廷大声咆哮，“我是得采取行动了。在你讲了这些以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从前的事，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俩都清楚这点。但这事我也算了，因为当时我和你一样糟糕，一样胆小。我所关心的是现在。”
院长叹了一口气。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有朝一日这事总会露馅的。”于是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筒。
话筒里传来了秘书呱呱的声音，斯威廷吩咐说，“给我在市中心把董事长找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人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事情很紧急。你把这做完后，你和你那里其他人分头打电话，通知召开医务委员会议。马上就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现在各部门的头儿应该都在医院里。”
院长放下话筒，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相，然后他态度温和了。“今天这日子不好，安德鲁。对我们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安德鲁沉闷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委员会议，到时候要请你进去。先等在这里。”
外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汽笛，时已中午。
时间。等待。等啊等。
安德鲁灰心丧气地在想：过去，他等啊等的，等得过了头。他等得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还可以活许多年的年轻病人——死去。
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发现诺亚·汤森已服药上瘾。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比他老的内科医生——目的是保证不出医疗事故，也不要有重大的误诊。由于安德鲁显然难以一直保持近距离观察，他也就满足于没有重大治疗事故发生。
诺亚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位同事的关心，他经常和安德鲁商讨难以处理的病例。很明显的是，不管他是否服用麻醉药，这位老大夫的诊断术继续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汤森大夫显而易见地变得更无所顾忌地服用麻醉剂。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而受麻醉剂影响的征兆也愈来愈明显——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双手发抖——在诊所和在圣比德医院都一样。他让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摊得诊所里到处都是，懒得费工夫把它们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常把手伸进瓶子去掏——偶尔安德鲁就在他身旁——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不明白，汤森怎么能一边不断地服麻醉剂，一边却又似乎能行使职责。后来他这样推断：习惯难改，本能也一样。诺亚已行医这么多年了，他做的许多事——包括对别人说来很难的诊断病情——在他都轻而易举。安德鲁想，诺亚多少有点儿像一架有毛病的机器，还在凭它本身的动量运转。但问题在于：这动量能维持多久呢？
在圣比德医院，看来还是没有别人来分担安德鲁的忧虑。但在一九六一年——这是在安德鲁发现诺亚的事，并和伦纳德·斯威廷作了不欢而散的第一次谈话的后一年——诺亚·汤森不当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委员会了。这些变动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悄悄建议的结果，安德鲁从来没弄清楚。而且，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在诊所里，他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新来他们诊所的年轻医生奥斯卡·阿伦斯。
安德鲁还是常替诺亚和病人担忧，但因为看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安德鲁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又凭其主观愿望，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的高潮到来时，它来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鲁的主观愿望。
起初安德鲁只听到不完全、不连贯的消息。因为他怀疑并经过一番调查，很快他就能把发生的各种事按正确的顺序串起来了。
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森的举止和言谈中，马上觉察到这位老医生正处于麻醉药的影响之下，看来这药还刚服下不久。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但既然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情况，他就认为不会发生事故，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苦苦地责备自己。
安德鲁驱车离去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查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齐克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汤森脑子里想些什么可只能猜测了。只知道怀拉齐克那时的情况虽不紧急，但病情稍稍重了一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看来，汤森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很可能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下新的医嘱，离开怀拉齐克，亲自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医嘱是每隔六小时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内注射，立即打第一针。
由于一个老护士生病没来，值夜班的只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也很忙，既在汤森大夫的医嘱上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立即去执行。她先前没看过，当时也没去查看病人病历表上记的东西；因此她不知道此人因过敏而禁用青霉素。
护士来到时，怀拉齐克本人既在发烧又昏昏欲睡，没有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给他讲。注射完毕，护士就离开了怀拉齐克的病房。
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得靠推测，另一部分则根据同病房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
根据已知的青霉素反应，怀拉齐克打针后不一会儿就会感到异常恐惧，浑身发痒，皮肤变得火红。紧接着很快他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惊厥，脸、眼、嘴、舌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发出窒息、喘气以及从胸腔发出的其他临死前的异常声音。最为严重的是喉咙肿胀，这就堵住了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不能呼吸，紧接着——在痛苦和恐惧之后，总算老天开恩——是失去知觉，然后是死亡。全过程只有五分钟或可能稍长一些。
如果采取抢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的肾上腺素并立即切开气管——在颈部把气管切开——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并没有及时叫人，等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看到邻床病人翻滚挣扎、听到他窒息的声音，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赶紧按铃把护士叫回来。但等她赶来时，未得到任何抢救的库尔特·怀拉齐克已经一命呜呼了。
护士马上大喊住院医生的名字。她也喊汤森大夫，指望他还在医院里。
他果然还在，而且比住院医生先到。
汤森接手后，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原因又只能凭猜测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凭意志的力量，他理清了思路，开始其本来可以成功的掩盖手法——
只要后来安德鲁不插手的话。他当时一定清楚，护士并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同时，只要特别走运，可据以定罪的两件事——早先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和他让打的青霉素——人们或许不会去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他能把死亡说成是出于自然原因，也许就不会有人去注意真正的死因。还有一点是汤森不会不注意的：库尔特·怀拉齐克没有好朋友，看来不会有人来刨根究底地询问死因。
“可怜的小伙子！”汤森对护士说。“他的心脏受不住了。我本来就担心可能出事。你知道，他有心脏病。”
“是的，大夫。”年轻的护士顿时放了心，因为她没有为任何事受到责备。汤森是给人印象很深的有经验的权威，他说的话护士毫不怀疑，住院医生也是一样毫不怀疑。他被叫来以后，看到有人在现场处理；既然无需他帮忙，他也就去干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死了个病人后，我们得做一些事情。年轻的女士，你我两人一起来干吧。”
事情之一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填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星期四上午，安德鲁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齐克去世的消息。
走过诊所接待室时——这接待室由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他听到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接待护士佩吉在打电话，说是“汤森大夫的病人昨晚死了。”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同情地说，“听说你失去一位病人。”
长者点点头。“挺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你替我给他看的病。
叫怀拉齐克。他肺炎很厉害，心脏又弱。他心力衰竭而死。我本来就担心可能这样。”
安德鲁或许不会再想这事的；一个病人死了，当然很遗憾，但这种事并不少见。可汤森的态度有点尴尬，使安德鲁隐隐感到不安。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离开诊所了。安德鲁的不安促使他抽出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查看。对，安德鲁现在记起病人的模样了，而且在查看时他注意到两点。一是有青霉素过敏的标记，这点看来并不重要。另一点是病历上没提到有心脏病，这倒有些蹊跷。
安德鲁这时还是不太在意，只是感到奇怪，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谨慎地打听一下怀拉齐克死的情况。
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由汤森大夫记下的死亡原因——然后依次往前看。几乎马上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同样使他希望破灭的是：
护士已作了此针已打的标记。而根据顺序来看，打这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齐克死亡前一会儿。
安德鲁看着病历上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青霉素过敏以及早先用红霉素的医嘱——看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人员时，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心怦怦直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再到哪里去呢？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看怀拉齐克的尸体。
死者的脸部表情平静，眼睛是闭上的。除了皮肤略带青紫色（这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没有任何露出马脚的过敏反应性惊厥的痕迹。这时，安德鲁已确信：正是这种反应使这年轻人白白死掉。
他问陪伴他的太平间管理人员，“有没有吩咐做尸体剖检？”
“没有，先生。”这人又说，“死者有个姐姐应该从堪萨斯来。她来了以后尸体就火化。”
安德鲁的思想一片混乱。想起他早先在院长跟前的那番经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显然必须做点什么，但做啥呢？他是否该提醒说，得做尸体剖检呢？有一点安德鲁是有把握的：剖检会证明决非心脏病致死。
但即使不剖检，病人病历上的记载就是定罪的确证。
现在已是傍晚，医院里大多数管事的人都回家了，除了等到第二天再说，别无选择余地。
整个夜晚，西莉亚睡在他身旁，一点儿也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各种行动步骤在他脑中翻来覆去，使他睡不着。他应该到医院里去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同事们吗？如果他找医院外的有关当局谈，是不是更能确保公正处理呢？
他该不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诺亚的解释呢？不过安德鲁接着就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因为诺亚的品德明显地变了，比表面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更严重——这是多年以来服用麻醉药的恶果。
安德鲁一度了解、尊敬、有时深爱过的诺亚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伦理、医德非常重视，因此，他决不宽恕他自己或旁人由于疏忽而犯下可怕的医疗错误，后来巧辞掩饰，就像他最近表现的那样。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后果多么严重。不行，两人私下相见不解决任何问题。
安德鲁最难受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和深沉的悲哀。
最后，疲惫不堪的安德鲁下了决心，只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院内的人。
如果需要采取对外的其他行动，这决心得由医院其他的人来下。第二天上午，他在诊所里从容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总结。然后，他在午前不久来到圣比德医院与院长面谈。
四
安德鲁觉得，如果他闭上眼睛，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和老师的联席会议，或是在生产螺帽、螺栓小公司的董事会上，做着日常的决定。
说话声不断地流过耳边。
“我们为这事作个决议，好吗？”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人附议吗？”
“……附议。”
“……有人提议也有人附议……赞成这决议的……”
一片“赞成”之声。
“反对的呢？”
寂然无声。
“……宣布，决议通过。一致通过决议，停止诺亚·汤森大夫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调子低沉的话带来了最大的悲剧。对一度献身于工作的人来说，这些话标志着其毕生事业突然而可悲的结束。难道找不到合适些的语言，只能用这些卑劣而伪善的话吗？
安德鲁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知道围坐在医院董事会会议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可他并不想偷偷擦掉眼泪。
“乔丹大夫，”医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体贴地说，“请相信我，我们其余的人和你一样深感痛苦。诺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很敬佩，我们深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同样地不容易，不过同样地必需做。”
安德鲁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大夫。他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这个职位。古尔德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但性格沉静坚强，在圣比德医院很受人尊敬。执委会的其他人是各科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别的科室。安德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熟悉。他们都是通情达理、关心旁人的正人君子。尽管如此，从安德鲁看来，在做他们必需做的事情方面，他们的行动未免拖拉得太久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应该向执委会报告：估计到有这一决议，我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以便立即发到全院——各科护士值班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通知里，我已自作主张地把汤森大夫的停职说成是‘出于健康欠佳的原因’。我想这样说比具体说要来得谨慎一些。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大家一眼，一阵低语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要求大家，”院长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详细情况，离开这屋子后尽可能不要谈论。”
一开始，当这些被如此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曾经惊愕万分。但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会议的进程，而且在开会之前，他还匆匆和医院的董事长通了电话。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是当地的老资格律师，事务所设在莫里斯城。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只听得见这一方的话，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变了音的话声中，安德鲁确实听见董事长强调的最后一句话：“把医院保住。”
“我将尽力而为，”院长回答。
打完电话，他就走进同他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随手把门一关，把安德鲁一个人扔在那里。几分钟后，门又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个个神情严肃。
“乔丹大夫，”主席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听说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重述他早先对院长说的话，有时查看他自己记的要点。讲完以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但时间都不长。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给大家传阅。他们查阅着病历，看着其中可作为罪证的两条记录，不时悲哀地摇摇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执委会成员没估计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揭露出来的，但他们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到意外。
下一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现在，瘦削的小儿科主任说话了。这个新英格兰人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对那死去的年轻人将怎么办。”
“要知道该怎么办，”院长回答说，“重要的是作一次尸体剖检。开这个会以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死者父亲同意作尸检。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同意。因此今天就要解剖了。”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后者表示没问题。
“好吧，”小儿科主任仍揪住不放，“但我们跟他的亲属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到法律，这个问题挺微妙，挺有爆炸性。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大夫、交给我，交给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就要来了，他还会从法律角度来提出建议。”他又说，“或许，事情过后，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古尔德大夫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而且，看来大家还松了一口气。
或许。安德鲁想：这是个极重要的字眼。或许……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或许我们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老板麦克奈尔所代表的医院一方来看，毫无疑问是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的，是希望无辜受害的年轻人怀拉齐克被火化后给遗忘掉的。在某种程度上，安德鲁想，也怪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作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上了法庭，陪审团判的赔偿费或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数目将大得惊人。保险金是否能抵得过来，安德鲁不清楚也不在乎。他唯一有把握的就是：他本人决不参与掩盖行为。
一片嘁嘁喳喳的交头接耳声，会议主席连连敲击小木槌让大家注意。
“现在，”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到了最棘手的一步了。”他环视在场的人。“我必须到诺亚·汤森那里去，告诉他这里作出的决定。我知道此刻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吗？”
安德鲁说，“我和你一块儿去。”他想，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他对诺亚有这点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点头致谢。
尽管紧接下来的是可悲而喧闹的场面，但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凭诺亚的镇定态度，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了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从电梯里出来，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面。这里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室和一个护士值班室。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在查看空间。
他们两人走近他时，他的头动了一下，一看见他们，仿佛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似的。他转身走开，一会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了回来，脸上勉强地装出微笑，把两只手腕并得紧紧地伸了过去。
“你们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一时似乎不知所措，接着说，“诺亚，我必需和你谈谈。咱们到僻静的地方去吧。”
“何必找僻静地方？”这回答近乎喊叫，而且看来汤森是故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几个病人好奇地转过头来。“整个医院不是在天黑以前都会知道吗？”
“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我有责任告诉你，诺亚，医务委员会的执委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作了个决议：停止你在医院里的职务。”“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声音仍然很高——“我到这医院有多久了？我为这医院干了多少事情？”
“我知道你来这里已有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许多许多事情。”古尔德不安地意识到周围听的人越来越多。“诺亚，我们能不能……”
“难道所有这些都起不了一点作用？”
“很遗憾，在发生了这种事的情况下，什么也起不了作用。”
“问问这里的安德鲁，我干了多少事！问呀，问他呀！”
“诺亚，”安德鲁说，“我给他们讲了怀拉齐克的事。很抱歉，但我必须讲。”
“哦，对了！怀拉齐克。”汤森的头抽筋似地点了几点，话也和缓了一些。“那可怜的年轻人。他不该这样惨。我也替怀拉齐克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老内科医生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叫人相当尴尬。剧烈的抽泣使他浑身抖动。抽泣声时而被不连贯的话所打断。“……第一次……犯错误……确实疏忽了……不会再发生……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要去扶住汤森，但古尔德比他快。他抓住汤森的胳臂，坚定地说，“诺亚，咱们离开这里吧。你身体不大好。我这就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因抽泣而抖动，总算让人劝着往电梯走去。人们好奇的眼光一直跟着。
内科主任古尔德把汤森稍稍往前推一点，转身对安德鲁低声说道，“安德鲁，你留在这里。弄清楚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检查一下他可能写下的医嘱。快些办好这事。一定不能再重复那……你懂了吧？”
安德鲁点点头。“懂了。”
他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
他们走到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声喊叫，想要不走。说来也叫人不信，突然，他心中什么东西似乎崩溃了，从前的他已经变成碎片，原先的形象也毁了，一切气派、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的门一开，古尔德硬是把汤森匆匆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以后，还听得见汤森的尖叫声。随着电梯下降，声音才逐渐消逝，留下安德鲁一个人站在一片寂静之中。
那天晚饭后，安德鲁在家里接到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要见你，”内科主任说。“就在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到你府上来。”
“不，”安德鲁说。“咱们就在医院里见面吧。”安德鲁觉得，还没到和西莉亚谈诺亚事情的时候，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但她并不刨根究底。
安德鲁来到圣比德时，古尔德大夫已在医院拨给他专用的小小办公室里。“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很少这样做。但今晚我觉得有这需要。你一起喝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我喝，谢谢。”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兑上水，两人就默默地喝着。
接着古尔德说，“我离开你以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因为这将影响你们的诊所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永远不能行医了。”
“眼下他怎样了？”安德鲁问道。
“你的问题改成‘眼下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好回答了。”古尔德将杯中的剩酒摇晃了一下。“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一家幽僻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那些精神病专家判断，他将不大可能再离开那里。”
古尔德在叙述着下午和傍晚的经历，声音都变了。谈到某一处时，他悲哀地说，“我希望永远也不再经历类似的事情了。”
离开安德鲁以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主要的一层楼，这时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推进一个没人在内的治疗室，把门锁好后就急忙打电话找本院的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到来后，两个人才把汤森制服了并给他服下镇静药。显然，汤森这种状况不宜回家。于是精神病医生又匆匆挂了几处电话，后来用救护车把汤森送进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古尔德和精神病医生陪着他去。
他们到医院时，镇静药的作用已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不得不给他穿上拘束衣。“啊，老天，真吓人哪！”古尔德掏出手绢来擦脸。
此刻，情况或多或少已趋明朗：诺亚·汤森精神错乱了。
正如古尔德描述的，“仿佛诺亚不知怎地一直只有躯壳活着——当然，由于他服用麻醉药上瘾，已这样生活很久了。天知道他怎么能设法混过来的，反正他混了过来。忽然，今天发生的事使这躯壳碎了……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起作用，而且，照现在这情况，一切已无可救药了。”
古尔德接着说，一小时以前，他去看诺亚·汤森的妻子了。
安德鲁吃了一惊。几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竟然从没想起过希尔达。
他问道，“她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
古尔德考虑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清。她没讲多少话，也没失声痛哭。
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我想，你最好明天自己去看看她。”
“嗯，”安德鲁说，“我要去的。”
古尔德犹豫着。然后他直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你我必须商量的事情，那就是：死者怀拉齐克怎么办。”
“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你吧，”安德鲁坚定地说，“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掩盖行为。”
“那好，”古尔德表示已听见；他的声音严厉了。“我来问问你：你打算干什么？你要发表公开声明吗？说不定还要向报界发表吧？然后，在有关医疗事故的诉讼中，自愿为起诉一方充当证人？你要帮助某个追着救护车讨大笔事故诉讼费的律师，把汤森太太的钱都抢走吗？而这些钱都是诺亚积攒下来防老用的！你要我们医院负担损害赔偿金吗？这将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得到的保险金，使我们破产，使我们也许不得不缩小医院范围，甚至关门，你要这样吗？”
安德鲁争辩说，“上面所讲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
“但可能发生。律师的厉害你总读到过不少，总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的能耐。”
“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实。”
“事实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但有时，在正当理由和特殊情况下，事实也可以遮掩遮掩的。”他变了一副说服人的腔调，“现在仔细地听着，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
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称，“我只在一处地方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联盟，那是在床上。”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世人说：天下本无新鲜事。他们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发表过一本《维护妇女的权利》，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妇女百事不懂，因为前者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但六十年代有许多人认真对待这运动，体谅妇女的男子在审视自己的良知。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是赞成并同情的。她买了些《女性的奥秘》，送给费尔丁-罗思的几位男主管。其中一位是文森特·洛德，他把书退还，还附了草草写成的便条，“我要这胡扯的东西没用。”萨姆·霍索恩的妻子莉莲本人也是妇女解放的热诚拥护者。在她的影响下，萨姆的态度比较同情，他对西莉亚说，“本公司从不歧视妇女，你就是证明。”
她摇头不同意。“我是靠一点一点爬，才到达现在这地位的，萨姆——还靠你的帮助呢，但也要和男人的偏见斗争，这点你是清楚的。”
“但现在你不必再那样做了。”
“那是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个能出点子的人，而且我有用。这就使我成为反常现象，成为例外。你也知道，每当我力争在新药推销人员中多招几名妇女时，简直没什么人支持。”
他笑了。“得，我承认你说的，但别人的态度正在改变。此外，你一直是最好的例子，让男人可以把妇女看成不比自己差的人。”
尽管西莉亚私下替妇女说话，她并不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这运动。她认定——她暗自承认这是自私的——第一，她本人并不需要这运动；第二，她没有时间参加进去。
西莉亚的工作时间仍用于布雷联营公司的门市产品。尽管萨姆曾答应把她调到另外的岗位上，但似乎没有什么新任命等待着西莉亚，他说的“再耐心地等几个月”的话已被证明是估计不足。
在家的时间里，西莉亚分担着安德鲁因诺亚·汤森发疯被关进精神病院而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尔德大夫所作的诺亚将永远出不来的预言似乎不幸而言中。
希尔达·汤森就医药公司以及过量免费样品药所发的激烈言论，安德鲁已经都告诉了西莉亚，却吃惊地发现她居然还表示同情。“希尔达是对的，”
西莉亚说。“免费分送药品的量是大得荒唐，而且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但竞争造成了这一局面。眼下，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削减赠送量，必然要处于不利地位。”
安德鲁争辩说，“各医药公司谅必可以聚在一起，就削减数量达成某种协议吧！”
“不行，”西莉亚说。“即使他们想这样，也办不到。这叫做通同作弊，是违法的。”
“那么诺亚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早先，医药公司的推销人员一定知道，至少清楚地意识到：诺亚在大量地服用麻醉药。他们应该像他们做的那样继续供药，让他过瘾吗？”
“诺亚虽然已上瘾了，但他仍是个医生，”西莉亚指出。“你知道得非常清楚，安德鲁，医生们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得他们想要的任何药品。
如果诺亚没有从新药推销人员那里得到他要的东西，他早就开处方去弄了；没准儿他既拿样品药，又开处方弄药。”她有点儿激烈地又说，“此外，连医学界对服麻醉剂上瘾的医生们都不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指望医药公司会有所不同呢？”
“问得好，”安德鲁让步说，“对这一点我无话可答。”
接着，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西莉亚的新任命下来了。
那以前，在接近一九六六年的年尾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萨姆·霍索恩被提升为常务副总经理，这就说明，除非有什么意外的事干扰，萨姆将成为费尔丁-罗思公司首脑一事已指日可待。因而，十年前西莉亚在公司里物色靠山时所作的判断似乎快被证明为正确了。
到底又是萨姆把她找来，微笑地告诉她，“好啦，你在门市产品那边的苦差结束了。”
萨姆现在的办公室富丽堂皇，有着舒适的会议室。他的新职位使他办公室外的秘书由一个变成两个。在这次以前他与西莉亚见面时，曾向她吐露，“真见鬼，我不知道怎么会使她们那么忙的。我猜想，她们准是交替着口授书信。”
此刻萨姆宣称，“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拉丁美洲区药品部主任。如果你接受，你将从这里发号施令，当然你也得出点门，经常得旅行。”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注视着她。“安德鲁对这一点会怎么看？你对离开孩子们又怎么看？”
西莉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萨姆赞赏地点点头。“我料到你会这样说的。”
这消息使西莉亚既高兴又激动，她非常清楚国际药品交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机会太棒了，甚至比她原来向往的还要好。
萨姆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将来的销售就靠国际市场了。迄今我们还没做过什么深入的研究，对拉丁美洲尤其如此。”他挥挥手让她走。
“现在回家去吧。把这消息和安德鲁谈谈。明天我们再着手研究细节。”
事实证明，由此开始的五年时间是她整个生涯中的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名，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译者注）。而且，这份工作不但没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反而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正像后来西莉亚在给她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写的，“我们一家都从中得益，而得益的各种方式我们原来根本没想到过。安德鲁和我得益于：他陪我旅行时，我们比在家里时更真正地在一起，因为在家里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得益于：他们随我们旅行时，扩大了见识，能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西莉亚把这新职务的消息一带回家，安德鲁就替她高兴并支持她。他为她终于摆脱门市产品方面的工作而松了口气，即使对于她的新工作将使家人经常分离有所疑虑，他也闷在心里不讲出来。他的态度和西莉亚一样：我们能行。
进一步考虑这问题以后，安德鲁决定：只要办得到，他将利用这机会陪西莉亚旅行，让自己有时能摆脱一下医务工作的压力。安德鲁再过一年就四十岁了，他决心要从诺亚·汤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他认为诺亚垮掉的起因是工作过度，压力太大。安德鲁观察过其他一些医生，也都是因医务缠身，而渐渐顾不上其他一切事情，这样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很不利。
在医疗业务上，十一年以前——也就是他和西莉亚相遇、结婚的前一年——安德鲁就被认为是内科医生中的一名后起之秀了，他如今在诊所里是头牌医生。名列第二的奥斯卡·阿伦斯是个加拿大人，他粗壮结实，欢快活跃，忙个不停，还非常有幽默感，安德鲁对他十分信任，把他当成一个宝，两人的友谊也日益加深。第三位内科医生是二十八岁的本顿·福克斯，他有着颇不寻常的证书，来诊所才一个月，工作已很顺手了。
当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他打算偶尔陪她旅行时，她高兴万分；后来他们果真安排好，他一年里可以陪西莉亚到南美洲去几次。根据学校的安排，他们有时带一个或两个孩子旅行。
以上这些旅行得以顺利实现，都因为家里的事来得凑巧。他们家身兼管家和厨子的英国女郎温妮·奥古斯特早就放弃了去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干了七年以后，事实上已成为乔丹家庭的一员。她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结了婚。说来叫人不相信，她丈夫姓马奇。正如温妮说的，“如果他姓别的月份，只要不姓十二月我就很高兴了。”（奥古斯特和马奇在英语中为八月和三月之意。译者注）
汉克·马奇精力旺盛、讨人喜欢，干过多种户外的杂活。当安德鲁得知他想找固定的工作时，便提出要雇他，让他兼作司机、园丁和干杂活。因为雇他就包括住到家里来的待遇，温妮和汉克都很感激地接受了。从安德鲁这一方来说，他一直佩服西莉亚的先见之明。因为他俩刚结婚时，她就坚持说他们得买一座大房子。
不多时，看来汉克和现名温妮·马奇的妻子一样，成了乔丹家必不可少的一员了。
这样安德鲁和西莉亚就可以离家外出，既可带上孩子们，也可不带，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外出时，家里的一切有人照看。
这一段时间受到一次丧亲之痛的干扰。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在一次严重的哮喘病发作时，一口气上不来而去世，当时她六十一岁。
母亲的去世对西莉亚影响很大。尽管有安德鲁及孩子们的慰藉和支持，她还是感受到一种“孤独”。这感觉持续了很久，虽然安德鲁开导她说，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常的。
“我在病人身上见过这种事情，”他说。“当已失去配偶的父亲或母亲又去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同过去之间的脐带被割断了。不管我们长得多么大，多么老，只要有个父亲或母亲还活着，就总觉得还有人可以依靠。而一旦双亲都亡故，我们就知道我们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飞到费城来参加葬礼，把她那忙碌的石油商丈夫和两个年岁尚小的孩子留在中东。葬礼过后，珍妮特和西莉亚在莫里斯城小聚了几天。两人都答应对方：将来彼此要尽量走动得勤一些。
六
遥远地方的见闻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费尔丁-罗思公司的拉美推销点同当地人员处理事务时，他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不寻常事物，或去野外领略农村风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他现在熟悉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大群放牧的牛他也见得多了。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有很陡的斜坡马路，安第斯山的冰水就在这些路上流淌，古老的骡车也在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地盘。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总算知道了这国家的中心地带——梅塞塔·森特拉尔，过了这地带就是阔叶树的密林，长着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老城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可以通向乌拉圭的河谷地带，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芳香。在大悬崖的边上，有巴西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在大悬崖背后，有长满青草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壤呈红紫色，是为红土带。
如果孩子们在一起旅行，安德鲁就带着他们去寻山问水。另一些时候，他一人先去探路，让西莉亚抽得开身时再去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商店，经过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叫安德鲁着迷的是药店droguerias（西班牙语，是兼卖饮料、糖果的药店。译者注），那儿的东西把小小的货架挤得满满的。他和药店老板闲扯，偶尔还设法与当地的医生们交谈。他本就懂一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实践，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所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有时他们俩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很成功。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背景情况的条件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那是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和大多数夫妻间吵架一样，开始时并不激烈。
当时他们带着莉萨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座高高的山城坐落在安第斯山围成杯状地带的中心处，是个对比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是众多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金晃晃的圣坛、雕花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子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和镶珠嵌玉后显得俗气的圣体匣。而另一面是肮脏和穿不起鞋袜的贫穷，其农民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活儿干的话——大约一天才挣十美分。
与贫穷构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基多饭店。在这非常豪华的旅馆里，乔丹一家租了一套房间。傍晚时分西莉亚回到饭店里。这天她和费尔丁-罗思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先生打了一天交道，心烦意乱。
肥胖而自负的莫雷诺清楚地表示，总公司派员前来不仅不受欢迎地侵扰了他的领地，而且侮辱了他办事的能力。再者，每当西莉亚建议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来个拉丁美洲人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知道这点了），“Enestepaís，asísehace，seora.”（西班牙语，意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太太。”译者注）西莉亚又提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的态度使低效率正当化，这有时甚至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她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同样回答，再就是耸耸肩膀。
西莉亚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费尔丁-罗思的药品情况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交待清楚，尤其没有讲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说，“别的公司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对我们不利。”
尽管西莉亚有权发号施令，但她知道，莫雷诺身在本地，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走后他可以——又有语言不同为借口——任意解释她的规定。
此刻她在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不快情绪还没消失，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上了床，睡着了，”他回答说。“是他们自己要早睡。我们今天够折腾的。”
没见到她指望见到的莉萨和布鲁斯，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似乎有点冷淡，这两点激怒了西莉亚，她冲着他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今天过得糟糕。”
“我没有说糟糕，说的只是折腾，”他在叨叨。“尽管对我来讲，确实有不愉快的成分。”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基多的高度——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确实对他们都有影响。在西莉亚，这使她身体疲劳，使她本已低落的情绪更低落。
而安德鲁就更加敏感，时刻像找岔儿似的，与他在国内正常的随和脾气完全不同。
西莉亚说，“‘不愉快的成分！’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那个！”安德鲁猛地将手指一戳，指着旁边桌子上堆着的药瓶和药盒。
她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说，“那些药品使我今天已经受够了，因此我劝你把它们拿开。”
“你是说你不感兴趣吗？”他的语气是挖苦的。
“见鬼！是的！”
“老实说，我也没指望你感兴趣。因为我这里的东西和医药公司有关系，而且它令人不愉快。”安德鲁拿起个小塑料药盒。“今天我带孩子们出去玩，也买了些东西，问了些问题。”
把盒盖一下子打开后，他倒出几片药在手掌上，把药托向前去。“你知道这是些什么药吗？”
“我当然不知道！”西莉亚往椅子上一坐，两脚把鞋子甩掉。“而且，我也不操这份心。”
“你应该操这份心！这是酞胺哌啶酮，今天我在此地一家drogueria买来的——没有医生处方就买来了。”
这话使西莉亚吃了一惊，本来唇枪舌剑的交锋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安德鲁接下去说，“五年前这些药就应该停止出售，可现在我居然能买到，而且在这里市场上还能买到其他未提禁忌的药品，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坚持适当的禁忌说明。以上事实典型地说明了美国医药公司——包括你那宝贝的费尔丁-罗思——毫不在乎的态度！”
西莉亚大半天时间都花在力图改变安德鲁刚才所批评的情况，她感到不公平，激起了满腔怒火，也丧失了理智。她本来准备当晚把今天在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处碰壁的事讲给安德鲁听的，这时反而将莫雷诺那种回答的翻版向他抛去。
“你到底懂得多少此地的问题、此地的规定？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里来对厄瓜多尔指手画脚？”
安德鲁的脸气得煞白。“我有权利，因为我是医生！而且我知道孕妇吃了酞胺哌啶酮要生下没有胳臂的孩子，只有鳍状肢。你知道药店老板今天对我怎么说的吗？他说，是的，他听说过酞胺哌啶酮的事，但他不知道这些片剂就是那种药，因为这药叫做翁达西尔。要是你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西莉亚，那我告诉你吧，各医药公司将酞胺哌啶酮以五十三种不同的名称卖了出去。”
不等回答，他怒冲冲地接着说，“为什么药总是有那么多名称呢？当然不是为了给病人和为他们治病的医生帮忙。唯一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制造混乱，给碰上麻烦的医药公司帮忙。说到出麻烦，看看这个！”
安德鲁又挑出一个药瓶给西莉亚看。她看见那标签是：氯霉素。
“如果这药是在美国买到的，”他宣称，“那上面总印有禁忌，指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对致命的血液病。但这上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从他摆在桌上的一堆收集品中，他又拿起一种。“今天我还买到这个。看吧，这是费尔丁-罗思的罗特洛霉素，你我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肾功能受损的人不能用这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不能用。但上面印有这样的禁忌吗？一个字也没有！如果这里有人因不知禁忌而吃了苦头或一命呜呼，谁会操这份心？这毕竟只是厄瓜多尔，离新泽西州远得很嘛！费尔丁-罗思何必操这份心？西莉亚·乔丹何必操这份心？”
她尖声对他喊道，“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
安德鲁这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就敢，”他狠狠地说，“因为我看到你变了。十一年来一点一点地变。从有正义感、有理想，关心人，变到不那么关心人，然后在帮着推销门市产品分部那些没用的假货时，你放松了自己，如今到了这步田地——竟然用虚假的闭眼不看现实的借口来替一些你明知邪恶的事情开脱，还不认帐，即使对你自己也不觉良心有愧。”他的声音提高了。“那个有理想的姑娘怎么样了？当初她给我带来了罗特洛霉素，还要提高卖药这一行的职业道德，后来在纽约的一次销售会议上，又是这姑娘勇敢坚定地站出来，批评不诚实的新药推销方式。你要知道她怎么样了吗？我认为她背叛了自己。”
安德鲁停了一下，接着尖刻地问道，“野心和高升值得这样吗？”
“你这杂种！”西莉亚未加任何考虑，本能地弯身拾起她先前脱下的一只鞋，使劲朝安德鲁扔去。她打了个正着。鞋下尖尖的高跟打中了他的左脸，划出一道立时流出血来的口子。但西莉亚没有看到。她什么都视而不见，只顾用恶毒的语言还击。
“你有什么权利竟他妈的这样圣洁地谈论道德和理想？你的货色怎么样呢？你对诺亚·汤森不采取任何措施，他一直在用麻醉剂，对他本人和别人都有危险，可你还让他继续当了将近五年的医生，你所珍视的理想那时都到哪里去了？不要责怪医院！他们不采取行动不能成为你的理由！这你清楚！
“还有那病人，”西莉亚怒冲冲地接着说，“那年轻的怀拉齐克呢？真是诺亚害死他的吗？会不会是你呢？是你，因为当你可以对诺亚做点什么事情时，你没做任何事情，等你终于做点事情的时候，又已经太晚了。你有没有躺在床上好好想想这事？有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五年来诺亚是否还害死过别的病人，那些人你没发现，而他们都死于你的疏忽？你听见我的话吗？你这自命正确的伪君子，回答呀！”
西莉亚突然停住了。她停住不仅因为她已把话说完，而且她从没见过安德鲁脸上此刻的那种痛苦表情。她抬手捂住嘴巴。
她吓得轻声地自语说，“天哪！我干了些什么呀！”接着，还不止她所看见的安德鲁脸上的痛苦表情，她背后发生的事更把她吓着了。随着他的眼光，西莉亚猛一转身，看见两个穿睡衣的小孩子身影进了房间。这对夫妻在一发不可收拾的狂怒状态下，都忘记了莉萨和布鲁斯就在隔壁卧室里。
“妈咪！爹爹！”这是莉萨的声音，泪汪汪地说不出话来。
布鲁斯控制不住地在啜泣。
西莉亚伸出双臂朝他们跑去，自己也哭了。但莉萨比她快，她避过母亲，到安德鲁那里去了。
“爹爹，你受伤了！”她看见跟上带血的鞋子，叫道，“妈咪，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鲁摸一摸脸，还在流血。似乎到处都是血——手上，衬衫上，地板上。
布鲁斯也来和莉萨一起紧挨着父亲，而西莉亚在一旁孤单单地看着，负疚地往后退了一步。
还是安德鲁下决心打破僵局。
“不行！”他对孩子们说。“不要这样！你们一定不能偏袒一方！你们的母亲和我都很可笑。我们两人都有错，都觉得害臊，以后我们大家慢慢来谈这事。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于是，他们四个人忽然动感情地互相抱在一起，似乎他们永远不愿分开似的。
不久以后，还是十岁的莉萨挣脱出来，到浴室去拿了一条湿毛巾。她能干地擦父亲的脸，把他脸上的血擦洗掉了。
好一阵子以后，两个孩子又回到床上并睡着了，安德鲁和西莉亚搂在一起，很久以来没有过的激情使他们忘却了一切。仿佛他们早先的怒气冲冲化作并非愤恨的激情，化作突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情。
后来，尽管两人都筋疲力尽，还是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又接着谈。“这场谈话，”安德鲁后来说，“早就需要了，可我们俩过去却拖延着。”
两人各自承认的是，对方的谴责绝大部分都有令人不快的真实性。
“是的，”西莉亚承认说，“我对自己过去的有些为人标准确实放松了。
不是所有标准，也不是大多数标准，而是有些标准。有时我确实把良心揣在口袋里了。我并不为此自豪，我愿意说我想回到从前的我，但我得诚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得说，是否能回到从前那样子我没有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同人的年岁上去了有关系。你认为你更聪明，更成熟了，你确实这样。但你在这过程中也懂得了：有些障碍和现实问题靠理想主义不总是解决得了的，因此你在理想上就放松了。”
“我打算做得好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不至于白发生了。”
“我想这适用于我们两人，”安德鲁说。
起先他对西莉亚说，“你当时触到我的痛处了，因为你问起我是否晚上有时想过，是否想过怀拉齐克的死，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死。如果早些对诺亚采取措施，我可以救怀拉齐克吗？是的，我可以。不这样说，自欺欺人地生活没好处。现在唯一我能说的就是，只要是多年从医的人，谁都有可以回顾的往事，并知道当时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或者本可以挽救已死去的某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了，你能做的至多也就是指望，吸取的教训以后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使他得益。”
这事发生后还留了一个尾巴：第二天安德鲁的脸上缝了三针。给他缝合的当地médico（西班牙语，意为医生。译者注）送他出门时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大夫。它对你妻子将起提醒的作用。”安德鲁本来说脸上的伤是爬高时摔的，医生这一说就证明了基多是个闲话传得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小时后，他们与孩子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说的。
“没必要道歉，”安德鲁再次叫她宽心。“有一会儿我也几乎想这么干。只不过恰巧你拣鞋子趁手罢了。另外，打中了我和打中了你可大不一样。”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这时，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现在要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清楚说明这问题压在他心里已不少时候了。
安德鲁正要随口就回答，西莉亚用手势止住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答应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对我也适用，”安德鲁加了一句，他们儿子脸上的愁云顿时变成容光焕发的微笑了。他旁边的莉萨也一样。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特点。”
西莉亚的报告终于被认真地接受了，费尔丁-罗思又开始了一段历程。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纷纷热烈地效法。
整个这五年，在制药行业之外，世界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形成而且愈来愈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中的精华——被身穿黑色宽大衣裤的小个子们杀死，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兴起一种叫“伍德斯托克派（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一小城名，在卡茨基尔山脚下。1969年，几千青年聚集在这里，过夏季摇摆舞音乐的狂欢节。译者注）”的摇摆舞音乐狂热崇拜，还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野蛮地扼杀自由。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残忍地暗杀。
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的总理。杰基·肯尼迪（即杰奎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译者注）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已去世。基辛格到中国一趟，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则到查帕奎迪克岛去了。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成了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他取得权力很突然，这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困难危急的时刻。
七
用现在的话来说，萨姆·霍索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他的兴趣多而杂，包括室内的和户外的，智力方面的和体育方面的。
他本质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尽管用于公务的时间很多，他却始终热爱文学、艺术和音乐，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节，熟悉情况。在国外大城市，无论工作压力多么大，他也要安排时间逛书店，看画廊，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爱印象派，喜欢莫奈和毕沙罗。在雕刻方面，他最喜欢的是罗丹。莉莲·霍索恩一次对朋友讲，在巴黎罗丹雕塑馆的花园里，她见过丈夫在“加莱义民”
前一言不发地站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里凝视的眼中含着泪。
在音乐方面，他爱好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尽管还称不上十分出色。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喜欢住带钢琴的套间，偶尔弹上一段莫扎特的作品，比如说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那深沉而明朗的“行板”，那加快了的“小步舞曲”和最后那欢乐的“土耳其回旋曲”。这样的弹奏可以使他在一天的劳累后仍情绪昂扬。
住带钢琴的套间往往租金很贵，但事实是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掏钱。他花得起。萨姆自己很有钱，拥有费尔丁-罗思的大宗股票，这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很年轻。
他母亲姓罗思，萨姆是费尔丁和罗思两个家族中最后一个参与管理公司的人。他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因为他家庭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有影响也不大，尤其在他接近于最高领导时更不起作用。萨姆达到这一步是他能力强，为人正派。这事实是大家公认的。
在家里，萨姆和莉莲的婚姻美满。两人都宠爱朱丽叶。她已经十五岁了，尽管父母都宠着，孩子显然没被惯坏。
在体育方面，他念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至今每星期有几天早晨都要跑跑步。他很热中于打网球，打得颇不错，不过他的技巧赶不上他热中的程度。
他在网球场上最拿手的一招是网前的凶狠扣杀，因此是很受欢迎的双打伙伴。
在他所有体育运动和脑力消遣的业余爱好之中，驾于一切之上的是这样的事实：萨姆·霍索恩是个英国迷。
就他记忆所及，他一向喜欢到英国去，他对英国的多数事物——传统、语言、教育、幽默、风格、君主制、伦敦、农村、第一流的汽车等等——都觉得可爱可亲。跟他这最后一项爱好相一致，他拥有一辆罗尔斯-本特利，每天开着这辆华丽的银灰色轿车上班。
另一受萨姆·霍索恩高度评价的就是英伦三岛——不光是英格兰——的科学。正是这信念，使他在当上费尔丁-罗思总经理头几个月时就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
在送交董事会的一封密信中，他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明显事实。
“在药物的研究和生产上——这是我们的raisond′tre（法语：存在的理由。译者注）——我们公司正处在毫无成就、令人沮丧的时期，这时期拖得过长，现已大大超过我们这一行一般的‘暂时平稳阶段’了。我们的最近一次重大突破是罗特洛霉素，距今已快十五年了。从那以后，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所有这些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和士气都有不良影响，对财政的影响也同样不佳。这就是去年红利减少的原因，从而导致股票价值暴跌，至今我们公司的股票仍不受投资者欢迎。
“我们在内部已开始勒紧裤带，但这还不够。两三年内，如果我们对未来提不出积极而强有力的计划，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萨姆在信里没有提的是，他的因与董事会对抗而被解职的前任总经理兼总裁曾经在领导层奉行一种“任其自流”的政策；大多就由于这种政策，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才落到目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萨姆没提到这一点，在为他的建议做好准备后，他就说下去了。
“我坚决、恳切地建议，”他写道，“我们在英国设立一个费尔丁-罗思研究所，这研究所由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来领导。它独立存在，不附属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研究活动。”
详细陈述以后，他又说，“我深信，我建议成立的新研究分支将加强我们最关键的才智部门，将使我们公司从速发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新药。”
为什么在英国呢？
预见到这疑问，萨姆接着回答。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一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单就本世纪来说，请想一想英国的几次重大发明。这些发明鲜明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青霉素，电视，现代雷达，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就只说这四种吧。
“当然，”萨姆指出，“是美国的公司将这些发明向前推进并获得商业上的利润——这要归因于美国人独有的发展与赚钱的能力，这能力往往是英国人所欠缺的。但最初的发明者，就上述四例以及其他例子而言，则是英国人。
“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什么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要说，这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的区别。两种教育制度各有其长处。
但英国的特点所导致的那种学术研究方面的好奇心无人匹敌。正是这种好奇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拿过来加以利用。”
萨姆详尽地谈到开销问题，然后作结语说，“有人可以反对，认为在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事一项花销很大的计划是轻举妄动，毫不明智。的确，设立新的研究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我认为，如果继续任其自流，对将来不采取果敢、积极而强有力的行动，则更为轻举妄动，更为不明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对萨姆·霍索恩这一计划的反对意见来得既快又猛，简直叫人吃惊。
正如某人所说，建议书“刚从复印机上取下”并开始在公司董事们和少数高级管理人员中传阅时，萨姆的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人都强烈地反对。
“确实英国人有过科学上的全盛时期，”一位董事反对说，“但如今美国人的成就已大大超过他们，因此，萨姆，你的整个论点是可笑的。”其他人的反对集中在——正如董事会的一个成员以激烈言词表达的——“荒谬而向后看的观点，竟然想把研究中心设在一个衰落、老朽、不再时髦的国家里。”
“人家会以为，”几天以后在吃晚饭时，萨姆向莉莲吐露，“我所建议的是：取消独立宣言，使我们重新回到殖民地状态中去。”
萨姆很快就懂得了一点：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并没给他以全权，没让他能够干他想干的事情；也没把他从公司内部的明争暗斗中解放出来。
公司内部勾心斗角的行家是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他也是最早反对萨姆建议的人。洛德博士一面同意在研究上要花更多的钱，一面把花钱在英国搞研究的想法说成是“天真的”，说萨姆·霍索恩对英国科学的看法是“幼儿园的思想，来源于宣传出来的神话”。
这些异常激烈甚至侮辱性的言词写在给萨姆的信里。而此信的复印件，洛德给了他在董事会里的一个朋友和同伙。萨姆一见到信，火冒三丈，马上离开办公室到研究部主任的天地里去找他。
萨姆踏着研究部光亮的地板，沿着空气经过净化、两侧有玻璃护壁的走廊走去。他想起费尔丁-罗思在科研装备上花掉的千百万美元，事实上没限制过钱数。这些现代化、计算机化、闪亮、偶尔显得很神秘的装备安放在赏心悦目的宽敞实验室里，配有许多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里面工作。
这里体现了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却为任何一家大医药公司所必备。为研制新药，花钱几乎从不吝惜。只有像现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花销，才偶尔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洛德正在他那镶护壁板的、摆满书的、光线明亮的办公室里。门正开着，萨姆·霍索恩径直走了进去，随便地跟门外的女秘书点了一下头；秘书刚要不让他进去——忽然认出是谁，就改变了主意。洛德博士衬衫外面罩着白大褂，此刻正坐在办公桌旁，像通常那样皱着眉头看文章。他吃惊地抬眼一看，从那无边眼镜后面，一双黑眼珠瞪着，那苦行僧似的脸上显出对这没通报的打搅颇不满意。
萨姆手里拿着洛德的信，他把信放到桌上，明确地说，“我是来谈这件事的。”
研究部主任半心半意地作出一副想站起来的样子，但萨姆挥手叫他坐下。“不是正式谈话，文森特，”萨姆说。“随便聊聊，我们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洛德溜了一眼桌上的信，由于近视就凑前了一下以证实确实是他的信。
“你不喜欢那里面的什么？”
“内容和语气。”
“还有什么呢？”
萨姆伸手把信纸转过。“字打得很好。”
“我看，”洛德挖苦地笑着说，“现在你当上了总头目，萨姆，大概喜欢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吧！”
萨姆·霍索恩叹了一口气。他认识文森特·洛德十五年了，已经习惯于这研究部主任难以相处的脾性，而且准备加以容忍。他温和地回答，“你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要求的只是在不同意我的建议而进行讨论时，要讲道理，说原因，而不是像你做的这样。”
“提起讲道理，”洛德边说边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我强烈反对你的一段话。”
“哪一段？”
“关于我们研究部的。”查看了文件，洛德摘念萨姆建议书中关于设立英国研究所的几句话。“‘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那就证明我哪里错了吧。”
“我们有不少大有希望的产品即将出现，”洛德坚持说。“我带来的好几位后起的年轻科学家正在研究——”
“文森特，”萨姆说，“这些事我都知道。我读过你的报告，记得吗？
我也赞赏你所吸收的新秀的才干。”
这是事实，萨姆想。洛德多年来强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本事把科学界的后起之秀吸引进来。因为他的声望还是很高，尽管他期望已久的重大发明至今尚未出现。作为研究部主任，洛德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暂时平稳阶段是医药公司的诸多不幸之一，即使拥有最优秀的人员来领导研究也难免。
“我送给你的那些进展情况报告里，”洛德说，“总含有小心谨慎的成分。因为我不得不留神，以免你们或是那一帮子做买卖的对于尚在试验阶段的东西激动不已。”
“我知道这一点，”萨姆说，“而且我同意这样。”他清楚，每家医药公司都永远有拉锯式的斗争，其中一方是销售和制造部门；另一方是研究部门。正像推销人员表述的，“研究人员总是要等到他们对每一项该死的细节都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把握才肯说，‘行了，咱们去干吧！’”同样，制药厂也急于开动机器生产，不愿意看到市场上的一种新药忽然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却责备经商人员，说他们“只想拚命地把药品投放市场，哪怕试验只有百分之二十有效，就为了要击败竞争者，为了要抢先销售。”
“在我报告中没提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文森特·洛德对萨姆说，“在两种化合物上，我们已取得令人振奋的可喜结果，其一是利尿剂，另一种是控制风湿性关节炎的。”
“这消息好极了。”
“还有一种药——德罗基尔——在申请中，等候食品药物局批准。”
“是那新的降压药吧。”萨姆知道德罗基尔是控制高血压的，这药虽没什么创新，但可能成为赚大钱的畅销药。他问道，“我们的申请有眉目了吗？”
洛德愠怒地说，“看不出有什么眉目。华盛顿那帮子趾高气扬的笨蛋……”他停了一下。“下星期我还要到那里去一趟。”
“我还是看不出我那一段有什么错，”萨姆说。“但既然你反应强烈，在董事会开会时我把那一段改一改吧。”
文森特·洛德点点头，仿佛萨姆的让步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还有我自己关于消灭游离基的研究。我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你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从来没那么说过，”萨姆不同意。“一次也没有！你有时喜欢怀疑，文森特。但我们这里有些人对你有信心。我们也知道重要发明来之不易，也不会来得很快。”
萨姆对于消灭游离基的目的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他知道一般说来这是为了消灭药物的毒性，他也知道洛德的这项研究坚持了十来年。如果成功了，应用于商业上的可能性极大。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你说的这一切，”萨姆说，一边站起身来，“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在英国设立研究中心是个好主意。”
“而我仍然反对，因为无此必要。”研究部主任的回答是坚决的，但就像事后想起似的他又说了一句，“即使你的计划得以推行，那研究机构也得由这里来控制。”
萨姆·霍索恩微笑了。“这我们以后再谈吧，如果需要的话。”但他心里却在想，让洛德控制英国的新研究所是他最不能容许发生的事情，这一点萨姆心中有数。
剩下洛德一人时，他走过去把外间的门关上，回来以后倒在椅子上，心神不安。他感到，费尔丁-罗思在英国设研究所这建议他反对没有用，总是要实现的。他把这新发展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是一种迹象，表明他在公司里科学方面的优势已在下滑。他纳闷，这样滑下去，在他完全消失前能滑多远呢？
他郁闷地在想，如果他个人的研究项目进展得比目前快一些、好一些，一切就会改观了。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他想，在科学上，他拼命一辈子究竟能拿出点什么来显耀一下呢？
他现在四十八岁，不再是刚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年轻奇才了。他清楚，甚至他掌握的一些技术和知识也已过时了。是的，他依然广泛阅读，保持信息灵通。但这样得来的知识和自己最早钻研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科学上你的专业可以发展——就他来说，他的专业是有机化学；自己专业发展时就跟一门艺术一样，你的直觉、你的经验总是而且永远可以指导你前进，不管时隔多久都一样。但比如说在新的遗传工程领域，他就不那么自在，不像那些新从大学来的大批年轻的科学家那样得心应手，这些人中有的是他为费尔丁-
罗思招聘来的。
不过他自忖——再三让自己放心——尽管有变化、有新的知识，在他一直从事的那项研究上，作出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依然可以随时发生。
在有机化学的参数范围内有一个答案——是他漫长十年中苦心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而提出的许多疑问的一个答案。
消灭游离基。
洛德寻求的这一答案一旦找到，将给治疗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这在商业上有着无限的前景。但公司里的萨姆·霍索恩及其他人由于科学上的无知，至少没能明白这点。
消灭游离基将达到什么目的呢？
回答：这目的基本上很简单但又很伟大。
像所有和他同行的科学家一样，洛德知道，许多药物作用于人体并参与新陈代谢时，产生出“游离基”，这些成分对人体的健康组织有害，导致不良副作用，有时导致死亡。
扑灭或“消灭”游离基将意味着有用的药物，即早先由于危险的副作用使人不能服用的其他药物，将得以被任何人使用而不受其害。而那些受严格限制，用时要冒很大风险的药，则可以像阿司匹林一样地随意服用。
内科医生给病人开处方时，再也不用担心药的毒性。癌症患者再也不用忍受服用剧毒药的痛苦，那些药虽然能使他们活着，但他们往往同样受折磨，然后因别的缘故死去。剧毒药以及其他药的治疗作用仍将保持，而伤害人的坏作用则由于消灭了游离基而消失了。
洛德想要制出一种加在其他药物里的药，它使其他药绝对安全。
这一切是可能的。答案是有的。就在那边藏着，躲躲闪闪的，等着去把它找出来。
洛德经过十年的探索，认为他已经接近那躲躲闪闪的答案了。成功之酒的芳香他可以闻到，可以感觉到，而且几乎快要尝到了。
但还要多久呢？唉，他还得等多久呢？
他突然在椅子上坐直身子，靠意志的力量强把沮丧情绪克服下去。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挑了一把钥匙。他决心现在就去——再去一次——到他离大厅只几步路的私用实验室去，他这研究是在那里做的。
八
洛德在费尔丁-罗思董事会内的朋友和同伙是克林顿·埃瑟里奇，这位很有成就的纽约名律师自命懂得科学。埃瑟里奇这样自负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转向学法律以前，曾在医科大学读了两年书。正如一个相识嘲讽他转学时所说的，“克林顿诊断出哪里有大钱，就开出了直通那里的处方。”
埃瑟里奇现年五十三岁，他那短暂而不完全的学医经历虽然远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却并没妨碍他信心十足地发表他对于科学问题的看法，而且发表时就像在法庭上发言似地振振有词，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应该刻在石头上留诸后世。
这态度有助于洛德达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里奇的心理，假装成在科学上埃瑟里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观点就经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出现。对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观点还是通过律师的口才雄辩地讲出来的。
于是也就毫不奇怪，在专为考虑萨姆在英国建立研究所的建议而召开的董事会上，克林顿·埃瑟里奇对此建议率先发难了。
会议在博恩顿的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大楼里召开。总共十六名董事中的十四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胡桃木长桌旁。
微微佝偻的高个子埃瑟里奇，以他那模仿来的林肯式风度亲切地开始了。“你是否指望，萨姆，如果这件亲英国的事情实现了，那边的人会对你非常满意，会邀请你到白金汉宫去用茶呢？”
萨姆和大家一块儿笑了，然后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顿，是在女王的温莎城堡度一个长长的周末。”
“好哇，”这律师说，“我想这目的你可以达到。不过照我看来，这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目的。”他严肃起来了。“你所提议的事，我认为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萨姆事先考虑过这次会议，一点也不想回避这场辩论。“我没有忽视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反对说。“我怎能那样呢？我们周围到处是这些成就。我只是想补充一些。”
另有人插话了，“那么，让我们把钱用来在这里补充。”“英国人自己，”
埃瑟里奇坚持说，“培育出一种神话，说他们那小岛上的科学如何高人一筹。
但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英国有它那所谓的‘人才外流’——他们有那么多的最优秀人物火烧着脚似地匆匆忙忙赶到我们这里，参加到美国的研究中来？”
“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因为，”萨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萨姆，”埃瑟里奇问道，“联系到我们这一行，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萨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萨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一九○八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最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一九五三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分子构造，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说到这里，萨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
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毫不动摇地又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摊得太开，摊到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讯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费尔丁-罗思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声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萨姆·霍索恩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说得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的。”
暂时没人吭声，萨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经常有多得叫人吃惊的低水准的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谁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这一行，另有个与原来的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个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提了出来。但有几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诺顿的立场加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消散了。原来的建议最终以十三比一的票数通过，克林顿·埃瑟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你们，先生们，”萨姆表示。“我确实相信这决议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同一天晚些时候，他把西莉亚找来了。
“你又要调动了，”他没把时间浪费在开场白上。“又得把国际部撇在你身后了。你的新职务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在英国设立研究所一事上，我要你成为我最得力的膀臂。”
“好哇，”西莉亚接受了；这消息使她高兴，她使自己的语气和萨姆的一样轻快。她认为，萨姆显露出他必然会遇到的种种重压所留下的痕迹。他几乎全秃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圈头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西莉亚推想，今晚她把这消息告诉安德鲁，那时会为此庆贺一番。
她问道，“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她在盘算：拉丁美洲这一摊工作需要多久可以移交。一个月足够了。
“我巴不得今天下午就开始，”萨姆回答说。“但我们得给你安排个办公室，所以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吧。”
“你的这项新任务，”萨姆第二天向西莉亚解释说，“时间不会很长。主要就是帮助把研究所在英国建立起来，把人员配齐后开始研究。我想在一年内办成这事，当然越快越好。在这以后，我们将尽快地另给你任务。”
当务之急，萨姆继续说，是物色并任命一位英国科学家来领导研究所；是确定把研究所设在英国什么地点，然后买下或租下一所房子——最好是现成并能在略加改装后很快适合于新用途的。
一切事情都将抓紧办——这就是突然把西莉亚从国际部抽出来的原因。
萨姆本人打头阵，先去物色一位有威信、有能力的研究所主任，当然必要时西莉亚也要予以协助。至于其他事，西莉亚处理的是那些由她提出建议供萨姆和其他人考虑的问题。
萨姆和西莉亚两人下个星期就要到英国去。去前，他们要找文森特·洛德商量。尽管他反对这计划，但他对英国科学和科学家的情况很熟悉，也许能推荐几个候选人的名字。
几天以后，萨姆在他的办公室和洛德博士商谈，西莉亚也在场。
使西莉亚吃惊的是，洛德居然采取合作态度，甚至尽其所能地表示出友好情意。萨姆比西莉亚更了解背景一些，领会到洛德这样做的原因。费尔丁-
罗思现在既然已决定在英国开展研究了，洛德就想控制它。但是萨姆仍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拟好了一张名单，”洛德告诉他们，“都是些有可能选上的人。你们接近他们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他们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已经受雇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萨姆和西莉亚查看了一下名单，上面有八个人的名字。“我们一定小心谨慎，”萨姆答应，“但是我们也要快些行动起来。”
“你们到那边以后，”洛德说，“还有一件事可以调查一下。”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叠别在一起的纸和信件。“我和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有通信联系。他正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智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氏症（也叫早老性痴呆症。译者注），但他的经费用完了，需要资助。”
“阿尔茨海默氏症，”西莉亚说，“那就是大脑不起作用的病，对吗？”
洛德点点头。“部分大脑出问题，丧失了记忆力。这病慢慢开始，愈来愈严重。”
尽管研究部主任早先对西莉亚很反感，他逐渐认识到她已是公司少不了的有影响人物；因此继续敌对下去毫无意义。他们甚至逐步做到彼此直呼教名——开始有点别扭，现在已很自然了。
萨姆从洛德手里把一叠信接了过来，匆匆一翻并读出声来，“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把信递给西莉亚以后，他问洛德，“你建议给予资助吗？”
研究部主任耸耸肩。“这是难以成功的一种研究。自从一九○六年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以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探出个究竟来。皮特-史密斯所做的就是研究大脑的老化过程，指望在研究这一过程时能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因。”
“他有多少成功的希望？”
“很微小。”
“我们也许提供一些资金，”萨姆说道，“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要和他谈谈。但先要办其他事情。”
正在看信的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可不可能做研究所主任的候选人？”
洛德看来吃了一惊，接着回答，“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他太年轻了。”
西莉亚低头看了一眼她刚才看的东西。“他三十二岁。”她笑了。“文森特，你到这里来的时候不也是这年龄上下吗？”
他严峻地回答，他那惯常的易动怒的脾气又有所流露了。“情况不一样。”
“我们来谈谈另外这些人吧，”萨姆说。他又回到原来那张名单上。“文森特，请一一简短地介绍一下。”
九
一九七二年六月，伦敦的生活丰富多彩，西莉亚尽情地享受着。
公园和花园里百花盛开——玫瑰、紫丁香、杜鹃花、蝴蝶花——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花的芳香。游客和伦敦市民都沐浴在暖和的阳光下。军旗敬礼分列式——庆祝女王生日的军队仪式——是生气勃勃的军乐队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在海德公园，衣着优雅的骑手骑着马在罗登马道上慢跑。附近，沿着弯弯曲曲的塞彭坦小溪，儿童们欢快地在喂鸭子，而鸭子和水里游泳的人在争地盘。在埃普索姆赛马场，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已经举行，这是多年的传统，有气派，热闹非凡。这年夺魁的是一匹名叫罗伯托的小公马和骑师莱斯特·皮戈特，他已是第六次获胜了。
“这个季节来到英国简直不像是来工作的，”西莉亚有一天对萨姆说。
“我觉得似乎我应该付给公司钱，因为公司这时节让我来享受。”
她住在骑士桥的伯克利饭店，从那里出发，她过去几星期已跑了十几个地方，为费尔丁-罗思物色可设研究所的地点。安德鲁离不开诊所，没有陪她来，因此西莉亚是一个人。萨姆和他妻子莉莲则住在克拉里奇饭店。
现在是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西莉亚来到霍索恩夫妇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的套间，她是来报告她选址情况的。
“你知道，我在这里几乎到处都走遍了，”她对萨姆说，“我认为最适合我们建立研究所的地方是在埃塞克斯郡的哈洛。”
莉莲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
“那是因为哈洛是个小村子，”西莉亚解释说。“现在它是所谓的什么‘新城镇’，英国政府搞了三十多个这一类的‘新城镇’，为了把人口和工业从大城市里分散出去。”
她接着说，“这地点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离伦敦近，有快车在那里停站，公路良好，附近还有机场。有不少住房和学校，周围是开阔的农村——
研究人员在那里住家太好了。”
萨姆问，“找到房子没有？”
“也有一点眉目。”西莉亚查看自己的笔记。“一家名叫科姆思拉斯特的公司，是生产对讲电话装置、防盗警铃等小型通讯器材的，它在哈洛有个厂，但现在公司方面资金陷入困境，办不起这个厂了。该厂面积和我们需要的差不多。厂内空空的，科姆思拉斯特公司正在找马上付现钱的买主。”
“这房子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吗？”
“很方便，”西莉亚摊开了几张蓝图。“我带来了他们的图纸。我还和一个承包商谈过。”
“你们这对搭档考虑那枯燥事情的时候，”莉莲说了一句，“我可要到哈罗德公司(伦敦一家著名的百货商店。译者注)买东西去了。”
两天以后，萨姆和西莉亚驱车前往哈洛。萨姆开着租来的美洲虎牌汽车，在伦敦清晨的车流中觅路向北驶去，西莉亚则浏览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头版上的报道预言，停顿已久的越南和平谈判即将在巴黎恢复。在马里兰州的一家医院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沃利斯脊梁上的一颗子弹被成功地取了出来，那是在一个月前一次未遂行刺中打进去的。尼克松总统在评价越南战争的谈话中，向美国人保证说，“河内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正遭受着失败。”
一条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来的消息似乎特别引人注目，它描述了一次盗窃——在一个叫“水门”的地方，有人闯入民主党总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西莉亚不感兴趣，把报纸放开了。
她问萨姆，“你最近几次的会见怎样？”
他做出副苦相。“不好。你的进展比我快。”
“找地方、找房子比找人才容易些，”她提醒他说。
萨姆根据洛德提供的人选名单，正在一个个物色研究所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人当中，”他向西莉亚吐露，“多数都太有点像文森特了——有他们各自的定见，有地位意识，而他们搞研究的最佳年岁可能已经过去。我想找的则是这样的人：有振奋人心的设想，能力当然很强，也许年轻一些。”
“即使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能一见就知道呢？”
“我会知道的，”萨姆说。他微笑了。“也许就跟爱上一个人一样，你也说不清为什么。一旦发生了，你就准能知道。”
伦敦和哈洛之间二十三英里的路程越走车辆越多。后来离开了A414干道，他们进入一个芳草萋萋的地区，道路宽阔，有许多漂亮住宅，有时住宅之间空着大片土地。这里考虑得很周到，工业区离得较远，避开了该地的住宅区和游乐区。有些古老的建筑还保留着。当他们经过一座十一世纪的教堂时，萨姆把车停下说，“咱们下车走走吧。”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他们漫步并环顾这半现代化半农村风光的景色时，西莉亚说。“曾出土过二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撒克逊人在这里住过；哈洛这地名是撒克逊语，意思是‘军队的高地’。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还造了一座神殿。”
“我们也要在这里的历史上加一笔，”萨姆说，“哦，我们特意来看的那个厂子在什么地方？”
西莉亚指着西面。“那边，在那些树的后面。它在一个叫做‘塔林’的工业区内。”
“好，咱们去吧。”
现在，上午已过了一半。
萨姆把车停在厂房外，打量着这寂然无声的空汤荡的厂房。它的一部分原打算作办公室和展出产品的地方，有两层楼，是混凝土和玻璃结构。其余部分是金属包的钢结构平房，原准备用来作车间。即使单从外面看，萨姆就明白西莉亚的汇报一点没错——整个建筑易于改建成搞研究用的实验室。
在他们前面不远，另一辆汽车停在那里。此刻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向美洲虎牌汽车走来。西莉亚介绍说，这人是拉马尔先生，是房地产公司的代表，西莉亚安排他来见面的。
握手以后，拉马尔拿出一串丁当直响的钥匙。“买牲口棚总得看棚里的干草，否则就不合情理了，”他和和气气地说。他们三人走向正门，进去了。
半小时后，萨姆把西莉亚拉到一边，悄声对她说，“这房子很合适。你可以让这人知道我们对此很感兴趣，然后吩咐我们那些律师去洽谈。告诉他们尽可能快地把一切事办完。”
西莉亚去和拉马尔谈话时，萨姆回到美洲虎车旁。几分钟以后，西莉亚过来了，他说，“我忘了告诉你，我们要到剑桥去。因为从伦敦到哈洛已走了一半路，我已接好头去见皮特-史密斯博士——他就是那个研究大脑老化、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人，他曾要求资助。”
“你有时间见见他我很高兴，”西莉亚说。“你本来以为可能没时间的。”
在明媚的阳光下，他们又在乡间开了个把小时车，刚过中午十二点，就到了剑桥的特朗平顿街。“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可爱城市，”萨姆说。“你左边是彼得楼——最古老的学院。你从前到过这里吗？”
西莉亚看着鳞次栉比的有名古建筑一个接一个，直看得如痴如迷，回答说，“没有。”
萨姆半路上停车挂了电话，在花园楼饭店订了午餐。马丁·皮特-史密斯将在那里与他们见面。
这家饭店的周围一派田园风光，景色如画，贴近“后院”——这是些经过着意点缀的花园，从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学院的优美背景——而在剑河岸边，只见河里的几艘方头平底船上，人们撑着篙前进，既悠闲自在，有时还漫无目的。
在饭店的门厅里，皮特-史密斯先发现了他们并走了过来，西莉亚一眼就得出印象：这是个粗壮、结实的年轻人，一头需要修剪的金头发乱糟糟的，他那孩子气的突然微笑使他粗犷的四方脸上平添了一些皱纹。她认为，不管皮特-史密斯可能有什么别的特点，他反正不漂亮。但她感觉到面前这人有着一往无前的坚强性格。
“我想两位是乔丹太太和霍索恩先生吧？”这话直截了当、有教养、毫不做作，与皮特-史密斯坦率的外表很相称。
“没错儿，”西莉亚回答。“只不过，以重要性来说，次序应该倒过来。”
又是忽然一笑。“我要尽量记住这一点。”
他与西莉亚和萨姆握手时，西莉亚注意到皮特-史密斯的衣着：一件优质手织厚呢的上衣袖口已磨破，肘部有补钉；下面是一条没熨过的灰色脏裤子。
他马上看出她的心思，大大方方地说，“我从实验室直接来，乔丹太太。我有套服。如果我们不是在工作时间见面，我就穿那个了。”
西莉亚脸红了。“我真难为情。请原谅我的失礼。”
“没必要。”他的微笑使西莉亚释然。“我只不过喜欢把事情说清楚。”
“好习惯，”萨姆赞赏说。“我们进去用餐吧，好吗？”
在餐桌上，他们可以看到满是玫瑰的花园，再过去是一条河。他们各自都要了杯酒。西莉亚和往常一样，要了加柠檬汁的鸡尾酒；萨姆要的是马丁尼酒；皮特-史密斯则要白酒。
“我从洛德博士那里知道你正在进行的研究，”萨姆说，“了解到你要求费尔丁-罗思给予资助，以便你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
“没错，”皮特-史密斯承认说，“我的项目——研究智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氏症——没有钱了。大学没钱可给，至少不能分配给我，因此我得另找来源。”
萨姆告诉他说，“这并不少见。我们公司确实资助学术研究，只要我们认为研究有价值。因此，咱们这就来谈谈你的研究吧。”
“好。”皮特-史密斯博士第一次显得有点儿紧张。西莉亚猜想，大概因为资助对他很重要。“先从阿尔茨海默氏症说起吗——你们对此病是否有所了解？”他问道。
“极其有限，”萨姆说。“因此，就当我们一无所知吧。”
年轻的科学家点点头。“它并不是一种很时髦的病——至少，眼下还不是。而且，对于病因只存在一些推测，并没有怎么弄清楚。”
“不是说大多是老年人得这种病吗？”西莉亚问道。
“对，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尤其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不过，年轻一些的人也可以得阿尔茨海默氏症。有二十七岁就得病的病例。”
皮特-史密斯呷了一口酒，接着说下去。“这病是以记错事逐渐开始的，对一些简单的事情忘记了，比如怎样系鞋带，电灯开关是干什么用的，用餐时他经常坐在哪个位置。然后，随着病情恶化，记忆力越来越差。病人往往认不出任何人，甚至认不出丈夫或妻子。他们可能忘记怎样进食，而不得不由别人喂食；口渴时，他们可能都不会找人要水喝。他们往往毫无自制力，情况严重的还撒野、搞破坏。最终他们死于这病，不过要拖十到十五年——对于和这种病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这些岁月是极其痛苦难熬的。”
皮特-史密斯停了一会儿，然后对他们讲，“脑子里的变化，在尸体剖检时可以看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侵袭大脑皮层中的神经细胞——这里是管感觉和记忆的。这种病扭歪或割断神经纤维和末梢，使大脑内布满了一种叫做斑的微细物质。”
“关于你的研究，我看了一点材料，”萨姆说，“不过我想你亲自给我们谈谈你现在的研究方向。”
“是遗传学方向。由于没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动物模型——就我们所知，没有动物得这种病——我拿动物做研究，是在化学的基础上研究智力的老化过程。你们知道，我是研究核酸化学的。”
“我的化学有点儿荒疏了，”西莉亚说，“但据我所知，核酸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建筑材料’，而脱氧核糖核酸则构成我们的基因。”
“正确，并没怎么荒疏。”皮特-史密斯微笑道，“很可能将来医药方面会出现巨大的进步，只要我们对脱氧核糖核酸的化学性质了解得更多一些，这将告诉我们基因怎样起作用，为什么有时出问题。这是我现在从事的研究，就是用大小老鼠作试验，想找出动物的信使核糖核酸——这是根据动物的脱氧核糖核酸复制出来的样板——随着年龄而变化的各种区别。”
萨姆插话说，“但阿尔茨海默氏症和正常的老化过程是两码事，对吗？”
“表面上是这样，不过可能有共同之处。”皮特-史密斯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西莉亚可以感觉到，他像一个教师似的在组织自己的想法，以便把他习惯用的科学术语说得通俗易懂一些。
“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患者出生时，他含有遗传密码信息的脱氧核糖核酸就可能已有畸变。但是，另外一些人虽然生来有较多正常的脱氧核糖核酸，却可以因其环境，也即人的身体受到损害，以致也产生畸变，比如通过抽烟或有害的饮食等等。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固有的脱氧核糖核酸维修机能能应付这一情况，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与生俱来的维修机能逐渐变慢甚至完全不起作用。我研究的部分课题就是找出变慢的原因……”
解释完以后，西莉亚说，“你真是天生的教师。你喜欢教书，对吧？”
皮特-史密斯似乎感到奇怪。“在大学里总是要教教书的。不过，你说得对，我喜欢教书。”
此人的有趣性格又展现了一个方面，西莉亚心里在想。
她说，“我开始了解你研究的课题了。你离找到答案还有多远呢？”
“或许有若干光年。也可能很接近答案了。”皮特-史密斯那真诚的微笑闪现了一下。“资助我的人是要冒风险的。”
饭店侍者送来了菜单。他们停下来点菜。
他们点完菜以后，皮特-史密斯说，“我希望你们到我的实验室去看看，在那里我可以把我想做的事情讲得清楚些。”
“我们是想去的，”萨姆说。“一吃过饭就去。”
他们用餐时，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你在剑桥大学什么职位？”
“我被任命为讲师；大抵相当于美国的助理教授。这就意味着在生化大楼有我做实验的地方，有一名技师帮我忙，可以自选研究项目。”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所谓自选，是指在我自己能找到资助的情况下自选。”
“谈到资助的问题，”萨姆说，“我记得你提出的数字是六万美元。”
“是的。这笔钱要管三年，起码要这么多钱我才能勉强把研究搞下去—
—用于买设备和动物，雇三位全日来工作的技师，还有进行实验的费用。这里边我个人用不上一元钱。”皮特-史密斯做了个鬼脸。“反正这也一样，总归是一大笔钱，对吗？”
萨姆严肃地点点头。“对，是不少。”
但是这算不了什么。萨姆和西莉亚两人都明白，对于费尔丁-罗思或任何大医药公司说来，六万美元比起他们每年的研制费简直微不足道。和往常一样，问题在于：皮特-史密斯博士的研究项目将来有没有足够的商业前景，值不值得投资？
“我得到个印象，”西莉亚对皮特-史密斯说，“你对阿尔茨海默氏症这一课题颇有献身精神。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促使你开展这项研究？”
年轻的科学家迟疑了一会儿，接着，他直视着西莉亚的眼睛，说道，“我母亲今年六十一岁，乔丹太太。我是她唯一的孩子；毫不奇怪，我们母子一直很亲。她得阿尔茨海默氏症已四年了，病情越来越严重。我父亲尽力照料她，我也几乎每天去看她。可惜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剑桥大学的生化大楼是一幢新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三层红砖房，外观平淡无奇。它所在的网球场路无甚可观，附近也没网球场。马丁·皮特-史密斯是骑自行车赶来吃饭的——看来这是剑桥人标准的交通工具。此刻他使劲地蹬着车在前面领路，萨姆和西莉亚则开着美洲虎牌的小轿车跟着。
他们在生化大楼的前门下车后，皮特-史密斯提醒说，“我想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以免你们吃惊，我们这里的条件并不最好。我们总是拥挤不堪，面积不够，”——又倏忽一笑——“而且常常缺经费。有时外界人士看到我们的工作地点和条件会吓一跳的。”
尽管有言在先，几分钟以后西莉亚还是吓了一跳。
趁皮特-史密斯离开他们一会儿，她悄声对萨姆说，“这地方真可怕——像个地牢！在这里干，谁能出成果呢？”
进去以后，他们就下楼到地下室去。过道光线很暗。一长串小房间显得肮脏、凌乱，而且堆满了旧器材。总算走到了一间实验室，比一幢小房子里的厨房大不了多少。皮特-史密斯说，这就是他工作的两间实验室之一，而且这两间还是他和其他研究别种课题的讲师共用的。
他们谈话时，那讲师及其助手进进出出好几次，使私下交谈难以进行。
实验室中有几张陈旧的木制工作台，一个个挨得很近，以尽量利用有效空间。工作台上有旧式的煤气和电源插座，插座上接头和插头不少，既凌乱，很可能也不安全。墙上有一些做工粗糙的架子，塞满了书、纸张，还有些显然废弃不用的器材。西莉亚注意到其中有些过时的曲颈瓶，她记得十九年前她做化学试验时用的就是那式样的。工作台的一部分权当书桌，前面有一把硬邦邦的细骨靠椅。还看得见几只肮脏的喝水缸子。
一张工作台上有好些铁丝笼子，里面装着二十只左右的老鼠——两只老鼠占一个笼子，活动状态各不相同。
实验室的地板大概好一段时间没清扫过了。墙上又高又小的窗户也没擦过，从那里看出去，只见停放着的一些汽车的下半部分和车轮子。这景象真叫人丧气。
“不管这一切表面现象，”萨姆对西莉亚说，“不要忘记，这里创造了不少科学方面的历史。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这些房间里工作过，在这些过道里走动过。”
“说得对，”马丁·皮特-史密斯欢快地说；他走过来时恰好听到这最后一句评论。“弗雷德·桑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就在我们楼上这间实验室里发现了胰岛素分子里的氨基酸结构。”他见到西莉亚在看那些旧仪器。“在院校实验室里，我们从来不扔掉任何东西，乔丹太太，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用到它。出于必要，我们的许多仪器设备都是自己临时凑合或做成的。”
“美国大学里也是这样的，”萨姆说。
“尽管如此，”皮特-史密斯表示，“所有这些，一定和你们两位熟悉的那种实验室完全不同。”
回忆起费尔丁-罗思在新泽西的那些实验室，宽敞、洁净、设备齐全；西莉亚回答说，“老实讲，是不同。”
皮特-史密斯搬来两只凳子。他让西莉亚坐那靠椅，萨姆坐凳子，他自己在另一只凳子上落座。
“我必须公道地告诉你们，”他说，“我在这里想做的不光牵涉到科学上的难题，还有大量技术上的难关。想要找到的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法，将脑细胞核的信息传到能产生蛋白质和缩氨酸的细胞机能上去……”
他讲着就兴奋了起来，不知不觉地用上了科学术语。“……从大小老鼠身上抽出一部分含信使核糖核酸（mRNA）的混合物，放到无细胞的仪器里……核糖核酸（RNA）的复制品是可以产生蛋白质的……一串信使核糖核酸可能为许多蛋白质定下其遗传密码……然后蛋白质可以通过电泳现象分离出来……可能有一种技术能利用逆向转录酶……然后如果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并不化合，那就意味着大老鼠已丧失产生基因的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哪些缩氨酸起了变化……最终我要找到某一种缩氨酸……”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时而萨姆插进几个精明的细节问题；西莉亚对此印象很深。尽管萨姆没受过科学训练，但他在费尔丁-罗思工作的岁月里，他吸收了很多当代科学的知识，现在效果显示出来了。
在整个谈话过程里，皮特-史密斯的热情感染了他们两人。一边他在讲——他的话清楚、简洁，显然出自一个受过训练、思路明晰者之口——一边他们更尊重他了。
快要谈完时，这位科学家指着笼子里的老鼠说。“这些只是少数。我们还有好几百只在动物室里。”他碰碰一个笼子，里面一只已睡着的大老鼠动了一下。“这老家伙已两岁半了，相当于人类中一个七十岁的老头。今天是它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把它宰了，然后把它脑子的化学构成和性质同刚出生几天的老鼠的脑子作一比较。不过要得到我们寻求的答案，还需要很多老鼠，需要很多化学分析，需要很多很多时间。”
萨姆点点头表示理解。“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时间因素的重要。现在请概括一下，博士——你认为你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呢？”
皮特-史密斯在回答以前考虑了一下。接着他审慎地说，“通过对基因的不断研究，找到使年轻人记忆力强的大脑缩氨酸，但这些人变老后体内就不再产生这种缩氨酸了。于是，当我们找到并分离出这种缩氨酸以后，我们要通过遗传学的技术学会制造这种缩氨酸。在那以后，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用缩氨酸，使记忆力尽量不减退，尽量不健忘——说不定还能彻底消除智力老化现象。”
这冷静的总结十分感人，既信心十足，却又毫不浮夸。两位客人听得都似乎不愿打破随后的沉默。尽管周围环境阴沉凄凉，西莉亚置身其间，忽然有一种此刻神圣难忘的感觉，一种正在创造历史的感觉。
是萨姆先开了口。“皮特-史密斯博士，现在你可以得到你所要的资助了。此时此刻，你要的数目已被批准。”
皮特-史密斯似乎迷惑不解。“你是说……就这么简单……这样就行了？”
现在轮到萨姆微笑了。“作为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的总经理，我有一定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偶尔使我很高兴。”他补充说，“唯一的条件就是通常的那一条，也是这一类安排中不言而喻的：希望能保持联系，了解你的进展情况，你可能生产出来的任何药物让我们最先试制。”
皮特-史密斯点点头。“那当然，理当如此。”他似乎仍有点昏昏然。
萨姆伸出的手被年轻的科学家握住了。“祝你交好运！”
半小时以后，生化大楼到了午茶时间。在马丁的邀请下——现在他们三人之间已彼此直呼其名了——他们上楼去吃茶点。茶点由台车推到休息厅里供应。三人端着各自的茶杯和茶盘，走到教工茶室去。马丁解释说，那是在这儿工作的科技人员和他们客人的交际中心。
茶室和大楼的其余部分一样朴实无华，里面有长桌和木椅，既拥挤又嘈杂。科学家们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各式各样的都有，但传来让人听到的谈话片断却与科学绝对无关。一处讨论的是公家停车场的问题，一位年长的教员激烈地抱怨，说是对某个年轻人的偏袒使他丧失了停车的地盘。旁边，一个留着须、穿着白大褂的热心人在报告剑桥一位酒商的“轰动大贱卖”，并建议别人去买一瓶“默尔索尔特”酒。另一群人则在分析城里新上映的电影《教父》——由马伦·白兰度和艾尔·帕西诺主演。
挤来挤去，又和别人换了位置，马丁·皮特-史密斯总算给他们三人找到一个角落。
“总是这样的吗？”西莉亚问道。
看来，马丁给这话逗乐了。“通常是这样。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到这里来。
这是我们中一些人互相见面的唯一时间。”
“在我看来，”萨姆说，“你们这座楼里的格局不能让人家免除干扰。”
马丁耸耸肩。“有时甚至是妨碍。但逐渐就习惯了。”
“但是为什么非得你们去习惯呢？”没听到回答，萨姆压低声音以免附近的人听见，接着说下去，“我倒在想，马丁，在条件优越，设备和助手都多一些的情况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照旧搞你目前的研究。”
这科学家略带笑意地问，“条件优越，在什么地方？”
“我要提的建议，”萨姆说，“毫无疑问你已经猜到了，就是你离开剑桥大学到我们费尔丁-罗思来工作。对你来说，那里有许多有利之处，而且就在我们打算建立在英国的——”
“请原谅！”马丁插进来说，显得很担心。“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
“你们公司提出资助，是否以上面说的为条件？”
萨姆回答，“绝对不是。你已经得到资助了，这资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只除了前面我们刚才双方同意的那一点。对此，我向你保证。”
“谢谢。刚才我有点儿担心。”又是那开朗、孩子气的微笑。“我不愿意不讲礼貌，不过我想有些话我还是讲明的好，免得浪费我们双方的时间。”
这回是西莉亚搭腔了，“你讲吧。”
“我是搞学术研究的人，打算一直这样，”马丁声称。“我不想讲所有的原因，只讲一条，自由。我的意思是，自由做我愿意做的研究，而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压力。”
“你到我们这里来，还可以自由……”萨姆刚开始讲，看见马丁在摇头，就没讲下去。
“那里总要考虑商业因素的。请告诉我实话——对吗？”
萨姆承认说，“嗯，有时是要考虑考虑的。我们毕竟是做生意的。”
“确实如此。但这里不存在任何商业上的考虑。只是纯科学，只是探索知识。就我说来，我要保持这个样子。你们还要茶吗？”
“不要了，谢谢，”西莉亚说。萨姆也摇摇头。他们站起身离开。
走到外面的网球场路，站在租来的美洲虎牌轿车旁时，马丁对萨姆说，“谢谢你说的一切，包括去你们那里工作的建议。也谢谢你，西莉亚。但我还要在剑桥待下去。除了这座大楼不谈以外”——他往后看了看，扮了个鬼脸——“这儿可是个美好的地方。”
“我们来这里很高兴，”萨姆说。“至于替我们工作的问题，尽管你的决定使我很遗憾，我能理解。”
他进了车子。
西莉亚坐在他身旁，从已被摇下的车窗里对马丁说，“剑桥是一块美丽的地方。此前我从没有来过。我希望抽时间再来看看。”
“好，说定了！”马丁说。“你在英国还要待多久？”
她考虑了一会儿。“可能还有两个星期。”
“那么何不再来待上一天？到这里来挺方便。我很乐意领着你到处看看。”
“我也很乐意这样，”西莉亚说。
萨姆把汽车发动时，西莉亚同他约好十天以后再来——也就是下下个星期天。
西莉亚和萨姆坐在驶回伦敦的美洲虎牌轿车里，没有说话，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直到他们已离开剑桥，开上A10号路朝南而去的时候，西莉亚才开了口。
她轻声说，“你想要他来，对吧？你想要他来领导我们的研究所。”
“当然罗。”萨姆简洁地回答，声音显得失望。“他很突出，我看是个天才，是我到这里以后所见到的最出色的人。但是见鬼，西莉亚，我们得不到他！他是个搞学问的，而且他要一直这样。你听见他的话了，显然什么也不会使他改变主意。”
“我半信半疑，”西莉亚若有所思地说。“我对这点是半信半疑的。”
十
后来几天，萨姆和西莉亚很忙，安排着把费尔丁-罗思的研究所设在哈洛的一些具体问题。做这些必需的工作时，总觉得不如人意。他们两人的懊丧——认定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是研究所主任的最佳人选，但萨姆还深信不疑：马丁决不会同意从学术界转到企业界来——使他们深感失望，难以排解。
在他们去过剑桥后的那个星期里，萨姆声称，“我看了好几个候选人，但没有一个人的能力及得上皮特-史密斯，真遗憾，他使我再也看不上别人了。”
西莉亚提醒萨姆，她下个星期天还要去见马丁，让他领着逛剑桥。这时萨姆阴郁地点点头说，“当然，你尽力而为，但我并不乐观。他有献身精神，是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
然后萨姆告诫西莉亚说，“你和马丁谈话时，无论如何不要提钱的问题——我指的是如果他来我们这里，我们将给他多少薪水。不用我们说，他也清楚，那与他目前的收入相比要大得多。但如果你挑明了，就似乎我们认为可以把他买到手，他就会把我们看成又是两个狂妄无礼的美国人——满以为世上万物都可以用美元买到。”
“但是萨姆，”西莉亚不赞成，“如果马丁来费尔丁-罗思，你总得有个当口讲一讲薪水问题。”
“是要在一定的当口讲一讲的，但不能主动先说，因为钱绝对不是主要问题。请相信我，西莉亚，我知道这些学究型的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以为马丁有改变主意的可能性，那么别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
“算我感兴趣吧，”西莉亚问道，“究竟是个什么数目？”
萨姆考虑了一会儿。“据我所知，马丁年薪大约两千四百英镑；大致相当于六千元。我们准备开始时给他四五倍的钱——比如说，两万五到三万元，外加红利。”
西莉亚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不知道差距这么大。”
“但是搞学问的人知道。尽管他们知道，他们还是宁愿只搞学术研究，认为思想上自由一些，并认为大学环境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更具‘纯研究性质’。你也听见马丁说起过‘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他对这压力会反感到什么地步。”
“我听见的，”西莉亚说。“但你和他争辩，说压力不大。”
“那是因为我站在企业界的立场上，而且我的职位使我有这看法。但咱俩私下说说：我承认，也许马丁是对的。”
西莉亚将信将疑地说，“在大部分事情上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对那整个事情我可有点犹豫。”
她认为这次谈话不太顺利，后来她又想了很久。她下了决心，像她对自己说的，“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星期六，也即去剑桥的前一天，她和安德鲁和孩子们通了电话——在逗留英国的一个月期间，她每周至少和家里通两次电话。他们双方都为她即将回家而高兴，现在这已不到一个星期了。谈完家常话以后，西莉亚告诉安德鲁关于皮特-史密斯博士的情况，说到他使他们失望，并说了她和萨姆在这问题上交换的意见。
她还告诉安德鲁，第二天她要去见马丁。
“你认为他会改变主意吗？”安德鲁问。
“我直觉地感到这有可能发生，”西莉亚回答。“或许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条件。但明天我们谈话时，我不愿做把事情弄糟的事。”
电话里沉寂了一会儿，她可以感觉到她丈夫在反复思索，心里在掂量。
然后他说，“萨姆说的话部分正确，但也许不完全正确。我的经验是，让一个人知道他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做法，不会使他受辱。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很喜欢听这种话，即使并不想接受人家准备给的那笔钱。”
“讲下去，”西莉亚说。她尊重安德鲁的智慧，他有一下子就说中要害的本领。
他继续说，“根据你的描述，皮特-史密斯是个直爽的人。”
“非常直爽。”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以同样的方式和他打交道。为了要猜透他心意，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之后，你反而会达不到目的。再说，拐弯抹角也不是你西莉亚的风格。还是以本色相见，那样的话，如果看来谈到钱——或别的什么——很自然，那你就只管谈。”
“亲爱的安德鲁，”她回答，“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
“没有要紧事了吧，我想。”他又加了一句，“你既告诉了我明天的日程，我可得承认：对于你和皮特-史密斯有一丁点儿忌妒。”
西莉亚笑道，“纯粹是业务关系。以后也是这样。”
现在已是星期天了。
西莉亚独自坐在从伦敦开往剑桥的早车里，她乘的是禁止吸烟的头等车厢，她让头靠在身后的软垫上，全身放松地开始利用这七十五分钟的旅程整理自己的思想。
一大早，她从饭店乘出租汽车来到利物浦街火车站——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由铸铁和砖构成，样式难看；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拥挤喧闹，只在周末安静一些。这安静意味着：当这柴油-电气列车隆隆驶离站台时，车上没什么乘客。对这种清静，西莉亚很高兴。
她回顾了两星期来的经历和谈话，还是弄不清究竟今天听谁的劝告好—
—听安德鲁的还是听萨姆的。与马丁相见，表面上是一般的社交活动，但可能对她本人和费尔丁-罗思都至关重要。萨姆的告诫言犹在耳：“别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
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有节奏声音，使她有点昏昏欲睡。七十五分钟过得很快。火车减速开进剑桥站时，马丁·皮特-史密斯正在站台上等候，令人愉快的满面笑容表示出他真诚的欢迎。
虽已四十一岁，西莉亚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帅，她也感觉得到这点。她柔软的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材苗条、亭亭玉立，高颧骨的脸由于近几个星期的户外活动和难得如此之好的英国夏日，已晒得黑黝黝的，显得很健康，而今天天气依然宜人。
近来她已开始有几绺灰白头发了。这种时光流逝留下的痕迹很少使她伤感，当然偶尔也用染发水掩饰一下。昨天晚上她就用过染发水了。
她穿的是夏日服装，一件绿白相间的透明薄纱连衣裙，里面的衬裙饰有花边，脚登一双高跟白色凉鞋，头戴一顶宽边白草帽。这一身装束都是上星①
期在伦敦西区购置的。因为在新泽西整理行装时，她没想到在英国会需要这种热天穿的衣裳。
她走下火车时，感觉到马丁赞赏的目光。他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接着，在握她伸出的手时，他才说，“嘿，你真漂亮！你来了我很高兴。”
“你本人也挺帅。”
马丁笑了一声，又闪现出孩子气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藏青茄克衫，一条白色法兰绒长裤，衬衫敞着衣领，没系领带。“我说过我要穿套服的，”他①西区是伦敦最繁华的地区。
说。“但我发现了这一身多年没穿过的衣服。这样看来随便一些。”
他们走出车站时，西莉亚挽住他的胳臂。“我们到哪里去？”
“我的车在外边。我想过，我们先开车转转，然后走去看看几个学院，再就是去野餐。”
“这安排非常好。”
“今天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别的事想做做，想看看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是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见见你的母亲。”
马丁吃了一惊，扭头看着她。“我们一圈玩过后，我可以立即把你领到我父母家中去，如果那确实是你想做的事。”
“确实，”她说，“那是我想做的。”
马丁驾的是一辆莫里斯牌的微型车，也不知用过多少年了。他们挤了进去，他开着车在剑桥几条古老的街上兜了一圈，然后在“后院”旁的女王路停下。他对西莉亚说，“我们从这里走起。”下车以后，他们就沿着一条大路走向剑河上的国王桥。
西莉亚在桥上站住了。她用手在额头上挡住上午明亮的阳光，惊叹道，“我很少见到比这里更美的景致。”
马丁在她身旁轻轻地说，“国王学院的教堂——这是最壮丽的景色。”
前面就是平静的草地和绿叶成荫的树木。再过去就是那著名的小教堂——只见在壮丽的拱形屋顶和一些彩色玻璃窗之上，矗立着许多塔楼、坚实的扶壁和高耸的尖顶。教堂两侧是些灰白色的石砌学院大楼，相得益彰地给人增添了历史感和崇高感。
“让我来充当导游，”马丁说。“大致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成立很早，一四四一年，亨利六世开始修建你眼前这座教堂，而南边那座彼得楼造得更早一些，是它推动了一二八四年‘剑桥要探索知识’这一活动。”
西莉亚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一个真正属于这里的人怎么可能离开它？”
马丁回答，“许多人从没离开过。有些伟大的学者在剑桥生活、工作了一生。我们中有些人——年轻些的、在世的——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在剑桥时而驱车前进，时而走路，在这两小时中西莉亚逐渐了解并爱上了剑桥。一些地名她记住了：杰塞斯·格林、仲夏公园、帕克氏地段、科沼泽地、拉马斯地段、三一学院、女王学院、纽纳姆学院等等，地名一个接一个似乎没个完，马丁的知识似乎也无边无际。“一些学者留在这里，同样，也有学者把这地方带往别处，”他对她说。“其中之一是伊曼纽尔学院的文学硕士约翰·哈佛（约翰·哈佛是移居美国的英国牧师，美国哈佛大学的主要创办人。译者注）。还有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以他命名。”他又亲切地张着嘴笑了。“可我忘记在什么地方了。”
最后他们逛了回来，进了微型车。马丁说，“我想就看到这里行了。其余的留待下一次吧。”突然他的脸色严肃起来。“你还要去看我的父母吗？
我不得不提醒你——我母亲认不出你和我，也不会知道我们去干什么。结果会很扫兴的。”
“不要紧，”西莉亚说，“我还是要去。”
这是幢筑在坡上的小房子，很不起眼，位于凯特区。马丁把车停在街上，用钥匙开门进去了。在光线很暗的小过道里，他喊道，“爸！是我，我带来一位客人。”
随着拖拖拉拉的脚步声，一扇门打开了，走出个上年岁的人，穿着褪色毛线衫和松松垮垮的灯芯绒裤子。当他走近时，西莉亚对父子两人外貌的酷似大为惊讶。老皮特-史密斯和马丁一样强壮结实，同样是粗犷的四方脸——只是由于年龄大，皱纹多一些——介绍他们相识时，那腼腆的倏忽笑容简直是马丁笑容的翻版。
老人一开口说话，就很不相像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协调而又粗声粗气的土音；他说出的句子结构松散，说明他没受过多少教育。
“看到你很高兴，”他对西莉亚说。转而又对马丁——“不晓得你要来，儿子。刚刚才给你妈穿好衣服。她今天情况不太好。”
“我们待不长，爸，”马丁说，又告诉西莉亚，“阿尔茨海默氏症对我父亲是个很大的负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病人的亲属比病人本人还要难熬。”
他们走进毫无特征的简陋起居室，老皮特-史密斯问西莉亚，“你来一杯吗？”
“指的是茶，”马丁解释。
“谢谢，我很想喝茶，”西莉亚说。“我们这一路过来，我很渴了。”
马丁的父亲走进小厨房后，马丁去跪在一个灰白头发的妇女身边。她坐在已经陷下去的有花罩布的单人沙发上，他们进来以后她没有动过。马丁搂住她脖子，温柔地吻她。
西莉亚想，老妇人当年一定很美，即使现在年老色衰还是好看。她的头发梳得很有样子，穿的是一身简朴的哔叽衣服，挂着一串珠子。儿子吻她时，她似乎有所反应，略有笑意，但看来并没认出自己儿子。
“妈，我是你儿子马丁，”马丁说；他的声音很温柔。“这位太太是西莉亚·乔丹。她是从美国来的。我领她看了剑桥，她喜欢我们的小城。”
“你好，皮特-史密斯太太，”西莉亚说。“谢谢你让我来府上做客。”
灰白头发的妇女眼睛动了一下，又使人觉得她或许有点儿明白。但马丁告诉西莉亚，“恐怕是一点儿也不明白。她的记忆力已完全丧失了。不过在和我母亲有关的事上，我也就不讲科学了，一直试着让她听懂我的话。”
“我理解。”西莉亚犹豫了一会儿，接着问道，“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的研究有进展，如果你不久能作出什么重要发现，也许可能……”
“对她有好处？”马丁断然地回答，“绝对不可能。无论有什么发现，都不能使已经死了的脑细胞复活。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他站起身，忧郁地低头看着他母亲。“不是她，而是其他人不久将会得益，因为他们病情还没有严重到这地步。”
“你很有把握，对吗？”
“我有把握，会找到一些答案——由我或由别人。”
“但你想做个找到答案的人。”
马丁耸耸肩。“每个科学家都想让自己首先有所发现。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他看了他母亲一眼——“更重要的是，总得有人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起因。”
“因此有可能，”西莉亚说下去，“是别人而不是你先找到答案。”
“对，”马丁说。“在科学上，这种事总可能发生。”
老皮特-史密斯从厨房走了进来，他端的大盘子里有一壶茶，几套杯碟，一小缸牛奶。
大盘放下以后，马丁搂住他父亲。“爸为妈做一切事情——穿衣服，梳头发，喂饭，还有别的一些讨厌事情。有一阵子，西莉亚，爸和我的关系不怎么太好。但现在我们爷儿俩很亲了。”
“说得对，往日我们常吵得不可开交，”马丁的父亲说。他问西莉亚，“你茶里要加牛奶吗？”
“要，谢谢。”
“一个时期，”老的说，“我认为搞学问那一套不怎么样，马丁和他妈硬要搞。我要他跟我一起干活儿。可是他妈赢了，就成现在这样。他是我们的好小子。这房钱是他出，还有好多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是他出钱。”他看了马丁一眼，又说，“在那边大学里，听说他干得不赖。”
“对，”西莉亚说，“他干得着实不赖。”
将近两小时以后。
“你在干这活儿时和你说话行吗？”西莉亚靠在垫得很舒服的座位上问道。
“当然，为什么不行？”站着的马丁一边说，一边把长长的篙子扎在浅浅的河底，于是他们乘的那条难操纵的平底船就平稳地逆水滑行一下。西莉亚想道，看来马丁干什么事都在行，包括撑平底船——能有这一手的人不多，从他们在河上一路见到的那些人来看，相比之下，那些人撑的船只是在歪歪斜斜地前进。
马丁在剑桥的船坞租了这条平底船，现在他们正往南面三英里处的格兰特彻斯特去，准备在那野外进一顿晚了点的午餐。
“这纯粹是个人间谈谈，”西莉亚说，“也许我不该问。但我不明白，你和你父亲为什么这么不一样。比如，你们两人说的话——我不光是指语法上……”
“我懂你的意思，”马丁说，“我母亲在她没忘记说话时，她说的话和我父亲的基本一样。萧伯纳在《卖花女》中称之为‘侮辱英语的具体体现’。”
“我记得在《窈窕淑女》里有这种说法，”西莉亚回忆说。“但你却有办法避免了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事又得感谢我母亲了。不过在我说清楚以前，我们国家的一些事情你必须先了解。在英国，人们说的话一直是一种阶级隔阂，表明社会地位的差别。尽管有人会对你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还是如此。”
“学术界也这样吗？科学家之间也这样吗？”
“即使学术界也这样。或许更其如此。”
马丁一面忙着用篙撑船，一面斟酌下文。
“我母亲懂得这种隔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买了收音机，让我一坐就是几小时地听跟前机子里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说话。她告诉我，‘你将来就说那种话，所以现在就开始学他们说的。你爸和我想学也太晚了，可对你来说不晚。’”
西莉亚听着马丁悦耳而有教养，同时又毫不做作的语音，说道，“她收到效果了。”
“我想是的。但这还只是她做的许多事中的一件，她还发现我在学校里对什么课感兴趣，于是就找到什么样的奖学金，然后一定让我去争取。正是那段时期我们家里吵得不可开交——我父亲刚才提到这事了。”
“他认为你母亲痴心妄想？”
“他认为我应该当个石匠，和他一样。他相信狄更斯写的一首押韵诗。”
马丁引用时一边在微笑：
“我们的活我们爱，
不羡老爷好穿戴，
粗茶淡饭香喷喷，
乐天知命幸福来。”
“现在你并不因此怨恨你父亲吧？”
马丁摇摇头。“他当时只是不明白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也不懂！只有我母亲懂得有抱负的人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她要我去取得。现在你或许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关心她了。”
“当然，”西莉亚说。“现在我既然知道了，我也就和你抱有同感。”
他们心满意足地沉默了一会儿，平底船在郁郁葱葱、一片翠绿的两岸之间继续逆流而上。
过了会儿西莉亚说，“你父亲提到，他们的生活费大多由你负担。”
“我尽力而为罢了，”马丁承认说。“其中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雇了一名每周去两个上午的保姆。那样我父亲可以歇一歇。我想让她多去几次，但……”他耸耸肩，没把这句话说完，接着就熟练地把船靠在下有绿草、上有柳荫的岸边。“在这里野餐怎么样？”
“一派田园情调，”西莉亚说。“简直就像卡默洛特一样。”
马丁准备的带盖篮子里装着对虾、梅尔顿·莫布雷食品厂的猪肉馅饼、新鲜的拌凉菜、草莓、德文郡出产的黄色稠奶油。还有酒——质量不错的法国白葡萄酒——和一暖瓶咖啡。
他们津津有味地吃呀、喝呀。
吃完饭喝咖啡时，西莉亚说，“这是我回国以前最后的一个周末。不可能过得比这更愉快了。”
“你的英国之行成功吗？”
她正要回答一句客套话，忽然记起安德鲁在电话里的劝告，于是回答说，“不成功。”
“为什么？”马丁的声音显得吃惊。
“萨姆·霍索恩和我为费尔丁-罗思物色到一个理想的研究所主任，但此人不干。现在，其他人似乎都成了二流的了。”
沉默了一会儿，马丁说，“我猜想你说的是我。”
“你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你。”
他叹了口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古怪，西莉亚。”
“没什么要原谅的。你的生活你自己决定，”她使他放心。“只不过，刚才我想到这问题时，有两点……”她住嘴了。
“说下去。哪两点？”
“好吧，先前你说过，你想最先找到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因和智力老化的答案，但是别人也可能走在你前面。”
马丁靠在小船上，面对着西莉亚；他已把茄克衫叠起来枕在脑后。“别人正和我做同样的研究。我知道德国有一个人，另一个人在法国，第三个人在新西兰。他们都是好样儿的，我们追求同样的目标，在同一条小路上探索。
如果有人能走到，也难说究竟是谁。”
“因此你是在参加一场竞赛，”西莉亚说。“一场争取时间的竞赛。”
她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
“对，但搞科学都这样。”
“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人，是否条件比你好，助手比你多？”
他想了一会儿。“在德国的那个人可能这两方面都比我强。另外两人我不清楚。”
“你现在的实验室有多大面积？”
“总共”——马丁心算了一下——“约一千平方英尺。”
“那么，如果你有五倍的百积，加上添进去的设备——你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都是为了你的研究项目——加上可能给你配上二十个人手，而不是两三个，这样会不会使你更快地接近你的目标呢？这样会不会推进你的研究——不光是找到答案，而且使你首先找到答案？”
突然西莉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气氛有了变化。不再是一次社交活动了；原先即使有过的真诚已完全消失。现在是一场智力与意志的微妙角斗。她想，好吧，她到英国来，今天到剑桥来，为的就是此事。
马丁惊奇地瞪眼看她。“你说的一切当真吗？五千平方英尺，二十个人！”
“见鬼！自然当真。”她不耐烦地添了句，“你以为我们制药这一行是闹着玩的吗？”
“不，”他双眼仍直瞪瞪地说，“我没有那样想。你说有两点，另一点是什么？”
西莉亚犹豫了。她应该说下去吗？她意识到刚才她的话给马丁留下的深刻印象。她讲下去会不会破坏这印象，使前功尽弃呢？这时，她又一次记起了安德鲁。
“我就直来直去，用咱美国人通常的那套冒失态度挑明了吧，”西莉亚说。“我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你这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不会为金钱所动，也不能用钱收买。但如果你到费尔丁-罗思来工作，成了我们的研究所主任，把你的研究项目带过来，你多半每年可以有一万二千镑的薪水，外加数目可观的红利。我有理由认定这大概相当于你眼下收入的五倍。另外，见过你父母后，知道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也了解到你还想多尽尽心，我想你可用得着那笔多出来的钱。你当然可以雇一个每周不止去两次的保姆，可以把你母亲搬到比较好的环境中去。”
“够了！”马丁已坐起身，怒目看着她；他变得极为激动。“你这该死的西莉亚！我知道钱的用途。还有，不要跟我讲那些废话，说什么我这样的人不在乎钱。我非常在乎，而你刚才讲的话扰乱了我的心思。你想害我，引诱我，利用……”
她插嘴说，“笑话！利用什么啦？”
“比如说，见我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形和我对他们的关心。因此，你利用这一点，扮演夏娃这角色，拿只金苹果引诱我心中的亚当。”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而且也是在伊甸园般的天堂里。”
“这不是毒苹果，”西莉亚平静地说，“我们船上也没有蛇。得啦，我很抱歉——”
马丁凶狠地打断她。“你根本就不会抱歉的！你是一个在行的女生意人——简直在行极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个全力以赴，毫无顾忌地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女生意人。你非常冷酷，对吗？”
现在西莉亚吃惊了。“我冷酷？”
他断然地回答，“对。”
“好吧，”西莉亚说，她决定针锋相对地马上顶回去。“就算我冷酷。就算你说的都对。难道这不是你也需要的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答案！你要找的大脑中的那种缩氨酸！科学上的荣誉！以上这些有没有一件欺骗你呢？”
“没有，”马丁说，“不管它是什么玩意儿，反正不是欺骗。”他又张嘴笑了，不过这次叫人看着不太舒服。“我希望他们好好酬谢你，西莉亚。
作为你自己所称呼的冒失的美国人，你干得真不赖。”他站起身，伸手把篙一拿。“该走了。”
他们默默无言地顺流而下，马丁狠狠地扎下篙去，那狠劲儿在来程中还没显露过。西莉亚心里很烦，捉摸着是否自己做得过了头。快到城边那船坞时，马丁停了篙，让船自己漂从船尾的高处，他严肃地看着西莉亚。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只知道你使我犹豫不决，”他对她说，“但我还没拿定主意。”
傍晚初临时，马丁驱车将西莉亚送到剑桥火车站，他们拘谨地道了别，双方都不大自然。西莉亚返回伦敦乘的是一趟叫人难熬的短途慢车，几乎每站必停，等她到达伦敦终点站时已过了晚上十一点半。列车停在“王十字”站。她乘上出租车，回到伯克利饭店时已近午夜了。
在大部分旅途中，西莉亚回顾一天的经历，尤其是她自己的言行。最使她震动的是马丁那尖刻的指责：你非常冷酷，对吗？她冷酷吗？她对照了一下自己的思想，西莉亚承认自己或许是的。接着她又纠正自己：并不是“或许”，应该是“肯定”。
她又思忖道，有点儿冷酷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尤其对一个妇女说来，对她西莉亚这样已作出成绩的妇女，像她这样已取得现在地位的妇女，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当然，当然是必要的。
她进一步提醒自己，冷酷并不——也可以说并不一定要——等同于不诚实。本质上，做生意就得强硬，就得作出令人不愉快的狠心抉择，得直冲要害之处，把为别人的过分担忧抛在一边。同样要紧的是：如果将来她承担的责任更重大，她将需要比以往更强硬，更冷酷。
那么，既然冷酷是买卖人生活中的现实，为什么马丁的评语使她这样烦恼呢？可能因为她喜欢他、尊重他，因而希望他对她有同样的看法。可他是这样吗？西莉亚捉摸了一会儿，根据他们今天下午亮出底牌以后的表现，她断定他显然不是这样的。
不过，她真的在乎马丁对她的看法吗？回答是：不在乎！一个原因是：
马丁身上还有些孩子气，尽管他已三十二岁了。有一次，西莉亚听到别人谈起搞研究的科学家，说是“他们花了大半辈子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剩不下多少时间来干别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永远是小孩子”。确实，这在马丁身上似乎有所体现。西莉亚知道，自己比他世故得多了。
那究竟什么是重要的呢？既不是马丁个人的感受，也不是西莉亚的感受，而是今天剑桥之行的结果如何。
对吗？对，又对了。
至于那种结果——西莉亚心里在叹气——她对之并不乐观。事实上，用萨姆的话来说，她几乎肯定已“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她越想越不满自己的行径，而对白天的回忆也越使她灰心丧气。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她回到饭店的时候。
在伯克利饭店的门厅里，穿制服的看门人招呼她说，“晚上好，乔丹太太。您今天过得好吧？”
“好，谢谢你。”她心里补了一句：只有一部分时间过得好。
看门人转身给西莉亚拿了房间钥匙，又拿起些信件、便条交给西莉亚。
她收下后准备带回房间看。
她正要走开，忽然听见，“噢，对了，乔丹太太。这是几分钟前收到的。一位先生打电话来，我把话记下了。内容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那位先生说您懂的。”
感到疲倦的西莉亚不感兴趣地看了一下纸条。她的眼睛凝住不动了。
纸条上写着：
万事都有个时宜的问题，
包括带着礼物来的鲁莽
美国人。谢谢你，我接受。
——马丁
突然，看门人皱起眉头，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因为在静穆的伯克利饭店门廊里，响彻了少有的尖叫声，那是西莉亚在欢呼：
“好哇！”
十一
在西莉亚星期日作剑桥之行的前几天，萨姆·霍索恩夫妇已离开伦敦去了巴黎，作了短暂的逗留后又在星期六从巴黎直飞纽约。因而直到星期一伦敦时间下午三点半，西莉亚才靠电话在新泽西州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室找到了萨姆。
她把有关马丁·皮特-史密斯的消息告诉萨姆，他的反应很热情，说道，“虽然我感到意外，但真高兴。西利亚，你简直太神了！到底你怎么做到的？”
她估计到会有这问题，回答时很小心，“你是否喜欢我的做法，我毫无把握。”接着她汇报了怎样和马丁谈到钱的问题，而这一点又如何同其他情况一起使马丁改变了主意。
在电话的另一端，萨姆唉声叹气的声音清晰可闻。“真他妈的糟透了！——请原谅。”接着他说，“我这人还叫你别谈钱哩，我怎么会错成这样呢？”
“你当时不可能全知全觉，”她宽慰萨姆说。“我只不过刺探了一下，发现了马丁的某些困难。顺便说一句，我那样做，马丁说我冷酷哩。”
“不管那些！你做的事反正产生了我们所需要的效果。我本该也能做到这一点，可惜缺乏你这份洞察力和坚持性。”
西莉亚心想，你还缺乏安德鲁这样的人给你出主意；嘴里却高声说，“萨姆，看在老天的份上，别再责备自己了！这没有必要。”
“好，我不说了。不过我要对你做个小小的保证。”
她问道，“保证什么？”
“今后的道路上，如果在重大问题上你我的判断不一致，我允许你提醒我这件事，因为这一次你的判断正确，我的判断错误。”
“我希望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西莉亚说。
萨姆改变话题。“你这个星期回来，对吗？”
“后天就回来。我爱伦敦，但我更爱安德鲁和两个孩子。”
“好极了！你一回来最好就休息几天，陪陪他们。不过几星期后我要你再去英国。建立研究所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还需要雇人管行政。马丁在研究方面的本事太重要了，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组织和管理上。”
“我同意，”西莉亚说，“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好。”
“还有一件好事，”萨姆说。“上星期我在巴黎逗留的那几天里，我为费尔丁-罗思取得了在美国产销一种法国新药的权利。这药还在试验阶段，至少两年内还不能上市。不过这药似乎有极好的前景。”
“祝贺你！这药有名字吗？”
“有，”萨姆说。“叫做蒙泰尼。有关它的进一步情况，以后你会知道的。”
从一九七二年剩下的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里，西莉亚始终感到颇为激动、振奋。她又到英国去了五次，每次都是几个星期。其中两次，安德鲁来和她过了一段时间；另一次，莉萨和布鲁斯也乘飞机来了。安德鲁在英国期间，他和马丁见面了；两人很投缘，后来安德鲁对西莉亚说，“马丁独缺一个你这样的女人同他一起生活。我希望他能找到。”
西莉亚的儿女来看她时，碰上她有空，就领着莉萨和布鲁斯在伦敦观光，弄到——用西莉亚的话说——“筋疲力尽的程度”。
布鲁斯现年十二岁，已显出对历史非常入迷。一个星期天上午，当他们三人在伦敦塔（英国历代君主囚禁政治犯和处决犯人之处。译者注）附近漫步时，布鲁斯在解说，“那里什么都有，妈妈，谁都可以从中找出——什么是对的以及所有的错误。人们可以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学到许多东西。”“是可以学到，”西莉亚说。“可惜我们大多数人不学。”
布鲁斯对历史的着迷一直持续到他第二次到剑桥去的时候。这一次，孩子们是由马丁·皮特-史密斯带去的。在英国的几次出差中，西莉亚虽与马丁见面，但他们总共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各人都在忙各人的事。
既已决定进费尔丁-罗思公司，马丁就当真负起责来。他清楚自己在器材、设备和人员上的需要，请来一位研究核酸的化学家。这年轻的巴基斯坦博士叫劳·萨斯特里，他将是研究方面的第二把手。还有几位有专长的技师，其中有培养细胞的专家和用电泳法分离蛋白质和核酸的专家。还有位妇女来照管动物，确保几百只老鼠和兔子可供试验之用。
马丁到哈洛去过几次，那幢楼里的改装工作已在进行；马丁去商谈实验室的布局、器材设备的安排以及人员的配置。不过他去的时间都很短，在研究所启用之前，他仍将在剑桥的实验室里继续研究。马丁坚持，除了必须到哈洛去的几次旅行外，不让别人可以处理的行政事务占掉他的时间——这方针早经萨姆·霍索恩赞同，并已由西莉亚贯彻执行了。
西莉亚聘请了一位主管行政的所长，名叫奈杰尔·本特利。他五十多岁，自信心很强，个子非常矮小。本特利是刚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的少校，曾主管一家很大的英国空军医院的行政事务。这位退役军官的资历非常适合他的新职务，而且他很了解对他的要求。
当着西莉亚的面，本特利对马丁说，“我越是不来麻烦你，先生——就是说，你见到我的次数越少——我的工作也就干得越好。”西莉亚喜欢这说明，也喜欢“先生”这称呼，因为这彬彬有礼的话说明：本特利明白公司方面希望他和年轻得多的科学家之间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在几次去英国出差的间隙里，西莉亚回到美国，这时她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至少她这样认为——发生了。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四岁的莉萨离了家，兴奋地进了住读学校。这学校在纽约州北部，校名埃玛·威拉德。全家人都伴送莉萨踏上她的“征途”。头天，在家里的晚宴上，西莉亚缅怀过去，问安德鲁道，“这么些年都到哪里去了？”
回答这问题的是莉萨——她总是很实际——她说，“那些年都在你的步步高升中过去了，妈咪。照我估计，我大学毕业时，你将登上霍索恩先生的宝座。”
他们都让这话逗乐了，愉快的时光延续到第二天。这时他们像其他新生的家长、亲属一样，把莉萨送进校园美丽、生气勃勃、传统悠久的埃玛·威拉德女校。
两星期以后，西莉亚又去英国。萨姆·霍索恩身为总经理，忙于处理公司的其他工作，此时把英国方面的事务几乎全盘交给了西莉亚。
一九七三年二月，费尔丁-罗思研究所（联合王国）终于正式成立了。与此同时，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的研究项目——阿尔茨海默氏症及智力老化过程——也从剑桥移到哈洛来了。
作为一项决策，公司早已决定：目前在英国不开展其他研究。正如萨姆·霍索恩在新泽西的董事会上透露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进行的这项研究非常适时，极为振奋人心，有可能赚大钱；因此我们该集中精力地搞”。
在哈洛举行的开幕式上没有大肆张扬。特意飞来参加仪式的萨姆声称，“等我们有点像样的东西给人瞧瞧，那时再大张旗鼓地宣扬，现在时辰未到。”
什么时候可以有像样的东西呢？
“给我两年时间吧，”在私下里随便谈谈的时候，马丁对萨姆和西莉亚说。“那时总该有点进展向你们报告了。”
研究所成立以后，西莉亚去英国的次数少了，逗留时间也短了。有一阵子她代表萨姆去那里帮忙，使开始时的工作顺利进行。但大多数情况下，看来奈杰尔·本特利这位所长当得不负所望。时间一个月一个月流逝，从马丁那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消息，只不过根据本特利的报告，研究一直在进行中。
在新泽西州的费尔丁-罗思总公司里，西莉亚仍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正在为萨姆交给她的其他一些任务而工作着。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国内舞台上爆出了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西莉亚和安德鲁同世界上千百万人一样，每晚上在电视机前观看事态的发展，被逐渐展开的戏剧性事件的魅力深深吸引。西莉亚回忆说，一年前当她和萨姆驱车去哈洛时，她曾看到有人非法闯入水门大厦的第一次报道，但当时她觉得毫不重要而未予注意。
接近四月底时，形势愈来愈紧张，尼克松总统为保住自己，抛出了两名高傲的助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十月份，尼克松和国家又增添了不幸，副总统阿格纽因一件与水门事件毫不相干的丑闻下了台。十个月以后，尼克松本人也终于勉强地成为美国第一位辞职的总统。正如安德鲁所评论的，“不管历史将说些什么，他至少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上占一位置。”
接替尼克松的人立即给他的前任“事先赦免”，使尼克松不致受到起诉；有人问：这是不是他投桃你报李的政治把戏，继任总统声称，“这里面并无交易。”
从电视上看到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西莉亚问安德鲁，“你相信吗？”
“不信。”
她加重语气地说，“我也不信。”
也是在这段时期——虽无关大局，但对乔丹一家颇为重要——布鲁斯也离家进了预备学校——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希尔学校。
整个这段时期以及在进入一九七五年之后，费尔丁-罗思的运气虽不可观，却也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它得力于本公司实验室研制的两种药品——
一种是用于风湿性关节炎的消炎药，一种叫心得宁，是使心动减慢、血压降低的β阻滞剂。治关节炎的药只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心得宁却证明是救人性命的灵丹妙药，因而得到广泛的使用。
如果食品药物局早日批准心得宁投入美国市场，费尔丁-罗思还可以赚更多的钱。被该局拖掉的时间简直长得荒唐——从公司的观点来看，比必要的时间长了两年。
用费尔丁-罗思研究部主任洛德的丧气话来说，华盛顿的食品药物局总部似乎有“一种传染病，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做出决定”。对此，其他医药公司也有共鸣。据传，该局一高级官员曾自豪地在办公桌上展示了一块饰板，板上有法国贝当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名言，“他们休想通过”。这句话看来扼要地总结了该局官员对待任何新药申请的态度。
大约在这时，“药品滞后”这一词语——指的是一些药品在别国已得到使用并取得疗效，但在美国却不得供应——开始被人使用并引起注意。
尽管如此，敦促他们对一些申请批准的新药尽快采取行动时，得到的回答总是一句老话：“记住酞胺哌啶酮的教训！”
在一次医药行业会议上的发言中，萨姆·霍索恩迎头痛击了这种态度。
“为了公众的利益，”他宣称，“强有力的安全标准是必要的，不久以前这种标准太少了。但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悬而不决已变成全国性的灾难。对于以过去的酞胺哌啶酮事件批评我们制药业的人，我要提出这一条：现在，因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药物的救治而忍受痛苦甚至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了因酞胺哌啶酮而致残的婴儿数，而前者是由于美国规章制度方面的拖拉造成的。”
这种强硬论调开始了一场延续多年的激烈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在费尔丁-罗思，人们寄予很大期望的一项计划现在已经“在握”。
萨姆在巴黎虽已谈妥条件，取得在美国生产法国新药蒙泰尼的权利，但还没达到按法律规定可以在美国开始测试其安全性及功效的阶段。因此距离向食品药物局申请这一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蒙泰尼是专治妊娠期妇女早晨恶心现象的；这药大有前途，对于上班的孕妇更是福音，因为这使她们反应期的日子好过一些，也解除她们唯恐被解雇的忧虑。药的发明者是享有盛誉的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它根据对动物和自愿者所作的异常广泛的试验，确信该药疗效极好又极安全。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公司向费尔丁-罗思公司说，试验结果一直极佳，没有不良副作用。不过，吉伦特公司的头儿在给萨姆的一封私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鉴于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及这药本身的脆弱性，我们得非常谨慎。因此我们决定要在不同类别的动物身上，也要在更多人的身上再进行一系列的试验。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在当时的气氛下，萨姆同意了；采取进一步的防范措施看来是明智的。
与此同时，费尔丁-罗思在对蒙泰尼开始工作之前，还得继续等待法国方面开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