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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一种升华照亮了我的内心，”路易斯·兰伯特说，“它让我能照亮整个世界，而我却是被围困于一种混沌的矿物质之中。”这段巴尔扎克借助故事主人公说出的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内心深处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我一个人同时过着两种迥异的生活：一种是快乐而繁忙的；一种则是苦思冥想的。在那个充满动感的角色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表面的我；而在另一个角色里，却没有人认识我，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不论事情如何毫无头绪，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总能在自造的间隙里于沉思默想中迷失了自己。我只需片刻就可以同外界隔绝，从而回到内心的自我；但要写作，却需要长得多的独处时间。正如我多次指出的，写作的过程永远不会中断，但是从内心活动到将其转化为语言的过程总是——而且那时候尤其是——跨度很大的一步。现在，我常常很难记起自己何时何地说过什么话，是否已经说过，还是打算在某一时间说。忘记可以分成普通的忘记和特殊的忘记，而后者很可能由于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导致。忘记的后果之一是，你无数次地重复经历同一件事；更糟糕的是，无论你写到纸上的是什么，都仿佛是你在脑子里已经写过的内容的无限制重复。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状态，反复遇到同一个人走在同一条街道上，身处完全相同的环境；这些人人熟悉的萦绕于梦中的微妙体验，于我却常常出现在清醒的时刻。有多少次，我绞尽脑汁地回想某个念头、某种情境、某个人物何时曾出现在我的笔下！我发疯似地回忆，“它”是不是在我不经意毁掉的草稿里出现过；而后，当我认定“它”是我心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我在脑海里写过成百上千遍但从未落到过纸上的主题，于是我将它记下来，以便等时机一到就写，以了却这桩心事，将它永远埋葬。我做了记录——随即又欣然遗忘。……就好像有两个旋律在同时进行：一支为我自己心灵深处的探索而奏，一支则为公众而奏，而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则是将我内心永恒旋律的部分精髓嵌进那支为公众而奏的旋律。
我的朋友们从我的举止中觉察到了这种内心世界的挣扎和动荡，但他们为不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这些而深感遗憾。我几乎感到对不起他们，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却永远有一个固执的声音不停地告诉我：“一旦你展示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就会把你给毁了。”这个“他们”不单指我的朋友，而是指整个世界。
有时，我会遇到一个能让我付出整个身心的生命，但是这些生命只能在书中找到，这对我而言比死去的他们还要可悲——因为他们从来只在想象中存在过。听听我和那些同源的魂灵们的对话吧！——那些灵魂深处的反思，没有一个字被记录下来过，它们是无从记录的。这些对话是用一种并不存在的、简单、直接、透明的语言进行的，文字在这里没有丝毫意义。但这语言也不是静默的、同神灵交流时用的语言；是喧哗、骚动的语言——心灵的喧哗，心灵的骚动，但是，没有声音。如果我召唤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就是一个“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是说，既是我们通过小说、日记和书信所熟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另一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这么说，是典型和原型结合之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语言永远丰满、洪亮、真实，永远无懈可击！永远如音乐一般回荡在人们耳边——无论是听得见的还是听不见的，有记录的还是无记录的。这一语言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经过了这些难以形容的喧嚣动荡的心灵沟通之后，我常常坐下来，以为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我能说出来了。”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任思绪在空灵之中飘飘缈缈。我可能会这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全神贯注，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然后，我会被某个意料不到的声音或干扰从这种入定的状态中惊醒，看看满纸的空白，于是缓慢地、艰难地写下一句话，我看只是一个词语。接着我就会盯着写在纸上的字，好像它们出自一只陌生的手一般。通常这些发呆的时刻都是因某个人的到来而被打断的。如果这个人是莫娜，她肯定会兴致勃勃地冲进来，求我让她看一眼我都写了些什么。若是我还没有从恍恍惚惚的状态中彻底解脱出来，在莫娜瞪着那一句话或一个词组的时候，我就机器人似的坐在那里，用空洞的声音回答着莫娜的困惑，仿佛我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通过麦克风在说话。有时候我则会如玩偶弹出玩偶匣一般跳出神思恍惚的境界，再向她撒一个弥天大谎（比如说我把一另外几页”藏起来了），随后就开始疯子似的胡说八道。我能够口若悬河地讲下去，就像是在照着书朗读一样——就是为了让她相信、更大程度上也让自己相信，我一直都在凝神工作、思考和创造。莫娜多半会沮丧地向我道歉，一个劲地说她不该在这时候闯进来打扰我；而我则会满不在乎地接受她的道歉，仿佛在说：“这有什么关系？我的思路是源源不断的，我只需将闸门打开或者关闭……我是一个魔术师，我确实是。”然后，我会将谎言变成真实。我会将我未完成的作品一气铺开，就好像我在漫长的一天里所思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我的创作。我不但虚构出人物和事件，我还演示出来。可怜的莫娜就会惊问道：“你真要把这些都写进你的故事里去吗？或者说你的书里？”（在这种时刻里我们两个谁都不具体指出是什么书）每当“书”这个字一出现，它都是被假定为“这本”书的，也就是我不久即会着手创作的这一本，再不就是我偷偷写着的、一等写完就拿给她看的这一本（她总是装出相信这项艰苦的工作在秘密进行着的样子，她甚至会佯装趁我不在时她已到处搜寻过我的草稿）。在这种气氛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谈及某些章节和段落；这些章节和段落虽然根本就不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比白纸黑字还要真实。有时候即使有第三者在场，莫娜仍旧任自己在这种充满想象的谈话中邀游，结果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甚至极为尴尬的场面随之而来。如果赶上乌瑞克在场，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会加入到这个刺激的游戏中来，他还知道如何以一种幽默的方式修正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比如说，他可能中途忘了我们用的是现在时态，而用起了将来时态（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写出一本那样的书来的）。过一会儿他又会意识到他的错误，于是加一句：“我不是指你将要写，而是正在写——显而易见是正在写的书，因为这地球上没有人能像这样谈论他未投入全身心的事情。可能是我太注重细节了，原谅我吧，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一概不去深究的。我们会捧腹大笑，而乌瑞克总是笑得最尽兴，也最卑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嗬！嗬！”他看上去是在笑，“不过我们大家说起谎来都很出色嘛！我自己也不差。如果我和你们长时间地待下去，恐怕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说假话了。嗬嗬！嗨！哈哈哈！嘿嘿嘿！”然后他就会指指他的大腿，像一个黑人一样骨碌碌地转转他的眼睛，最后响亮地吧嗒吧嗒他的嘴唇，这就表示他又在要一点点荷兰杜松子酒喝喝了……。但是和别的朋友在一起时，事情就远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们总是问一些“不得要领”的问题，就如莫娜所说的；要不然他们就会变得坐立不安，拼了命地挣扎着要回到“陆地”上来。克伦斯基和乌瑞克一样，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他的方式和乌瑞克有些不同，但令莫娜非常满意；她可以信任他——我想这就是她的感觉，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克伦斯基把这个游戏玩得太好了。他不满足于仅仅作个同谋而已，他还要即席发挥。他的这份热情往往引出一些怪异的讨论来——当然是关于我那本神秘之书进展情况的讨论。而每到关键时刻，莫娜必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这便意味着她不知身在何处了。至于说我自己，我几乎不做任何努力和他们保持一致，我丝毫不关心这个假想的世界里上演着什么，我所做的全部就是保持严肃，就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想笑的时候我就笑笑，有时还做些评论和纠正，但我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无论言语、手势还是暗示——点明过，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我们的生活中因不断地出现一些奇怪的小说插曲而没有陷于平板、单调。有时候这些小插曲还会像点燃了的爆竹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
首先是我们的情书突然神秘地失踪。我们本来是把它们装在一个大纸袋里放在衣柜的最底层的。我们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发现，原来是给我们打扫房间的女工无意中把纸袋扔进了垃圾里。莫娜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得几乎崩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们！”她坚持。可是怎么找呢？清洁工早把垃圾收走了，就算我们能找到倒垃圾的地方，它们恐怕也早就被埋在大堆大堆的废物底下了。不过，为了不让莫娜失望，我还是去问了问垃圾场在哪里，奥玛拉还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那个地方远得要命，是一个浓烟笼罩的荒僻所在。我们试图找到清洁工那天倾倒垃圾的确切地点；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我还是向那个司机详细说明了情况，凭着顽强的意志在他麻木的内心里激起了一星兴趣的火花。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回忆，但结果还是枉然。于是，我和奥玛拉忙碌了起来。我们手持外观颇为优雅的木棍，开始在废物堆里捅来捅去。我们翻开了太阳底下的每一样东西，唯独没有丢失的情书。奥玛拉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才没让我把一满袋子的零零碎碎带回家，他为自己则找到了一只漂亮的烟斗盒——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它做什么，因为他是从来不抽烟斗的。我最后只好捡了一把刀刃锈得打不开的骨把小折刀才算作罢，另外还揣回一张伍德龙公墓总监索取墓碑费用的帐单。
莫娜悲哀地接受了情书遗失这一事实，并视之为一个不祥的征兆（许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巴尔扎克心爱的汉斯卡夫人的信件遭受的命运时，这一插曲依然历历在目）。
在我们垃圾场之行的第二天，我们管区的一位警察中尉突然采访。他是来找莫娜的，庆幸的是她当时恰好不在。礼貌地客套了几句之后，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一他说没事，让我放心，说只是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我作为她的丈夫，也许可以代她回答；他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这个礼貌的建议，只问道：“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我告诉他我说不准。她是不是在单位呢？他试探着问。“你的意思是她没有工作吧？”我说。他却不予理会。“这么说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他显然是在步步推进。我回答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问得越多，我就把嘴封得越紧，我不明白他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最后我还是抓住了一丝线索。当他问到她是不是个艺术家的时候，我开始领会到他的用意所在了。“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说，等待着下一问题。
“是这样的，”他从衣袋里拿出一页铜版诗放在我面前，说，“也许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当然可以！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他靠回到椅背上，兴致勃勃地为一场冗长的公事谈话开了头，“这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算是什么行当？”
我微笑。“不算什么行当，我们卖它。”
“卖给谁？”
“任何人，所有的人，有什么不对吗？”
他停了一下，搔了搔头。“
“你自己看过这个没有？”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当然看过，这是我写的。”
“什么？你写的？她不是作者吗？”
“我们俩都是作者。”
“但是署名是她呀。”
“对。我们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是这样。”他捻着大拇指，费力地思考着什么。
我等待着他随时发出惊人之语。
“这么说你们靠卖这些……这些纸为生？”
“我们……”
正在这个时候，莫娜回来了。我把她介绍给中尉，不巧的是，中尉没有穿制服。
“我怎么知道他是摩根中尉呢？”莫娜高声反问道。我大为诧异，这样的开头方式显然不太机智。
中尉没有动怒。相反，他礼貌得体地向莫娜解释了一下他来访的性质。然后说：
“现在，小姐，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吗？”
我们两个是同时做出反应的。“我告诉过你是我写的！”我叫道，而莫娜却全不理会我的话：“我认为警方没有理由要求我做出解释。”
“这是您写的吗，小姐……或者更确切地说，米勒太太？”
“是我写的。”
“不是她。”我说。
“到底是谁写的？”中尉以父亲般的口吻说。“或者是你们俩共同写的？”
“这跟他没有关系。”莫娜说。
“她是在保护我，”我抗议道，“她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也许是你在保护她吧？”中尉说。
莫娜按捺不住了。“保护？”她叫道。“你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对吗，这……这……？”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叫这个表明罪状的证据。
“我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我只不过想知道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
我看了看莫娜，然后将目光转向摩根中尉。“还是让我来解释吧，我才是作者。我写它是因为我很愤怒，因为我不愿看到不公正的事情，我要人们都知道都了解。这回答了您的问题吗？”
“这么说，这不是你写的了？”摩根冲莫娜说。“我很高兴。我实在无法想象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小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莫娜又怔住了；她预料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反应。
“米勒先生，”他继续遭，语气中有了一点儿细微的变化，“已经有不少人对您这篇讽刺文章有意见了，人们不喜欢它的调子，觉得它是煽动性的。你让人感觉很激进，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不然你也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很熟悉这套公寓，我的前任和法官，还有他的朋友常在这里玩牌。”
我开始放松，我知道整个事情将以一个善意的忠告而告结束——忠告我不要成为鼓动家。
“怎么不给中尉倒点儿酒喝呢？”我对莫娜说。“您不介意和我们喝点儿什么吧，中尉？我想您已经下班了，是吗？”
“当然不介意，”他答道，“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这类事情我们不得不调查调查的，这是例行公事，你知道，这个地区一向都平静得很。”
我以微笑表示我完全理解。紧接着，一个念头突然间闪过我的脑海，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被拘捕时面前站着的那位警官。这段回忆使我灵机触动，我一口气喝下一杯雪莉酒，仔细地看了摩根中尉一眼，接着就像一只云雀一样一连串地说开了。
“我是老14号牢房的，”我略带醉意地微笑着对他说，“或许您认识绍特上尉和奥克雷中尉？还有吉米·丹？您一定记得帕特·麦卡伦吧？”
我面前的眼睛睁得像牛一样大了。“我从格林波特来。”他说着伸出了手。
“谁能想得到呢！”这下一切都清楚了。
“对了，”我说，“您是不是更喜欢喝威士忌？我刚才忘了问您。”（我们没有威士忌，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拒绝的。）“莫娜，我们的苏格兰威士忌呢？”
“不，不！”他连连反对，“我连想都不会去想它，这已经很不错了。这么说来你是老14号的……而且你是个作家？告诉我，除了这些……这些……之外你还写什么？写书吗？”
“只写过几本，”我说，“最近的一部出版后我会立即送给您一本。”
“那真是太好了，也把你太太的作品送给我一些，好吗？我想说，你选了一位聪明的太太，她知道得很清楚该怎么保护你。”
我们又聊了一会过去的日子，然后摩根中尉说他该走了。
“我们会把它归入……你们把这些叫做什么？”
“铜版诗。”莫娜说。
“好的，那就是诗歌类了。再见，祝你写作顺利！如果遇到麻烦，你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我。”
握手道别之后，我把门轻轻地在他身后关上。
“哟！”我扑通一声坐到了椅子上。
“下次如果再有人找我，”莫娜说，“记住铜版诗是我写的。今天幸亏我及时赶了回来，你是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人的。”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说。
“跟警察永远都不能说实话。”她说。
“不尽然，”我说，“你必须有所区分。”
“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她反驳道，“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跟他们打交道肯定会吃亏的。我真庆幸奥玛拉不在，他在这方面比你还傻。”
“我要是明白你在抱怨什么，那才怪呢！”
“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而且你也不该留他喝酒。”
“你扯到题外去了；警察难道不也是人吗？他们并不都是畜生。”
“如果他们真有头脑就不该去当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有一点儿本事的。”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了。”
“你以为他对你很友好，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吗？那只不过是他们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在我们已经被载入名册了，也许下一次他们就该赶我们走了。”
“好了，好了，别这样。”
“好吧，我不说了，你看着吧……。这只猪，他差点儿就把一瓶酒都喝光了。”
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几天之后。在这之前的几星期，我定期去一个叫多克·扎布里斯基的朋友那里看牙，我是通过阿瑟·雷蒙德认识他的。你能在他的候诊室里坐上几年都不觉得厌倦、他主张一次只做少量的一点工作；事实是，他喜欢谈话。你坐在那里大张着嘴，张得下巴都疼了，他却还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他的哥哥鲍里斯开了一个和他毗邻的诊所，做牙桥和假牙。他们两个象棋都下得极好，经常是我去了之后要先和他们下一会儿象棋，然后才能看牙。
多克·扎布里斯基还酷爱拳击和摔跤运动，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和许多其他的犹太专业人员一样，他也喜欢音乐和文学，但他最大的优点还要算他从不催你付钱，对艺术家他尤其慷慨。
有一天我带了一篇刚完成的手稿给他，是赞美那个小赫拉克利斯——吉姆·伦德斯的，用极为铺排的散文体写成。他丢下我让我忍着下巴的疼痛大张着嘴坐在椅子里，而他则去读我的稿子。我的文章让他心醉神迷，他立即就要拿给他哥哥鲍里斯看，还要打电话告诉阿瑟·雷蒙德。“我不知道你能写得这么好。”他说，然后他又暗示我们该更多地了解一下彼此，还提议我们哪天晚上见面再深谈。
我们定了一个日子，并约好晚饭后在皇家咖啡馆见面。阿瑟·雷蒙德、克伦斯基、奥玛拉都来了，扎布里斯基的朋友们不久也到了，我们正要去街另一头的一家罗马尼亚餐厅。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向我们兜售火柴和鞋带。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开始打趣这个可怜鬼，用他回答不了的问题追问他，吹毛求疵地查看他的鞋带，还往他嘴里塞了一只雪茄烟，总之表现得像个十足的无赖和白痴。每个人都诧异地看着我，到后来他们的神情已经明显表露出反对，变得颇为严厉了。老头最终承受不住，哭了。我试图一笑摆脱责任，就说他很可能把大把大把的钱都藏在了一个！日提包里。死一样的沉默。突然间臭玛拉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这儿吧，”他低声嘀咕道，“你已经出够丑了。”然后他转向其他人，解释说我肯定是醉了，说他要带我出去走走，清醒一下。往外走时他往老头手里塞了一些钱，后者则举起拳头诅咒我。
我们刚走到街角，就迎头撞上了谢尔登，疯子谢尔登。
“米勒先生！”他大叫着朝我们伸出双手，又给了我们一个满口金牙的微笑。“奥玛拉先生！”那架势活像是找到了离散多年的亲兄弟。
我和奥玛拉一边一个把谢尔登夹在中间，三个人挽着胳膊向河边走去。谢尔登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说为了找我他已经跑遍了全城。他目前过得不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你在忙什么呢，米勒先生？”
我告诉他我在写一本书。
一听这话，他松开胳膊站到了我们面前。只见他双臂交叠胸前，两眼紧闭，双唇突起。一脸滑稽可笑的严肃表情。此刻我随时等待着一声口哨从他紧闭的双唇中如蒸汽般喷出。
“米勒先生，”他缓慢而庄重地开了口，仿佛自己是在召集全世界的人倾听。“我一直希望你写一本书，是的。”头还不停地用力点着以示他的赞成。
“他在写《扑克玩法大全》。”奥玛拉随时都准备着逗谢尔登发急。
“不，不！”谢尔登狡猾地微笑着盯住我们，＊同时伸出他的食指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米勒先生在写一本伟大的书，谢尔登知道。”他猛然间抓住我们的胳膊，又马上松开，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嘘——！”他向四周看了看，似乎想确信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开始向后退，他的食指仍旧伸着，不停地有节奏地前后晃动。“等一下，”他低声道，“我知道一个地方……。嘘——！”
“我们想散散步，”奥玛拉粗鲁地说，他把谢尔登推到一边，拉着我继续往前走。“你难道看不出来他醉了吗？”
谢尔登一惊之下直叫道：“哦，不！”他弯下腰仔细地看我的脸，“不，”他又重复道，“米勒先生永远都不会醉的。”他这时已经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我们了，他的腿仍旧曲着，食指还在那里晃个不停。奥玛拉走得越来越快了，最后谢尔登干脆站住，让我们落下他一段距离，他就双臂交抱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突然地，他跑了起来。
“当心点，”他赶上来后小声对我们说，“这附近有波兰人。嘘！”
奥玛拉不屑地大笑起来。
“不要笑！”谢尔登恳求道。
“你疯了！”奥玛拉轻蔑地说。
谢尔登走在我们身边，如同光脚踩在碎玻璃上一般战战兢兢。有好一会儿他都没有说话。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解开大衣和上衣，迅速地、鬼鬼祟祟地扣上了里面衣袋的扣子，然后是上衣的，最后是大衣的。他把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合成两条细缝，将帽子压低到几乎遮住眼睛，咬紧双唇，开始继续行进。这一切都是在绝对的沉默中进行的，这样走了一会儿，他又伸出一只手来，慎重地把他手指上闪闪发光的戒指转了半圈，随后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大衣口袋。“安静点！”他低声说道，步子走得越发战战兢兢了。
“他神经衰弱。”奥玛拉说。
“嘘——！”
我不出声地笑了。
这时，他开始自言自语，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只能偶尔听到只言片语。
“把你的嘴张开！”奥玛拉说。
“嘘——！”
随后是更多压低了声音的胡言乱语，偶而被一声窒闷的尖叫或者他那难听得折磨人的口哨声所打断。气氛开始变得怪异了，我们此时已接近那个荒凉的木材场和那些煤气罐，空无一人的街道看上去阴郁而凶恶。突然，我感觉到谢尔登的手指抠住了我的胳膊，一个类似“啊”的声音从他薄薄的嘴唇之间发出了出来。他死命地拽着我，如马甩鬃毛一般点着他的头。
我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街对面一个醉鬼正踉踉跄跄着往家走。他身材硕大，夹克大敞着，没打领带，也没带帽子，时不时还停下来赌咒发誓一番。
“快，快！”谢尔登咕哝道，抓着我的手更加用力了。
“嘘！不要紧的。”我低语。’
“是个波兰人！”他小声说。我感觉到他浑身上下都在颤抖。
“我们还是回到大道上吧，”我对奥玛拉说，“他已经受够折磨了。”
“是啊，是啊，”谢尔登几乎是在呜咽了。“还是走大道好、”他的肘部仍紧紧地贴在身侧，只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来，痉挛了似的指了指方向。直到我们拐过了街面，他的步伐才轻快起来，一边半跑半走着，他还一边不住地将头转来转去地看，很怕会有人冷不防地袭击我们。我们是到了地铁站之后才和他分手的，当然，在这之前我没忘了把我的地址给他。我把地址写在了一个火柴盒的内壁上，递给他时他的手仍在抖着，牙也在打颤。
“谢尔登会很快再见到你的。”他挥手道别时说。走到楼梯底端时他停住了，转过身来，把手指放到了嘴唇上。
“嘘！！”奥玛拉尽量把动静弄到最响。
谢尔登严肃地笑了。随后他的嘴拼命地动了起来，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从他的口形看，他是在说“波兰人”，可能他自己还以为他在尖叫呢。
“你根本不该把我们的地址纪他，”奥玛拉说，“那家伙会缠住我们不放的。他是个害人虫，我一看见他就浑身不舒服。”
“他还可以，”我说。“我会对付他的，要是他来的话。况且，我还挺喜欢谢尔登的。”
“你真行！”奥玛拉说。
“你注意到他手指上的钻石了吗？”
“可能是莱茵石、”
“那是金刚钻！你不了解谢尔登。你听我说，如果我们真需要帮助的话，他会把自己的衬裤当了的。”
“我宁愿饿死也不想听他的话。”
“好吧，随你的便。我有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需要谢尔登先生的帮助的。上帝，他看到那个喝醉了的波兰人时是怎样发抖的啊！”
奥玛拉没有说话。
“你一点儿都不在乎，是吗？”我嘲弄道。“你不知道大屠杀是什么样的……”
“你也不知道。”奥玛拉尖刻地说。
“当我看着谢尔登时，我就知道了。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大屠杀活活的再现。要是那个波兰人真的袭击我们的话，他恐怕吓得屎都要拉一裤子了。”
又过了几天，奥塞奇把他的女朋友带了来。她的名字叫劳爱拉，毫不吸引人的外表中透着一种几乎称得上美丽的与众不同。她穿着一件尼罗河绿的长袍，一双香蕉黄和桔色相间的锦缎拖鞋。她安静、沉默寡言，没有丝毫幽默感，看上去不像他的女友，倒更像个护士。
奥塞奇的脸上永远挂着他那个不变的微笑。他的态度是，“我答应了把她带来，现在她来了。”含义就是，我们想要从她那里了解什么就和她直接谈，他是不会提供任何帮助的。他只是来坐坐，喝喝我们款待的酒水的；至于说谈话，我们说什么他都听，就好像我们是在给他放录音一样。
这是场奇怪的谈话，‘因为我们能从劳爱拉嘴里得到的全部就是“是的”、“不”、“我认为是这样”和“可能是吧”。奥塞奇脸上的笑容在不断地扩展，仿佛在说：“我告诉过你的！”他喝得越多牙齿就晃动得越厉害，他的嘴也开始变得如同一个由错综复杂的金属丝和支架组成的奇妙装置。嚼起任何东西来都缓慢而艰难。自从上次来过之后，他的脸上长满了疹子，使他原本就显得绝望的面容愈加悲惨了。
当我们问到他的处境是否好转时，他转向了劳爱拉。“她会告诉你们的。”他咕哝道。
劳爱拉说：“没有。”
“还是老问题吗？”
他又看劳爱拉。
这次她说“是”。
让我们惊讶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问问她有什么感受。”说完他低下了头，几滴唾液落进了杯子里，他拽出一块手帕来，吃力地擦了擦嘴。
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劳爱拉身上，她没做任何回答，只是一个挨一个地看着我们，淡绿色的眼睛没有丝毫表情。我们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但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打破沉寂。突然间，不知什么原因，她自己开口说了起来。她的语调低沉平板，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始终未变的目光此时固定在了我们头上方的壁炉边上。那件尼罗河绿的长袍和她那双透明的淡绿色眼睛，使得她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化了的媒体，而她浓密的棕黄色头发则带着一种惊人的美感技垂在她裸露着的肩膀上，与她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那样的不谐调。有好一会工夫我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以为自己注视着的是一具尸体，一具通电热化了的尸体。
一开始我并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只感觉到一个单调而空洞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好像远处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她没提及任何名字、任何时间和地点，慢慢地我才推测出来，她说的“他”是指她的未婚夫奥塞奇。我不时地看看奥塞奇，注意他的反应，可是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永远是那个不变的笑容，就好像她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样。
她独白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她认识他已经一年多了，不论他的朋友们会怎么说，她确信他还跟从前一样，没有变。她在谈话里很确定地暗示他疯了，而且她肯定自己也在变疯，但没有影射这是他的错。在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也可能是幸运的——巧合罢了，正是他的不幸吸引了她。她认为自己是爱他的，但她无法确认，因为他们俩的反应同样不正常。他的朋友们把她视为一个坏的影响，也许她是，但是她本身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企图。她并不想依附于他，她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而且需要的话，她还可以养活两个人。她既然不觉得幸福也不觉得痛苦，白天过得就像在梦中一样，夜晚则是另外一些梦境的继续。有时候她觉得他们应该离开这座城市，可有时候又觉得离不离开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她变得越来越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头顶上笼罩着一层薄暮的微瞑，但这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希望他的朋友们不会太介意。至于说虱子，她也感觉到了；这当然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既然人已经换咬了，而且还留下了痕迹，那么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的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他的湿疹，可能我们都注意到了，只是一时的毛病——他最近酒喝得太多了，但是她宁愿看着他醉，也不愿看着他愁苦而死。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她为自己不爱音乐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但她在尽最大的努力学。她对艺术、音乐、绘画和文学没有任何感觉；事实上，她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是小时候也没有过。她的生活一直都很舒适，但也很枯燥；但她认为她并不像别人那样厌恶单调的生活，她觉得独处时和同别人在一起时是一样的。
她就这样不停地讲着，谁都不忍心也不想打断她。她好像是用什么咒语将我们镇住了。如果说尸体也会说话，那么她就是一具说着话的尸体，除了她的嘴唇在动而且发出声音之外，她是没有生命的。
最后还是奥玛拉解除了咒语。他以为有人敲门，就跳起身来跑过去把门猛地拉开——门外空无一人，只有一片漆黑。我注意到门开时劳爱拉的头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的表情放松了下来，眼光也变得柔和了。
“你不想再喝一杯吗？”莫娜问。
“好的。”她说。
奥玛拉刚坐下，正要给自己再倒一杯酒，门上就传来一阵怯怯的敲门声。他又跳了起来、莫娜正递给劳爱拉的杯子也掉到了地上，只有奥塞奇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轻轻地把门打开。只见谢尔登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
“刚才是你敲门吗？”我问。
“不是，”他说，“我刚到。”
“真的吗？”奥玛拉民
谢尔登没有答话，径直走了进来。“谢尔登！”他一边自报家门，一边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微微鞠了一躬。这一仪式以低头时间上眼睛开始，又以站直身体时颤微微睁开眼睛结束。
我们尽量让他随便一点儿，又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尔登一向来者不拒。”他两眼发光，一脸肃穆，然后，他头一仰，一口气将一杯酒统统喝下，又响亮地咂了咂嘴，眨了眨眼睛，问我们身体健康与否。作为回答，我们都笑了起来，只有劳爱拉苦笑了一下。谢尔登也想笑，但最终只做成了个鬼脸，活像一只就要张嘴舔骨头的狼。
奥塞奇使劲朝谢尔登笑了笑，他好像在后者身上察觉到了一种和自己相似的东西。
“他说他叫什么名字？”他看着奥玛拉问。
谢尔登着重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姓，同时垂下眼睛。
“你没有名字吗？”这次是直接发问了。
“就是谢尔登。”谢尔登说。
“但你是波兰人，对吗？”奥塞奇越来越激动了。
“我是在波兰出生的，”谢尔登说，“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不是波兰人。”
“我是半个波兰人，”奥塞奇和气地说，“但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是否以此为自豪。”
谢尔登马上把目光移开了，他紧紧地闭住嘴，很怕会发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诅咒。看着我的眼睛，他给了我一个痛楚的微笑，意思是：“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与你的朋友共处，尽管我闻到了波兰人的气味。”
“他不会伤害你的。”我安抚他说。
“怎么回事……？”奥塞奇叫了起来，“我做过什么吗？”
谢尔登迅速地站起身来，挺起胸膛，紧锁眉头，又摆出了他那个引人注目的舞台造型。
“谢尔登不怕，”他一字一吸气地说，“谢尔登不愿和一个波兰人说话。”说到这里他停住，身体一动不动，只把头像木偶一样转到最大限度，然后再转回来。在转头的过程中他半垂了眼睑，下唇向前突出，慢慢地抬起手来，食指伸出——那架势就像是马克思医生又要开始唠叨他的肝病药丸了。
“嘘！”这声音是奥玛拉发出来的。
“嘘——！”谢尔登把食指放到了嘴唇上。
“这是什么？”奥塞奇叫道，他完全被这场表演吸引住了。
“谢尔登会先说话，然后才轮到波兰人。这里可不是强盗待的地方，我说的对吧，米勒先生？现在，请安静！”他又像木偶一样扭了扭他的头。“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很抱歉我不得不在女士们先生们面前提到这种事情。这个人——”他恶狠狠地怒视着奥塞奇，“问我是不是波兰人。啐！（他朝地板唾了一下）我怎么会是波兰人——啐！（他又唾了一下）对不起，米勒太太（他令人啼笑皆非地鞠了一躬）。但是我一听到‘波兰人’这三个字就想唾。啐！（他唾了第三次）”
他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胸膛充胀到合适的程度。也为了把体内分泌的毒液聚起来，他的下胯颤抖着，眼睛里射出仇恨的目光；他的身体开始收缩，看上去简单就像一截压缩了的弹簧，只要一松开，就会眨眼间弹到街对面去。
“他要大发雷霆了。”奥塞奇警惕地说。
奥玛拉赶忙跳起身来给谢尔登递了一杯雪莉酒。谢尔登就像赶苍蝇一样，一手将酒杯拨开，酒全溅到了劳爱拉那身美丽的尼罗河绿长袍上，但是她丝毫未加理会。奥塞奇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了，终于，他哀求地转向了我。
“告诉他我的话里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他恳求着说。
“波兰人是从来不道歉的。”谢尔登直视着前方。“他们杀人，他们折磨人，他们强奸，他们烧死女人和孩子——但是他们从来不说‘对不起’。他们喝血，喝人血——他们还像动物一样跪着祷告。他们嘴里发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都是诅咒。他们像狗一样吃东西，他们用肮脏的破布洗澡，他们往你的脸上呕吐。谢尔登每天晚上都祈祷上帝来惩罚他们。只要还有一个波兰人活着，世上就会有眼泪和痛苦。谢尔登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他们必须全部死掉，像猪一样……男人、女人和孩子。谢尔登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他们！”
他本来半闭着的眼睛现在已经紧紧地闭上了，每一个字从他的嘴里发出来都像是一声怒吼。他的嘴角已经开始聚集了一些唾液，使得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癫痫病人。
“止住他，亨利，求你了。”奥塞奇祈求道。
“是啊，瓦尔，想想办法吧，”莫娜喊道，“这已经太过分了。”
“谢尔登！”我大叫了一声，想把他吓住。
他没有反应，就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
我站起身来，拉住他的胳膊轻轻摇了摇他。“谢尔登，”我轻声说，“你醒醒！”我又用力摇了摇他。
谢尔登的眼睛缓慢地、颤动着睁开了，他看了看四周，仿佛刚刚从梦魇中醒来。
他苍白无力地笑了，好像方才他刚把手指伸到喉咙里面，呕出了一剂毒药一样。
“你现在没事了吧？”我在他背上重重地打了一拳。
“对不起，”他又眨眼又咳嗽，“是那些波兰人，他们总是让我难受。”
“这儿没有波兰人，谢尔登。这个人——”我指着奥塞奇，“是加拿大人，他想和你握手。”
谢尔登伸出手来，就像是头一次见到奥塞奇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谢尔登！”
“很高兴认识你。”奥塞奇也微鞠了一躬，“来，喝杯酒好吗？”他说着便伸手去拿杯子。
谢尔登把酒杯放到唇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啜着，似乎不能确信酒是无毒的。
“好喝吗？”奥塞奇笑着问。
“太好喝了！”谢尔登咂了咂嘴，不是真的意犹未尽，而是出于礼貌。
“你是亨利的老朋友吗？”奥塞奇笨拙地引着谢尔登，想要他展示出他有风度的一面。
“米勒先生是所有人的朋友。”他回答道。
“他以前为我工作过。”我解释道。
“哦，我明白了。”奥塞奇无限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意了。”我又补充了一句。
谢尔登笑了，开始摆弄他手指上的钻戒。
“是合法生意。”谢尔登如当铺老板一般搓着双手，然后他脱下其中的一只戒指送到奥塞奇鼻子底下，戒指上镶着一颗巨大的红宝石。奥塞奇用估价的眼光仔细看了看，又递给了劳爱拉。谢尔登这时又摘下另一只戒指拿给莫娜看，这回是一颗巨大的绿宝石。谢尔登等了一会儿，观察这一举动造成的效果；之后，他郑重其事地摘下两只钻石戒指，放到我的手里，然后又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嘘！
我们正在赞叹这些绝妙无比的宝石，谢尔登把手伸进马夹口袋，掏出了一个薄纸包着的小包裹。他打开包裹，平展着把它放在手掌上。五六颗切好的宝石熠熠放光，虽然不大但光彩夺目。他慎重地将它们放到桌子上，又把手伸到另一个口袋里。这次他拿出来的是一串小珍珠，如此精巧美丽的珍珠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
我们尽情地欣赏这些珠宝的时候，他又一次摆起了他的神秘造型，而且坚持了好一会儿，这才又把手伸进里面衣服口袋里，取出了一只摩洛哥雪貂皮钱夹。他打开钱夹，像一个魔术师似的，从里面一张接一张地掏出了十多张不同面值的各种钞票。如果这些都是真钱的话——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价值起码几千美元。
“你口袋里装着这些东西到处走不害怕吗？”不知是谁问道。
谢尔登一边按门铃似的在空中舞动他的手指，一边言简意赅地回答：“谢尔登知道如何处理。”
“我说过他是个疯子。”奥玛拉咯咯笑道。
谢尔登毫不理会，继续道：“在这个国家里没人打扰谢尔登，这是个文明的国家，谢尔登一向只管好自己的事情……。我说的不对吗，米勒先生？”他停下来挺了挺胸膛，然后又说：“谢尔登一向彬彬有礼，甚至对黑人也一视同仁。”
“可是谢尔登……”
“等等！”他叫道，“请安静！”接着，他神秘地解开衬衫扣子，迅速地后退了几步，背靠着窗户，晃了晃挂在脖子上的一条黑带子，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不”字说出来，他就已经吹响了系在带子上的警笛，声音穿透了耳膜，震得人几乎产生幻觉。
“把它抢过来！”当谢尔登再一次把笛子举到嘴边时，我赶忙嚷道。
奥玛拉紧紧地握住笛子，“快点儿，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他喊道，“要是警察来了，这些东西我们是死也解释不清的。”
奥塞奇立即把戒指、钞票、钱夹和珠宝都收到一起，镇静地放到自己的衣兜里，然后坐下来，抱着胳膊，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谢尔登旁观着这一切，神情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就让他们来吧，”他把鼻子翘到了天上，鼻尖颤动着。“谢尔登是不怕警察的。”
奥玛拉则忙着把笛子放回到谢尔登胸前，重新系上他的衬衫、马夹和上衣。谢尔登默许着这一切，就像是一个时装模特儿在任人打扮着准备参加表演，但他的目光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奥塞奇。
几分钟后，门铃意料之中地响了。莫娜冲到门前——果然是警察。
“说话！”奥玛拉低声说，接着他提高了嗓音，仿佛在继续一场热烈的讨论。我以同样的音调反应着，也不管自己说的是什么，同时又暗示奥塞奇也加入进来，可是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微笑；他就那样抱着胳膊坐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观望着、等待着。在我们这场模拟争论的的过程中，不时能听见莫娜的声音在抗议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警笛是怎么回事。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听到她说。奥玛拉装出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喜鹊似的叽叽喳喳不停地说着，同时还发疯了一般催我也这样做。如果警察就在此刻闯进来，肯定会看到一出滑稽戏正在上演。这中间，我突然间大笑起来，使得奥玛拉不得不加倍地努力。劳爱拉自然是石头一样地坐着。奥塞奇则作了观看马戏表演的观众，他处于完完全全的放松状态中；事实上，他简直可以说是兴高采烈。至于谢尔登，他没有从他的位置上离开一步，后背仍靠在窗子上，钮扣扣得整整齐齐，就等着布置橱窗的人去调整他的胳膊和腿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示意他说话，他却始终无动于衷，超然事外；实际上，他是不属于此。
终于，我们听到门被关上，莫娜匆匆地走了回来。
“这些傻瓜！”她说。
“他们总是在我吹笛子的时候来。”谢尔登一副尊重事实的口气。
“但愿房东不要下来。”我说。
“他们度周末去了。”莫娜说。
“你们能肯定警察没有站在外面吗？”奥玛拉说。
“他们已经走了，”莫娜说，“我敢肯定。上帝，没有什么比碰上一个爱尔兰笨蛋更糟糕的了，除非是两个。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用想说服他们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他们进来呢？”奥塞奇问道，“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是的，”劳爱拉说，“我们总是这样做。”
“这绝对够得上惊险，”奥塞奇微笑着说，“你们常玩这种游戏吗？他很有趣，这个谢尔登。”他说罢悠闲地站起身来，把宝物又都倒回到桌子上，然后走到谢尔登身旁，说：“我可以看看那笛子吗？”
奥玛拉马上站了起来，随时准备着伸出双臂抱住谢尔登。“不要再来第二遍了！”他恳求道。
谢尔登伸出双手，掌心向外，好像是要挡住我们。“安静！”他小声说，伸出右手去摸他裤子的后兜。就这样一只手伸着，一只手放在臀部，这只手还被外衣遮着，他轻声地、但阴阴地说：“笛子没了，我还有这个。”说着，他猛地抽出一只手枪，对准了我们。他把枪轮流对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谁也不敢动一动、响一响，以免他的手会无意间扣响了扳机。在确信我们已经被吓得够呛了之后，谢尔登才把手枪放回了裤兜。
莫娜径直向洗手间走去；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她在叫我了。我过去看时，她几乎把我拖了进去，然后把门关紧锁上。“求你，”她低声说，“让他们都走吧，我害怕会出事的。”
“你就是为了这事吗？好吧。”我有几分不情愿地说。
“不，求你了，”她祈求道，“马上就让他们走，他们疯了，都疯了。”
我把她留在洗手间里，转身又回到了他们中间。谢尔登此时正给奥塞奇看一把杀气腾腾的折刀，也是他随身携带的。奥塞奇正在用大拇指摸着刀刃，试试它的锋利程度。
我解释了一下，说莫娜病了，我们最好还是先散了吧。
谢尔登听了就要跑出去打电话叫医生，但最后我们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奥塞奇许诺一定会照顾好谢尔登，而谢尔登则抗议说他能照顾好自己。我以为几分钟之内又会听到警笛吹响的声音，不知道警察翻谢尔登的衣袋时会有什么反应，但是没有任何声音打破沉寂。
我脱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目光落到了那个小钢烟灰缸上。那是我买家俱那天挑选的小物件之一，据说是印度来的，我特别喜欢，希望能永远保存它。此刻，当我把它拿在手里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房间里已经没有一件东西属于过去，我自己的过去。每一样东西都是崭新的。这时我想起了从童年起就保存着的那个中国坚果，我是把它放在家里壁炉上一个小铁匣子里的。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得到它的了，可能是哪位亲戚从南海回来时带给我的。我从前总是时不时地打开那个没装过几枚硬币的小匣子，拿出那枚坚果来抚弄一番，它是淡赭色的，表面像小山羊皮一样光滑，中间有一道黑色的缝，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坚果。有时候我会几天、几星期地把它带在身边，不是为了交好运，而是因为我喜欢那种感觉。它对于我来说是神秘的，而我则乐于保持这种神秘感。我肯定它有着一段长长的历史，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手，到过了不知多少个地方，也正是这一点让我更加珍视它。和莫娜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想念起这个心爱的小东西来，竟然专程跑回父母家里去取它。万没想到我竟被告知，我妈妈已经把它送给了附近住着的一个小男孩，说是他表示过很喜欢它。哪个男孩？我想知道。可是她已经记不起来了，她觉得我很可笑，竟会如此看重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们随便聊了聊天，等着我爸爸回来一起吃晚饭。
“我的小舞台呢，”我突然问道，“你们把它也给了别人吗？”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妈妈说。“你还记得对面住着的‘小阿婆’吗？他喜欢得要命。”
“所以你就给他了？”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小阿婆’，他天生有种女人气，可我妈妈却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什么举止文雅之类的。
“你想他还会保存着它吗？”我问。
“哦，当然不会了。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怎么会还玩那些东西呢！”
“这可说不准，”我说，“也许我会去看看。”
“他们搬走了。”
“你们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是这样吗？”
她当然是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多半她是知道的，只是不肯告诉我罢了。她重申，要把那些旧东西都找回来的想法太愚蠢了。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就想再看到它们，若能如此，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等到你自己也有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买更新更好的了。”
“再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小舞台了。”我激动地争辩道。我给她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当初埃德·马丁尼叔叔是怎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我做成的。我说着这些的时候，眼前重新浮现出了它立在圣诞树下的情景。我还能看到那些总是在节假日来做客的儿时的玩伴们，在地板上围坐成一圈，看我摆弄和舞台配套的装置。
我叔叔把什么都想到了，不光是布景的变换，还有不同色调的脚灯，还有滑轮、舞台侧翼和幕布，一切能想象得到的都有了。每年圣诞节我都把它拿出来，直到我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现在的我玩起它来肯定能比小时候更多一层感情，它实在太精致、太完美了，可是它已经不在了。我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永远不可能找到第二个和它相同的小舞台了，因为其中揉入的爱心和耐心今天已经没有人具备了。想想也真奇怪，埃德·马丁尼在人们眼里一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只知道喝酒说话、只会浪费时间的人，然而他却知道怎样让一个小男孩高兴！
我童年时代的纪念物一件也没有保存下来。工具盒送给了友好协会，故事书则给了另一个我讨厌的小淘气，我都想象得出我那些美丽的书本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命运。最让人生气的还是，我妈妈一点儿都不肯帮我把我可爱的东西找回来。就拿书来说吧，她断言我看过了那么多遍，内容肯定都记住了。她就是不能理解，或者不肯理解，我要的是真真实实地占有它们。也许她潜意识里是在惩罚我从前接受别人礼物时的心不在焉吧。
（我对美好童年生活的回忆与向往一日强似一日。随着生活一天天变得平淡无味，面目可憎，金色的童年时代在我心目中愈加灿烂辉煌。在时间的流逝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的童年就是一段长长的节日，一个少年的狂欢节。我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变老，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已失去了某种珍贵的东西。）
当我爸爸为了重拾旧日的快乐而跟我谈起我旧时的玩伴托尼·马雷拉的近况时，这种失落感变得更加深切了。“我在上周的《谈天》上刚刚读到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就这样开始了话题，最初他会谈起托尼·马雷拉的运动成绩，比如，他怎样拼死在马拉松赛中获得了冠军，然后是关于托尼·马雷拉组织的俱乐部的，说他将如何着手改善本区贫困儿童的境遇。文章旁边总是配有一幅他的照片。从《谈天》这一地方性的周刊，关于他的文章又开始在布鲁克林日报上出现。他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将成为时下热点人物之一，即使他准备参加市参议员的竞选也不足为怪，等等……毫无疑问，托尼·马雷拉已成为布鲁克林上空的一颗新星。他从社会的最底层起步，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和不利条件，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为贫穷的移民后代在这块充满机会的伟大土地上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作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我虽然很喜欢托尼·马雷拉，却总是无法忍受我的家人对他的谈论方式。我从小学时起就认识托尼了，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班里，而且一同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托尼必须不停地奋斗，而我则恰恰相反。他强硬、叛逆，是个难以管束的孩子；他性格中动物性的一面能把老师们气得发疯，在男孩子中间他则是个天生的领导人物。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他的音信，甚至想都没想过他。但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却在雨中跋涉时遇到了他。他正要去出席一个政治会议，而我则是去赴和一个人迷人的金发女郎的约会。托尼试图说服我陪他一起去参加会议，说这会对我有好处，我却当面嘲笑了他。他有点儿生气，开始对我谈论起政治，告诉我说他要改革我们地区的民主党；我又笑了，这一次几乎是侮辱性的。对此托尼嚷道：“等着瞧吧，几年之内你就会为我投票的，他们需要有我这样的人在党里。”“托尼，”我说，“我从来没为任何人投过票，也永远不会，但是如果你要竟选职位的话，我也许会破一次例的。如果能看到你成为美国总统，我会再高兴不过了，你会成为白宫的光荣的。”他以为我在挖苦他，其实我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
谈话中，托尼提到了他可能的对手的名字，马丁·马隆。“马丁·马隆！”我惊道。“不是我们的马丁·马隆吧？”“就是他。”他让我确信。这就是共和党未来的代表人物吗？——以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一根小小的羽毛就足以将我击倒在地。那个笨蛋！他怎么会得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托尼解释说那是靠了他爸爸的影响。我记得老马隆，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政客，很难得；可是他的儿子！那个比我们大四岁的马丁总是排在班里的最后面，而且说话还严重口吃。现在这个笨蛋居然变成了地方政界的领袖人物。“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吧？”我说。“你恰恰就错在这里，亨利，”托尼激动地说，“你想看到马丁·马隆成为议员吗？”“说实话，”我说，“我一点儿都不关心谁成为这个区或者任何区的议员，这无关紧要；甚至谁成为总统也无关紧要，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国家根本不靠这些卑鄙之辈来治理。”托尼摇头，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亨利，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完这些我们就分手了，此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见面。
老头子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托尼的美德了。我知道，我爸爸只是为了让我能振作起来；我知道，他谈够了托尼·马雷拉之后，就会询问我写作的进展情况如何，卖没卖出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如果我说还没有重大的进展，我妈妈就会用那种悲哀的目光侧视着我，仿佛是在怜悯我的无知，或许还会再加上一句，说我一向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有着让人羡慕的机会，可是如今的我却要当个什么没用的作家。“你要是真能为《星期六邮报》写点稿子也行！”她会这样说。有时候为了使我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她还会说：“也许《谈天》会要一篇你的故事的！”（我写的任何东西她都叫故事，尽管我给她解释了不下数十遍我不写“故事”。“那就不管它们是什么吧。”她最后总是这样说。）
临走时我总是对她说：“你肯定我以前的东西一件都没留下？”回答总是：“别再想它了！”她站在栅栏边和我说再见时，总不忘记发出最后的警告：“你不觉得应该放弃写作，找个工作吗？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知道，恐怕等不到成名，你已经变成老头子了。”
我总会为自己没能让他们过上快乐的一晚而深感懊悔。在去高架火车站的路上，我必须经过托尼·马雷拉从前的家。他父亲依旧经营着那个临街的鞋铺，托尼就是在这间小茅屋里长大的。历久的铺面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托尼变了，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我敢肯定他依旧用意大利语和他的父母说话，依旧在问候他父亲时亲切地吻他，依旧用他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但家里的气氛却已完全不似从前。当托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子取得的成功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狂喜啊！当托尼发表他的精彩演说时，他们听不懂一个字，但是他们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他做的任何一件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的；他的的确确是个好儿子。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总统。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从前妈妈是怎样说起我爸爸的，怎样说起他是他父母亲的骄傲和幸福，而我却是他们的苦恼，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问题。可是，谁又能说得准呢？也许有一天结果会证明我没有错，也许有一天我会一举改变一切，我会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是彻底的无可造就，但是在什么时候，又怎样去证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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