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天晚饭后，我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早离开舞厅。她接到家里打来的电报，就急急忙忙赶回父母身边。我清楚她还过着一种秘不示人的生活，便不逼她说出来。可是，她不知怎么地总要急于向我倾吐心声。同往常一样，她总要神秘地兜兜圈子。我很难理解她的意思，听了半天才知道他们身处劣境--她指的“他们”是整个家庭成员，包括她的三个兄弟以及她的嫂子。
“他们都在一起过日子吗？”我傻乎乎地问。
“哪儿跟哪呀。”她气呼呼地说。
我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就壮着胆子问她姐姐的情况。记得她跟我说过她姐姐要比她本人漂亮多了……可她却又说，“不过尔尔。”
“你不是说她嫁人了吗？”
“是的，她当然结婚了。可她能对付得了那事吗？”
“对付什么？”我有点恼火。
“哦，我们在说什么呀？”
我笑了，“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怎么回事？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可别听。我姐姐--我想你不相信我有个姐姐吧？”
“看你说的。我当然相信你的话，只是我无法相信她能比你漂亮迷人。”
“唉，反正她很漂亮，信不信由你，”她急促地说，“我瞧不起她。这倒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嫉妒之心。我蔑视她是因为她没有想像力。她明白眼前的事情，却一点忙儿也不帮，真是自私透顶。”
“我想呀，”我温和地说，“还是那个老问题--他们需要你的帮助。唉，也许我这人……”
“你！你能做什么？瓦尔，请别这么讲了。”她歇斯里地笑着，“天哪，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兄弟。他们都向我暗示--谁也不干事。”
“莫娜，我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我……”
她猛然转向我：“你得照看妻子儿女，不是吗？我并不想听你说要如何如何地帮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事事都得让我一人来做。其实他们想做也能做的，天哪，我管了他们这么多年吃喝。我支撑着全家人的生活，现在他们又得寸进尺。我再也不能这样了，这太不公平……”
缄默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父亲是个病号，我当然不能对他抱什么希望。况且，我牵挂的就只有他。要不是为了他，我才不在乎他们呢！不然我就会甩手走开，让他们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那，你的兄弟们怎么样了？”我问，“他们怎么就缩手缩脚的？”
“不就是懒惰吗？我把他们宠坏了。让他们信以为自己都无可救药了。”
“你是说他们没有人干活儿，都无所事事吗？”
“哦，是这样的。他们中有人常常能找到一连几周的工作，可是，由于某种愚蠢的原因罢手不干了。他们明白我总会救济他们的。”
“我可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她急促地说，“我不愿意让他们毁了我自己。我想跟你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会离我而去。只要我能给钱，他们才不在乎我干什么呢。钱，钱，钱。天哪，我真讨厌这个词！”
“可是，莫娜，”我声调很柔和，“我给你一些钱。瞧，我有！”
我抽出两张五十元的票子，塞到她手里。
她哈哈大笑，笑得那么怪诞，而且越来越难以自拔。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搂住她：“放松些，莫娜，别紧张。你很不舒服吧。”
她流着泪。“我控制不住自己，瓦尔，”她说得有气无力，“你这样做倒使我想起了父亲。他以前常对我这样。当我处处碰壁时，他总会带上几束花或者某种称心如意的礼品出现在我面前。你可像他呢。你们两人都是梦想家。难怪我这么爱你。”她热情地拥抱着我，开始抽噎着说，“别跟我说你在哪儿搞到钱的，”她喃喃地说，“哪怕你是偷来的呢，我也不在乎。我会给你偷来的，你知道的。不是吗？瓦尔，他们不配拿这钱。我想你该为自己买些东西。或者，”她又冲动地说，“给你那可怜的妻子买些东西。买些能让人回忆的漂亮好看的东西。”
“瓦尔，”她极力稳住自己的情绪，“你相信我，不是吗？可别问我无法回答的事情，好吗？答应我！”
我们坐在那宽大的带有扶手的椅子里。我让她坐到我腿上，捋着她的头发，算是答应了她。
“你看，瓦尔，要是你不来，我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呢。直到我遇上你，我才觉得自己的生命几乎已不属于我了。只要他们能让我平平安安地活着，我才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呢！我看不惯他们要这要那，这搞得我脸上很不光彩。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不可救药。就我姐姐还能干些事情--她这个人讲求务实，干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可是她很想担当起夫人的角色。在这家里，有这么一个任性的家伙就够了，她言外之意是指我呢。我羞辱了他们一番，这也是她巴不得的事情。她让我越来越气愤，她以为这样就惩罚了我。看到我带回了钱，而别人一个子儿也不交，她高兴得要死。她干起这卑鄙勾当来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我真想杀了她。可我父亲似乎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他觉得她美如天使。她太娇嫩了，根本受不了这份洋罪，而且，她是妻子，是母亲，他才不会让她付出一点儿代价的。可轮到我……”她眼里噙着泪水，“坚强，能忍受一切，而且任性放荡。天哪，我有时觉得他们这帮人愚蠢之极。他们还会想着我这钱从哪里来的？他们才不管你呢……连问都不会问一下。”
“那你父亲身体好吗？”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道。
“我不知道，瓦尔。”
“他要死了，”她补充了一句，“我再不会跟他们凑近乎了。哪怕他们饿死呢，我也不管。”
“你知道，”她说，“你一点儿也不像他，可从体格上讲，你们的共同点不少。你同他一样的脆弱敏感，可是你没有受到损害，而他就不同了。你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只要你想这样；可他就根本学不到。他总是一副不可救药的样子。就这样，我母亲还要压榨他。她对待他就如同对待我一样，凡事都得依她……我希望你能在他死前见上他一面，我常这样想呢。”
“我们将来会有机会见面的。”尽管我打心底里不愿意，可我还得说。
“你会喜欢他的，瓦尔。他极具幽默感，又擅长讲故事。我觉得，他要不娶我母亲，早该是名作家了。”
她站起身，开始梳洗打扮，依旧兴致勃勃地谈着她父亲以及他在越南和其他地方的生活经历。该去舞厅上班了。
她猛然离开梳妆镜，说：“瓦尔，你为啥不在业余时间搞写作呢？你总是想着要写，为啥就不写写这个呢？你不必老这么约我。要知道，我很愿意回家看到你在打字机前忙碌。可不能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公司里呀！”
她走到我跟前，搂住我。“坐到你腿上吧，”她说，“听着，亲爱的瓦尔……不要为了我牺牲你自身。我们中有一个这样，那太糟糕了。我多么希望你无拘无束地生活。我知道你是个作家，至于要过多久才能一举成名，我倒不在意。我只是想助你一臂之力……瓦尔，你没听我说话吧，”她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我一下，“在想什么？”
“哦，没什么，”我说，“只是在幻想。”
“瓦尔，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咱们可不能老这样下去了。看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的？在这做什么？你我两人都有点儿疯狂。瓦尔，今晚就开始干，如何？我喜欢你喜怒无常的样子，但愿你是在考虑其他的事情；喜欢听你说些让人着迷的事，我能这样认为就再好不过了。可能的话，我怎么也得当个作家。有思想，有幻想，对别人的问题不知所措，除了金钱和工作还能想些别的什么……记得你曾经为我写的有关托尼和乔伊的那篇小说吗？为啥就不能再为我写写？仅仅为我而写就行。瓦尔，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必须找条出路。听见了吗？”
我听得非常清楚，她的话犹如一首歌在我脑中迅速地过了一遍。
我跳将起来，好像要拂去什么蜘蛛网似的，我揽过她的腰：“莫娜，事情很快就会见分晓的，很快，我感觉到了……我送你去车站吧，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看得出，她有点儿失望，她原本希望我能更加积极一些。
“莫娜，”当我们快步走到街上时，我说，“说得好听！可一口不能吃个大胖子呀。是的，我的确想写作，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我得把情绪稳定下来再说。我倒不要求安逸舒适地写作，可我需求的是一片宁静。我哪能很容易地就改弦更张呢？同你一样，我也讨厌自己的工作，可却不想干别的。我真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独处一隅，感受一下写作的滋味。这样生活下去，真的不认识自己了。我被吞没了，别人的事情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惟独不知道自己。我只知道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太多太多，我才思枯竭。真希望能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就这么思考下去，我现在就在不停地思考。思考，可是莫大的享受呀。”
她紧握着我的手，好像告诉我她听懂了。
“我一回到家里，就要坐下来好好地思考问题。说不定我会睡着。好像只是为了装装样子才这么干的。我成了机器。”
“你知道我有时想什么？”我继续说着，“我觉得要是自己能静下心来，纯粹地思考那么两三天，我会把一切都搅个天翻地覆。主要的是世上的一切都荒诞不经。之所以这样，是我们不敢放任自流地去思考。总有一天，我该去办公室让斯皮瓦克的脑袋开花。这是第一步……”
我们来到高架铁路车站。
“别老想这些。”她说，“静下心来做个梦吧。给我想些美妙绝伦的事来。不要老想那些丑陋可怜的人，想想我们自己！”
她轻盈地跃上台阶，挥手向我告别。
我慢悠悠地往回走，梦想着另一种豪华奢侈的生活，蓦地，我想起她把那两张五十元的票子压在壁炉台上那个插满人工花儿的瓶子下面。她放的时候，我看到票子露出多半截。我快马加鞭地往回赶。要是克伦斯基瞅到钱，肯定会窃为己有。这倒不是说他这人不老实，而是想折磨我。
快到家门口时，我想起了愤怒的谢尔登。尽管我气喘吁吁，可我还是能模仿他说话的样子。当我打开房门，我还是笑个不停。
屋里空无一人。果然不出我所料，钞票不翼而飞了。我坐下来，哈哈大笑。我咋没跟莫娜说莫纳汉的事呢？我咋没向她提及剧院的事呢？在往常，我会马上把事情道个一清二白，可这次却不知怎么搞的，是出于本能而不相信莫娜的意图吧？
我想给舞厅挂个电话，想看看是不是莫娜趁我不注意，顺手牵羊拿走了钱。我准备去打，可到中途却变卦了，我非常想去屋子里搜寻一番。我来到房子的后面，下了楼梯。走了几步，便来到一间灯火耀眼的大房子里。这家里有很多洗好了的衣服。跟教室一样，墙边摆着一张凳子，上边坐着一个长着花白胡子、戴一顶天鹅绒便帽的老头儿。他佝偻着腰，头枕着手臂，撑着一根手杖，似乎在茫然若失地盯着这空间。
他瞥了我一眼，身子一动不动。我见过这个家里的很多成员，惟独没见过他。我用德语打着招呼，想着他更愿意用英语搭腔，在这糟糕的家里，似乎还没人说英语呢。“你说英语也行。”他口音很重。仍直勾勾地看着这四面八方。
“给你添麻烦了吧？”
“没关系。”
我觉得应该自报家门。“我叫……”
“我，”他没等听我的名字，“是奥尼里菲克大夫的父亲。我猜想，他根本没跟你提起过我吧？”
“是的，”我说，“他可从来没说过，不过我几乎见不到他。”
“他可是个大忙人。也许太忙了……”
“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受到惩罚的，”他继续说，“一个人不该犯杀人罪，更不该对未出世的孩子下毒手。这地方就不错，安安静静的。”
“你不愿意让我熄灭几盏灯吗？”我希望岔开话题。
“这儿就该亮堂，”他答道，“越亮堂越好。他干着不可告人的工作，他太狂妄，他为魔鬼卖力。这里有湿衣服还蛮不错的。”他沉默片刻，屋里传来湿衣服的滴水声。想到奥尼里菲克大夫手下滴流而下的血液，我不寒而栗。“是的，几滴血，”这个老家伙似乎摸透了我的心思，“他这个屠夫，脑子里想的就是死亡。灭杀未出世的生灵，这可是人类思想中最不可告人的事情。即使动物，除了献祭，人类也不该屠杀。我儿子什么都清楚，可就是不知道荼毒生灵是天大的罪恶。这儿有亮光，让人眩目，可他坐在那儿的黑暗中。他父亲坐在地下室里为他祷告，而他却在那里屠杀宰割，破肚挖肠。血流满地，一屋子血污。好在这里有洗衣店。我还可以在这里把钱冲洗干净。这套房子只有一间干净，而且灯光也不错。灯光，灯光，我们必须打开灯，让它们照个明明白白。人类不应该黑灯瞎火地工作，脑子应该清醒，应该知道何去何从。”
我一声不吭地洗耳恭听。那单调沉闷的语言，令人目眩的强光真让我昏昏欲睡。这老头一举手，一投足，颇有贵族气派，穿的宽松外衣以及戴的天鹅绒便帽更显出他气宇不凡。他有一双外科大夫的手，灵巧而又好看，青筋暴突如水银一样醒目。就像被驱逐出故土的宫廷医生坐在这昏暗的地牢里，他使我清清楚楚地想起西班牙的摩尔时代某一赫赫有名的宫廷医生。这个人的品质有口皆碑，精神操守无懈可击，周身放射着灵魂的光芒。
我突然听到拖鞋的嗒嗒声，是戈姆帕尔端着一碗热牛奶走了过来。这老头儿顷刻间又换了一副面孔，他倚着墙，热情而又亲切地看着戈姆帕尔。
“这是我儿子，我的好儿子。”说着，他的眼光对着我。
就在他把这碗热奶送到老头儿嘴边时，我趁机跟戈姆帕尔说了几句话。观察这印度人的举止真是一件乐事。不管这活儿多么下贱，他干起来还颇有尊严和体面，他服侍得越谦卑，越发显得尊贵而高尚。他根本不觉得难堪或者丢脸，也不埋没自己，总是善始善终，永保自身的品格。我极力想像着，克伦斯基做这种事时会是什么样子。
戈姆帕尔出去了一会儿，拿回一双暖和的卧室拖鞋。他跪在这老头儿的脚前给他穿鞋，这老头儿轻抚着戈姆帕尔的头。
“你是灵光之子。”说着，这老头往后拨拉着戈姆帕尔的脑袋，用镇定清澈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戈姆帕尔也用同样的目光看着这老头儿。他们俩如同两道清澈透明的聚光灯，互相照耀着，放射出的光芒都把对方熔在一起了。我突然意识到，从没有罩子的电灯泡中流泻出来的那令人目眩的灯光跟这俩人炯炯有神的目光交合相比真是算不了什么。也许这位老人没有觉察到人类发明的这种昏黄、不自然的灯光；也许这间屋子已被他心灵深处的泛光灯照射得亮堂堂的。即使现在，尽管他们不再双眼对视，这间屋子也明显地比以前亮堂多了。这景观如同夕阳下的晚霞放射出神圣的光辉。
戈姆帕尔有事要告诉我。我就蹑手蹑脚地回到起居室等他，却发现克伦斯基坐在扶手椅里翻着我写的一本书。这人表面上一看可比往常镇静从容多了，这倒不是迫于无奈地装模作样，而是漫不经心、稀奇古怪地沉浸在其中。
“喂！我不知道你回家，”他料想不到我会来这儿，就大惊小怪地说，“我只是大致翻翻你这废话连篇的玩意儿。”他把《梦之丛》这本书扔到一边。
他还来不及再对我冷嘲热讽，戈姆帕尔就进来了，他拿着那笔钱朝我走来。我微笑着把钱接过来，对他千恩万谢，再把钱放进口袋里。克伦斯基以为我向戈姆帕尔借钱呢。他很生气，甚至是义愤填膺。
“老天爷，你还得向他这个人讨钱吗？”他脱口而出。
戈姆帕尔立马亮起嗓门，却被克伦斯基打断了。
“你不必为他遮掩，我了解他的鬼花招。”
戈姆帕尔又壮起胆子，说得从容而又服人。
“米勒先生没跟我耍花招。”他说。
“好，你赢了，”克伦斯基说，“不过，我说实话，千万别把他敬若神明。我知道他对你不错，而且对你们通讯组的所有人都好，然而，这倒不是因为他心地善良……他非常喜欢你们这些印度人是因为你们是些怪物，明白吗？”
戈姆帕尔心平气和地对他笑着，似乎他听明白了这一悖论。
看到戈姆帕尔笑吟吟地，克伦斯基恼羞成怒，就回敬道：“不要对我报以怜悯的笑。”他尖声叫道，“我不是可怜的流浪汉，我是内科医生，我是……”
“你仍是个孩子。”戈姆帕尔从容不迫地说，“大凡聪明一点儿的人都能当医生……”
克伦斯基一听，便嘿嘿地冷笑，“他们能，嗯？就这，哈哈？太容易了吧？”他环顾四周，好像要找地方吐痰。
“我们说呀，在印度……”戈姆帕尔又开始讲那些让明白人大倒胃口的孩子气的故事了。戈姆帕尔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小故事可讲，我听得津津有味的。这些故事如同地道的以毒攻毒的药物，真理的药丸外面包有一层糖衣。经他这么一讲，我久久难忘，这倒使我乐此不疲。我们写的书汗牛充栋，无非要说明简单的道理。东方人讲故事言简意赅，如同一颗钻石嵌入你的头部，让你难以忘却。他讲的故事是漫不经心的哲学家赤脚踩伤萤火虫的事情。克伦斯基最不愿意听有关低等动物与人这类高级生命交流的奇闻轶事，他觉得这是人的耻辱，是恶意的诋毁。
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对这传说的结局讥笑了一番。他早已对这种粗鲁的言行懊悔不已，他对戈姆帕尔怀有深深的敬意，这样做的意图只是想挤兑我，不成想也把戈姆帕尔搭了进去，这真让他恼羞成怒。他还是那么笑容可掬、声调柔和地探询格斯的情况。格斯是印度人，回印度已有数月。
戈姆帕尔告诉他，格斯抵达印度不久就死于痢疾。
“真他娘的，”克伦斯基无可奈何地摇着头，似乎是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与痢疾作斗争真是徒劳无望。随后，他苦笑着对我说，“你记得格斯，不是吗？那家伙长得圆嘟嘟的，像个盘腿打坐的如来佛。”
我点了点头，“可以说我的确忘不了他。我不是还资助他回印度吗？”
“格斯可是个正人君子。”克伦斯基激动地说。
戈姆帕尔的脸上闪现出一丝难易觉察的愠怒。“不，他不是正人君子，”他说，“在印度，我们有很多人都……”
“我明白你要说啥，”克伦斯基插进话来，“在我眼里，格斯与正人君子毫无二致。痢疾！我的天哪！这跟中世纪一样……甚至还要糟糕！”于是，他郑重其事地说这种病仍在印度肆虐泛滥，而且，人们因疾病而贫穷，因贫穷而迷信，接着便导致奴役、堕落、绝望、冷漠、不可救药。为所欲为的英国殖民者与狂妄不义的印度王公贵族狼狈为奸，把持着印度，就使这个地方成为正在腐烂的庞大坟墓，藏骸纳尸的场所，根本不谈什么建筑、音乐、学识、宗教、哲学、漂亮的容貌、女人的雅致、艳丽的衣着、浓烈的香味、叮当的铃声、了不起的奖章、迷人的风景、绚丽多彩的花朵、川流不息的人群、唇枪舌剑的辩论、种族冲突、派性矛盾、潜伏着死亡与腐朽的骚乱，统计表上却是歌舞升平。他只需稍加说明就能够全盘否定这种虚假。说实在的，印度正在流血致死，但是，克伦斯基却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具有生命力的那种如日中天的辉煌。他根本没想及过城市的名称，从来没有区分过安哥拉与德里、拉合尔与买索尔、达吉林与卡拉奇、孟买与加尔各答、贝那热与科伦坡，印度袄教徒、耆那教教徒，印度人、僧人，等等，它们没什么两样，都是权力压迫之下的可怜的牺牲品，都在帝国主义者悠闲度日的烈日下慢慢腐烂。
我现在只是随意地听听他与戈姆帕尔的争论。每次听到城市的名字，都要激动一番。提到下面这些字眼，如孟加拉、几加莱特、马拉伯口岸、加里山道、尼泊尔、克什米尔、锡克教、《奥义书》、风云人物、印度塔、古印度方言、首陀罗、印第安人的新教徒、印度教首领、巫婆、神汉，等等，这足以让我在晚上恍惚不安了。这个大陆泱泱五亿人，问题多如牛毛、千奇百怪，足以摇撼印度自己的皇皇权威的幻想，而一个人，命中注定要过着内科医生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住在像纽约这么一个冷酷无情的城市，怎么敢奢谈秩序井然的环境呢？难怪这些圣徒般的人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在公司的下属一些地狱般的地区同这些人打交道。这些“家伙”，正如戈姆帕尔称呼的(他们二十三岁至三十五岁年龄不等)，就像精心挑选出来的勇士、信徒一样，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先到美国，随后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为生计东奔西跑。他们找到了复兴的良策，于是放弃一切享受，为自己民族的繁荣富强奋斗终身。唉，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美国白人能够与他们摆擂台，拼个高低。一旦这些“家伙”偶尔有人误入歧途，成为上流社会女人的忠实走狗，或者鞍前马后地听令于某个发狂的恶棍，我也觉得高兴。当听说印度人懒洋洋地坐着柔软的垫子，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在夜总会里翩翩起舞，开小车兜风，勾引年轻的处女上床，等等，真是对我大有益处。
我想起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的印度袄教教徒，这家伙同某个柔情万种、因奸情败露的中年妇女一同私奔了。我记得到处都在传播他的丑闻，他的举动给不安分守己者带来道德上的混乱。这真是太精彩了。他与这个社会周旋，我对这个社会渣滓佩服得五体投地，幻想着要跟他学两手。有一天，我病恹恹地躺在我老婆称之为陈尸所的那间房子里，他带着鲜花、水果以及几本书来看望我。他还坐在我床边，拉着我的手，同我谈起印度，谈起他那惊险的孩提时代，说到他后来忍受的悲惨遭遇，谈到美国人给他蒙受的耻辱，谈到他非常渴望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一旦出现，他就抓住机遇，却发现这生活除了衣物、金银珠宝以及女人外，空虚无聊，没有什么意义。他决定放弃一切，回到自己的人民身边，与他们同呼吸共患难，只要能鼓起他们的勇气就行；如若不然，宁肯与他们一样地死去，游荡在大街上，赤身裸体，无家可归，遭人白眼，受人践踏，受尽蔑视--这样一堆死人骨头，连秃鹰都觉得难以消受。
这样做不是出于罪过、悔恨，而是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千疮百孔，像蛆那样溃烂化脓，它在嗷嗷待哺，正在统治者的压制下痛苦得难以自持。这样的国家与美国这种各方面都很舒适却无情无义的国家相比，对他更有意义。可以说，他是个印度袄教教徒，而且他的家庭曾一度富有过。他起码知道自己的童年很幸福，可是其他印度人却被迫流浪到山野、深林，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与猪狗有什么两样呢？至今，我都摸不透这些卑贱的人每天是怎样在这荒凉之地克服他们遭遇的巨大困难的。不管怎么样，我同他们游历了由乡村到小镇、由小镇到城市的路途，欣赏朴实无华的民歌，听老年人讲传说故事、信徒的祷告、印度教首领的劝诫、说书人讲的传奇、街头祈祷的乐声、送葬者的恸哭与哀号。透过他们的眼睛，我看到这一伟大民族的颓废意味，但又看到他们从这极端的颓废情绪中振作起来的品质。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脸上流露出文雅、谦卑、尊严、虔诚、信念以及正直，他们这几百万人的命运使我们难以处变不惊。苍蝇般地死去然后再获新生，不停地繁衍人口，祈祷上天并愿为信仰献身--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任何外来的魔鬼都不能使他们这帮干巴巴的躯体离弃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这些人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信仰不同，语言各异；野草般地生根发芽，遭人践踏、蹂躏。他们刚刚踏上人生之途，即使有个风吹草动，内心也是飘忽不定、惊恐万分。他们乱哄哄地、成群结队地往前走，有的如同打磨好的珠宝，有的如同稀世奇花，有的如同有价值的纪念品，有的如同光彩照人的牧师，有的如同超然脱俗的精神，有的如同腐烂发臭的蔬菜。
我正在沉思默想，克伦斯基亮起嗓门提醒我说，他撞见了谢尔登：“这该死的傻蛋，他想拜访你，不过让我给搪塞过去了，我觉得他是想借给你钱。”
愚蠢的谢尔登！奇怪的是我在回家途中可能想到了他。钱，是的……我就猜到谢尔登又会借给我钱。我搞不清欠他多少了，从来没想着要还他，他也这么想。他给，我就拿，这样他才开心。他野兔一般的疯狂，不过却诡计多端，实用至上。他犹如水蛭紧紧地粘着我，大概出于他自身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吧？我可从来不去揣测。
我对谢尔登的扮鬼脸非常着迷。他一说话总是咯咯咯地笑，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勒着脖子。他生活在波兰的克兰科夫这一犹太人居住的凶煞煞的地方，肯定有一些悲惨可怕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么一个事件：他刚要逃离波兰，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大街上血流成河，他惊恐万状地冲进家里，屋里已挤满了士兵。身怀六甲的姐姐正躺在地板上，遭受士兵的轮流蹂躏，父母的胳膊反捆着，他被迫目睹这一残忍的暴行。谢尔登狂怒地往士兵身上撞，随后被砍伤在地。等他苏醒过来，父母早已毙命，姐姐赤身裸体地躺在他身边，肚子被划开，塞满了稻草。
我们晚上穿过托普金广场，他首先就给我讲这个遭遇(后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讲，每次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连说的话也是原汁原味。我每次都听得头发直立、毛骨悚然)。不过，他头天晚上讲完后，我觉得他有些异样。我注意到他在扮那些怪相鬼脸，就好像憋着劲儿地吹口哨却吹不响：两只眼睛异常地小，滴溜溜地喷着怒火，缩得跟两个手枪子弹一般大小，只有两个炽热的瞳孔透视着我。他抓住我的手臂，脸贴着脸，发出哽咽的、咯咯咯的声音，到后来，这声音呕哑嘈杂，完全像个无聊之人吹的哨子声。我这时的感觉非常可怕。他激动得难以自已，狂热地抓住我，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喉咙里发出的可不是我熟悉的人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称之为说话的声音，然而，他疯狂地发出咯咯声、唏嘘声、窒息声、口哨声，这可是一种语言啊！他箍得我紧紧的，即使我想转头也不成，更别想挣脱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过后他会不会大发脾气，然而，他不会！这种情况一冷却，他说话的声音也低沉了，调子更为朴实无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我们又迈开大步，朝公园的另一个出口走去。他谈起自己如何巧妙地将珠宝唾手而得，这些绿宝石和红宝石价值不菲，而且发光都不一样；他谈到自己省吃俭用，抽空儿还卖保险单的事，还说起其他的表面上没什么关联的事情。
他讲述这些事情时，语调平缓得有些矫揉造作，声调千篇一律，只是在句子快说完时，才偶尔亮起嗓门，无意中以问号作了结尾。可是，他的态度也随之说变就变。按我最好的解释，他正变得如山猫一般难以捉摸，所讲述的方方面面似乎直指某种无形的精灵。看来，他说话遮遮掩掩，只把我当做听众，而这个“另外的”人，是个隐身人，他或者她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解释清楚他说的很多事情。“谢尔登不是个笨蛋。”他随便地暗示了一下，“谢尔登可忘不了给他使的某些小花招。他现在的言行举止合乎礼仪，与绅士无二，但他没有死……不，他万寿无疆。必要时，他很狡猾。他跟别人一样可以穿锦绣衣服，但他更为谦恭有礼。他和蔼可亲，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对儿童，甚至对波兰的儿童也是爱意浓浓。他无所企求，淡泊宁静，谦恭有加……但是，要当心！！！”然而，我惊奇的是谢尔登吹起了口哨……毫无疑问，这原本是悠扬、清丽的哨子声被当做是对隐身人的警告。当心这一天！他的口哨声，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当心，因为谢尔登正在准备做超乎凶暴的事情，波兰人的榆木脑子根本想像不到他会怎样。谢尔登这些年来可没吃闲饭呀……
谢尔登借给我钱的事很自然地就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是就着一杯咖啡办这事的。我同往常一样，口袋里只有五分或者十分钱，这样，我就得让谢尔登拿出支票。我这个劳工部经理不花钱的念头对谢尔登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我好大一会儿都害怕他会把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典押出去。
“五块钱足够了，谢尔登，”我说，“你要是真的愿意借给我的话。”
谢尔登的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表情。“噢，不，不啊！”他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高得几乎成了汽笛声，“谢尔登可从来不给五块钱，不啊！米勒先生，谢尔登愿意给五十元钱！”
真是老天开眼，他真的掏出的是五十元一张的钱。这次他又装出那种山猫的样子，发钱给我时，往我方向的远处看，而且，嘴里咕哝着，向人表明他--谢尔登，可是怎么样的一种人。
“可是，谢尔登，我明天又会一贫如洗。”我想看看这句话的效果。
谢尔登笑吟吟地，这笑声透着狡猾和机警，好像是他同我一起搞的鬼。
“当然，谢尔登明天再给你五十块钱。”他的话听起来有一种怪腔怪调的唏嘘声。
“我不知道你几时能把钱收回来。”我接着说。
听了我这句话，谢尔登便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三张油乎乎的银行存折，存折上的钱总共有两千多块。他从几个内衣口袋里摸出几个戒指，上面的宝石真的在闪闪发光。
“这算不了什么，”他说，“谢尔登并没有交家底呀。”
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这对于我这个劳工部经理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有时我就想，别的劳工部经理是否也享有这些优势？在午餐会上偶尔碰到他们，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经理，而更像个邮递员，根本产生不了他们似乎永存于内心深处的尊严和自大。我讲话的时候，他们似乎从不注视我的眼睛，却总盯着我那宽松肥大的裤子、破破烂烂的鞋、污迹斑斑的破衬衫或者帽子上的小窟窿。我要是讲个简简单单的小故事，他们却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搞得我尴尬万分。就比如，当我跟他们讲，有个邮递员在宽街办事处等电话的当儿，还要读但丁、荷马、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著，他们听了，印象极为深刻。他曾在波伦亚的一所大学当过教授；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火车事故中丧生，搞得他很想自杀；他丧失记忆力，于是持着别人的证件到了美国，而且仅仅干了六个月的送信工作就恢复了身份；他发现这个活儿挺得心应手的，就非常愿意呆下来，希望做个默默无闻的人--这些事大概在他们听起来太荒谬怪异了，他们可耐不住性子听这些。他们所能知道而且惊奇的是穿着工作服的“送信者”居然能阅读古典文学原著。讲完其中一个逗笑取乐的事情，我常常向他们中的人借上一张十元的票子，当然这就不打算还了。因为我供他们娱乐，也就觉得应该向他们榨出些来，可是他们却嗯嗯呃呃地不十分情愿掏这几个糟钱儿！跟我的那些“大大咧咧”的邮递员们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思虑着这帮人的前前后后，总让我激动到极点。经过十分钟的思考与反省，我急着要写一本书。我想到了莫娜，如果只是为了她，我也应该动笔。可是到哪里去动笔呢？就在这间如同精神病院的走廊的房子里？开头就写克伦斯基仔细地察看我的肩膀？
我近来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一篇描写缅甸的一个废墟之城的文章。这座城市原是古代一个地方的首都，方圆百里之地有八千座寺庙，曾一度盛况空前，香火不断。这整个地区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在却是荒无人烟，只有少许孤零零的或者有点儿疯癫的和尚还在这空荡荡的寺庙里游荡。蛇、蝙蝠以及猫头鹰在这些圣洁的殿堂里肆意出没，到了夜间，数不清的胡狼在这废墟中奔走哀号。
为什么这一凄凉的描写让我产生如此沉重的压抑？为什么这八千座空荡、颓败的寺庙激起我如此极度的苦恼？人的生命凋谢、种族灭亡，宗教也逐渐消失，这是事物的规律所使然；但，美的东西应该留传下来，然而它却没有感召力，难以打动我们的心扉。这一难解之谜使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因为我根本没有着手去建造啊！我甚至没来得及砌上几块砖，自己意识中的那座寺庙已轰然倒塌，我和那些准备助我一臂之力的疯狂的信徒犹如夜间哀号的胡狼，怪模怪样地出没于灵魂的废弃之地。我们在这超然物外的天堂、梦想中的印度塔里徘徊，它还没来得及世俗化就会成为废墟的。在缅甸，是入侵者把人类的灵魂驱入地狱的。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有据可查，然而，我们这个大陆上的幻想家们，是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赋予自己的理想殿堂以形式和内容呢？空想的设计师们早已灰飞烟灭！人类的创造力早已被改弦更张，而且引入岔道了，因此，可以作如是观，但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我看见，即使建筑物里那裂开的石块、大梁、大门、窗户也像灵魂的眼睛，我看见它们正如看到了这些书籍中的活页张，而且看到了显示我们民族生命的建筑风格会以书籍、法律、石头、风俗的形式再现出来；我看到梦想被构思(首先在意识中出现)继而物化，赋予光、空气和空间，赋予目的和意义，赋予跌宕起伏的节奏，从嫩芽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再从树叶飘零、枝干枯萎生成嫩芽，然后再给嫩芽施肥。看得出来，这个陆地与其他陆地没什么两样：包括悲剧性结局在内的任何意义上的创造才能都会让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克伦斯基与戈姆帕尔离开了，我觉得头脑清醒，想到自己也该好好地散会儿步了。这念头一闪，我兴奋不已，一边穿衣戴帽，一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学着谢尔登吹口哨的怪模样，很为这一模仿能力自鸣得意。我以前曾想过自己能当一个出色的丑角。记得上学时有个能充当我孪生兄弟的小伙子，我跟他形影不离、过往甚密。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泽尔克斯协会的十二人俱乐部。我俩掌握着协会的主动权，而别人只不过是十足的废物和寄生虫。绝望之时，乔治·马歇尔和我有时还为别人即兴来个丑角演出，逗得他们捧腹大笑。我后来常常认为这些举动颇具悲剧性意味。别人的这种依赖性才着实可怜：我此生中也会遇到他们表现出来的惰性与冷漠，想到乔治·马歇尔，我便开始接二连三地扮鬼脸。我装得很像，以至于有点儿怕自己了。因为我蓦然想起那么一天，我此生中第一次看着镜子，但却意识到自己在盯着看一个陌生人。这件事发生在我同乔治·马歇尔和马格瑞哥去剧院看某部名剧之后。乔治·马歇尔说这可能是那天晚上搞得我心乱如麻的原因。我对他的愚蠢解释愤懑不已，但难以否认他戳到了我的痛处。他的话使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孪生情谊已经完结，实际上还会反目为仇。他解释的理由虽然站不住脚，但他是对的。自打那天起，就如染色体分裂，我便开始奚落我的知心朋友乔治·马歇尔，千方百计地想与他唱对台戏。
乔治·马歇尔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犹如一棵树扎根生长，而且他很有可能谋得了职业，相对而言又是非常幸福的，可是，我那天晚上朝镜子里看的时候，觉得自己与镜子中的形象不符，方明白乔治·马歇尔对我前途的预言只不过是表面看起来正确而已。他根本没有真正地理解我，他怀疑我很异常的时候早已同我一刀两断了。
想着这些的时候，我依然看着自己，面孔悲切切的，一副沉思的模样。我不再看自己的模样，而是看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形象--那是我有天晚上弯腰曲背地坐着听一个名叫陶德的印度人讲话的时候。陶德也说那天晚上把我惹得心烦意乱，不过他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他按印度人的礼节握着我的手，过路人还以为我们是在打情骂俏呢。陶德力求让我用不同的眼光看问题。他困惑不解的是我还是那么“心地善良”……而且多会儿都是那么顾影自怜。陶德非常想让我信守自我，他所指认的自我是我的“真正的”自我。他似乎意识不到我本性中的复杂情结，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他不理解我为什么对生活的境遇不满意，尤其当我做得这么优秀的时候还怨声载道。一个人仅仅是一台从善的机器就完全被人憎恶，他觉得这简直难以想像。他没有意识到我只是个盲从的机器，仅仅习惯性地遵纪守法，而且，即使这种惯性意指善行，我也恨之入骨。
那天晚上，我灰心丧气地离开陶德。我不想让那些为了让我套上枷锁而握住我的手、安慰我一番的庸俗之辈围着我团团转。我离得他远远的，但开心之余有一种不祥之兆。我没有回家，而是本能地去了女服务员住的那间布置齐整的房子，我要与她谈情说爱，调情骂俏呢。她披着男用长睡衣来到门口，请求我由于时间关系不要与她一同上楼。我们走进去，到了过道，靠着暖气炉取暖。过了一会儿，我解开腰带，想以那种勉强过得去的姿势尽情地同她玩一玩。她惊喜交加地浑身颤抖。云雨完毕，她抱怨我太鲁莽了。“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她浅声低语，紧紧地偎依着我。我突然跑开，她表情迷惑地站在楼梯口。“哪种人才是真正的自我？”这句话在我疾速穿越大街的时候于脑中反复地回响着。
我在布罗克斯险象环生的大街小巷疾速地穿越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这句话。为什么要疾走如飞？是什么东西逼我这样？我放慢脚步，好像要让魔鬼超过我……
你要是一味地扼制自己的欲望，到头来就会是一个不动感情的呆子。这种压抑完全耗尽了你的生命，你到最后一吐为快，可是几年过后你才意识到这不是你吐露的东西，而是你深藏于心中的自我。你要是失却了自我，就会像个被幽灵追踪的疯子，在黑暗的大街小巷疾速地穿越。你总会虔诚至上地说：“我不知道自己此生中想做的是什么！”你明白一切都超乎你的想像、都鞭长莫及，而且都已面目全非时，你可以在生活的夹缝中洁身自好，然而却事与愿违。这个游戏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都会发觉自己处在布满镜子的大厅里。你就会疯子似地疾走，寻找着安全出口，却发现周围的镜子里都是自己那可爱的自我所反射出来的怪模样。
乔治·马歇尔、克伦斯基、陶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数不胜数的人，其表面的矜持严肃最让我反感。而真正持重的人脸皮很厚，干什么都显得若无其事。我瞧不起的那种人就是自己的心理还没完全稳定，倒要担当天下之大任。对人类的状况深感茫然的人，即没有自身的许多苦恼，也拒绝直面这些苦恼。我这里讲的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摆脱奴役的少数人。这极少数早就认为他们特殊，能够代表全人类的意志，这样，便可以享受最奢侈的东西--服务。
我打心底里最不喜欢的便是工作了。在我看来，即使在人生之初，工作也是为笨蛋保留的一种活动。它是消遣，而且由于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它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最高推动力，这与创造力正好形成对立面。上帝创造了宇宙是为自己提供工作，有人这么说过吗？由于一连串的情况无法与理性或智慧产生联系，我跟别人一样，成了苦行僧。我凭自己的劳动养活妻子儿女，这种理由太勉为其难了。我知道这种借口不堪一击，因为要是我第二天倒地毙命，他们怎么着也得活命呀！何不弃绝一切，自我消遣一番呢？我的一部分精力用于工作，这使我的妻子儿女过上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生活，我至少想着要让家庭的命运一直改变下去。这种想法真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和自私！对这个世界来说，履行养家糊口的义务，我无足轻重，但总而言之，世界也非常需要我这样的人给它装扮门面呀。
一旦我在社会中变得玩世不恭，而且回归自我，那么这个世界只会着手从我这里获得某种利益。天下的州、国家、联合国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重蹈前人覆辙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他们一落地就陷入这种机构，而且至死都不能松口气。然而，他们却极力地把这种单调、枯燥的工作美其名曰“生活”。如果你让任何人就生活的全部内涵作一说明或界定，你会大失所望的。生活是哲学家在书本中解决的话题，没有人读过这些书。那些整天埋头苦干、处在生活漩涡之中的人，哪有时间瞎扯这些无聊的问题呢？“你吃饭了，不是吗？”这句问话本来是随口说说而已，如果不是彻底地予以否认，至少不是为找麻烦而予以否认。这句话根本用不着回答，它是个引子，接下来便是其他一系列真正的欧几里得的问题。从我读的少许书本知识中，我注意到那些一辈子受人敬仰、对生活产生影响或者就是生活本身的人，可是食无多，不贪睡，两袖清风呀！他们对受人尊敬不心存幻想，不奢求能永远记住自己的亲友，不幻想自己能维护国家的利益。他们对真理感兴趣，而且只对真理感兴趣。他们只承认一种活动，即创造力。谁也不能博取他们的忠心，因为他们已发誓将自己献身于全人类了。这种不求索取只图奉献的精神很有意义，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这就是生活，可不是对自我崇拜之极的幻影。
我起码是以人的意识来理解上述思想的，然而，在现实的幻想还没变成推动力之前，我们的生活仍然富有强烈的喜剧性因素。我的欲望强得惊人，或者其他人觉察到我这一生犹如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人。那些人需要我这种特殊的欲望，他们迷恋我的生活。这种欲望被人夸大到一千倍。依恋我的人(像铁锉屑)似乎变得敏感，而且会依次去感染别人，感觉成熟之后能转为体验，而且体验又能产生体验。
有些人完全把自己嵌进我本人的生活模式中，而且把我的命运与他们紧紧连在一起。我私下里非常渴望把自己与这些人分离开来。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摆脱我这些仅仅靠着惰性而形成的日积月累的体验，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我时常刺戳撕扯着这张生活之网，但只能是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的自由似乎包含着那些亲近我的人带来的痛苦和苦难，每次为自己的个人利益着想时都会招到责备与非难。我背信弃义也有上千次了。我连生病的权利也失去了，因为“他们”需要我。他们不允许我死气沉沉的。要是我死了，我觉得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让我的尸首装成活生生的样子。
“我站在镜子前，担心地说：‘我想闭着双眼看看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
这是理奇特说的话。我第一次偶然看到它们的时候，心里骚动得难以形容。我同样感受到诺瓦里斯下面说的这几句话，这几乎像由上文推导出来的。
“人的灵魂是内心世界与外界相互关联的所在。因为没有一个人了解自己，他要是只是自己并且同时不再是别人就好了。”
正如诺瓦里斯再次表述的：“拥有超验的自我，同时就是我之为我的超验的我。”
意识在某一时期禁锢着人的头脑，人只不过是他人思想之下的可怜牺牲品。似乎可以说，自我的冲突一旦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人的个性丧失；在这个时候，人们似乎就要“窃取”别人的思想。人是不受制于思想的，思想、观念和意图的生与息，被接纳或者被抛弃，像衬衫一样被人们套上身，脏袜子一样被人们脱下来，这看来很正常；然而，在我们称之为危机的那些时期，一旦思想犹如大锤之下的钻石砰然裂为碎粒，那么空想家的这些天真想法就会乘虚而入，渗透在人的脑海里；而且，由于这种难以捉摸的渗透过程，人的个性就会明朗，定形。从外表上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受影响的个人，其言谈举止不会蓦地判若两人；相反，他一举手、一投足比以前更“规范”。这一表面上的正常状态更具有保护的意味，他里里外外都是蒙蔽。然而，随着每次新的思想危机的出现，他更强烈地意识到没有任何变化的变化，而且内心深处隐匿的东西相当地鲜明。现在呢，他一闭上双眼就能真真切切地看到自己的模样。他明白这不再是一个面具，确切地说，他明白自己没有睁开眼睛看。闭着双眼幻想着自己处在蜘蛛网的中心，景色与声音汇合在一起，这种幻想捉摸不定、难以把握。冥冥之中，隐隐约约地出来几个名人；要识别泛音，就以明快、响亮的和声谨慎地相互拍打着，使用任何语言或者描图画像都是多余的。
船一旦沉没，就慢慢地停了下来，桅杆、帆桁、绳索就漂浮而去。船葬身于海底，沉重的船体装饰着珠宝，对船体的切割无情地开始了。船的内涵不管怎么说也是毁灭不了的。
人们犹如船只一次又一次地沉没。只有记忆不会使他们完全分散开来。富于想像、善于抒情的艺术家疏漏下的东西，在水中奄奄一息的人把它们当做救命稻草。在由气态转为液态而后再转化回气态之中，灵魂爬回到湿漉漉的楼梯上，想用力地向上攀登，晕晕眩眩地下落。对数字、日期以及发生的事件过目不忘，人的大脑记不住变化。大脑只会逐渐地退化，加之细胞的损耗；除此之外，大脑中空空如也。然而在人的意识里，万事万物没有三六九等，不可命名称号，不能被同化吸收，它们一直处于形成、发展、联合、分解乃至调和的过程。思想观念是人的意识领域中不可毁灭的要素，它们构成了内心生活中最受宠爱的星座。我们就在这轨道中运行。要是我们遵循这些思想的复杂模式，那就是天马行空地运行；如果竭力压制它们，我们的运行就要处处受控制。外在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意识具体化的反映。
艺术作品是永不停息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生发是恰如其分的。它是本能的冲动，而且气势恢宏，遵循着艺术规律。一个人撇开真实的反映便开始给你讲故事。永不停息的会议呀。只有狂人受到排斥。正如我们所说的，只有那些“失去其思想”的人，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梦想的渴求。他们睁着眼睛站在事实真相面前，却睡得很香甜；他们在记忆的墓碑上确认自己的影子。他们的命运崩溃，成为雨果所称的“一场眼花缭乱的动物展览，这个展览通过显示爱心使他们自己成为贵宾狗和广袤的新大陆”。
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向上，向上，超越自身，飞速进入蓝天，抓住飞驶而上的梯子，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这个世界提升上去，将躺在天堂之床上的守护人唤醒，使自己完全
淹没于星光深处，紧紧贴住彗星的尾巴。尼采在迷狂之中写下这一切，然而却被这充满真实的艺术作品搞得神魂颠倒，为的是脱胎换骨，重新焕发新的生命。“楼梯与相对应的楼梯，”他写着，但突然之间就再没有下文了；意识如同破碎的钻石，在真理大锤的重击下被彻底击碎。
在我照顾自己父亲的日子里，我要孤零零地呆上好几个钟头，把自己关在我们用来做办公室的小棚子里。他与几个哥儿们饮酒作乐的当儿，我正沉浸在富有创造力的生活中。陪伴我的都是自由自在的精灵，精神的大富翁。就着昏黄的灯光坐在那儿的这个年轻人，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生活在崇高思想的夹缝中，隐士一般地伏卧在这几座高山之间的不毛之地。他经历了由真实到想像、再由想像到创造的过程。伫立在这没有归途的最后一个大门口，他心里充满恐惧：单枪匹马地勇往直前，可得完全靠自己呀！
人们制订纪律规范，为的是更好地求得自由，然而，自由泛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太可怕了。为了让你具有十足的人味，成为慈悲为怀的化身，使你更崇高伟大，宁静致远，淡泊处世……于是世上便产生了抚慰人心的思想。它奉劝你悬崖勒马，把这种自由的推动力描述得很神秘，使你更清醒地对待人类的名誉问题。
人们像海里的船一样沉没沦落。儿童也有这种遭遇。九岁就处在生活底层的孩子，骨子里肯定有背信弃义的心思。有些不忠不义的恶棍用一种年少无知、温情脉脉的眼神看着你；因为我们无法对他们的罪行赋予名称，这些罪行就不能定论。
为什么可爱迷人的面孔就使得我们这样魂牵梦绕呢？奇妙无比的花就一定会有邪恶之根吗？
我仔仔细细地看着她的双脚、双手、毛发、嘴唇、耳朵、乳房，吻遍她那肚脐眼以上的部分，我爬在这个女人身上，又是撕咬，又是抓挠，吻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曾经是玛勒，现在又叫莫娜，将来还会更名换姓，变成别人，成为其他附属品上的零件。这个女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尊冷冰冰的塑像，它矗立在沉没的陆地上的一个陌生的花园里。到九点钟，或者再早一些，她带着一只原本不是用来射击的左轮手枪，会昏头昏脑地扣响扳机，如一只精疲力竭的天鹅从梦中深处飘然而下。性交可能会更好地达到这一点，因为她本人已被折腾得四分五裂，而在精神上，她却如四处飞扬的灰尘。她的内心深处响起悠扬的钟声，然而无人知晓这钟声的征兆。她根本不是我内心中想像的模样了，她早已把自己那薄雾般的形象嵌进我这受到伤害的大脑中，而且，感情上的创伤愈合的时候，这种深刻的印象早就刻在脑子里了，就如同一枚脆弱的树叶落在石头上。
我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充满创造的欲望。我只看到她的很多眼睛，那些眼睛犹如熔岩池子，气泡升腾翻滚，许许多多的幽灵神出鬼没，时隐时现，给人一种惊魂不定、神秘兮兮的气氛。花儿不断地被追踪、藏匿，警犬永远探不出它的香味。透过幽灵的身影，隐约出现在丛林中的是个羞怯的孩子，他似乎要情欲勃发地向她献身。这时，这只天鹅缓缓而下，一如电影中的镜头，片片雪花飘洒在这个下落的躯体上，然后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幽灵，眼睛又变成眼睛，如同褐色煤块燃烧着，随即放射着火星般的光芒，然后花儿般地柔软；这时，冥冥之中出现了鼻子、嘴巴、面颊、耳朵，如月亮一般姣美，面具露出来了，情欲有了形式特征。
我夜夜都是这样，从语言到梦想、到情欲、到幽灵地生活着。镇定自若，要不就是情难自控。姣美的月亮，栽种的大片棕榈林，警犬的吠叫，孩子那易被引诱的洁白身躯，岩浆气泡，雪花那越来越慢的飘洒，情欲的无底深渊。除了月光，何谓情欲呢？除了夜晚，何谓月光呢？夜晚是渴望，是忍耐不住的渴望呀。
“关心我们自己吧！”这是她那天晚上转身上楼时所说的话。这似乎是说我这人对别的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我们俩与楼梯在无止境地向上升腾，然后就是“相对立的楼梯”了；这楼梯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这楼梯能导致犯罪、疯狂，给人赋予创造力。我怎么还能考虑别的事情呢？
创作！虚构一部能启开她心灵之门的传奇。
她是个试图吐露内心秘密的女人。极度绝望的女人想通过性爱使自己兼备自己的多种特性。面对着这神秘兮兮的东西，人就如一只蜈蚣，觉得脚下的土地在滑动。敞开的每一扇门都会使人产生强烈的空虚感。人就必须像一颗星，在无轨迹的时间海洋里遨游一番。必须容忍埋在喜马拉雅山峰下的镭。
我对崇高精神的研究已经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我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上百次的试验，结果对自己了解得更多了。我觉得许多政治首脑或者军事将领必定也有这样的感受。人无法解开宇宙之谜，但不管怎么样也会对命运的本质有些了解。
人一开始时就恨不得把每一个问题都处理好。越是急于求成，一味地坚持这种态度，就越会快速无误地陷入麻烦的境地。最无助的莫过于逞英豪的人，而且这种人最能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了。他对着这棘手的问题虚晃几枪，指望着能快刀斩乱麻。这种幻想到头来会以血流成河而告终。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与这样的勇士有着共同之处。尽管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但他也相信自己能想出锦囊妙计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实现自己成功的梦想。当每一次声势浩大的试验终了时，无论是政客、军人、诗人抑或哲学家，生活中那杂七杂八的问题同样让人迷惑不解，高深莫测。据说最幸福的人是那些在历史上平淡如水的人。那些辉煌一时、彪炳史册的人，看来只能通过他们的业绩来显示人生奋斗的永恒。这些人到头来只不过就像那些不求上进、只图吃喝玩乐的人们一样，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具有创造力的人(在仔细地考虑其艺术手段方面)应该体验到快乐才对。如果这种快乐适度，那么它与极力表现自身思想所产生的痛苦可以相互抵消。我们说他是个写作狂，但是这种独特的生活绝对因人而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觉得生活的美好与丰富，他才可以被说成是写作狂。用富有想像力的生活替换现实生活中那地地道道的冒险，如果没人意识到这点，不知道其中的意图或者功利该多好呀！把自己置身于尘世生活之上的每个人，这样做，不仅仅是希望拓展或者甚至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阅历，而且想激励自己更好地生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奋发努力才有某种内涵。承认这一看法，就说明成败之间没有任何差异。然而每个伟大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这种忘我的创作过程必得忍受生活的另一方面。他沉浸在写作的无我之境中，丰富了生活的内涵。正因为此，他永远远离或者免受似乎能击败他的步步逼近的死亡。凭着直觉，他推测艺术的奥妙永远不会被人领会，但只能按他自己理解的意义具体化。他得让自己成为这一艺术行业的一部分，既要与它相依为命，更要投身于其中。接受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它是一门艺术，并不是靠着才智来自我卖弄。一个人经过艺术熏陶，到头来就会建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便是重大的发现。在这里，一切都是游戏和创造，没有坚实的立足点可供发射飞弹，穿透这放荡、愚昧和贪婪的邪恶之所。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它应该体现为一种秩序，我们可以在这种秩序中和睦共处，并且能够认识到这一秩序完全不同于我们想尔虞我诈的那种秩序。我们非常渴望自己有一种追求真善美的能力。幸亏我们大家都软弱无能，不然的话，这种能力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有眼光，然后就得培养自己的约束力和忍耐力。直到我们谦卑地承认别人比你更有眼光，相信世界上有超凡能力的存在，那么，什么事都好办了。有些人相信脑力与体力是解决一切的灵丹妙药，他们必定是遇到了一些狂热而又突变的事件才产生这种谬误。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会对神或者上帝妄加指责了，只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同伙，叫喊着“大逆不道！愚蠢透顶！”等诸如此类的空话，发泄着他们那无谓的狂怒。
艺术家最高兴的就是开始意识到事物的井然有序，并且凭借自身强有力的本能冲动认识到人类的创造物与所谓“天才”的创造物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在想像力飞扬的作品中，艺术法则通过秩序而显示自身，这一现象比其他艺术作品更为明显，但没有什么比一部富有想像力的作品更疯狂、更混沌无序的了。这样一部纯粹虚构的作品像水一样有其自身的水平线，但却能渗透到所有的人心中。没完没了地对作品进行阐释，只能加深表面上的晦涩难懂，这种晦涩难懂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深奥的感觉。面对这些作品，尽管有人假装冷漠，但每个人都产生了感情波澜。在富有想像力的作品中，常常存在只能被比做灵丹妙药的神秘因素，这便是人们指认的作品中的“一派胡言”。由于这一因素，作品便形成了恣意汪洋、神秘莫测的风格，我们便在这别有风韵的氛围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在我们的词汇中，“胡言乱语”可是个让人非常迷惑的词。它像死亡一样，只具有消极和贬义的特性。它只能表现出来，而难以言说。再说，观念意识与胡言乱语可以互为统一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论证。胡言乱语属于别的领域和范畴，我们随时可以用手势表达，但在下结论时却把它打入冷宫，这只能证明它的荒谬性。凡是在我们狭隘的脑子里不能容纳的东西，我们都加以摒弃。由此看来，深奥与胡言乱语具有某种毋庸置疑的亲和力。
为什么我不马上采用纯粹的废话进行写作呢？因为，我也像别人一样对它畏惧有加。更有甚者，我置身于废话的包围之中不能自拔。我自己先是个作家，然后当批评家，最后成了刀斧手，可以说，我在达达主义流派的毒害下苟延残喘地活着。我的文学经历一如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汪达尔人攻陷之下的古城，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我很想再搭建起来，但搜集的材料不可靠，而且根本没有详细制订的文学规划。如果艺术的本质是人类的灵魂，那么我必须承认，由于我这种死气沉沉的灵魂，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沉湎于戏剧性的插曲，穷尽细枝末节的写作，就意味着人类意识不到自己活动的崇高，而且这仅仅是艺术创作的一个方面。写作是为了发泄情感，但同时又放松了另一种活动。当一个修道士静静地穿过修道院的大厅时，他浸淫在思想的海洋中，而且还不住地祈祷。潜心写作的艺术家何尝不是如此呢？作家不再一心想着要观察世界，认知社会，而是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形式的世界。他轻摇竹笔，形式就随着他的挥洒跃然纸上了。
任何一位篡权夺位的野心家都不会寄希望于惟命是从的奴仆，而一个四处碰壁的求索者会把生活作为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安详与舒适的睡眠。做梦，就像空房子里散发的一股清新的气息，给思想内容赋予一种新的形式。艺术家的污浊之气散发殆尽，游戏就开始了。
探寻这一游戏的目的，理清它与生活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如同问上帝火山和飓风是怎么回事一样多余。因为道理很明显，这只能导致灾难。灾难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那些被吞没于其中的人只会启发幸存者渲染这种因素。这种启发只能靠艺术的力量。航行归来的梦想家如果没有在途中罹难，他极有可能是把自己的虚弱之躯靠在其他船员的身上。活在幻觉和假象中的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科学家会把思想中的感情财富化为泡影。某种现象能使孩子们高兴得大喊大叫，但在一位严肃的试验家看来，它却能产生灿烂的真理之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会融合在艺术家的脑中，形成最根本的一个，被称做认知的催化剂。观察、了解、发现、享受--这些本能或者力量如果没有认知的参与则会软弱无力。艺术家的游戏是转向现实，是要超越惨败战场的画面所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那场“灾难”。因为，自创世以来，世界所呈现给人类肉眼的画面只不过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战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它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如果人们不再觉得自己只是个冲突体，如果人们能肩负起这样的重担：成为“我即他之我”，那么，世界便是另一幅画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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