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 剪切区域
１０月６日，星期三
下午３时５１分
莎拉睁开眼睛，看见一十巨大的蓝色星爆，一道道条纹光芒四射。她的前额冰冷，脖子疼痛难忍。她试着动了动身子和四肢。虽然无处不疼，但除了压在什么东西下面的右腿之外，其他部位还听使唤。她咳了一会儿，停下来，观察着周围的情形。她侧卧着，脸压在挡风玻璃上，刚才她的前额撞裂了挡风玻璃。她的眼睛离破裂的玻璃只有几英寸远。放松下来之后，她慢慢地环顾左右。
四周一片模糊，有些微光亮。这微弱的光亮来自她左边的某个地方，使她看清那辆雪地车正侧躺着，车轮朝上顶着冰墙。她们一定是掉在某种架状物上了。她抬头看看——冰隙的入口处离她出奇地近，也许只有三十或四十码远。这使她信心顿生。
接着她朝下看了看，看看能不能看见埃文斯。但她下面漆黑一片。根本看不见。她慢慢调整着自己的眼睛。她喘息着。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没有架状物。
雪地车翻进了越来越窄的冰隙，斜着刺入了冰隙之中。车轮顶着一面墙，车顶顶着另一面墙，整个雪地车高悬在深不见底的墨黑色裂缝之中。埃文斯那边的门洞开着。
埃文斯不在车里。
他被摔出去了。
掉进了黑暗之中。
“彼得？”
没有回音。
“彼得，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她听了听。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回音也没有动静。
什么也没有。
她意识到：在那儿只有她一个人。在这个离地面一百英尺以下的寒冷的冰隙中，在这人迹罕至的冰原里，远离大道，离任何地方都有数英里之遥的地方，只有她一个人。
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她想这里将成为她的葬身之地。
波尔顿——或者不管他是谁——计划得太周密了，莎拉想。他拿走了他们的异频雷达接收机。他可以走几英里之后，把它扔在一个最深的冰隙之中，然后返回基地。当营救队出发时，他们会向那个异频雷达接收机奔去。而跟她所在的位置毫不相干。营救人员也许会在一个深隙中搜索数天，然后悻悻而归。
如果他们扩大搜索范围？他们还是找不到那辆雪地车。即使就在离地面四十码的地下，也许跟四百码的地下毫无区别。太深了，直升机从这里飞过或汽车从这里驶过时都不可能看见。任何交通工具都不可能看见。他们会想雪地车偏离了做有标记的大道，因而只会沿着道路的边缘搜索。而不会是在这里，在茫茫冰原之中。这条路有十七英里长，他们要花上几天时间搜索。
不，莎拉心想。他们绝不可能找到她。
即使她能爬上地面，那又怎么样？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没有全球定位系统。没有无线电——无线电已在她的膝盖上摔得粉碎。她甚至不知道威德尔站在她现在所处位置的哪个方向。
当然，她心想，她有一件鲜艳的红色皮上衣，从远处就可以看见，她有供给，食品，装备——他们出发之前那个小伙子谈到的所有的装备。到底是些什么。她模模糊糊地记得是一些供攀爬的东西。鞋底钉和绳子。
莎拉弯下腰，终于搬出了压在脚上的工具箱，然后爬到车子的后部，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避开下面那个大开的车门。在冰隙中那永不消逝的微弱亮光中，她看见了那个上锁的储物柜。压得有点变形了。她无法打开。
她又去找工具箱，打开，拿出一把锤子和一把螺丝起子，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试图把储物柜撬开。终于，随着金属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柜门猛地打开了。她向里面窥视着。
储物柜里空空如也。
没有吃的，没有水，没有攀爬用具。没有太空毯，没有加热器。
什么也没有。
莎拉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来。她仍然镇定自若，不想让自己惊慌失措。她考察过自己的选择。没有绳子和钉鞋，她是上不了地面的。她能用什么代替？她有一个工具箱。她能用螺丝起子代替冰斧吗？也许太小了。也许她可以将变速排挡进行重新组装，做成一把冰斧。或者她可以取下一些轮胎，找到一些可利用的零件。
她没有钉鞋，但倘若能找到一些尖角锋利的工具，如螺丝钉之类的，她就可以装在靴子的鞋底上攀爬。绳子吗？也许一些布条……她环视车内。也许她可以把座位上的布撕下来？或者把它们切成条状？也许能行。
她用这种办法让自己保持情绪高涨。她让自己不断前进。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毕竟还有可能。一种可能。
她全神贯注于这种可能。
科内尔去哪儿了？他听到无线电中的信息后会怎么办？他也许听到了，已经听到了。他会回到威德尔站吗？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他会去找那个人，那个他们以为是波尔顿的人。但莎拉确信那个家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着他的消失，她对获得营救的希望也消失了。
她的水晶手表也碎了。她不知道在那儿呆了多久，但她注意到此时比刚才暗了许多。她头上的缺口处也没有刚才明亮了。不是上面的天气发生了变化，就是地平线上的太阳更低了。那就意味着她在那儿已经呆了两三个小时。
不完全是因为掉下来，还因为冷。车里失去了热度。
她突然想到也许可以把引擎发动起来，产生一些热量。值得试试。她咯哒一声打开前灯，有一个前灯还是好的，照在冰墙上发出炫目的光。这就是说还有电。
她转动钥匙。发电机发出磨擦的声音。引擎无法接通电源。
她听见一个声音喊道：“嘿！”
莎拉抬起头来，朝地面上看。除了那个缺口和那条灰暗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
“嘿！”
她斜视着。真的有人在上面吗？她也喊了一声：“嘿！我在下面！”
“我知道你在哪儿。”那个声音说。
她意识到这个声音来自下面。
她俯视着深不见底的冰隙
“彼得？”她说。
“我他妈的冻死了。”他说。他的声音从黑暗中飘上来。
“你受伤了吗？”
“没有，我想没有。我不知道。我动弹不得。我夹在了一个隙口之类的裂缝中了。”
“你在下面多远，”
“我不知道。我无法转头向上看。我被卡住了。莎拉。”他的声音在颤抖，好像受了惊吓。
“你能动吗？”她说。
“只有一只手臂能动。”
“你能看见什么吗？”
“冰。我看见蓝色的墙。大约两英尺远。”
莎拉骑在打开的车门上，朝冰隙中窥视着，竭力看清点什么。下面虽然很黑，但似乎很快就变窄了，很深。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就在不远的地方。
“彼得。动一动你的手臂。你能动一动你的手臂吗？”
“能。”
“挥一挥。”
“我在挥。”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漆黑一片。
“好，”她说。“停下。”
“你看见我了吗？”
“没有。”
“他妈的。”他咳嗽道，“真冷啊。莎拉。”
“我知道。挺住。”
她必须找到一个办法看清隙口。她朝挂着灭火器的仪表板下看了看。如果那儿有灭火器的话，也许就有手电筒。几乎可以肯定，有手电筒……在某个地方。
仪表板下没有。
也许在手套箱里。她打开箱子，把手伸进去，在黑暗中摸索着。纸张发出嘎扎嘎扎的声音。她用手指捏住了一个粗粗的圆柱体，把它拿了出来。
是一个手电筒。
她轻轻地将它打开。还能用。她向冰隙的深处照了照。
“我看到了，”彼得说，“我看见了亮光。”
“好的，”她说。“现在再挥挥你的手臂。”
“我在挥。”
“现在吗？”
“我正在挥。”
她定睛细看：“彼得，我着不见——等一等。” 她确实看见了——只不过是戴着红手套的手指尖，在硕大的车轮那边的冰川下短暂地出现了一下。
“彼得。”
“什么？”
“你离我非常近，”她说。“在我下面五英尺或六英尺的地方。”
“太好了。你能把我救出来吗？”
“如果我有一条绳子的话。我能。”
“没有绳子吗？”他说。
“没有。我打开过供给箱。里面什么也没有。”
“不在供给箱里，”他说，“在座位底下。”
“什么？”
“是的，我见过。绳子和其他物品都在乘客的座位下面。”
她打量了一番。座位装在钢座上，钢座固定在雪地车的地板上。钢座上没有门或者储物柜。虽然绕着座位细看较难，但她相信：没有门。她猛地一使劲儿，把座垫揭了起来，座垫下有一个箱子。借着手电筒的光，她看见里面有绳子，钩子，雪斧，钉鞋……
“找到了，”她说，“你说得对。都在这儿。”
“唷。”他说。
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工具拿出来，确信没有一件从敞开的门中掉下去。她的手指已变得麻木了，她握着那根五十英尺长、一端拴着一个三头叉的冰钩时，感觉手脚不灵了。
“彼得，”她说，“如果我把绳子放下来，你能抓住吗？”
“也许。我想可以。”
“你能抓紧绳子吗？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拉上来。”
“我不知道。我只有一只手臂能动，另一只压在身体下面了。”
“你能用一只手臂抓住绳子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在半途中抓不住了……”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他听起来好像快哭了。
“好的。”她说，“别担心。”
“我掉进陷阱里了，莎拉！”
“没有。你没有。”
“我是掉进陷阱里了，我他妈的掉进陷阱里了！”他恐慌不已，“我要死在这里了。”
“彼得，别说了。”她一边说，一边将绳子系在自己的腰上，“你会没事的。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用绳子把一个冰钩放下来，”她说，“你能把它钩在哪儿，能不能钩在你的腰带上，”
“不要钩在我的腰带上……不要。我卡在这里了。莎拉，我不能动。我够不着腰带。”
她竭力看清他的处境。他一定是夹在冰中的某个缝里了。想一想都觉得吓人。难怪他惊慌失措。
“彼得，”她说，“你能不能钩住什么东西？”
“我试一试。”
“好的，来了。”她把绳子放下去，说道。冰钩消失在黑暗之中，“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你够得着吗？”
“够不着。”
“好，我给你甩过来吧。”她轻轻地转动手腕。绳子开始横向摆动。铁钩一会儿消失在视线之外，一会儿又出现在视线之内，然后又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不能……一直这样做，莎拉。”
“我可以。”
“我抓不着，莎拉。”
“再试一试。”
“再低点。”
“好的。低多少？”
“大约一英尺。”
“好的。”她放下一英尺，“怎么样？”
“好的，摆一下吧。”
她照做了。她听见他发出哼的一声，但每一次，铁钩都重新回到她的视线之中。
“我抓不住，莎拉。”
“你能抓住。继续加油。”
“我不能。我的手指冻僵了。”
“再试一试，”她说，“又来了。”
“我抓不住。莎拉，我抓不住……嘿！”
“怎么了？”
“我差点儿抓到了。”
她俯视着，看见铁钩回到她的视线中时还在不停地旋转。他摸到铁钩了。
“再来一次，”她说，“你能行。彼得，？”
“我在试，我刚才抓住了，莎拉。我抓住了。”
她宽慰地舒了一口气。
他在黑暗中咳嗽着。她等待着。
“好了。”他说，“我钩在夹克衫上了。”
“哪里？”
“就在前面。胸部的位置。”
她想如果脱钩的话，钩子会钩进他的下巴。“不要，彼得。钩在你的腋窝下。”
“我钩不住，除非你把我拉上来一两英尺。”
“好的。告诉我什么时候拉。”
他咳嗽着，“听着，莎拉。你有那么大力气把我拉上来吗，”
她不愿去想这个问题。她只是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拉上来。当然她不知道他卡得有多紧。但……“有，”她说，“我能把你拉上来。”
“你肯定吗？我体重一百六十磅。”他又咳嗽了一声，“也许还稍重一点。也许有一百七十多磅。”
“我把你拴在了方向盘上。”
“好。但……别让我再掉下来。”
“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彼得。”
一阵沉默。
“你有多重？”
“彼得，你不能问女士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洛杉矶。”
“我们不在洛杉矶。”
“我不知道我有多重，”她说。她当然清楚自己有多重。一百三十七磅。而他比她重三十磅。“但我知道我能把你拉上来，”她说，“你准备好了吗？”
“见鬼。”
“彼得，你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开始吧。”
她拉紧绳子，蹲下来，双脚稳稳地踩在打开的车门的两边。就像比赛开始前的相扑运动员。她知道自己的双腿比两臂要有力得多。这是她惟一可以把他拉上来的办法。她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好了吗？”她说。
“准备好了。”
莎拉站直身体，双腿因为用力开始发热。她拉紧绳子，然后慢慢向上移动——开始时很慢，只有几英寸。但毕竟动了。
终于动了。
“好了，停。停！”
“怎么了？”
“停！”
“好吧。”她正半蹲着。“但我不能这样拉得太久。”
“别这样拉着。放开。解一点。大约三英尺。”
她意识到她一定已经把他从冰缝中拉出来了。他的声音好像有所好转，不再那么恐惧，虽然一直在咳嗽。
“彼得？”
“等一等。我正把钩子钩在我的腰带上。”
“好的……”
“我可以看见上面了，”他说，“我可以看见轮胎了。轮胎在我头顶大约六英尺的地方。”
“好的。”
“你把我拉上来时，绳子会擦着轮胎边。”
“没事的。”她说。
“我会挂在，呃……？”
“我不会松手的。彼得。”
他咳了一阵儿。她等着。他说，“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
“我准备好了。”
“那就在我还没有感到恐惧之前，”他说，“赶紧把我拉上来吧。”
也有难受的时刻。她把他拉上来四英尺之后，他已经摆脱了那个隙口。但她突然要承受他全身的重量。这让她吓了一跳；绳子下滑了三英尺。
他嚎叫起来：“莎——拉！”
她紧紧拽住绳子，不让它下滑。“对不起。”
“他妈的！”
“对不起。”在适应了增加的重量之后，她又开始拉起来。因为用力她嘴里吭哧有声。没过多久，她就看见他的手出现在轮子的上方，他紧紧抓住轮子，开始用力向上拉。接着两只手和头部都出现了。
那一幕让她震惊。他的脸上血迹斑斑，头发乱蓬蓬的。但他笑了。
“继续拉，妹子。”
“我会的，彼得。我会的。”
直到他最终爬进了车子里，莎拉才瘫倒在地板上。她双腿开始剧烈地颤抖。她浑身哆嗦。埃文斯侧躺着，在她身旁咳嗽着，喘息着，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好不容易不再颤抖了。她找到急救箱，开始清洗他的脸。
“只是皮外伤，”她说，“但需要缝合。”
“如果我们永远出不去……”
“我们会出去的，会平安无事的。”
“我很高兴你有信心，”他看着窗外的冰，“你攀过很多次冰山。”
她摇了摇头：“我攀过很多次岩。有什么不同吗？”
“更滑吗？我们上去了又怎么样？”他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去哪儿。”
“我们跟着那个家伙的车辙。”
“如果那些车辙还在那儿的话。如果还没有被吹走的话。你知道，离威德尔至少有七英里或者八英里。”
“彼得。”她说。
“如果暴风雪来临的话，我们呆在这里也许会更好些。”
“我不想呆在这儿。”她说。“如果我要死的话，也要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莎拉很快习惯了靴子上的爬钉，习惯了挥动斧头咬住冰墙，爬出冰隙的过程不算太糟糕。她只花了七八分钟就爬完了这段冰隙，爬到了地面上。
冰面看起来跟以前一模一样。一样昏暗的阳光，一样天地一色的灰色地平线。一样灰色、平淡无奇的世界。
她帮埃文斯爬上来。他的伤口又流血了，他的面罩成了红色，在他艟上已变得僵硬。
“见鬼，太持了，”他说。“你认为是哪条路？”
莎拉看着太阳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然而，是要下落呢，还是要升起？当你在南极时太阳到底代表什么方向？她皱起眉头：她无法弄清，她不敢搞错。
“我们跟着那些车轮的印子吧。”她最后说道。她取下靴子上的爬钉向前走去。
她必须承认，彼得所说的一件事是正确的：冰面上冷得多。
过了半个小时，起风了，风猛烈地刮着；他们不得不前敲着身子，艰难地前行。更糟糕的是，雪花开始他们脚下飞舞。这意味着——
“我们看不见车轮的印子了。”埃文斯说。
“我知道。”
“它们正被吹走。”
“我知道。”有时候他就像一个婴儿。他指望她能对风做些什么，
“我们怎么办？”他说。
“我不知道，彼得。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南极迷过路。”
“嗯，我也没有。”
他们艰难地跋涉着。
“是你要上来的。”
“彼得。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他妈的，过么冷，莎拉。我感觉不到我的鼻子、眼睛、手指或脚趾的存在？——”
“彼得。”她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住嘴！”
他不说话了。他从面罩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的睫毛上结满了白色的冰。
“我也感觉不到自己鼻子的存在了，”莎拉说，“我们要坚持不懈。”
她环顾四周，转了整整一圈，企图掩盖自己越来越深的失望。
大风吹起更多的积雪。车辙更难辨认了。这个世界更加单调，更加灰暗，几乎没有层次感。如果这种天气持续下去的话，他们很快就会看不清地面，也无法避开冰隙。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呆在原地不动。
在这不知何处的冰原之中。
他说，“你生气的时候很漂亮，你知道吗？”
“彼得，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本来就是。”
她开始向前走，眼睛看着地面，想看清车轮的印子。“快点，彼得。”
也许路上的车辙很快会恢复。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暴风雪中就比较容易找到路。走起来就会更加安全。
“我想我坠人爱河了，莎拉。”
“彼得……”
“我必须告诉你。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他又开始咳嗽起来。
“节省些力气吧，彼得。”
“他妈的真冷。”
他们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不再说话。风怒吼着。莎拉的皮大衣紧紧贴在她身上。向前走越来越难。但她锐意向前，不知道这样走了多远，后来她抬起一只手，停住了。埃文斯一定没能看见她，因为他走在后面，一边咕哝，一边停了下来。
他们必须把脑袋凑在一块儿，在风中大声叫喊着才能听清对方的话。
“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她大声喊道。
“我知道！”
然后，由于不知如何是好，她就坐在地上把两腿拉起来，把头放在膝盖上，克制住自己要哭的冲动。风越来越大。现在正发出凄厉的尖叫声。空中是密密麻麻的飞舞的雪花。
埃文斯在她身旁坐下来。“我们他妈的要死了。”他说。
９ 剪切区域
１０月６日，星期三
下午５时０２分
她开始哆嗦，起初只是突然哆嗦一下，接着几乎哆嗦不止了。她觉得自己要大病一场。滑雪时发生这种情况，她知道意味着什么。她的体温急剧下降，已到危险的程度。身体的哆嗦是使身体暖和起来的一种机械的生理上的努力。
她的牙齿咔嚓作响，说话困难。但她的大脑仍疆然在活动，仍然在寻找一条出路。“难道没有办法建一座雪房子吗？”
埃文斯说了些什么。寒风把他的话很快吹走了。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她说。
他没有回答。
但无论如何为时已晚，她想。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她甚至几乎不能保持用手臂抱住膝盖这个姿势，她颤抖得太厉害了。
她开始昏昏欲睡。
她看了看埃文斯。他侧卧在雪地上。
她用肘推他，让他起来。她用脚踢他。而他却一动不动。她想对他大喊大叫，但她已无能为力，因为她的牙齿磕碰得厉害。
莎拉竭力保持清醒，但渴望睡过去的念头让她无法抗拒。她挣扎着睁开眼睛，使她感到吃惊的是，她眼前快速闪现着她一生中的几幅画面——她的童年、她的母亲、她上幼儿园时所在的班级、芭蕾舞蹈课、高中时的舞会……
她的整个一生在她跟前闪过。就像书上说的在奈顿死前必定要发生的那样。她抬起头来，看见远处有一道亮光，就像他们说的要发生的那样。在一条长长的、黑暗的隧道尽头有一道亮光……
她再也无力反抗了。她躺下来。她对雪地毫无知觉。越来越来亮，现在出现了另外两种亮光：闪烁着的黄色和绿色
黄色和绿色？
她挣扎着想摆脱睡意。她想再次站起来。然而却站不起来。她太虚弱了，手臂僵直。动弹不得。
黄色和绿色的亮光越来越大。在它们中间有道白色的光，非常白，仿佛卤一样。她开始透过旋转的雪花注意一些细节。有一个银色的圆屋顶，一些车轮和几个闪光的字母。这几个字母是——ＮＡＳＡ①
【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缩写。——译者注。】
她咳了一声。从雪地里冒出来一个东西。是某种小型交通工具——大约三英尺高，跟人们星期天推着四处走动的剪草机差不多大。车轮很大，圆屋顶是扁平的，向她开来时嘟嘟地叫着。
事实上，它正要从她身上碾过去。意识到这一点，她并不担心。她没法阻止它。她躺在地上，头晕目眩，漠不关心。车子越来越大。她最后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机械的声音在说，“喂，喂，请让一让。谢谢合作。喂。喂。请让一让……”
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１０ 威德尔站
１O月６日，星期三
晚上８时２２分
黑暗。疼痛。刺耳的声音。
疼痛。
揉搓着。在她的全身，手臂和大腿上。仿佛火在揉擦着她的身体。
她呻吟着。
有一个声音正在说话，冷漠，遥远。好像说的是“咖啡渣”。
揉搓还在继续，轻快、粗糙，让人痛苦不已。一种仿佛沙纸发出的声音——刮擦着，刺耳，让人害怕。
她的脸和嘴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她舐了舐嘴唇。是雪。冰冷的雪。
“堂兄妹？”一个声音说。
“不是。”
这是外语，好像是汉语。莎拉现在听见了几种声音。她极力睁开眼睛可睁不开。她的眼睛被脸上某个重重的东西压着，就像一个面具，或者——
她想伸出手去，可伸不出去。她的四肢被绑着，还在继续揉搓着，揉搓着 ‘’
她呻吟着。她想开口说话。
“新松脑火诺得？”
“动新送。”
“科帕亚沃克。”
疼。
他们给她揉搓着。他们究竟是谁。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中，渐渐地，她的四肢和脸上恢复了知觉。但她并没有感到高兴。疼痛越来越厉害。她感觉自己身上好像到处都火烧火燎的。
那些声音好像在她周围飘浮着，脱离了躯壳。现在声音更多了。四种，五种——她再也搞不清有多少种。听起来好像都是女人的。
她意识到，她们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使她不得安宁。向她体内注射某种东西。隐痛，冰冷。不是太疼，但很冷。
那些声音飘浮着，在她周围飘来飘去。在她头上，在她脚下。粗暴地触摸着她。
它是一个梦。或者是死亡。也许她已经死了，她想。此时对于死亡，她的态度是一种奇怪的超然。疼痛让她感到超然。然后她听见耳边一个女人的声音，离她的耳朵很近，非常清晰。
这个声音说：“莎拉。”
她的嘴唇动了动。
“莎拉，你醒了吗？”
她轻轻地点点头。
“我把冰袋从你脸上上拿走好吗？”
她点点头。压在脸上的重物和面具都取了起来。
“睁开眼睛。慢慢地。”
她慢慢地睁开眼睛。房间里灯光暗淡，四面是白墙。在她旁边有一个显示器和一团绿色的电线。看起来像是医院的病房。一个女人关切地俯视着她。这个女人穿一件白色的护士服和低胸内衣。房间里冷飕飕的。莎拉可以看见她呼出来的气体。
她说：“别说话。”
莎拉便不说话。
“你脱水了。还需要几个小时，我们就能让你的体温渐渐回升。你非常幸运，莎拉。你什么事也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
她感到恐慌。她的嘴唇动了动。舌头干干的，笨笨的。从她喉咙里发出一种嘶嘶的声音。
“别说话，”那个女人说，“现在还太早。你很疼，是吗？我给你注射了一点镇痛剂。”她举起一支注射器，“你的朋友救了你的命，你知道吗。他挣扎着站起来，打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机器人的无线电话。我们这才知道去哪里找你们。”
她的嘴唇动了动。
“他在隔壁。我们想他也会没事的。现在好好休息吧。”
她感到某种冰冷的东西流进自己的血管。
她闭上了眼睛。
１１ 威德尔站
１０月７日，星期四
晚上７时３４分
护士们让彼得·埃文斯一个人留下来穿衣服。他一边观察着自己的伤势，一边慢条斯理地穿衣服。虽然呼吸时肋骨部位仍然很疼。但他断定自己已经没事了。左胸上有一大块淤伤，大腿上也有一大块。肩上有一块难看的紫色伤痕。头皮上有一排伤口的缝线。整个身体僵直，疼痛不已。穿袜穿鞋都是一种折磨。
但他已经没事了。事实上，远远不只是没事了——不知我盘地，他感到焕然一新，几乎是重获新生。在冰原上时，他确信自己快要死了。他是怎么集聚力量站起来的，他不知道。他感到莎拉在踢他，但他没有反应。后来他听见哔哔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看到了“ＮＡＳＡ”几个字母。
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是某种交通工具，所以一定有个司机。它的前轮在离他几英寸远的地方停下来。他扶着车轮，想站起来，两手紧紧抓住车上的柱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司机不下来帮他。终于，他在呼啸的寒风中站了起来。他发现这辆车很矮，呈球茎状，不过四英尺高。太小了，人不可能进去操作——它是个机器人。他抹去那个像圆屋顶外壳上的积雪。上面的文字是，“国家航空航天局陨石勘测遥控车。”
这辆车开口说话了，翻来覆去地重复着录制好的那些话。由于风太大，埃文斯听不明白它在说些什么。他抹掉积雪。心想一定有某种传达信息的方法，某种电线。某种——
接着他摸到了一块带有一个指孔的面板。他将面板打开，看见里面有一部电话——一部普通电话的听筒，鲜红色。他拿起听筒，凑到结冰的面罩前。尽管他什么也听不见，但他还是说道：“喂？喂？”
他再也说不出别的来了。
他又一次垮了下来。
护士们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把信号发给“爱国者山”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知了威德尔，威德尔派了一支搜索队，十分钟之内就找到了他们，他们两个都还活着，也仅仅是活着而已。
那是二十四个多小时后前的事了。
医疗队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让他们的体温恢复正常，因为护士说，必须慢慢来。他们告诉埃文斯他会没事儿的。但他可能会失去一两根脚趾。这要等等看。可能要几天时间。
他的脚上打着绷带，脚趾上上了保护性夹板。一般的鞋子穿不进去，他们就给他找了一双特大号运动鞋，就像棒球运动员穿的那种。埃文斯穿上之后，那双脚不仅显得奇大，而且像个小丑。但他只能穿这种鞋，因为不疼。
他试着站了起来。虽然有些颤抖，但还行。
护士回来了：“饿了吗？”
他摇摇头：“没有。”
“疼吗？”
他摇摇头：“你知道，全身都疼。”
“还会更疼的，”她说。她给他一小瓶药片，“如果需要的话，每四个小时吃一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也许需要它来帮助睡眠。”
“莎拉怎么样？”
“莎拉还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科内尔去哪儿了？”
“我想他在计算机室。”
“朝哪边走？”
她说：“也许你最好靠在我肩上……”
“我没事儿，”他说，“只要告诉我朝哪边走就行了。”
她指了指，他开始向前走。他摇晃得厉害，自己竟然不知不觉。他的肌肉还不太对劲，他觉得自己浑身虚弱。他开始向下倒去。那个护士迅速俯下身，扶住他的肩膀。
“我说什么来着，”她说，“我带你去找他嘛。”
这一次他没有反对。
科内尔跟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站长麦克格雷戈尔和三泳·塔帕坐在电脑室里。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僵硬。
“我们找到他了，”科内尔指着电脑显示屏，说道，“认识你这位朋友吗？”
埃文斯看着屏幕。“对，”他说，“就是那个杂种。”
屏幕上是埃文斯认识的那个叫波尔顿的人。但屏幕上的身份表格里写的名字是大卫·Ｒ·凯恩。二十六岁。出生于明尼阿波利斯。巴黎圣母院的学士；密执安大学的硕士。现况：密执安大学海洋学博士候选人。研究课题：借助全球定位系统传感器测量罗斯冰架移动的动力学。论文指导教师／项目指导：密执安大学詹姆斯·布鲁斯特。
“他叫凯恩，”威德尔站的站长说，“他已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跟布鲁斯特在一起。”
“他现在在哪里？”埃文斯阴着脸说。
“不知道。他今天没有回到站里来。布鲁斯特也没有。我们认为他们也许去了麦克莫多，搭乘早班飞机去的。我们给麦克莫多那边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查一查飞机的情况，他们还没有给我们答复。”
“你肯定他不在这儿了？”埃文斯说。
“非常肯定。你要有身份证才能打开外面这些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知道谁在那儿。无论是凯恩还是布鲁斯特，在过去十二小时里都没有开过这些门。他们不在这儿。”
“所以你认为他们也许在飞机上？”
“麦克莫多塔台不敢肯定。他们对于每天的运输情况都是相当随意的——如果有人想走，他们跳上飞机就走。这是一种Ｃ—１３０飞机，因此总有许多位置。你知道，许多拿研究津贴的人不能在研究期间离开，但人们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事时，他们还是可以回大陆的。所以他们走了，又回来了。没有任何记录。”
“我想起来了，”科内尔说，“布鲁斯特是跟两个研究生一起来这里的。另一个去哪儿了？”
“有意思的是，他昨天就离开麦克莫多了。你到达的那天。”
“所以他们都走了，”科内尔说，“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非常聪明。”他看了看表，“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留下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留有东西的话。”
门上的名字写着“大卫·凯恩，密执安大学”。
埃文斯推开门，房间很小，床上没有整理，一张小书桌上胡乱地堆了一摞文件和四罐减肥可乐。墙角处有一只打开的手提箱。
“我们开始吧，”科内尔说，“我检查床和手提箱，你检查桌子。”
埃文斯开始检查桌上的那些文件，似乎都是研究论文的复印件。有的上面盖着密执安大学地质图书馆几个字，后面是一个数字。
“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他们把这些文件拿给科内尔看时，他这样说道。“这些文件都是他随身带着的。还有别的吗？有什么私人物品？”
埃文斯没有发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有些文件用黄颜色记号标出来，以示突出。还有一堆３×５英寸的卡片，有的卡片上面做了记录。这些似乎是真的，与那叠文件有关。
“你认为这个人不是真正的研究生？”
“很可能。我表示怀疑。生态恐怖分子通常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还有冰川流动的照片以及各种各样的卫星图像。埃文斯马马虎虎地一掠而过。但看到其中一张时，他停了下来：
吸引他眼球的是图片的说明。
“听着，”他说，“在那四个位置中，有没有一个叫做‘蝎子’的？”
“有啊……”
“就在这儿，在南极，”埃文斯说，“看看这个。”
科内尔正要说，“但不可能——”突然又停住了。“这太有趣了，彼得。干得漂亮。在邪恶东西里面吗，很好。还有别的吗，”
尽管埃文斯不喜欢他，但他的肯定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快速搜索着。
过了一会儿，他说：“是的。还有一张。”
“基本模式跟第一张一模一样，露出地面的岩层，”埃文斯兴奋地说，“我不明白这些虚线……要么是路，要么是冰被雪覆盖的岩层？”
“是的，”科内尔说，“我认为那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这些照片是航拍的。那么就一定有办法对他们追根溯源。你觉不觉得这些数字是某种提示？”
“毫无疑问。”科内尔掏出一个小型放大镜，对着图像凝神细看，“对，彼得。干得非常漂亮。”
埃文斯容光焕发。
麦克格雷戈尔站在门口说：“你们找到什么了吗？需要我帮忙吗？”
“我想不需要，”科内尔说，“我们自己会处理。”
埃文斯说：“也许他会识别——”
“不要，”科内尔说，“我们可以把身份证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图像资料中拿出来。我们继续吧。”
他们又一声不响地搜了几分钟。
科内尔拿出一把随身小折刀，划开布鲁斯特办公室角落里那只敞开的手提箱的衬里。“啊。”他伸直身子。在他的手指间握着两只弧形的白色橡皮。
“是什么？”埃文斯说，“是硅吗？”
“或者是跟它非常相似的东西，至少是一种软的塑料制品。”科内尔似乎非常满意。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埃文斯说。
“我不知道。”科内尔说完继续搜查那只手提箱。
埃文斯心里在想科内尔为什么那么满意。也许在麦克格雷戈尔面前，他不想把他知道的东西说出来。么？它们可能用来干什么？
埃文斯又检查了一遍桌上的那些文件，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他把台灯拿起来，看了看底部。他蹲下来在桌子底下查看了一番，以防有录音。但一无所获。
科内尔关上手提箱：“跟我想的一样，没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找到了这么多东西。”他转向麦克格雷戈尔。“三泳去哪儿了？”
“在服务器室，按你的要求——切断布鲁斯特及其小组与系统的联系。”
“服务器室”几乎还没有一个储藏室大。两个架子上的处理器一直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也就是平常可拉电线的网眼天花板。房子里有一个主机终端，放在一张小钢桌上。三泳挤在里面，看起来非常沮丧，在他旁边还有威德尔站的一个技师。
科内尔和埃文斯站在外面的走廊里。埃文斯感觉站起来时稳多了，他非常高兴。他又很快恢复了元气。
“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三泳对科内尔说，“这里提供储存个人物品的地方，无线电和网络连接。而这三个人知道如何利用它。很显然，跟布鲁斯特在一起的第三个人是搞计算机的。他到这里的一天之内，就进入了系统的核心部分，在所有的地方都装上了后门和特洛伊病毒。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正在设法搞清楚。”
“他也加上了几个假用户。”那个技师说。
“大约有二十个。”三泳说，“对这些我倒不担心。他们也许就是——虚拟的。如果这个家伙聪明的话——他也确实聪明，就应该让自己能够通过一个现有的用户进入系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不被觉察。现在我们正在寻找上个星期添加的一个新的二级密码的用户。但这套系统维护功能不多，运行速度很慢。”
“那些特洛伊病毒呢？”科内尔说，“是怎么定时的？”
用计算机行业的行话来说，一个特洛伊病毒就是装在系统中的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程序。其目的是在以后某个时间醒来，执行某些指令。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人赢得特洛伊战争所采用的方法——制造一匹巨大的木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特洛伊人。木马进入特洛伊的城内之后，躲在木马里面的希腊士兵一涌而出，攻克了特洛伊。
一个著名的特洛伊病毒是由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装上去的。在他被解雇三个月后，他将跟一桩生意有关的所有的硬盘清洗一空。特洛伊病毒有许多变种。
“我找到的那些定的时间都很短，”三泳说，“从现在开始一两天之后。我们也发现一个病毒是从现在算起三天之后。这之后就没有了。”
“这么说来，正如我们所料。”科内尔说。
“正是。”三泳点点头，说，“他们想要它马上发生。”
“想要什么？”埃文斯说。
“那座冰山的分离。”科内尔说。
“为什么要马上，他们还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这里。但是，不管怎么说，时间是由另外的人确定的。”
“是吗，什么？”埃文斯说。
科内尔看了他一眼：“我们以后再细谈。”他转向三泳，“无线电的连接情况如何？”
“我们立刻切断所有的直线连接，”他说，“我猜想你在大陆上就是干这一行的。”
“是的。”科内尔说。
“你在大陆干什么？”埃文斯说。
“随意切断通话者的电话。”
“切断什么？”
“回头再说。”
“所以我们是多余的。”三泳说。
“不。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潜伏在这里，破坏我们的工作。”
“我希望没有人，”埃文斯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说的是什么……”
“呆会儿。”科内尔说。这一次他的目光是严厉的。
埃文斯不说话了。他感觉自己受了一点伤害。
麦克格雷戈尔说：“琼斯夫人醒了。正在穿衣服。”
“好的，”科内尔说。“我相信这里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小时后出发。”
“去哪儿？”埃文斯说。
“我想去哪儿是显而易见的。”科内尔说，“芬兰的赫尔辛基。”
１２ 在路上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早上６时０４分
飞机穿越耀眼的晨光，向回飞去。莎拉在睡觉作着。科内尔凝视着窗外。
埃文斯说：“好吧，你要切断什么？”
“锥形炸药，”科内尔说，“他们的分布很精确，每隔四百来一个。我任意切断了五十个，大多是东边那一头的。那已足以阻止驻波的产生了。”
“所以，就没有冰山的破裂了。”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赫尔辛基？”
“我们不去赫尔辛基。我那样说是考虑到那个技师。我们要去洛杉矶。”
“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洛杉矶？”
“因为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举办的气候突变研讨会即将在那里举行。”
“这都与这次会议有关吗？”
科内尔点点头。
“这些家伙企图让冰山分离，与这次会议形成巧合？”
“没错。这都是他们策划的媒体宣传的一部分。你安排一次有较好视觉效果的活动，强化研讨会的这个观点。”
“你对此似乎非常镇定。”埃文斯说。
“这是处理事情应有的方式，彼得。”科内尔耸耸肩，“你知道，公众对环保问题的注意并不是偶然的。”
“什么意思？”
“嗯，拿你最担心的全球变暖来说吧。全球变暖是杰出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在１９８８年突然宣布的。他在以参议员科罗拉多的沃斯为首的两院联席会议上作了陈述。当时听证会计划六月举行，所以汉森就能在酷热难当的热浪中进行他的慷慨陈词了。所以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埃文斯说，“这是合理合法的，利用政府的听证会让公众意识——”
“是吗？那么你是在说，在你思想当中，政府的听证会和记者招待会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事实。无疑受到了操控，但汉森的陈述并不是在宣传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媒体操纵的惟一例子。别忘了１９９５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报告在最后一分钟所做的改动。”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什么最后一分钟的改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朱，联合国就气候的变化成立了政府间专门委员会。那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正如你所知——就是一大堆官僚和被官僚们牵着鼻子走的科学家。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由于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将跟踪对气候的研究，每隔几年发表一些报告。１９９０年的第一份评估报告说，要探测人类对气候的影响非常难，虽然大家都关心这种影响可能存在。然而，１９９５年的报告却深信不疑地宣布，现在气候中存在着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你还记得吗？”
“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
“１９９５年总结报告中的‘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是科学家们回家后才写进去的。原来的文献中说，科学家们无法准确地探明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探明。他们明确表示，‘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被删掉之后，被‘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确实存在’这句话代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真的吗？”埃文斯说。
“真的。当时对文献的改动在科学家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反对的，有支持的。如果你读一下他们的主张和反对他们主张的主张，你会弄不清谁说的是真话。然而，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原来的文献以及做过改动的地方，然后你自己判断吧。看一看这些做过改动的地方，你就会非常清楚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什么科学组织。”
埃文斯皱起眉头。他不知如何回答。当然，他听说过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虽然所知不多……
“但我的问题更为简单，彼得。如果某件事情是真的，如果某件真的事情需要采取行动，为什么有些人要夸大他们的主张，为什么要精心策划媒体宣传？”
“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你，”埃文斯说，“媒体是一个拥挤的市场。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条信息对人们进行轰炸。你必须大声地说——是的，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如果你想引起他们注意的话。企图调动整个世界去签署《京都议定书》。”
“让我们考虑一下。１９８８年夏天汉森宣布全球变暖这个观点时，他预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气温会上升零点三五摄氏度。你知道实际上升了多少吗？”
“我相信你会告诉我比这个要低。”
“低得多，彼得。汉森博士高估了百分之三百。实际只上升了零点一度，”
“好。但确实上升了。”
“做完陈述十年以后，他说人们对左右气候变化的力量了解得太少了，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
“他没有那样说。”
科内尔叹了一口气。“三泳？”
三泳连连敲着手提电脑。“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国家科学院的记录。”
“汉森没有说预测不可能。”
“他说，促使气候长期变化的力量还没有清楚到可以用它来阐释未来气候变化的程度。他辩解说，将来，科学家应该使用多种方式来对一系列气候变化的结果进行阐释。”
“那不一定——”
“别再诡辩了，”科内尔说，“他说过这样的话。在瓦努图案件中，你为什么认为贝尔德会替他的证言担忧？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你怎么对这句话进行重新组织，它所包括的有限的知识是很清楚的。这样的例子绝不只此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本身就制造了许多这样的句子。”
“但汉森仍然相信全球变暖。”
“是的，他相信。他１９９８年的预言，”科内尔说，“百分之三百的错误。”
“那又怎么样？”
“你忽略了这么大的错误后面的影响，”科内尔说，“如果跟其他领域比较起来的话。比如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携带‘漫游号火星’的火箭时，‘漫游’会在加利福尼亚下午八点十一分钟降落到火星上。而事实上，它的降落时间是下午八点三十五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误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不错。有些事情你必须估计。”
“你的话绝对正确。”科内尔说，“人们自始至终都在估计，估计销售额，估计利润额，估计运货的日期，估计——顺便问一句，你估计自己要给政府交多少税吗？”
“估计。每个季度都要估计。”
“嗯，没有一定之规——”
“彼得，精确到多少才不至于被罚款？”
“也许百分之十五。”
“所以如果你差了百分之三百，你就会被罚款。”
“是的。”
“汉森就相差了百分之三百。”
“气候不是一个纳税申报单。”
“在现实世界中，”科内尔说，“错了百分之三百，就可以看成上飞机时飞行员说要飞三个小时，但你一个小时就到了，你认为那个飞行员怎么样？”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气候比这个要复杂多了。”
“是的，彼得。气候是复杂多了。复杂到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言将来的气候。即使，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此付出努力。耗资数十亿。你为什么要抗拒那个不安的事实？”
“天气预言要好多了，”埃文斯说，“因为运用了计算机的缘故。”
“是的。天气预告有了改善。但没有人会去预言十几天后的天气。相反计算机模拟正在预言一百年后的气温。甚至是一千年、三千年后的气温。”
“有计算机模拟会好一些。”
“它们是无法论证的。瞧，”科内尔说。“全球气候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大约每四年发生一次。但气候模拟无法预见到它们——无法预见它们发生的时间、持续的时间或它们的强度。如果你预言不了厄尔尼诺现象，那么你模拟的结果在其他领域的预言价值就会受到怀疑。”
“我听说他们能预言厄尔尼诺现象。”
“１９９８年有人这样声明。但并非事实。”科内尔摇头，“气候科学还没有诞生，彼得。有朝一日它会的。但不是现在。”
１３ 去洛杉矶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下午２时２２分
又过了一个小时。三泳一直在手提电脑上工作着。科内尔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盯着窗外。对此，三泳已经习惯。他知道科内尔可以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个小时。三泳开口骂人的时候，他才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
“怎么了？”科内尔说。
“连接卫星的网络断了。总是时断时续。”
“你能不能跟踪那些图像？”
“能，没问题。我已经镇定了位置。埃文斯真的认为这些图像来自南极吗？”
“是的。他认为照片上是雪地里露出地面的岩层。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个位置，”三泳说，“实际上是一个叫做雷索卢申湾的地方，位于格瑞达的东北部。”
“离洛杉矶有多远？”
“大约六千海里。”
“所以传播时间是十二或十三小时。”
“是。”
“我们稍后来考虑这个吧，”科内尔说。“首先我们来解决一些其他问题。”
彼得·埃文斯时睡时醒。把飞机上的一个座位放平就成了他的一张床，床的中间有一条缝，正好在他臀部的位置。他翻来覆去，在醒来的短暂时间里，他听见科内尔和三泳在飞机后舱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他无法听清谈话的全部内容。但他听到的已经够多了。
因为我需要他去做。
他会拒绝的，约翰。
不管你喜不喜欢……埃文斯处于这一切的核心位置。
彼得·埃文斯突然醒来。现在他努力去听。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没有不同意他的观点。
实际位置……雷索卢中湾……格瑞达。
多远……
……千英里……
……传播时间……十三小时……
他想：传播时间？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他倏地跳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科内尔并不吃惊：“睡得好吗？”
“不好，”埃文斯说，“我睡得不好。我认为你应该给我做些解释。”
“解释什么？”
“比如，卫星图像。”
“在那间屋子里，在其他人面前，我无法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科内尔说，“我不愿意打断你的热情。”
埃文斯走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好吧。这些照片上是什么？”
三泳把手提电脑轻轻转过来，给埃文斯看。“不要感到不愉快。你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怀疑。这些图像是照片的底片。人们经常这样使用底片，以形成对比。”
“底片……”
“黑色的石头实际上是白的。它们是云。”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
“那个大陆块是什么？”
“它是一个名叫格瑞达的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的南部。”
“它……”
“远离新几内亚岛海岸。在澳大利亚北部。”
“所以这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埃文斯说，“这个家伙在南极，却握着一个太平洋岛屿的照片。”
“对。”
“那么蝎子的意思是……”
“我们不知道，”三泳说，“这个位置在图表上叫做雷索卢申湾。但在当地也许被叫做蝎子湾。”
“他们准备在那儿干什么？”
科内尔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听见你们在谈传播时间。什么传播时间？”
“实际上，你听错了，”科内尔和蔼地说，“我说的是审问时间。”
“审问时间？”埃文斯说。
“对。我们希望至少能认出在南极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照片我们都有。我们这些照片很精确，因为在基地，有人见过他们。但是，我担心我们的运气不好。”
三泳解释说他们已将布鲁斯特和那两个研究生的照片传到了华盛顿的几个数据库中，模式识别计算机把他们跟一些有犯罪记录的人进行了对比。你运气好的时候，计算机就能找到相应的人。而这次，没有相应的人传过来。
“已经几个小时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运气不好。”
“不出我们所料。”科内尔说。
“是的，”三泳说，“不出我们所料。”
“因为这些人没有犯罪记录？”埃文斯说。
“不，他们很可能有。”
“那为什么没有找到相应的人！
“因为这是一场网络战争，”科内尔说，“正在这时，我们断线了。”
１４ 去洛杉矶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下午３时２７分
在媒体的各种报道中，科内尔解释道，环境解放阵线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松散的环境恐怖分子协会。他们以小组形式出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利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手段来搞破坏，如制造火灾、毁坏停车场的豪华轿车等等。
事实与此有相当大的出入。环境解放阵线的成员被逮捕的只有一个——一个在圣克鲁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的二十九岁的研究生。他在破坏加利福尼亚埃尔塞贡多的一个石油钻塔时被当场抓获。他否认跟任何小组有联系，坚持自己是单枪匹马行动的。
让当局感到头痛的是，他额头上戴的一个东西改变了他脑袋的模样，使他的眉毛明显地突出来。他还戴着假耳朵。让人心烦的是，这些虽然起不了多少伪装作用，但它使人联想到他知道很多政府采用的模式匹配的程序。
这些程序是用来查看面部毛发——假发，络腮胡子以及小胡子的变化的——因为这些都是最为普通的伪装方法。这些毛发还可以用来掩盖年龄上的变化，比如脸上增加的赘肉、萎靡的神情和后退的发际线。
但是，耳朵不会变。前额不会变。所以，这些程序依靠耳朵的结构和前额的形状是非常有利的。改变脸上这些部位的形状就会导致在电脑上“没有相应的人”。
从圣克鲁斯来的那个家伙知道这些。他知道他接近钻塔时监控器会把他拍下来，所以就改头换面，让计算机查不出他的身份。
同样，威德尔站的三个端我分子运用高科技实施他们的恐怖活动，显然也拥有强大的后盾。他们策划了几个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显然，他们得到了深入彻底的支持，弄到了学业上的证书，运输包装盒上的大学的文字、图案，运输公司把他们的东西运到南极，还弄到了假的网址以及为了做成此事必需的其他细节。无论是计划本身还是实施计划的方式均无幼稚、天真之处。
“他们就要成功了，”科内尔说，“如果乔治·莫顿没有在临死之前，弄到那张数据清单的话。”
所有这一切均意味着，如果环境解放阵线曾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松散的协会的话，那么现在则不是了。现在它是一个精心组织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各成员之间使用了这么多的沟通渠道（电子邮件、手机、无线电和政府消息等）。而总的来说，对这个网络无法进行监测。长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如何处理这样的网络，而企图打击他们势必会导致“网络战争”。
“长期以来，网络战争这个概念只存在于理论上，”科内尔说，“兰德公司研究出了一些成果，但军队中没有人真正关注它。网络敌人，或者网络恐怖分子，或者网络罪犯，这些概念太虚无缥缈，不必为此烦忧。”
但虚无正是网络的特点——流动、易变——打击起来非常困难。你无法渗透进去，若非碰巧，你无法偷听到。你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因为它并不固定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实在的，网络从根本上代表一个薪的对手，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打击它。
“用战争的方法没有效了。”科内尔说，“但不管喜欢与否，我们已置身于一场网络战争之中。”
“你怎么打这场网络战争？”埃文斯说。
“反击一个网络的惟一办法就是与另一个网络结盟。增加监听站。日夜不停地解密。利用网络欺骗和诱捕技巧。”
“比如说？”
“技术上，”科内尔含糊不清地说，“我们依靠日本人充当先锋。他们是这方面的高手。当然同时我们也把触角伸向其他方向。基于我们刚才在威德尔学到的东西。我们有许多办法。”
科内尔让人搜索了数据库，调动了一些国家机构，来调查恐怖分子是从哪里搞到这些证书、加密的无线电发射机、炸药和计算机控制的爆炸定时器的。尽管这些东西非同寻常，但只要给予充足的时间，是可以查到蛛丝马迹的。
“有足够的时间吗？”
“我不知道。”
埃文斯看得出来，科内尔非常担心，“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做？”
“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而已。”科内尔说。
“什么？”
科内尔脸上露出了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