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万律师得有事可做嘛。他们必须每年挣3万美元。别的国家认为我们发疯了。”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看见一块用手写体写的招牌：高级图像实验室，还带有一个箭头。桑德斯带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国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流学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毕业生不会看汽车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文盲。”
我们走到过道的尽头，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懒懒散散，没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学，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样，并且能在二十几岁前赚上100万美元。能赚这么多钞票的唯一途径是当律师、从事银行投资、去华尔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赚钱、无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们想做的事。”
“也许只是在南加州大学才这样。”
“相信我，到处都是一样。大伙儿都在看电视。”
他打开另一扇门，那儿又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旧派，”桑德斯说，“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就在这颗行星上，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服，干我们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走向。而在世界这个小小角落里，”他说，“我们主张少做蠢事。我们分析广播网中的新闻，看他们在录像带上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分析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提出他们在何处施诡计——”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他问，“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带其他人？”
“没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继续飞快地走着。“我老是担心在这儿把人给弄丢了。哦，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实验室。好，这门我刚才离开时就是这样。”
他伸出手来，把门推开。我看着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桑德斯说。
我想这里的一切实在不敢恭维。
这间地下室里铺着生锈的管子，设备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地板上绿色的亚麻油毡有好几处卷了起来，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内到处排列着磨损的木头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两边垂着电线；每张桌子跟前，一个学生面对监视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处在渗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进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说：“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这儿的地下室。我们没有钱使环境变得舒服些，比如说，重修一个天花板。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注意你的头。”
他走进房间。我身高大约180公分，还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进这房间时得低头弯腰。我听到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传来粗厉刺耳的丝丝声。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释道。
“什么？”
“我们在溜冰场的下面。你会习惯它的。实际上，现在就算不错了。每当他们下午练冰球时，那更是嘈杂不堪。”
我们朝屋子的深处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潜水艇里。我扫视着坐在工作台前的学生，他们全都在专心地工作。我们打他们身旁走过时，无人抬头张望。桑德斯问道：“你想复制什么样的录像带？”
“8毫米的日本录像带。保安用的。复制起来也许有困难。”
“困难吗？我看不见得。”桑德斯说，“你知道，我年轻时编了不少早期视频图像增强规则系统。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统曾经是人人使用的方法。当时我是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在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工作。不，不，我们能够复制。”
我递给他一盘录像带。他看了看：“漂亮的小东西。”
我问：“你的系统后来怎么啦？”
“我的系统没什么商业价值。”他说，“80年代像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一些美国公司完全放弃了商业电子产品。我的图像增强系统在美国没有多少用处。”他耸了耸肩。“因此，我设法把它卖给日本的索尼公司。”
“后来呢？”
“可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它的专利权。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掌握了这方法？”
“不，他们只是获得了专利权。在日本，争取专利权是一场战斗。日本人对专利像着了迷似的。他们有一套奇怪的体系。在日本要花8年时间才能得到一项专利，而你的申请18个月后就已经公诸于众，打那以后专利税就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当然，日本与美国并没有互惠特许协议。这是保持他们优势的一种办法。”
“不管怎么说，我到日本时，发现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拥有一些相关的专利权。他们取得了‘泛专利权’，也就是说，他们取得了一些可能相关专利的使用权。他们没有权力运用我的系统——但是我发现我也没有权力使用那些技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对我的发明的使用专利权。”他耸耸肩。“这种情况太复杂，难以解释清楚。不管怎样，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发明了更加复杂的视频软件，远远超过了我们使用的软件。现在他们比我们先进好多年，然而我们却还在这实验室里奋力挣扎。哦，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吗？”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计算机控制台前抬起头来。她长着一头黑发，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她的脸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挡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说道，那声音听起来很惊讶。“特里萨，丹在哪里？”
“在准备一门期中考试呢。”特里萨说，“我在帮着运算实时级数，快结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学生的年纪要大些，但我很难说清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这肯定不是因为她的那身打扮。她头上扎一根颜色鲜艳的束发带，身穿U2式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夹克。她那镇定自若的神态使她看上去比较老成。
“你能再干点儿别的吗？”桑德斯问道，一边绕过工作台，去看监视屏。“我们现在有件急活儿要做。我们得帮助警察解决难题。”我跟着桑德斯，低头避开管子。
“我想，当然可以啰。”这个女人说道，并开始关上桌上的装置。起先，她的背朝着我。最后，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脸。她肤色很深，看上去像混血儿，也许是欧亚混血吧。她实际上美极了，就像是杂志上的那些高颧骨的女模特儿。我一时感到有些困惑，因为这女人太漂亮，不像是在地下室的电子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类人。这实在不合情理。
“你跟特里萨·朝熊打个招呼！”桑德斯说，“她是唯一在这里工作的日本毕业生。”
“嗨。”我说。我满脸涨得通红，感到自己太愚蠢。这消息对我说来得太突然。从各方面考虑，我宁可不要一个日本人来处理这些录像带。但是她的名字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她看上去也不像日本人，倒像欧亚混血儿，也许有点儿像日本人。她看上去很有异国情调，甚至可能是——
“早上好，中尉！”她说着伸出左手来和我握手。她的手从旁边伸过来，就像有人右手受伤时所做的那样。
我和她握握手：“你好，朝熊小姐。”
“特里萨。”
“好吧。”
“她不漂亮吗？”桑德斯问道，做出由衷赞美的样子。“漂亮极了。”
“是呀！”我说，“你不是模特儿，真让我感到惊讶。”
这时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她迅速地转过身去。
“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
桑德斯急急忙忙插进来说：“特里萨，史密斯中尉需要我们复制一些录像带。就是这些带子。”
桑德斯将一盘带子递给她。她用左手接住录像带，把它放到亮处。她右臂的肘部依然弯曲着，右手紧紧贴在腰上。接着，我看出她的右臂是萎缩的，从那牛仔夹克的袖子里露出了一截残肢，看上去像是吃了瑟里多迈德后生出的婴儿的手臂。
“很有趣，”她说道，眯眼看着这盘录像带，“8毫米高密度带。这也许就是我们听说的那种专利数据编排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增强实时图像的能力。”
“抱歉！我并不懂。”我说。我感到自己真傻，说什么关于模特儿的事。我把手伸进我的箱子里，拿出了放像机。
特里萨立即拿出螺丝刀，打开盖子。她弯下腰来看着里面。我看到一块绿色的线路板、一台黑色的发动机和三只小水晶圆筒。“唔，这是一套新装置。棒极了！桑德斯博士，你看，他们只用了3个磁头工作。这块线路板肯定是产生红绿蓝光的组件，因为在这里——你认为这是压缩线路吗？”
“可能是数字模拟变频器，”桑德斯说，“十分整齐，如此之小。”他转向我，举起箱子。“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把东西做成这样，而我们却不能吗？他们在不断地改进。一个审慎的、耐心的、连续不断的优化过程。每年，产品质量提高一些，体积变小一些，价格降低一些。美国人可不那么想。美国人总是期望数量的飞跃，大幅度地前进。美国人试图来个本垒打，把球击出场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却是整天地搞一垒打，从不贪图休息。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
他转动着圆筒，称赞了一番，一边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子。最后，我说：“你们能复制这些录像带吗？”
“没问题。”特里萨说，“根据这个变频器，我们能使信号从这台机器发出，把它输入你希望输入的任何传播媒介上。你要哪种制式？”
“要VHS。”我说。
“那容易。”她说。
“图像能保证准确吗？喷气推进器实验室的人说，他们无法保证复制图像的准确性。”
“噢，见鬼！喷气推进器实验室，”桑德斯说，“他们为政府干活，因此他们才那样说。我们这里是干实事的，特里萨，是不是呀？”
特里萨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我看见她一边用她那条残肢稳住箱子，一边用那只好手快速地移动插头线和电缆。像许多残疾人那样，她的动作是如此娴熟，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她失去了右手。她很快就把小放像机接到了另一台录像机以及几台不同型号的监视器上。
“这些是干什么用的？”
“检查信号。”
“你是指放图像？”
“不，那边那台太监视屏将显示图像。其它的监视屏供我查看信号特征、数据图表，即图像被录到录像带上的方式。”
我问道：“你一定得那样做吗？”
“不，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十分好奇，他们是怎样建立高密度形式的。”
桑德斯对我说：“这带子是哪儿来的？”
“是从办公室的保安摄像机上录制下来的。”
“是不是原始带？”
“我想是的，怎么？”
“嗯，若是原始带，我们得格外小心才是。”桑德斯说。他向特里萨交待道：“我们不想安装任何反馈环，以免搞坏带子表面，或是造成信号泄漏，损害数字系统的完整性。”
“不必担心，”她说，“我会处理好的。”她指指她的装置。“看看这个，它会对阻抗转换发出警告。而且我正在监视主信息处理机。”
“好。”桑德斯说。他像一位骄傲的父亲那样微笑着。
“这需要多长时间？”我问。
“一会儿。我们可以快速确定信号。速率极限是放像装置的功能，它似乎可以快速扫瞄录像带。因此，每一盘录像带只需两三分钟。”
我看了看表：“我10点30分有个约会，不能迟到，但我又不想丢下这些……”
“你需要复制全部录像带吗？”
“实际上，仅仅5盘录像带是关键。”
“那我们就先复制那5盘吧。”
我们一盒接一盒地把每一盘录像带都先放了几秒钟，寻找在46层楼上拍摄的那5盘带子。每盘录像带一转动，我就看到摄像机拍摄的图像显示在特里萨桌上的中心监视屏上。在旁边的监视器上，信号图像上下来回跳动着，就像一个强化管理装置。我向特里萨提及这一点。
“差不多是这样，”她说，“这是对影像的强化处理。”她取出录像带，又放入另一盘录像带，开始放像。“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说这些都是原始带？不对，它们都是复制品。”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终结署名。”
特里萨俯身于装置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信号曲线，一边不断用旋纽和调节盘调节着。
“我想，你们拿到的就是复制品，不错。”桑德斯说道。他向我转过身子。“你知道，视频复制品的图像难以检测，原先的录像带经过若干次复制后，效果变差，但是用这种数字系统来复制，就没有任何差异。每一个复制品与原带确实都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录像带都是复制的？”
“特里萨不是在看图像，”桑德斯说道，“她是在观察信号。即使我们无法从图像来检测一盘复制带，我们有时仍然能断定，这些图像是不是摄像机直接摄下的，还是转录过的。”
我摇摇头。
特里萨说道：“这与录像带在头半秒钟中显示的信号有关。要是录像的视频信号先于回放的视频信号，那么重放装置启动时，输出信号中有时会有轻微的波动。这是机械装置造成的：重放装置的电动机不能一下子同速的缘故。重放装置中配有电子线路把这种作用缩小到最低程度，但间隙始终存在。”
“这就是你要测定的信号？”
她点点头。“这叫终结署名。”
桑德斯说：“要是信号来自摄像机，摄制的原始带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摄像机没有这种传动装置，摄像机总是立即达到某个速度的。”
我皱皱眉。“所以那些录像带是复制的。”
“情况很糟吗？”
“我不知道。如果它们是复制的，它们也就可能被做了手脚，是不是？”
“从理论上讲，是的，”桑德斯说，“在操作时我们得非常小心。要加以肯定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带子来自一家日本公司吗？”
“是的。”
“中本公司的？”
我点点头。“不错。”
“坦率地说，他们把复制品给你，我一点儿不感到惊奇，”桑德斯说，“这些日本人非常谨慎，他们不信任外人。在美国的日本公司的感受与我们在尼日利亚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他们被野蛮人包围着。”
“嗨。”特里萨说。
“抱歉！”桑德斯说，“不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日本人认为他们必须容忍我们，包括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迟钝、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无能。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如果这些录像带有什么法律价值的话，那么他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把原始带交给像你这样的野蛮警察。他们绝不会那样做，他们会给你复制品，保留原始带，以便在为他们自己辩护时使用。他们深信，不管怎么说，凭你们落后的视频技术，你是决不可能察觉它是复制品的。”
我又皱皱眉头。“复制这些录像带需要多长时间？”
“要不了多长时间，”桑德斯摇摇头说，“特里萨正在校验。5分钟一盘。我想日本人能复制得更快一些。嗯，两三分钟复制一盘。”
“要是这样，他们昨晚就有充裕的时间去复制录像带。”
我们讲话时，特里萨继续把录像带移来移去，看看每一盘带子的前面部分。一出现图像，她便朝我望一下。我总是摇摇头。我看到了各台不同的保安摄像机摄下的图像。终于，第一盘来自46层楼上的录像带出现了，那是我曾经见过的熟悉的办公室图像。
“这是其中的一盘。”
“好。我们开始了。把它录制到VHS带上。”特里萨开始复制第一盘带子。她快速放著录像带。图像激烈地跳动着。旁边的监视器屏幕上，信号也在急促地跳跃。
特里萨问道：“这与昨晚的谋杀有关吗？”
“是的。你听说了那场谋杀？”
她耸耸肩。“我从新闻上看到的。那凶手在车祸中撞死了？”
“是的。”我说。
她转过身去。她的面部轮廓惊人地漂亮，高高的颧骨，曲线引人注目。我想起埃迪·坂村是个人人皆知的花花公子，便问道：“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答道。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道：“他是日本人。”
瞬间里，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特里萨和桑德斯好像都知道某件事，然而我却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如何打听才好，只好看著录像。
我又一次看到阳光爬过地板。当办公室里的职员渐渐离开时，灯亮了起来。此刻，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接着，谢里尔·奥斯汀快速来到了。她身后跟随着一个男人。他们热烈地亲吻。
“啊哈，”桑德斯说，“是这个吗？”
“是的。”
他皱着眉头看着动作的进展。“你的意思是那谋杀被拍下来了？”
“不错，是几架摄像机同时拍下的。”我说。
“你在开玩笑。”
桑德斯陷入了沉默，继续看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图像变化十分迅速，除了基本情节外，其余很难看清。他们两人朝会议室走去。她突然的挣扎。他迫使她倒在桌子上。他匆匆地离开房间。
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看著录像。
我看了一下特里萨。她毫无表情。图像反映在她的眼镜里。
埃迪走过镜子，向黑暗的过道走去。录像带放完后，跳了出来。
“这只是一盘录像带。你说有不只一架摄像机在拍摄。总共有几架？”
“我想有5架。”我说。
她把标签贴在第一盘录像带盒上，又把第二盘录像带插进机器里，进行快速复制。
我问道：“这些复制品精确无误吗？”
“噢，当然。”
“所以它们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皱皱眉头。“什么意义的法律作用？”
“嗯，作为证据，在法院——”
“不，”桑德斯说道，“法院不会把这些录像作为证据的。”
“不过，要是这些是准确的复制品——”
“和这没关系。所有的摄影制品，包括录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证据。”
“我可没有听说过。”我说。
“这还没有实施呢。”桑德斯说，“诉讼法还不很明确。不过，就快实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采用数字系统可以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记得吗？多年前，苏联人是如何从他们五一节出场的领导人队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这在过去一直是项剪剪贴贴的工作——你总是能发现其中的破绽。留下的人物两肩之间会可笑地有着空间。或者后墙变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坏的地方有人企图修饰的痕迹。不管怎么说，你是能看出来的——相当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经变了样，整个事情十分可笑。”
“我记得。”我说。
“过去，照片总是相当精确，因为它们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认为照片再现现实。然而，近几年来，计算机使我们能天衣无缝地更换摄影图像。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编者不喜欢金字塔原来的位置。他们认为移动一下金字塔，构图会好一些。因此，他们就改变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无人能辨别。倘若你带着摄像机去埃及，设法重拍那张照片，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样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但是你却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有人能在这盘录像带上采用同样的手法吗？”
“从原理上讲，任何视频都可以改变。”
通过监视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谋杀案的发生经过。这台摄像机安在房间的一头。它并没有清楚显示谋杀的具体动作，然而接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坂村朝摄像机走来的画面。
我问道：“这图像能变到什么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变成任何鬼样子都行。”
“能变换杀人犯的特征吗？”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桑德斯说，“在复杂的、运动的图像上绘制一张面孔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一定的困难。”
我一声不吭。其实，说不说都一样。坂村曾是我们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呜呼。局长巴不得了结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桑德斯说，“日本人拥有绘制外表的所有想象视频系统种类和三维变形技术。他们能做的事我们如今已难以想象。”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这些录像带录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关于什么内容？”
我说：“谋杀发生于昨晚8点30分，如钟上显示的那样。我们听说这些录像带是8点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们要求他们交出带子，我们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几次。”
“跟他们打交道总是这个样。你最终什么时候拿到录像带的？”
“午夜1点半钟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么，”桑德斯说，“这就是说从晚上8点45分到午夜1点半钟，录像带一直在他们那里。”
“对，差一点就整整5个小时了。”
桑德斯皱起眉头。“5盘录像带，从5个不同角度拍摄，在5个小时内改变。”桑德斯摇摇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萨说，“这不可能！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要改变的地方太多了。”
我说：“你对这有把握啰？”
“嗯，”特里萨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自动程序。但即便是最复杂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来完善它，过分的模糊会使你前功尽弃。”
“过分模糊？”我问道。我发觉自己喜欢向她提问，还喜欢看着她的脸。
“过分的运动模糊，”桑德斯说，“录像带转动时速为每秒30帧，你可以把录像的每一帧视为一张用每秒1/30的快门速度拍摄的照片。这个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机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摄一位正在赛跑的运动员，跑动的腿只是无数条条纹。一片模糊。”
“这叫做运动模糊。如果你通过机械方法来改变这种模糊，那么看上去就会很别扭。图像的清晰度和边线看上去也会很不自然。这就回到那些俄国人的水平：你能看出这相片已经被改动过。如果要显示现实的动势，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萨说：“还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说，“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说，你看那台监视器。那人正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不过，当他带着姑娘在房间里旋转时，他的西服也随之飘了起来。注意，如果你将这一动势定格，并把它放大显出其象素，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件西服的颜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则是由渐变的较浅的蓝色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边缘。你无法从单独的一幅图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边线色彩不匀，你马上就能发现。如果要清除录像带上几秒钟的镜头，要花好几个小时，就像处理商业广告那样。不过，要是你不这样做，那么差别一眼就能看出。”说罢，他啪的打了一个榧子。
“这么说，即使他们复制了录像带，他们也不可能作删改啦？”
“5个小时可是来不及的，”桑德斯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啰？”
“这毫无疑问。”桑德斯说，“不管怎样，你走后，我们会反复琢磨这些图像的。特里萨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会告诉你这里是否有什么蹊跷。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没在我这里做什么手脚。”
29
当我把车驶进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的圆形停车场时，我看见康纳正站在俱乐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尔夫球伴鞠了一个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礼。随后，他跟他们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车后座一扔，便钻进我的车里。
“你来迟了，后辈。”
“对不起。只迟了几分钟嘛。我在南加州大学那边耽搁了一会儿。”
“你一迟到，大家都受累。他们出于礼貌，觉得非在俱乐部门前等你不可。像他们那样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们忙着哪。可他们又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尴尬，而你却几乎无动于衷。”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
“那么你现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辈。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车挂上挡，驶离了俱乐部。我从汽车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正朝我们挥手告别，并没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谁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华的东京海运公司老板，花田是伦敦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坂健一掌管着丰田公司设在东南亚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带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营设在曼谷。”
“那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来度假，”康纳说，“到美国休个短假，打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慢节奏的国家来轻松一下，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驱车沿着弯曲的车道驶上日落大道，停车等候绿灯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饭店。”
我把车向右拐去，直奔贝弗利山。“为什么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尔夫球？”
“哦，话得从头说起，”他说，“几年来，我这儿那儿给过他们一些好处。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关系得保持。只要他们来这儿，就给他们去个电话，送件小礼品，或者打场球什么的。因为，你压根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得用上这个关系网。关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阀和预警系统。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谁要打这场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当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打球？”
“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会的情况。”康纳说。
我想起了周六例会。我们在新闻编辑室所看的录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谢里尔·奥斯汀说道：“你不明白，这全是关于周六例会的事儿。”
“他们告诉你了吗？”
康纳点点头。“显然，这个例会他们已保持了很长时间，”他说，“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起初，会议在世纪广场饭店召开，后来移到谢拉顿饭店，最后改在比尔特摩饭店。”
康纳凝视着窗外。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颠簸行驶。
“几年来，周六会议成了常规活动。那些偶然来城里的著名日本实业家们也会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一起讨论如何对付美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应当如何管理等议题。”
“是吗？”
“是的。”
“太可恶了！”
“为什么？”康纳问道。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让一群外国佬在这儿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国家！”
“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康纳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看！我知道他们自认为有这种权利！”
康纳耸了耸肩。“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认为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某种权利，可以决定——”
“天啊——”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借给我们很多钱。彼得，还真不少呢。数千亿的美元！在这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周高达10亿美元。正是这每周10亿元，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钞票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他们并无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他们决定把钱回借给我们。我们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预算赤字。我们拿不出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日本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借给我们钱，当然，是以我们政府的某些保证为前提。华盛顿向日本人保证：我们将把自己的家理顺，我们要削减赤字，我们要改进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必要时甚至要提高税收。总之，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法案。因为只有这样，在美国投资才有意义。”
“唔——唔。”
“可是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我们听任赤字恶化，我们宣布美元贬值。1985年，美元的身价贬低了一半。你知道这对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进行的任何投资，现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润。”
关于此事，我还依稀记得一二。我说：“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刺激出口。”
“这是我们的意图，但并未如愿以偿。我们对日本的贸易平衡益发恶化。通常说来，如果你的货币贬值一半，进口物品的费用就会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对其氯乙烯合成橡胶和复印机大幅度削价，保持了他们的那块市场。记住，商场就是战场嘛。”
“我们的实际效果无非是使美国的土地和公司贬值，供日本人购买，因为日元如今双倍坚挺于往日。我们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银行都变成了日本人的银行。我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穷国。”
“这与周六例会有什么关系呢？”
“噢，”康纳继续说道，“假如你有一个酒鬼叔叔，他说，如果你借钱给他，他就戒酒。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钱取回。你想竭力从这笔倒霉的投资中追回部分款项。再说，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个酒鬼，就会醉酒伤人。你叔叔已经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商定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叔叔采取什么对策。这就是日本人决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纳肯定听出了我不以为然的情绪。
“喂，”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在搞阴谋诡计。你想接管日本人吗？你想掌管他们的国家吗？当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去接管另一个国家。做生意可以，拉关系可以，但不会是接管。没人想承担责任。没人想自找麻烦。就跟对付那醉鬼叔叔一样——迫不得已时才开开会而已。这是最后一着。”
“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吗？”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们的成千上万亿的美元，后辈。这些钱投资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里。这个国家里充满了古怪、自私的人：他们成天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你争我斗，一刻不停地争吵；他们文化教养低下，对世界孤陋寡闻，只知道从电视里获取信息；他们干活不使劲儿，对暴力和吸毒听之任之，似乎对此并不深恶痛绝。日本人在这块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总想捞回可观的利润。尽管美国的经济江河日下——很快就会落在日本和欧洲之后，变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稳住美国经济仍不失为一件要事。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吗？”我问道，“如此说来，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国的好事了？”
“我们需要有人这样做，”康纳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自己能对付。”
“这是英国人常常讲的话，”他摇摇头，“可是现在英国人破落了，美国人也正在破落。”
“为什么会破落下来的？”我发问道，嗓门不知不觉提高了。
“日本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变成了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我们放弃了制造业。我们不再生产任何物品。你在制造产品时，你就是在赋予原料新的价值。从字面上讲，你就创造了财富。可是美国人不再做这事了。如今美国人挣钱是靠玩弄纸面上的东西，对此日本人说，他们肯定会赶上我们，因为纸面上的收益并不反映真正的财富。他们认为我们对华尔街和无用的债券的迷恋简直发了狂。”
“因此就该日本人管理我们？”
“他们认为该有人管理我们。他们倒情愿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纳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来点义愤吧，后辈，因为据花田先生说，周六例会已于1991年休会了。”
“是吗？”
“是的。那是因为日本人决定不再为美国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们看出了美国现状中的有利可图之处。美国在酣睡，一切出价低廉。”
“所以周六例会就不召开了？”
“偶尔也举行几次，是为了维护日美关系。如今两国的经济已紧紧地挂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脱离另一方，也无能为力啦。不过，周六例会再也不是至关紧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会。所以，坂村对谢里尔·奥斯汀说的那些话并非如此，她的死亡与周六的例会也毫不相干。”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
“我的朋友们似乎认为这是个人原因。一种感情冲动导致的犯罪，牵涉一个漂亮疯狂的女人以及一个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吗？”
“噢，问题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这么看的。当然喽，日本人是不愿意在他们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在一个农业落后国的高尔夫球场上也是这样。不过我听说对外国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着各种各样的罪孽。”
“你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吗？”
“也不尽是。”康纳摇摇头。“不过，我有一种印象，既然他们不说，也就是在告诉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场不愿袒露胸怀的球赛。我的朋友们不乐意直说嘛。”
康纳跟我聊着今天的这场高尔夫球。整个上午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4个人全都彬彬有礼、体谅对方、互相偶尔说上几句话，即使发表意见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一声不吭地在场上走来走去。
“你不是去那儿搜集情报的吗？”我说道，“你怎么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搜集情报。”可是当他解释时，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从根本上说来，日本人之间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们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们用不着开口就能互相心领神会。在美国，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有那种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亲使一个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总的说来，美国人不依赖无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却相反。仿佛所有的日本人都属于同一家庭，都能进行无声的交流。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沉默也有其意义。
“这并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纳说，“这多半是因为日本人被规矩和习俗死死地捆住了，到头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出于礼貌，同时也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会这个处境、这种内涵、体态的细微信号以及没有用语言来表述的情感。因为前者觉得，他实际上无法用语言表达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经出口便粗鄙不堪。这样，就得用别的方式让别人领会你的意图。”
“你就是这么度过一个上午的吗？互相不吭声？”
康纳摇摇头。他觉得他同日本的高尔夫球伴们明确地交换了意见，压根儿没有受到沉默的困扰。
“因为我在请他们谈论其他日本人——他们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我的问题就必须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询问你妹妹是否关进了监狱或者任何会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尴尬的问题时那样，我得细细推敲。我会留心你考虑多久才开始答复，留心你言谈中的间歇、你的声音语凋——所有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字面意义上的交流，对不对？”
“对。”
“这意味着要你凭直觉去感受。”
“那你的直觉是什么？”
“他们说：‘你过去帮过我们不少忙，我们铭刻在心，因此，现在总想帮你一把。不过这次谋杀与日本人有关，因而我们想说也没法说出口。你看我们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可以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卖的什么药？”
“噢，”康纳说，“他们几次提及微电脑公司。”
“那个高技术公司？”
“对。就是那家正在拍卖的公司。那是硅谷的一家小公司，专门生产数控机械的。这场买卖牵涉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几次提及那些问题。”
“这么说这一谋杀案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喽？”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顺便问一声，关于录像带，南加州大学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首先，那些录像带是复制品。”
康纳点点头。“我猜到了。”他说。
“你猜到了？”
“石仓先生绝不会把原始带给我们。日本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野蛮的人。他们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野蛮人。卑鄙无耻、粗俗不堪、笨头笨脑的野蛮人。他们对此并不溢于言表，因为他们知道你对自己无缘成为日本人是无可奈何的。不过他们依旧是持这种态度。”
我点点头。桑德斯大致上也是这么说的。
“另一方面，”康纳说，“日本人虽然一帆风顺，但他们并不鲁莽。他们既诡计多端，又讲究务实。他们不打算给我们原始带是因为他们不想冒险。那么，你还了解到关于录像带的别的什么情况吗？”
“你为什么认为还有别的什么情况？”我反问道。
“当你看这些录像时，”他说，“我相信你会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的——”
恰在这时，我们的交谈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康纳上尉，”一个兴致勃勃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我是杰里·奥尔，正在日落山乡间俱乐部呢。你离开时没有将材料带走。”
“材料？”
“就是那份申请表，”奥尔说，“你必须把表填好，上尉。当然这仅仅是例行手续。考虑到你那些担保人的身份，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事不会遇到麻烦的。”
“我的担保人？”康纳说。
“是的，先生，”奥尔答道，“祝贺你！你知道，近来要加入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花田先生的公司不久前已买下了一个团体会员名额，并决定把它置于你的名下。我得说，你的朋友们表示了一个十分友好的姿态。”
“是的，没错。”康纳皱着眉头说。
我看了看他。
“他们知道你喜欢在那儿打高尔夫球。”奥尔说，“不用说，你知道那些条件。花田将买下5年的会员资格，5年之后，会员资格将转到你的名下。这样，等你从俱乐部退休时，你就有权把名额卖出去。现在你是来这儿取表格，还是要我把表格送到你家里？”
康纳说：“奥尔先生，请告诉花田先生，我对他的慷慨大方表示衷心感谢。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一定再给你去电话。”
“那好，你只要告诉我表格往哪里送就行。”
“我会给你去电话的。”康纳说。
他揿下按钮，结束了通话，皱起眉头凝视着窗外。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一个名额值多少钱？”我问道。
“75万。也许100万。”
“你那些朋友的礼物真不赖。”我再次想起了格雷厄姆，以及他暗指康纳是日本人的工具时的那种神态。对此，现在似乎无须多疑了。
康纳摇摇头。“我真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我说，“天哪，我的上尉！在我来看，再明白不过了。”
“不，我真不懂。”康纳说。
这时，电话又响了。不过这一次是我的电话。
“史密斯中尉吗？我是路易丝·格伯。我真高兴，终于跟你联系上了。”
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随口问道：“你说什么？”
“明天是周六，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时间去看一下房子。”
这时我才想起她是谁。一个月之前，我跟一位经纪人一起去看了房子。米歇尔慢慢长大了，我想让她搬出公寓，如果可能的话，给她搞个有后院的房子，但结果令人失望。尽管房地产业不景气，买一套最小的住宅也得花四五十万美金。靠我的薪水，住这样的房子根本不够格。
“这次情况很特殊，”她说，“所以我想到了你和你的小姑娘。那是坐落在帕尔默斯的一所小房子，面积很小，但位于角落上，带一个迷人的小后院。院里种着花，还有一块可爱的草坪。要价是30万。不过，我之所以想到你，是因为卖主愿意收回所有的字据，你买的时候也许还能降点价。你想去看看吗？”
“卖主是谁？”我问。
“我也说不上。这是个特殊情况。房子原为一位老太太所有。她现在已进了老人疗养所。她那住在托皮卡的儿子想把房子卖掉。可是他不想全部出手，而是让财源细水长流。房产还未正式清理列价。不过我知道卖主已动了这个念头。如果你明天能赶来，也许还能拿下来。那个后院可美啦。我都能想象你那小女孩在那儿会是什么模样。”
康纳看了我一眼。我说：“格伯小姐，我得进一步了解一下。比如卖主是谁，等等。”
她听上去大吃一惊。“哎呀，我还以为你会乐得蹦起来呢。像这样的情况可不是常有的。你难道不想去看看吗？”
康纳望着我，点了点头。他做个鬼脸，说了声可以。
“看来我得找你一下。”我说道。
“好吧，中尉，”她说道，听上去好不情愿，“来时请告诉一声。”
“我会的。”
我挂上了电话。
“到底怎么啦？”我说。因为这等于有人奉送给我们一大笔钱。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康纳摇摇头：“我不知道。”
“这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吗？”
“我不知道。我曾认为这家公司是个小公司。这毫无意义。”他显得很不安。“这家公司究竟是个什么公司？”
“我想我知道该去问谁了。”我说。
30
“微电脑公司？”罗恩·莱文问道，点燃了一支长雪茄。“当然喽，我能告诉你有关这家公司的事。这是一段丑闻。”
我们坐在美国金融通讯网的新闻编辑室里，这是位于机场附近的一个电缆新闻操作室。透过罗恩办公室的窗子，我可以看到邻近的飞机库屋顶上白色的抛物面卫星接收器。罗恩吸了一口雪茄，朝我们咧嘴一笑。他在从事电视新闻工作之前，是《纽约时报》的金融记者。美国金融通讯网是为数甚少的几个电视操作室之一。这儿的电视播音员不是照本宣读新闻稿的，而是必须十分了解自己这一行的内情。罗恩就是这样的人物。
“微电脑公司是5年前由一些美国计算机商合伙创办的，”罗恩说道，“成立此公司旨在发展生产计算机芯片的下一代X光平版印刷机。微电脑公司开办之际，美国没有平版印刷机制造商——他们在80年代时就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日本人逐出了这一行业。微电脑公司发展了新技术，并一直在为美国公司生产机器，明白吗？”
“明白。”我说道。
“两年前，微电脑公司卖给了达利—希金斯公司——佐治亚州的一家公司。达利公司的其它业务每况愈下，因而决定出售微电脑公司来筹集现金。他们物色到赤井陶瓷公司这个买主，那是大阪的一家公司，他们已经在日本生产平版印刷机。赤井公司有的是现金，而且愿意出高价买下这家美国公司。然后，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停止出售这家公司。”
“为什么？”
“美国经济的衰退甚至已开始引起国会的不安。日本夺去了我们太多的基础工业，60年代的钢铁工业和船舶制造工业，70年代的电视工业和计算机芯片制造工业，80年代的机床工业。有朝一日，人们一觉醒来，会认识到这些工业对美国的防卫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我们丧失了制造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部件的能力，完全依赖日本提供这类产品。所以，国会开始担忧了。不过，我听说，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是在进行。怎么啦？你们这些家伙与这桩买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康纳答道。
“真幸运，”罗恩说着，吸了一口雪茄，“如果你们参与一桩与日本人做的买卖，就好比发现了油矿一样。每一个人都会腰缠万贯。我想，你们两位可望得到厚礼喽。”
康纳点点头：“可不是。”
“我敢肯定，”罗恩说，“他们会为你们想得很周到，给你们买幢房子或者买辆车子，或者给你们低息贷款，反正是这一类的好处。”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罗恩笑了起来。“他们为什么要吃寿司？这是他们的经营方式嘛。”
康纳说：“嗯，微电脑公司不就是桩小买卖吗？”
“是的，很小一笔买卖。公司的价值为1亿美元，赤井公司花了1.5亿美元来买它。除此之外，他们很可能另花了2000万美元去刺激目前与他们合作的官员，也许1000万用于合法支付，1000万用咨询费的名义撒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还有1000万用来购买种种礼物打发像你们这号人。所以，总共花费算它两亿美元吧。”
“花两亿美元买个价值一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他们的支付超出公司的实际价值？”我问道。
“他们并没有多付钱，”罗恩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在做一笔大买卖。”
“为什么？”
“这是因为，”罗恩说，“如果你拥有可以用来制造某种东西的机器，譬如说计算机芯片的机器吧，你就拥有了依靠这些机器才能运转的后几道程序的工业。微电脑公司使他们得以控制美国计算机工业。与通常一样，我们对此听之任之，就像我们丧失电视工业和机床工业一样。”
“电视工业发生什么情况啦？”我问。
罗恩看了一下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电视机的主要制造商。像齐尼思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埃默森公司等27家美国公司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外国制造商。除日本之外，美国公司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无法钻进封闭的日本市场。他们得知，如果想在日本推销产品，他们必须同意日本公司可以使用其技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无可奈何地照办了，而此举意在拉住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盟友。”
“现在看来，同意转让技术是个坏主意。这意味着日本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据为己有，而我们却失去了日本这个出口市场。不消多久，日本着手制造价格低廉的黑白电视，出口到美国——而我们在日本却无法这样做，对不对？到1972年，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黑白电视60%成了进口货。到1976年，黑白电视百分之百成了进口货。我们丧失了黑白电视机市场。美国不再制造黑白电视机了。这个行当从此从美国消失了。
“我们说，这无关紧要：我们的公司已经转向生产彩色电视机。然而日本政府提出了一项发展彩电工业的精密计划。日本又一次获得了美国技术转让，并在其予以保护的市场中对技术加以改进，反过来又洪水般地向我们输出产品。这些产品再次挤走了众多的美国公司。与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截止1980年，仅有3家美国公司仍在生产彩色电视机。到了1987年，只剩下了齐尼思公司。”
“可是日本电视机物美价廉。”我说。
“日本货可能是更好些，”罗恩说，“然而它们价格便宜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销售价低于成本，从而可以清除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叫倾销。按美国的法律和国际法来看，那是非法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加以阻止呢？”
“问得好，尤其是因为倾销仅仅是日本人众多的非法销售术中的一种。日本人还统一售价：他们有一个称之为‘旬末恳谈会’的例会。经理们每隔10天在东京的饭店里聚会一次，确定商品在美国的售价。我们提出了抗议，但会议照常进行。他们串通一气做出安排来促进产品的批发销售。日本人向西尔斯等美国批发商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佣金。他们在关税上大肆舞弊。他们摧毁了美国的工业，使得美国工业无法与之竞争。
“当然喽，我们的公司提出了抗议，并提出诉讼，要求给予补偿——联邦法院中对日本的倾销、舞弊等垄断行为进行起诉的案子有数十件！倾销案通常在一年之内得到解决。但我们的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而日本人又是拖延的能手。他们用数百万美元收买美国院外活动集团中的说客们为他们辩护。等到12年后审判案子时，市场之战已经结束。当然，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公司根本不可能回击日本，甚至连一只脚都跨不进日本的大门。”
“你是说日本人非法接管了电视工业？”
罗恩耸了耸肩。“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根本不会成功，”他说，“我们的政府在纵容日本，他们把日本看做一个刚露头的弹丸小国，而美国的工业被认为是不需要政府帮助的。在美国，始终存在着厌恶商务的倾向，但我们的政府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在日本则不一样。当索尼公司开发移动电话时，我们没有说：‘多好的产品，现在，你得向通用电气公司发放技术许可，通过一家美国公司把它卖出去。’当他们寻找销路时，我们没有对他们说：‘噢，对不起，美国的商店都事先与美国的供应商签订了供货协议。你得通过这儿的一家美国公司进行销售。’如果他们寻求专利，我们没有说：‘申请专利需要8年，在这期间你们的申请必须公开，以便我们的公司能够了解你们发明了些什么，并可免费复制，这样，等我们给你们颁发专利证书时，我们的公司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掌握了你们的技术。’”
“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而日本人却全做了。他们的市场关闭，而我们的市场敞开。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事实上，甚至连竞技场都不是，而是一个单向的通道。”
“目前，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商业上的失败主义趋势。美国公司的资产是以黑白电视来估价的，日本公司的资产则是以彩色电视来估价的。美国政府不愿帮助我们的公司反击日本人的非法贸易行为。所以，当安派克斯公司发明了盒式录像机后，他们甚至没有去尝试正式投产，而是把技术转让给了日本，又另谋它业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公司并不搞研究。要是你自己的政府如此敌视你的努力，使得你无力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市场，那么又何必要开发新技术呢？”
“不过，难道这不是因为美国的企业软弱无力、经营无方吗？”
“那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罗恩说，“正如日本人及其在美国的代言人所宣传的那样。不过，只要摆出几个例子，人们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便可略见一斑。拿霍戴利公司一案来说吧。你知道这桩案子吗？霍戴利公司是一家机床公司，他们声称其专利和技术许可被日本公司侵权。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派霍戴利公司的律师去日本搜集证据，但日本人却拒绝发给入境签证。”
“你在开玩笑？”
“他们在乎什么呢？”罗恩说，“他们知道我们决不会报复的。当霍戴利诉讼案提交给里根政府时，里根政府毫无反应。就这样，霍戴利公司退出了机床业。因为没有人顶得住产品的倾销，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要害所在。”
“如果他们进行倾销，难道不亏本吗？”
“短时间是亏本的。不过，你售出了数百万套后，你就能够改进你的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几年之后，你就真的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同时，你扫除了竞争对手，控制了市场。日本人以战略眼光考虑问题，他们放长线钓大鱼，着眼于50年后局势的展望。而美国公司却必须每个季度都有盈利，要不然总经理和高级职员就会流落街头。日本人压根儿不在乎短期利润。他们要的是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对他们来说，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争夺地盘，扫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这就是他们近30年来从不间断的工作。”
“所以，日本人倾销钢材、电视、家用电器、计算机芯片、机床——无人阻止他们。我们丧失了这些工业。日本公司和政府瞄准了某些特殊工业，而且屡屡得手。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落到他们手中。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坐在那儿侈谈自由贸易。除非同时提出公平贸易，否则，自由贸易是毫无意义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公平贸易。你知道，日本人喜爱里根是有原因的。在里根执政期间，他们生意兴隆，财源亨通。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里根着实把我们搞垮了。”
“为什么美国人不明白这一点呢？”我问道。
康纳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们吃汉堡包？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后辈。”
这时，一个女人在新闻编辑室那头叫道：“康纳在这儿吗？四季饭店有人打电话找你。”
康纳看了一下手表，便站起身来。“对不起。”他离开我们进了新闻编缉室。透过玻璃，我见他正对着话筒讲话，一边还做着记录。
“要知道，”罗恩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为什么日本照相机在纽约比在东京还便宜？他们绕过半个世界把货运来，还要支付大量关税和销售费用，结果价格却更加便宜？这怎么可能呢？日本游客在纽约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是因为在纽约这些产品更加便宜。与此同时，美国产品在日本售价比在纽约高70%。美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不明白。其答案部分就在于此。”
他指了指办公室里的监视器。荧光屏上，一个仪表出众的男人正在慢慢移动的录音带上录音，声音很低。“你看见那家伙了吗？他叫大卫·罗林斯。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商学教授，太平洋地区事务专家。他是个典型的——把声音开大些，好吗？他也许正在评论微电脑公司的事呢。”
我旋转监视器上的旋钮，听到罗林斯在说：“……认为美国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毕竟日本公司为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美国却把就业机会移到了国外，剥夺了本国百姓的就业机会。日本人无法理解究竟我们在抱怨什么。”
罗恩叹了口气。“一派胡言。”他说道。
荧光屏上，罗林斯教授正在说：“我认为美国人对我们国家从国外投资者那儿得到的帮助毫不领情。”
罗恩大笑起来。“罗林斯是我们称之为‘菊花亲吻团’的成员之一，是为日本宣传架设线路的学究式专家。他们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需要前往日本工作的通道，如果他们的言论听上去有批评日本的味道，他们在日本建立的联系就会中断，去日本的大门就会随之关上。而在美国，日本人总是悄悄地在某些人耳边嘀咕，说什么冒犯日本的人不可信，或者说他们的见解‘过时了’，更有甚者，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要不多久，这些学究就会逐渐失去讲演的机会和咨询工作的职务。他们知道这种后果已在他们那些越轨的同事身上发生，而他们不想重蹈覆辙。”
康纳又回到房间里。他问：“在出售微电脑公司的交易中有什么非法行为吗？”
“根据华府方面的决定来看，”罗恩说，“肯定里面有文章。赤井陶瓷公司已经拥有60%的美国市场，微电脑公司的出售将给赤井公司以实际上的垄断。如果赤井公司是家美国公司，我国政府就会以反垄断为理由而加以阻止。但由于赤井公司不是美国公司，因此这笔买卖不会受到仔细审查，到头来很可能会获准出售。”
“你是说日本公司能在美国进行垄断，而美国公司却不能？”
“这是近来通常的结果，”罗恩答道，“美国的法律常常促使我们把公司卖给外国人。以松下公司购买环球影片公司来说吧，几家美国公司都试图买下这家公司，但都没有成功。威斯汀豪斯于1980年做了尝试，没有成交的原因是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无线电公司做了尝试，也没有结果，原因是侵犯了公众利益。可是当松下公司介入时，却没有任何法律阻拦它的举动。最近，我们的法律做了修改。按照目前的法律，美国无线电公司就可以购买环球影片公司了。然而在当时却毫无办法。微电脑公司的交易便是体现愚蠢的美国法规的一个最新例证。”
我说：“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对出售微电脑公司又抱什么态度呢？”
“美国的公司并不欢迎这笔买卖，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罗恩说道。
“为什么？”
“因为美国公司已经感到政府对它们控制太严，美国出口产品的40%受到安全法规的约束。我们的政府不让我们的计算机公司向东欧出售产品。冷战已经结束，那些限制性法规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日本人和德国人则发疯似的向外兜售其产品。所以说，美国人希望少一点控制。他们把任何制止出售微电脑公司的企图都看成是政府的干预。”
“我并不认为这是明智的举动。”我说道。
“我同意你的说法，”罗恩说，“美国公司将在今后几年内逐步遭到扼杀。这是因为日本人一旦成了计算机芯片生产机械的唯一制造者，他们就会处于控制美国机械出路的有利位置上。”
“他们会这样做吗？”
“他们以前已这样做过。”罗恩说，“例如，他们对离子注入器和其他一些机械就采取这种做法。可美国公司团结不到一块。他们之间争吵不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以每天一个的速度收买高技术公司。过去的6年就是这样。我们在切腹自杀，而我们的政府却置若罔闻，因为我们有个所谓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监督高技术公司的出售。只是该委员会一事无成。在过去的500例出售中，仅有一例被挡了回来。一家接一家公司被卖出，华盛顿竟没有人站出来说个‘不’字。最后，莫顿参议员张扬了一下，呼吁‘暂停’，但无人理会他。”
“这笔交易还在继续吗？”
“这正是我今天听到的事。日本的对外宣传机器在紧张地工作，炮制种种有利的宣传材料。他们坚持不懈，一切都抢在前面。我是说在各个方面——”
有人在敲门，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把头伸进来。“对不起，打搅你了，罗思，”她说，“基思刚刚接到日本广播协会驻洛杉矶代表挂来的电话。他想知道我们的广播员为什么抨击日本。”
罗恩皱起眉头。“抨击日本？他说些什么？”
“他说我们的播音员在播音时说什么‘该死的日本人正在接管这个国家’。”
“接着说，”罗恩说，“没有人会那样讲的。尤其在广播中，谁会讲这种话呢？”
“是伦尼，在纽约。他是通过回传线路讲的。”那女人说。
罗恩在椅子里挪了挪身体。“唔，”他说，“你检查过录音带吗？”
“检查了，”她说，“他们正在主控制室查验自动存储资料。不过我想这是真的。”
“真糟糕！”
我问：“什么叫回传线路？”
“我们的卫星传输线。我们每天从纽约和华盛顿接收一批文稿，然后加以重播。在广播前或广播后总有一分钟左右的空当。我们会删去这一部分，但任何一个想捕捉我们信号的人都可以借助民用截抛物面反射测出未经加工的原始电文。人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告诫过那些能人在摄像机前务必小心谨慎。可是去年，路易丝在摄像机前肆无忌惮地解开罩衫，做出吊儿郎当的样子来——于是责问的电话从全国各地打来。”
罗恩的电话响了。他听了一会儿后说道：“好的，我明白了！”随即挂了电话。“他们检查了录像带。伦尼当时正对着摄像机在回传线路前讲话。他对路易丝说：‘如果我们还蒙在鼓里，那么这些该死的日本人就将拥有这个国家。’他确实说这话了，但不是在演播。”他沮丧地摇摇头。“日本广播协会的那家伙知道我们没有开播吗？”
“知道。但是他说他们能接收到那些话，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抗议。”
“该死的家伙！”罗恩说，“这么说，他们甚至在监听我们的回传线路。天哪，基思打算怎么办？”
“基思讲，他已经讨厌再去告诫纽约的能人。他要你去处理此事。”
“他要我给日本广播协会的那个家伙挂电话吗？”
“他说由你自己拿主意，不过，关于那半个小时的演播节目，我们跟日本广播协会有协议，我们每天给他们发送一次。他可不想使这个协议遭风险。他认为你应该道歉。”
罗恩叹了口气。“现在，我甚至不得不为并非演播的话去道歉。真见鬼！”他看着我们。“伙计们，我得走了。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我说，“祝你好运。”
“听着，”罗恩说，“我们大家都需要好运。你们知道，日本广播协会正着手投资10亿美元建立全球新闻通讯网。他们打算与特德·特纳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全球展开竞争。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他耸了耸肩。“和美国的新闻媒介吻别吧。”
当我们离开时，我听到罗恩对着话筒说：“笠川先生吗？我是罗恩·莱文。我在美国金融通讯网跟你讲话。是的，先生。是的。笠川先生，我想就我们的广播员通过卫星线路所讲的话表示关注和深深的歉意——”
我们关上门，离开了那儿。
“上哪儿去？”我问。
31
四季饭店深得明星和政治家们的厚爱。它的入口十分气派，但我们的车被安排停放在拐角的便门旁。一辆装运牛奶的小卡车停在装卸台前，厨房的工作人员正往下搬卸盒装牛奶。我们在此足足等了5分钟。康纳看了看手表。
我问：“我们干吗呆在这里？”
“我们得按最高法院的规矩办事，后辈。”
一个身着制服的女人从装卸台处走了出来，环顾了一下，朝我们挥挥手。康纳也朝她挥挥手。她又一次消失。康纳掏出钱包，抽出两张20美元的钞票。
“我当警探最先明白的事情之一，”康纳说道，“就是饭店的工作人员能帮上大忙，尤其是在眼下这些日子里，警察受到种种限制。没有搜查令，我们警察就不能进入饭店的任何房间。如果我们进了房间，不管搜查中发现了什么，都不会得到承认，对不对？”
“对。”
“但女服务员可以进去。洗熨工、清洁工和客房服务员都可以进去。”
“唔——唔。”
“所以，我学会了与所有大饭店都保持联系。”他打开了车门。“我去一下就来。”
他朝装卸台走去，在那儿等着。我用手轻轻叩着方向盘，脑海里出现了这些诗句：
我改变了初念，这爱情美不胜言。
善良、仁慈，还有那美妙的营火舞会
一个身着制服的女人从装卸台上走出来，简要地与康纳谈了几句。康纳记了下来。那女人的手心上放着一件金光闪闪的东西。康纳没有去触摸它，只是看了看，点点头。她迅速地把那件东西塞进口袋。然后，他把钱付给她，那女人便转身离去。
你拨动了我的神经，震撼了我的心灵。
极度的恋情撩得我心神不宁。
你动摇了我的意志，使我无比激动——
一个洗熨工手提一套用衣架挂着的男式藏青西服来到装卸台上。康纳问了一个问题，洗熨工看了一下手表后才回答问题。接着，康纳蹲下身子，仔细地察看上装的底边。他打开上衣，检查衣架上的裤子。
洗熨工拿走了第一套西服，又把第二套西服拿到装卸台上。这是一套藏青色的带细条子的西服。康纳又一次做了检查。他好像发现了衣服上的什么东西，便小心翼翼地把那东西刮进一只透明小塑料袋子里。他把钱付给了洗熨工后，就回到汽车跟前。
“是在检查罗参议员吗？”我问道。
“检查了很多东西，”他说，“不过，是检查罗参议员。”
“昨天晚上，罗参议员的助手的口袋里有条白色的内裤。但是谢里尔当时穿的是黑色的内裤。”
“这没错，”康纳说，“不过，我认为我们有了进展。”
“你往那袋子里放了些什么？”
他掏出那只小玻璃纸袋，放到亮处。透过玻璃纸，我见到了几缕短短的黑线。“是地毯的纤维，我想，是黑色的，跟中本公司会议室里的地毯相似。得去化验室检查确认。眼下，我们还有一个难题得解决。开车吧。”
“我们去哪儿？”
“达利—希金斯，就是那家拥有微电脑公司的公司。”
32
接待员旁边的门厅里，一个工人正往墙上镶贴巨大的金字：达利—希金斯股份有限公司，招牌下写着“一流经营”。还有几名工人正在过道上铺地毯。
我们亮了一下警徽，提出要见达利—希金斯公司的董事长阿瑟·格雷曼。
接待员操南方口音，长着一只朝大鼻子。“格雷曼先生一整天都有会。他约你们来的吗？”
“我们为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而来。”
“这么说，你们该见见我们负责对外宣传的副董事长恩德斯先生。他负责向外界介绍有关微电脑公司的事宜。”
“好的。”康纳说。
我们坐在接待室的沙发椅上。一位身穿紧身裙的漂亮女人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沙发椅上，腋下夹着一卷图纸。那名工人在继续钉招牌。“我原以为这家公司陷入了资金危机，可他们为什么重新装潢？”我问道。
康纳耸耸肩。
秘书在按电话。“我是达利—希金斯公司，请稍候。我是达利—希金斯公司……噢，请等一下，参议员……达利—希金斯公司，是的，谢谢你……”
我从咖啡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这是达利—希金斯经营集团的年度报告。该集团在亚特兰大、达拉斯、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设有办事处。我在小册子里发现了一幅阿瑟·格雷曼的相片。他看上去精神愉快、踌躇满志。报告中有一篇他署名的文章，题为《坚持奉行一流经营》。
秘书对我们说：“恩德斯先生一会儿就来你们这儿。”
“谢谢你。”康纳说。
过了一会儿，两位身着工作制服的男人走进了门厅过道。那个腋下夹着图纸的女人站起身来。她招呼道：“你好，格雷曼先生。”
“你好，贝弗利，”年长的男人说道，“我一会儿来。”
康纳也站起身来。秘书立即说道：“格雷曼先生，这两位先生——”
“等一下。”格雷曼说道。他向与他同行的男子转过身去。此人比他年轻，30刚出头。“务必与罗杰把事情谈妥。”格雷曼说道。
年轻的男子摇摇头：“他不会喜欢的。”
“我知道他不会。但不管怎么样也要告诉他，至少要补偿640万美元。”
“可是，阿瑟——”
“就这样告诉他。”
“好吧，阿瑟。”年轻的男子说道，一边整了整领带。他压低声音说：“公司的收益下降了那么多，董事会也许会拒绝给你筹措60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
“我们不是在谈论收益，”格雷曼说道，“而是在谈论补偿。这与收益毫不相干。董事会必须给总经理筹足与现时补偿水准相当的数字。如果罗杰不能与董事会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我将取消3月份的会议，并请求换人。你把这话告诉他。”
“好的，我会对他说的，阿瑟。但是——”
“就这么做。晚上给我电话。”
“行，阿瑟。”
他们握握手。年轻的男子怏怏地离去。接待员说：“格雷曼先生，这些先生——”
格雷曼转向我们。康纳说：“格雷曼先生，我们想就微电脑公司的事跟你谈一会儿。”他微微侧身，亮出他的警徽。
格雷曼突然火冒三丈。“我的天，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搅了，折磨死人了！”
“折磨？”
“还能说什么？到我这儿来的有参议院的人，联邦调查局的人。现在又来了洛杉矶的警察？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拥有一家公司，我们有权卖掉它。路易丝在哪儿？”
那接待员说：“恩德斯先生来了。”
康纳心平气和地说道：“格雷曼先生，对不起，打搅你了，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只需一分钟。”
格雷曼怒目以对。“什么问题？”
“有多少人出价要购买微电脑公司？”
“这不关你的事，”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与赤井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开讨论公司出卖事宜。”
康纳又问：“是不是不止一个出价人？”
“瞧，你的问题多着呢。你去跟恩德斯谈吧，我忙着呢。”他说完，便转向那个腋下夹着图纸的女人。“贝弗利，你给我带来什么啦？”
“我带来修改过的董事会会议室设计蓝图，格雷曼先生。我还带来了盥洗室的瓷砖样品，这种灰色很好看，我想你会喜欢的。”
“好，好。”他领着那女人顺过道走开了。
康纳目送着他们离去，然后墓地转身朝电梯走去。“走吧，后辈。我们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
33
“是否有别的出价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回到车上后，我问道。
“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上来了，”康纳答道，“谁想使中本公司感到难堪呢？我们知道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事关重大。国会因此乱成一团。不过，那当然意味着其他方面也乱了套。”
“在日本？”
“一点不错。”
“谁会知道？”
“赤井公司。”
那位日本女接待员看到康纳的警徽，惶惶不安地笑了一下。康纳说道：“我们想见吉田先生。”吉田是公司的负责人。
“请稍等片刻。”她站起身来，几乎小跑着，匆匆离去。
赤井陶瓷公司位于埃尔塞贡多一座毫不显眼的办公大楼的第5层。这家公司的装饰十分俭朴，给人一种勤奋向上的印象。我们从接待处朝里面望去，可以看到一个大房间，没有任何东西把它隔开：一大片金属制的办公桌，职员们坐在电话机旁。文字处理机发出轻轻的嗒嗒声。
我看着这间办公室。“陈设那么简单。”
“纯粹为了做生意嘛，”康纳点点头表示同意。“在日本，讲究排场并不招人喜欢。人家会说你不踏实。当年，老松下先生担任这家在日本规模第三的大公司的负责人时，他仍然搭乘普通商业性航班往返于大阪和东京的总部之间。他是拥有50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老板，然而他并没有私人专机。”
等待期间，我望着那些在办公桌前干活的职员。他们中有一部分是日本人，但大多数是白人，全都穿着藏青色西装，几乎没有女性。
“在日本，”康纳说道，“一家公司要是不景气，第一件事就是经理们自动减薪。他们认为自己对公司的兴衰负有责任，他们与公司荣辱与共。”
那位女接待员回来了，一声不吭地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一名身穿藏青色西装的日本人向我们走来。他头发灰白，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他打着招呼：“早安，我是吉田。”
康纳介绍了我们的身份，大家互相鞠躬致意并交换了名片。吉田先生用双手分别接过我们的名片。每次都毕恭毕敬地弯腰鞠躬。我们也以相同的礼节回答。我发现康纳没有对他说日语。
吉田把我们带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一边的窗户对着机场，里面的陈设十分朴素。
“你们想喝咖啡，还是喝茶？”
“不客气，谢谢，”康纳回答说，“我们来这儿是执行公务。”
“我明白。”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坐下。
“我们想和你谈谈购买微电脑公司一事。”
“哦，是的。一桩棘手的买卖。不过，我可没想到，这竟然会惊动警方。”
“也许这与警方无关，”康纳回答说，“你能和我们谈谈这笔买卖吗，或许合同是保密的？”
吉田先生露出惊奇神色。“保密？根本不是那回事。这是完全公开的，从一开始就如此。去年9月小林先生来找我们，他是东京达利—希金斯公司的代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家公司要出售。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对他的提议感到很吃惊。10月初我们便着手谈判，到11月中旬，双方谈判人员初步达成协议。我们正要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可是就在11月16日，国会提出了异议。”
康纳说道：“你是说，你们对这家公司要出售感到吃惊？”
“是的，确实如此。”
“为什么会吃惊呢？”
吉田先生在办公桌上摊开双手，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知道，微电脑公司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司，它的投资部分来自美国政府提供的基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笔款子占总投资的13%。在日本，我们会把它看成是官办公司。所以，我们在进行谈判时理所当然就十分谨慎。我们不想做出唐突的举动，但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代理人要我们放心，他们说这笔交易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原来如此。”
“可是眼下，就像我们事先担心的那样，困难重重。我认为，如今，我们给美国人制造了借口。华府的某些人惴惴不安。这并不是我们的愿望。”
“你没有预料到华府会表示反对？”
吉田先生耸耸肩，表示对此没有把握。“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大差异。在日本，我们对事态的发展能了如指掌；在这儿，却总会有人出来唱对台戏。可是赤井陶瓷公司并不希望招眼，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尴尬。”
康纳表示同情地点点头。“听起来，你们想打退堂鼓。”
“国内总部有许多人对我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我对他们说，这是无法预料的。华府并没有一贯的商业政策。它的政策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每天都在改变。”他笑着补充了一句：“哦，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看来，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你认为这笔买卖还会继续进行？”
“这可说不准。也许来自华府的批评太强烈啦。你知道，日本政府希望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嘛。他们会对企业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会使美国政府不安的买卖。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和环球影片公司，这两笔交易使我们遭到了批评指责。他们要我们Yojinbukai。意思是……”
“小心谨慎。”康纳说道。
“小心翼翼。是的。审慎从事。”他望着康纳。“你会说日语吗？”
“稍懂一些。”
吉田点点头。一时里他似乎在考虑改用日语交谈，但还是忍住了。“我们希望保持友好关系，”他说道，“对我们的这些批评，我们觉得是不公平的。达利—希金斯公司财政上拮据，也许他们管理方面不善，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说不上来。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不能对此负责。而且我们事先并没谋求得到微电脑公司，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的。我们想帮忙，反倒挨指责。”他叹了口气。
窗外，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正在起飞，窗户给震得格格响。
康纳问道：“那么其他的出价人呢？他们什么时候退出去的？”
吉田先生皱起了眉头。“没有别的出价人，他们是私下里向我们提出的。达利—希金斯公司不想把他们的财政困难公之于众。因此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可是眼下……新闻界对我们百般曲解。我们感到十分……kega o shita，伤害？”
“是的。”
他耸耸肩。“这是我们的感觉。我希望你能懂得我的蹩脚英语。”
接着是一阵沉默。事实上，随后一分钟的时间里，无人再开腔。康纳面对吉田坐着。我坐在他身旁。又一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了，窗户又是一阵震动。仍然无人吭声，吉田发出一声长吁。康纳点点头。吉田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双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康纳叹了口气，咕哝了一声。吉田也叹了口气。两人似乎都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什么。某种事情正在发生，但我对此并不清楚。我认为，这一定是不可言传的直觉。
最后，吉田开了腔。“上尉，我希望我们不要发生误会。赤井陶瓷公司是一家声誊良好的公司。眼下的这种复杂局面与我们……与我们毫无相干。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将竭尽全力对你们提供帮助。”
康纳说道：“我很感谢。”
“这没什么。”
于是吉田站了起来。我们互相鞠躬握手。
“倘若有我能帮忙的地方，请立即和我联系，千万不要客气。”
“谢谢你。”康纳回答说。
吉田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我们又一次鞠躬，然后他把门打开。
门外是一个40来岁气色红润的美国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前一天晚上和罗参议员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个金发男子。当时，他并没有做自我介绍。
“啊，里奇蒙先生，”吉田说道，“你在这儿真是太巧啦。这两位先生正在打听微电脑公司的情况。”他把身子转向我们。“也许你们愿意和里奇蒙先生聊聊，他的英语要比我强得多。他可以提供更多的你们希望了解的细节。”
“我叫鲍勃·里奇蒙，迈尔斯·劳森·里奇蒙公司的。”他的握手十分有力。他浑身晒得黑黝黝的，似乎经常打网球。他神采奕奕地笑着。“这世界真小，是吗？”
康纳和我都做了自我介绍。我说道：“罗参议员身体康复了吗？”
“哦，是的，”里奇蒙回答道，“谢谢你们的帮助。”他微笑了一下。“我不愿去想他今天上午会感觉如何，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不停地移动着身体的重心，就像一个网球运动员在等待发球。他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惴惴不安。“我得说，我压根儿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们两位。有什么需要和我说的吗？我在微电脑公司谈判中是赤井公司的代表。”
“没什么，”康纳态度和婉地说道，“我们只是了解一般背景情况。”
“这是不是和昨夜发生在中本公司的事件有关？”
康纳回答道：“并非如此。我们只是了解一般背景情况。”
“要是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会议室去聊一下。”
“很抱歉，”康纳说道，“我们另外有约会在先，已经迟到了。不过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当然可以，”里奇蒙说道，“我很乐意那样做，我一小时后回办公室。”他把名片给了我们。
“那很好。”康纳回答道。
但是里奇蒙仍然显得忐忑不安。他和我们一起走向电梯。“吉田先生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说道，“我相信他总是彬彬有礼。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与微电脑公司有关的种种麻烦使他心里很恼火。东京的赤井公司总部对他进行指责，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上了华府方面的当，起先他得到保证，对这笔买卖不会有反对意见，但是后来莫顿却拆了他的台。”
康纳说道：“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一点不错，”里奇蒙说道，“我不知道约翰·莫顿有什么难处，但是这件事情他错定了。我们准备了所有合乎规范的材料，美国国外情报委员会在我们的谈判结束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讲个不字。这样办事是不合理的。我只是希望约翰意识到这一点，高抬贵手。因为眼下这种做法显得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
“种族歧视？是这样吗？”
“没错，这和好孩子公司案一模一样。记得那个案子吗？藤井公司在1986年打算买下好孩子半导体公司，但是国会说这样做有损国家安全，因而制止了这桩买卖。国会不想把该公司卖给外国公司。两年后，好孩子公司卖给了一家法国公司，而这次国会却一声也没吭。显然，卖给外国公司并不要紧——只是不能卖给日本公司。我认为这是道道地地的种族歧视政策。”我们到了电梯跟前。“不管怎么说，请给我来电话，我会帮上忙的。”
“谢谢你。”康纳说道。
我们上了电梯，门关上了。
“蠢驴。”康纳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