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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一个风湿病人——白日作梦——倒霉的踉跄——我突然离开——又一个病人——希格比回到小屋——肥皂泡破灭了——一文不名——后悔和解释——我们那第三个合伙者
奈船长的病势不轻，他得的是痉挛性风湿病。但那老先生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当他感觉舒服时，他是个善良平和的人，但当事情不如意时，就成了一头独一无二的狂乱的豹子。尽管他会很愉快地微笑，病一旦发作，他的微笑立刻就会变成一阵疯狂。他痛苦得又哼又吼又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最新颖的亵渎和咒骂，只有那种具有最强烈的信念和健全的想象力的人才创造得出来。遇到适当的时机，他还能骂得非常出色，以恰当的判断力控制和使用形容词；一旦痉挛发作，听他咒骂简直是一种痛苦，他太可怕了。可是，我曾见过他自己照顾一个病人，应付那困难的环境，极为耐心，现在轮到他害病了，他也有这个特权，我心甘情愿。无论他怎样狂骂，咆哮也无法打扰我，因为我的脑袋正忙着呢，正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着，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手边有事还是闲着。我正在改变和修正我那房子的设计，考虑把弹子房摆在阁楼上而不是安在餐厅那一层是不是得体；我也在努力作出决定，起居室的糊墙纸到底该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虽然我喜欢蓝色，但我恐怕这种颜色太容易被阳光和灰尘破坏了；同时，我乐意让马车夫穿上朴素的制服，至于男仆，我还犹豫不决——我需要一个，已下决心雇一个，但希望他不穿号衣也能显得体面，并且克尽其职，因为我有些害怕炫耀。然而，由于我已故的祖父也曾雇过马车夫这种人，但没穿号衣，我觉得超过他——至少超过他的灵魂，无论如何总觉得有些别扭。我也系统地筹划着我的欧洲之行，设法把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包括路费和时间——各个细节——除了一件——即到底是骑骆驼从开罗穿过沙漠到耶路撒冷，还是坐船到贝鲁特，再坐马车穿过那个地区。与此同时，我每天给家里写信，把我的全盘计划和打算通知朋友们，指示他们为我母亲找一处漂亮的住宅，在我回家之前说好价钱，还指示他们卖掉我那一份在田纳西的土地，并清理印刷协会里寡妇孤儿基金的收益，多年来，我是该协会有声望的会员。（田纳西这份土地多年来是我家的财产，很有希望将来有一天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现在看来仍有希望，只不过不是那样强烈了。）
我照顾了船长九天，他好些了，只是还很虚弱。那天下午，我们把他抬到椅子上，让他来个酒精蒸汽浴，再把他搬回床上去。我们格外小心，因为最轻微的牵扯都会给他带来痛苦。加德纳抬他的肩膀，我抬脚；在那不幸的时刻，我踉跄了一下，病人重重地摔在床上。我一辈子还没听见有人这样咒骂过。他像疯子一样乱骂，还去抓桌上的左轮枪，但给我抢了过来。他命令我滚出去，发了一千次誓，一旦他能下床，无论在哪里碰到我，就要把我宰掉。这只不过是暂时发疯，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知道要不了一小时他就会忘得干干净净，或许还会后悔的；但在当时，我有些冒火。一怒之下，决定回爱似梅拉达去。我想，既然他已能打架，他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晚饭后，月亮刚刚升起，我徒步开始了那九英里路程。那时候，九英里的短途旅行，只要不带行李，就是百万富翁也不需要骑马。
当我看得见那俯瞰小镇的山头时，已经是差一刻十二点了。在明亮的月光下，远望山谷对面的山头，我看见好象半个镇的人都聚集在大西方矿的露头矿苗上。我的心怦怦地直跳，自言自语地说道：“今晚他们一定又发现了一个新矿，比原来那个还富，毫无疑问。”我抬腿向那边走去，但又走回来，心想，那“发现”是跑不掉的，再说我已爬够了山。我下了山，穿过小镇，经过一个德国人的小面包店时，一个妇人跑出来，说他丈夫病了，请求我过去帮她一把。我走进屋去，发现的确如此——看那男人的样子，好象一百次发病压缩成这一次。两个德国人想按住他，但没有成功。我跑了约莫半条街，把医生从床上喊起来，他还没穿好衣服，我就把他带去了。我们四人与那个疯人角斗，医生给他灌药，放血，忙了一个多钟头，那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则只顾放声大哭。后来，他安静了，医生和我离开那里，把病人留给他的朋友们。
一点过了。我走进小屋，很疲倦也很快活，朦胧的牛脂烛光照着希格比，他坐在松木桌边，手指夹住我那张纸条，傻乎乎地盯着看，脸色苍白，衰老，憔悴。我停住脚步，看着他。他也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问：
“希格比，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完蛋了——我们没有干活。那隐矿脉给重新瓜分了！”
够了。我悲伤绝望地坐下来——心已完全碎了。一分钟以前，我还是个富翁，满脑子虚荣；现在，我成了个穷鬼，唉声叹气。我俩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个小时，忙于思索，忙于徒劳无益的自我谴责，忙于想“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不那样做，”但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又相互解释，这个谜终于解开了。原来希格比把那事托给我，正如我把它托给他一样，而我俩都把那事托付给工头。真有意思！这个稳重坚定的希格比把这么大的事情拿去碰运气，而不真正去克尽职守。但是，他到现在才看到我留下的字条，从九天以前他最后见到我以来，也是头一次走进这个小屋。在那个关键的下午，他同样给我留了张条子——他骑在马上，往窗子里看了看，没看见我，就把条子从破窗户丢进屋里，它还在那里，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摆了九天。
千万别忘了在十天期限之内做那件事。W先生过去了。他通知了我。我将在莫诺湖与他碰头，今晚从那里出发。他说这次一定能找到。
卡尔
“W”当然是指惠特曼。那该死三次的“胶泥矿脉”！
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希格比那样经验丰富的矿工，竟然对荒唐无稽的“胶泥矿脉”——神奇矿脉“热”的诱惑也无法抗拒，反而忘乎所以，饥不择食地扑了上去。好几个月以来，希格比一直在梦想那神奇的胶泥矿脉；现在，他置自己的正确判断于不顾，跟着走了，并且干愿冒风险让我来决定这个抵得上一百万个还未发现的胶泥矿脉的银矿的命运。这一次人们没有跟他去。大白天他骑着马跑过小镇是极其平常的事，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他俩在荒山野岭里找了九天，没有收获，他们没有找到胶泥矿脉。这时，一种不祥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祸事，可能失去隐矿脉（尽管他确信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于是，他全速赶回来。本来他可以及时赶回爱丝梅拉达的，但他的马腿折断了，只得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碰巧他走的是一条路，我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到底精力过人，直接跑到大西方矿去了，而没有像我那样拐了回来——他晚到了五至十分钟！“告示”已经挂出，我们的矿已经“重新瓜分”，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正迅速四散离去。离开那里时，他了解到一些情况。从我们发现隐矿脉那天晚上起，人们一直没有看见工头在街上露面——一封电报把他叫回加利福尼亚去了，据说是因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总之他什么事也没干，镇上的人都用警觉的眼睛注意着这一点。在这不幸的第十天午夜，矿脉“可以重新瓜分”了，刚到十一点钟，山头上已聚集了黑压压一片准备瓜分矿脉的人。那就是我以为又发现了新矿时见到的人群——我真是个白痴。（如果我们三人搞得快，也同样有权利重新分得那矿脉）。午夜一到，十四个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动用武力来保证他们的工作顺利进行的人挂出了“告示”，宣布以“约翰逊”这个新的名义取得了该隐矿脉的所有权。不过我们的那个合伙人A．D．爱伦（那个工头）这时突然出现，手提一把张开机头的左轮，说必须把他的名字加进去，不然，他就要“给约翰逊公司一点颜色看”。他英勇果敢，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大家都知道他说话算话，于是他们让步了，分给他一百英尺，他们则按惯例每人保留两百英尺。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是希格比回家时从一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第二天早晨，由于新矿引起的激动已烟消云散，我和希格比宁愿离开这个使我们倒霉的地方。熬过了艰难而令人失望的两个月后，又回到了爱丝梅拉达。这时，我们得知，大西方与约翰逊已经合并，合并的矿产分为五千英尺或五千股；那个工头讨厌打官司，认为那样一个大企业难以管理，以九万金币的价格卖掉了他那一百英尺，回合众国老家去享用去了。要是那矿产值那么大个数字，而公司拥有五千股，一想到我们原来那六百股该值多少钱，真使我眼花撩乱。这个差别就好比五千人拥有了一幢六百人原来拥有的房子。要是我们在那产业上用铁锹和铲子干上个小半天，确立了我们的所有权的话，我们本来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这读起来好象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却是许多人的耳闻目睹，爱丝梅拉达地区的官方记载也很容易查到，可以证实这是真实的事件。我永远可以说，有一次，一共十天，我的身价绝对地、毫无疑问地值一百万。
一年前，我尊敬的，各方面都可钦可佩的百万富翁老伙计——希格比，从加利福尼亚一个偏僻的小矿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经过了九至十年的折磨和艰苦奋斗以后，他终于取得了一席地位，可以动用二万五千美元了，还说他打算开个小小的水果铺。在我们躺在小屋里计划欧洲之行，打算在俄罗斯山修一座黄褐色石头房子的那个晚上，要是有人给他提出这个建议，他准会觉得那是对他的莫大侮辱！
第四十二章
下一步怎么办？——我面临的困难——“万能博士”——再一次开矿——打靶——我成了地方新闻栏编辑——非常成功
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十三岁就进入社会自谋生路，（因为我父亲曾替几位朋友担保；尽管父亲把他拥有那些美妙的弗吉尼亚股票的骄傲以及这些股票在全国享有的盛誉都慷慨地遗赠给了我们，可我还是立即发现，如果偶尔没有面包来把它们送下去的话，单靠那东西也吃不饱）。我有许多挣得饭碗的机会，但取得的成就并不会吓你一跳；一系列的工作就摆在我面前，如果我想干活的话，可以随意挑选——不过我没有去挑选，因为我已经够富裕了。我在杂货店当过伙计，只干了一天，那天我吃了那么多糖，老板没再叫我干什么事；他说他想要我出去，这样我就能给他当个好顾客。我研究了整整一周法律，接着就不干了，因为那东西太罗嗦讨厌。我在铁匠铺干了一阵子，但我浪费了许多时间去鼓捣那风箱，想让它自动鼓风，我狼狈地被师傅赶了出来，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我在书店里当了几天店员，顾客的没完没了地打岔，使我无法安安静静地看书，于是老板准了我的长假，还忘了告诉我这长假到底有多长。有一年夏天，我在药房当伙计，但我开出的处方很不对劲儿，似乎我们卖的胃唧筒比卖的苏打水还多，于是，我只好离开。我设法当了个普通的印刷工匠，心想有朝一日会成为富兰克林第二，但不久就断了那个念头。在爱丝梅拉达“贫民院”没有我立足的地盘，再说，我总是象个笨手笨脚的排字徒工，眼巴巴地望着那两年学徒期满后有所成就。我一开始排稿，工头们总是说“今年某个时候”将会采用的。我在圣路易到新奥尔良航线上当过一个普通的引水员，在这方面的能力我是无可指责的，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的工资，不交房钱与伙食费，我真想又站在舵轮后面，再也不到处流浪——但是我象许许多多可怜失望的矿工一样，近来在夸大其词的家信中，傻乎乎地夸耀我那隐矿脉和欧洲旅行，我想，“现在我全完了，我绝不回家去受人同情，遭人耻笑。”我作过私人秘书、银矿工和炼银工。几乎样样都一无所成，现在——
下一步怎么办？
我屈从了希格比的建议，答应再去试一试开矿。我俩爬到高高的山腰上，在我们那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产业上干了起来，上面有个八英尺深的竖井，希格比钻进去，用铁镐勇敢地挥舞着，弄松了一些岩石和泥土，接着。我又下去用长柄铁铲（这是人类最可怕的发明）把那些东西铲上来。这得用膝盖使劲抵住那铲柄，弄满一铲，然后灵巧地一挥，从左肩向后拟出去。我舞了几下，把泥土刚好抛在竖井边上，又全部滑下来，掉到头上，再顺着脊梁骨滑下去。我二话没说，爬出来回家去了。我暗暗发誓，要我把自己当作靶子，用长柄铁铲挥起破烂往上面抛，我宁愿饿死。我坐在房里，让自己尽情地发泄心中的悲哀——可以这么说。当时，在那些比较愉快的日子里，我常常寻开心，给州内的主要报纸，弗吉尼亚《边区企业报》写些通讯，发表后我总是很惊讶。我对编辑们的好印象不断地降格，好象觉得他们完全可能找到比我那些文章好一些的东西来塞报纸。从山腰往回走的路上，我在邮局得到一封信，后来我把信打开。Eureka！（我根本不知道Eureka是什么意思，不过找不到更美妙的词的时候，发出这个词的音听起来倒挺合适）。来信慎重提议让我到弗吉尼亚去担任《企业报》的地方新闻栏编辑，每周二十五美元。
在我发现“隐矿脉”那些日子里，我相当瞧不起那些出版商——现在，我崇拜他们，真想给他们磕头。每周二十五美元——它好象是一笔横财——一大宗财产，一笔来路不正的、过分慷慨的钱财。但一想到自已经验不足，难以胜任那个职务，我惊喜的心情又低沉了下来——紧接着，在这上面，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又浮现在眼前。如果我拒绝这个职位，马上就得寄人篱下，乞讨面包，对于一个从十三岁以来还没有经受过这等耻辱的人来说，这种事必然令人作呕。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太平凡了。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了，所以，我诚惶诚恐地去做了编辑。要不然，我会拒绝的。需要是“冒险”之母。我一点也不怀疑，那时，就是有人出钱叫我翻译希伯莱文的《犹太法典》，我也会答应下来——尽管信心不足还有点害怕——为了钱而尽力在里面搞些花样。
我来到弗吉尼亚，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涯。我是个衣着古怪的地方新闻栏编辑，坦率地讲——没有外衣，戴顶耷拉草帽，穿件蓝羊毛衫，裤脚塞在靴筒里，胡子垂到胸前，一把万能海军左轮吊在皮带上。但我弄了套更象基督徒的装束，去掉了左轮枪。我没有任何机会杀人，也从来没有想干那种事的愿望，原来佩戴那东西只是为了随便，也免得没有那东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遭人非议。但别的编辑和印刷工人都带左轮。我请求主编兼股东（我把他叫作古德曼先生好了，既然任随什么名字都一样）就我的职责作些指示，他叫我到全城各个角落去，对各种各样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把得到的消息记下来发表。他还说：
“决不要说‘我们得知’如何如何，或‘据报道’，‘据传’，也不要说‘我们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钻到核心里去，挖掘事实真象，然后说，‘它是如何如何’。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你的报道。绝对无懈可击的消息才能给报纸带来最稳固，最有价值的声誉。”
这就是全部锦囊妙计；时至今日，每当我看见某记者的文章开头就是“我们认为”，我就会怀疑他是否竭尽全力去采访过消息。尽管我讲得这么头头是道，我当地方新闻栏编辑时并不总是照这样做；当消息不足时，我也时常让想象去占事实的上风，我绝对忘不了第一天当记者的经历。我在城里逛来逛去，盘问每一个人，打搅每一个人。发现人们一无所知。五小时过去了，笔记本里仍然空空如也。我告诉了古德曼先生，他说：
“在既无火灾也无审讯的淡季，丹常常从干草马车那儿弄到新闻。有没有从特拉基河来的马车？如果有，你可以再提一提关于干草买卖的事情，你明白。尽管它不会耸人听闻，也不会激动人心，但可以拿来发表，有点商业味儿。”
我到城里四处打听，看到二辆破破烂烂的旧马车从乡下驶进城来。我充分利用了这辆车，把它弄成了十六辆，把它们从十六个不同的方向拖进城来，写成了十六条不同的新闻，精心描绘了一个弗吉尼亚城前所未有的干草骚乱。
这事很鼓舞人心。它在报纸上占了满满两栏，我就接着干了下去。不久，生意又开始不景气时，有个亡命徒在酒店里杀了个人。我们又快活起来。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为一件小事如此高兴过，我对那杀人犯说：
“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今天为我办了件大好事，我永远忘不了你，如果长年累月的感激能够对你有所补偿的话，我愿永远感激你。我遇到了麻烦，在我眼前似乎一片黑暗，意志消沉的时候，你高尚地拯救了我。从今以后，请你把我算作你的朋友吧，我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就算我真的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心痒痒地想这样说。我如饥似渴地搜寻细节来描述了这次凶杀案。写完后，我只觉得有一点遗憾——那就是，人们没有把我的恩人当场吊死，那样，我就好把他写上绞架了。”
接着，我发现一些移民车辆开进广场的宿营地，我了解到他们最近经过了凶恶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旅途相当艰难。我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条消息。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其他报社的记者们在场使我受到严格限制的话，我会加进去些特别的东西，使那段文章有趣得多。我终于发现了一辆继续前往加利弗尼亚的马车，对车主进行了一些荒唐的盘问，从他简短而粗暴的回答中，我得知他次日就要离开，绝不会留在城里给我找麻烦，我就抢在各家报纸的前头报道了这件事。我记下了他那一车人的名字，把他们统统弄进已经被杀或受伤的人的名单上。这下子可以笔下生花了，我把这一车人弄来同印第安人厮杀了一场，这场厮杀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消息又占了两栏。早上，我读完后，觉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职业。我心中推测，消息，激动人心的消息，正是报纸所需要的，我觉得，我对于提供这类消息具有非凡的天赋。古德曼先生说，我同丹一样，是个好记者。有了这样的评价就足够了。在这一评价的鼓励下，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报纸的利益需要的话，我可以提起笔来把所有的移民都杀死在大平原上。
第四十三章
我的朋友波格斯——学校成绩报告——波格斯还我老账——弗吉尼亚城
不过，当我更加熟悉了业务，学会了利用消息来源的时候，我就不再大量地求助于想象力，但却可以得心应手地填满我的专栏而不会引人注目地偏离事实真相了。
我和其他报纸的记者交了朋友，互相交换“老主顾”，以减少工作量。“老主顾”就是永久性的消息来源，如象法庭、金锭银锭统计表、石英矿选矿场的赢利情况，以及法庭审讯等。因此大家都随身带着一切，我们每天都去采访一次，这个部门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个“老主顾”了。当时有几家十分活跃的报纸。在同行中，我的劲敌是《联合报》的波格斯。他是个优秀记者。每三四个月，他会小醉一回，但总的说来，他还是个小心谨慎的酒鬼，尽管他随时准备小小地收拾一下他的对手。在有个方面他总是比我强；他能每月搞到公立学校的成绩报告单，而我却不能，因为校长讨厌《企业报》。有个下雪的夜晚，学校成绩报告单即将公布，我走出门去，十分可怜，还不知道怎样去把它搞到手。不久，就在离我几步远的那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碰到了波格斯，便问他打算到哪里去。
“去搞报告单。”
“我陪你去。”
“不行，先生。我将来再给你作解释。”
“随你便。”
一个酒吧的跑堂提着壶热气腾腾的潘趣洒走过来，波格斯贪馋地闻着酒香。他眼睁睁地盯着那个跑堂走上《企业报》社的台阶。我说：
“我希望你能帮我弄到那个学校的消息，既然你无能为力，我只好跑到《联合报》社去，等排好了版，看他们能否给我一份清样，尽管我觉得他们是不会答应的。晚安。”
“慢着。我倒不在乎弄到报告后和孩子们多坐一会儿，让你抄一份，你愿意跟我到校长那儿走一趟吗。”
“这还算象话。走吧。”
我们踏着深雪走了两条街区。弄到了报告后又回到我们的办公室。这是一份简短的文件，一会儿就抄完了。在我抄写的时候，波格斯自个儿品尝着潘趣酒。我把原稿交给他，又一起出去采访，因为听到附近传来枪声。我们不失时机地弄清了全部经过，这是一起在低等酒店发生的谋杀事件，公众开此是没有多大兴趣的，然后我们就分了手。凌晨三点，我们把稿子付印的时候，照常举行消遣音乐会，因为有几个印刷匠是好歌手，还有几个是顶呱呱的吉它和手风琴那种可恶东西的演奏家。这时《联合报》的老板进来，询问有没有人知道波格斯和那份成绩报告单的稍息。我们向他说明了情况，然后全体一起出动去寻找那个玩忽职守的人。我们在一家酒店里找到了他，他站在桌子上，一手拿盏马灯，一手捏着成绩报告单，正在向一群醉醺醺的科尼什矿工们发表长篇演说，抨击有人极不公平地把人民的钱浪费在教育事业上，而成千上万诚实勤劳的工人们却渴望得到威士忌，”（狂热地喝彩）。他已经和那些人纵饮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把他拖回家，放到床上。
自然，《联合报》没有刊登学校成绩的报道，波格斯却怪罪于我，尽管我没有任何意图或希望不要他的报纸登这则消息，同时也和别人一样为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而感到遗憾。
但我们还是十分友好。下一次公布成绩的那一天，吉内西矿的老板给我们派来一辆轻便马车，请我们下去采访——这是个极普通的请求，只要有人派马车来，我们总是乐意接受这种请求的，因为我们和别人一样喜爱旅行。我们按时到达“矿山”——它只不过是地下的一个九十英尺的洞，除了抓住轱辘上的绳子下去外没法进去。工人们吃饭去了，我没有那么大力气把大块头的波格斯放下去；所以我只得衔着一支没点燃的蜡烛，把绳头打了个套，脚蹬在里面，恳求波格斯不要睡觉或是松了轱辘，然后大步跨进井口。我下到井底，浑身是泥，碰伤了手肘，倒也平安无事。我点燃蜡烛，检查了岩石，捡了几块样品，高叫波格斯往上拉。没有人回答。不一会儿，一个人头影子在高高的井口上出现，接着传来一个声音：
“你都弄好了吗？”
“都好了——往上拉。”
“你觉得舒服吗？”
“十分舒服。”
“稍等一下好吗？”
“当然可以——并不怎么着急。”
“那么——再见。”
“什么？你要到哪里去？”
“去采访学校成绩报告！”
他真的走了。我在底下待了一小时，当工人们把我摇上去，发现绳子上捆着个人，而不是一筐石头，他们大吃一惊。我步行回家——五英里——而且是爬山。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登学校成绩报告；但《联合报》登了。
我进入新闻界六个月后，白银大地的辉煌的“繁荣时期”开始了，这种壮丽的场面热气腾腾地持续了三年。要填满“地方新闻栏”的一切困难都不复存在，这时唯一的困难是怎样把那些每天铺天盖地地涌进我们字纸篓的故事和消息报导装进那已经扩大的版面里。就弗吉尼亚的历史和人口来说，它已发展成为美国造就的“最生机勃勃”的城市。人行道上拥挤不堪——一人流如潮，要想逆流而行，绝不那么简单，大街上同样挤满了石英矿车，货车和别的车辆。车队不见尽头。它们是那样密集，马车通常要等半个小时才能找到机会穿过大街。每张面孔上堆满笑容，每只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几乎是狂热的和紧张的光辉，每个脑袋里翻腾着赚钱的计划，每个胸膛中激荡着巨大的希望。金钱多如尘土；每个人都想发财，哪里也找不到一张忧郁的面孔。这里出现了军队、消防队、铜鼓乐队、银行、旅馆。戏院、“手摇风琴音乐厅”、生意兴隆的赌场，政治集会，公民游行队，街头斗殴，凶杀案件、审讯、骚乱、每十五步一家威士忌酒店。全体市议会议员、一名市长、一名海关检查员、一名城建工程师。一名消防队长，还有他的一、二、三等助手、一名警察局长、一名警备司令和大批警察、两个矿产经记人行会，一打酿酒厂。六七座充分运转的监狱和拘留所，谣传还要修一座教堂。“繁荣时期”欣欣向荣。高大的防火砖楼在主要街道上耸立起来，树木葱笼的郊区正向四面八方扩展。市区地皮价格猛涨，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巨大的“科穆斯托克矿脉”的富饶地段从北到南纵贯全城，上面的各个矿部在积极开发之中。仅仅其中的一个矿就雇佣了六百七十五名工人；在选举问题上，有个流行的说法：“‘古尔德、卡利’领头，全城随后。”工人的日工资四到六美元。三班制，或三班倒，爆破，挖掘和出土日夜不停。
弗吉尼亚“城”堂皇地坐落在海拔七千二百英尺高的戴维森山陡峭的山腰上，透过内华达明净的空气，五十英里以外也清晰可见！它声称容纳了一万五到一万八干人，这支不大的人群有一半成天蜂拥在大街上，而就在这些大街数百英尺深的地底下，另一半蜂拥在科穆斯托克的矿井和巷道里。我们经常觉得椅子嘎嘎作响、从办公室下面的地壳里传来模糊的爆破声。
山腰很陡，全城象个屋顶一样倾斜。每条街都是一条台地，相邻的两条街高差和达四十或五十英尺。房屋临街的一面与街平齐，但后面一楼的地板都架在高高的柱子上面；你可以站在乙街一座房子的后窗旁，从你脚下面丙街的那排房子的烟囱里看下去。在那洋稀薄的空气中，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从丙街爬上甲街，待你爬上去，你会上气不接下气，心将要夺口而出。但你也不可以象房着了火似的一溜烟跑下去一一打个比方。由于海拔很高、空气太稀薄了，血液几乎要冲出表皮，皮肤被别针划破一点就是件使人担心的祸事。因为它很可能引起败血症。但可以抵消这种灾难的是：这种稀薄的空气似乎可以治疗枪伤。因此，如果你只是把你的村手的两片肺叶射穿，也不可能保你永远满意，因为在一个月内他几个肯定要到处找你，还用不着戴单片眼镜。
透过弗吉巴亚明朗的空气，你可以俯瞰广阔遥远的山脉和沙漠全景；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无论是旭日东升。夕阳西下，还是红日当空，也无论是夜阑人静。明月斜挂，景色总是那么美丽动人。头上，戴维森山那灰色的山峰高耸，前方和脚下，崎岖的山谷冲开重峦叠偏，开拓出一条不规则的通道，顺着它望过去，柔和的沙漠隐约可见，一条银线般的河流蜿蜒穿过峡谷，两岸树木葱茏、延绵数十英里，化为一串柔软的流苏；更远处，雪山拔地而起，在朦胧的地平线上横起一条障碍——极目望去，一个湖泊象落日一洋在沙漠上燃烧，尽管它远在五十英里开外。从你那窗口看去，这美景使你如痴如醉。难得天空有云——非常难得。这时，落日把这辽阔的景色镀上金边，映得彤红，装扮得更加壮丽，那瑰丽的色彩象符咒一样吸引着眼睛，象音乐一样激荡心灵。
第四十四章
繁荣时期——股票漫天飞——报纸的吹捧——送给我的股票——加工了的矿——扮演新角色的悲剧演员
我的薪金增加到每周四十美元。但我很少支取。我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一个人腰包里装满了数不清的亮晃晃的半美元金币（那时太平洋沿岸还未流通纸币），那两块硕大的二十美元金币又算得了什么呢？新闻报道是赚钱的买卖，人人都在挥霍他的金钱和“英尺”。在城里和那开阔的山腰上的矿井密密麻麻。坑道比人还多。说实话，其中没有十个矿能生产值得拉到选矿场去的矿石，但每个人都说，“等竖井打到矿脉品位最高的地段，那时你再礁吧！”所以，没有一个人泄气。这些几乎都是“野猫矿”，几乎毫无价值，但那时没有一个人怀疑。“奥菲尔”，“古尔德—卡利，“墨西哥人”等矿，以及其他在弗吉尼亚科穆斯托克矿脉和金山上的矿，每天生产大量的富矿石，每个人都相信他那个小小的“野猫矿”也和“主矿脉”上的矿一样好，必然会一英尺价值一千美元，只要他“打到了品位高的地方”。可怜的家伙，他们死也不明白，他们永远见不到那一天。于是，成千的野猫矿竖井一天天越钻越深，大家满怀希望与欢欣。他们是多么拼命地干活，多么狂热地预言，又是多么地兴奋哟！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绝对没见过这种事。每个野猫矿——简直不是矿，而是在想象的矿上面的洞——组成公司，印刷花花绿绿的“股票”，就可以出售了。每天在商会里进行这种疯狂贪婪的股票交易。你可以到山腰上去随便抓刨几下，找到个矿脉（并不缺乏），贴出“告示”，冠以夸大其词的名字，打个竖井口，印好股票，尽管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你那座矿能值一根稻草，你就可以把股票抛进市场卖它个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赚钱，快速地赚钱，就象吃顿晚饭那样轻而易举。每个人都在五十个不同的野猫矿拥有“英尺”，都以为自己发了财。想一想这没有一个穷人的城市吧！有人会认为，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一个野猫矿生产出一吨值得粉碎加工的矿石来，（我说的野猫矿，用通俗的说法，是指任何不是位于母矿脉即科穆斯托克矿脉之上的矿。）人们应该会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过份相信那未来的财富，但是没有一丁点这样的想法。他们打洞放炮，买买卖卖，欢天喜地。
每天都有人申请新的开矿权利，友好的主顾径直跑到报纸编辑部，赠给记者四五十英尺，请他们去核定矿产，在报纸上登载告示。他们压根儿也不在乎你怎样报道财产，只要你说点什么。结果，我们一般只简单地说一两句话，如“那位置”不错，矿脉“六英尺宽”，或者说那岩石“与科穆斯托克矿脉相似”（的确如此——但一般说来，那相似性并不足以把你吓瘫痪。）如果那矿石还有点希望，我们就遵循当地的习惯，大肆渲染，满嘴白沫，就好象银矿开发史上又出现了奇迹。如果那个矿已经“开发”，又没有富矿石来吹嘘（自然不会有），我们就赞美那坑道，说它是此地最振奋人心的坑道；把那坑道捧了又捧，到头来我们自己也忘乎所以，但对矿石却只字不提。我们会用半个版面的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竖井，二种新型铁丝绳，一个抛光的松木轱辘，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鼓风机，末尾大谈起对该矿的“体面而能干的管理者的钦佩”——对矿石却默不作声。这些人总是很高兴，总是很满意。偶尔，为了弥补和粉饰我们的信誉，我们显得明察秋毫，严肃不苟，精确无误，也会给一个早已废弃的矿狠狠一击，其势之猛，简直把它那把干骨头捶得咔嚓咔嚓响——这时，有人就会来把它没收，并以它突然得到这个臭名声为由把它卖掉。
没有哪一种形式的开矿权利是不可出售的。我们每天都收到人们赠送的“英尺”。如果我们需要百把块钱，就卖掉一些；如不需要，就储存起来，相信总有一天会卖到一干美元一英尺。我有半箱子股票。当某一股票在市场上流通，价格抬到高额数字时。我就翻翻那纸堆。看看在里面能否找得到这种股票———一般总找得到。
价格不断涨落；但对下跌我们很少感到不安，因为海英尺一千美元是我们的要价，所以随它高兴怎么波动就怎么波动好了，只要涨到我们要的数字，我们就满意了。送给我们股票的人并不都希望他们的开采权受到“注意”。至少有一半的人没有这么想过，他们只不过要你口头上说声“谢谢”；法律也并不强迫你非说不可。如果你提着两筐苹果上街，遇到朋友你自然会主动请他拿几个。这就是“繁荣时期”弗吉尼亚的情况。每个人腰包里都塞满了股票，不用朋友们开口就分给他们一小部分，这成了当地的习惯了。突然反悔停止赠送的事也是常见的，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股票值不了几文的时候，拿去赠送朋友只是出于好意或义务而已。但梢微耽搁一下，价格猛涨，这就该后悔了。有一天，斯图尔特先生（现在是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告诉我，如果我愿到他的办公室走一趟，他想送二十英尺“加斯提斯矿”股票给我，我请他明天再送，因为我正要去吃晚饭。他说第二天他将不在城里；于是我冒了个险，去吃晚饭，没有去拿那股票。在一星期内，它的价格涨到七十美元，后来又达到一百五十美元，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了。我想他把我那一份也卖掉了，把那部分问心有愧的收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天下午，我碰到三位朋友，他们说他们在拍卖场以每英尺八十美元的价格买进了“超人矿”股票。一个说如果我跟他到办公室去，他就送我十五英尺；另一个说他再加十五英尺，第三个说他也加数奉送。但我正要去采访一次审讯，无法抽空去取。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以每英尺六百美元的价格把“超人”全卖了，还大大方方地跑来通知我——一并已规劝我收下别人硬往我手里塞的又一笔四十五英尺。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并且严格地尊重事实。朋友们经常把每英尺二十五美元的股票送二十五英尺给我们。他们根本不以为意，就象递给客人一支雪茄一样。这真是个“繁荣时期”！我以为它会永远维持下去，但无论怎么说，我倒绝不会未卜先知。
为了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精神在支配着矿区社会人们的思想，我举个例子。人们挖掘地窖时，会发现“矿脉”恰好“位于”铁锹挖开的好象有石英矿脉的地方——这地窖还不是在郊外，它就在城中心；他们立即便印行股票，抛向市场。那地窖属于谁倒无关紧要——那“矿脉”属于发现者，除非美国政府出面干涉（因为政府对内华达的贵重金属有所有权——至少当时是如此），人们认为他有开采的特权。设想一个陌生人在你那种满奇花异草的庭院里发现了一条矿脉，心安理得地用钢钎、铁锹和炸药把它弄成一片废墟，这将是什么滋味！可这在加利福尼亚是常有的事。在弗吉尼亚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中央，有个人“探明”一个矿脉，在上面开了个竖井。他给了我一百英尺的股票，我把它拿去卖掉换了一套漂亮的衣服，因为我害怕有人会掉进井里，就要吃官司。我在位于另一条街中央的矿井里也拥有股份；我要提一下人们有多糊涂。“西印度”股票（它就叫这个名字）生意兴隆，尽管就在它下面还有一条旧时的坑道，任何人走进去都可以看到它根本就没有碰到石英矿，或者任何与石英矿有丝毫相似的东西。
发横财的一个方法是“加工”野猫矿，待人们轰动起来就卖出去。这方法很简单。泡制者探明一条毫无价值的矿脉，在上面打口竖井，买一车科穆斯托克矿脉的富矿石，把一部分倒进竖井里，把剩下的摆在井壁上，堆在井口。然后去对一个笨蛋炫耀这份财产，以高价卖给他。自然那上当者买到的只是那一车富矿石。最有名的“加工”矿是“北奥菲尔”。据说，它是科穆斯托克矿脉上的一个有价值的“奥菲尔”主矿的遥远的“延续”。接连几天，人们都在谈论北奥菲尔富矿的开发。据说它生产的全是小块、坚实的纯银。我和股东到那地方去，看到一个六到八英尺深的竖井，井底是一片乱七八糟的，色调灰暗，略呈土黄色的没有希望的岩石，如果指望在这里面找到银子的话，磨盘石里也同样找得到。我们弄出一盘，放在水坑里淘洗，千真万确，我们竟在沉积物里发现了六七颗黑黝黝、象子弹一样毋庸置疑的“天然银”。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种事，科学也无法解释这样的怪事。它的股票涨到六十五美元一英尺，世界著名悲剧演员麦肯·布坎南以这个价购进一大股，准备再次退出舞台——他总是这样。不久就发现，那矿是“加过工的”——还不是用普通的方法，而是用一种胆大包天、厚颜无耻、特别新颖而野蛮的方式。在一块纯“银”上，发现了造币厂铸造的文字“…合众国”。显然，这矿是用熔化的半美元银币来“加工”的！把用这样的方法得到的银块“染”黑，弄得很象天然银，再同竖井底下的岩石碎片混合起来。这绝对是真事。股票当然马上变成了废纸，那位悲剧演员给坑了。要不是这一不幸事件，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麦肯·布坎南出现在舞台上了。
第四十五章
繁荣时期在继续着——卫生委员会基金——人民的激情——要求立即捐款——一袋卫生面粉——把它带到了金山和戴顿——弗吉尼亚最后接受了——拍卖的结果——一笔巨款
“繁荣时期”以一往无前之势继续着。大约在这两年以前，古德曼先生和手下的一个印刷工匠借了四十美元，从旧金山来到弗吉尼亚新城碰运气。他们发现了《边区企业报》，这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周刊，奄奄待毙，正在垂死挣扎。他们把它连同铅字、设备、良好的愿望统统买了下来，代价一千美元，长时间分期付款。编辑部、资料室、排字房、发行室、寝室、会客室和厨房挤在一个房间里，而且还是一个小房间。编辑和印刷工睡在地板上，一个中国人为他们做饭，排字石板就当公用饭桌。但现在已今非昔比了。这份报纸成了一家大型日报，使用蒸汽印刷机，有五位编辑，二十三个排字工；每年订费十六美元；广告费十分昂贵，各栏排得满满的。每月盈利六千和一万美元，“企业报社”大楼已经建好待用——这是座雄伟的耐火砖楼。每天，“生动的”广告塞满了五到十一大版，或者挤进临时凑起的“副刊”。
“古尔德—卡利”公司正在安装一座一百杆捣矿机，投资近一百万美元。古尔德—卡利股票红利极高——这是十分罕见的。只有在科穆斯托克主矿脉上面那十四、五座矿才有这样的事。古尔德—卡利公司总经理住在一层设备齐全的豪华住宅里，这座住宅由公司修建，免费提供。他的那辆两匹马拉的漂亮马车是公司赠的礼物，他的年薪为一万二千美元。另一个兴旺的大矿的经理年薪二万八千美元，出入十分气派，在后来的一场官司中，他还要求占有银锭总产量的百分之一。
金钱多得惊人。麻烦的不是如何弄钱——而是如何花消，如何挥霍，如何摆脱，如何滥用这些钱。而就在这个时候，电讯传来一则消息，美国卫生委员会成立了，需要钱来拯救正在美国东部医院里遭受痛苦折磨的联邦陆海军受伤士兵。这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不到半天，又传来消息，旧金山热烈地响应了。弗吉尼亚象一个人一样站了起来！他们匆忙地组成了卫生委员会，它的主席站在C街一架空马车上演说，他试图使沸腾的群众了解，其他委员们正在四处奔忙，竭尽全力开展活动，全城市民只需等候一个小时，办公室将打开登记薄，开始工作，委员会将接受捐款。他的演说为此起彼伏的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所淹没，人们要求立即收钱——他们发誓一刻也不愿等待。主席恳求着，争论着，但人们完全不睬，许多人劈开人群挤上前来，金钱支票象倾盆大雨一样倒进马车，又急忙挤出去拿钱。人们手里抓着钱，高高举在头上，希望这强烈的恳求会打开一条他们的体力所打不开的道路。中国人和印第安人也大为感动，把半美元的金币投进马车，不明白也不在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衣着整齐的妇女冲进人群，拿着钱向马车挤过去，又慢慢挤出来，衣服已是破碎不堪了。这是弗吉尼亚有史以来的最坚决、最疯狂，最无法收拾的一次骚动；当这场疯狂终于平息下来，人们已经囊空如洗了。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发财”而来，“破产”而归。
在那以后，委员会进入了正常工作秩序，有好几个星期，捐款象滔滔河水一样流进它的金库。个人和各种团体根据各自的财力，自愿每周拿出一部分固定的钱来，捐作卫生基金，再没有发生声势浩大的行动，直到后来出现了那有名的“卫生面粉袋”事件。这个事件十分奇特有趣。我以前有一个叫做鲁埃尔．格里德利的同学，这时住在里士河乡下和奥斯丁小城里。他是民主党市长候选人。他和共和党候选人达成协议，失败者应当众接受胜利者赠送的一袋五十磅面粉，并扛回家去。格里德利失败了。新市长给了他一袋面粉，他扛在肩上，从奥斯丁下城走了一两英里回到他在奥斯丁上城的家，乐队高奏着乐曲，全城人簇拥在后面。到达目的地后，他说他不需要那袋面粉，问大家他如何处理它最好。有个人说：
“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作为卫生基金。”
一阵热烈的欢呼通过了这个建议，格里德利登上一个杂货箱，充当拍卖人。随着人们同情心的觉醒和扩大，出价直线上升，最后，一个面粉匠以二百五十美元拍板成交，付了支票。有人问他，要把这袋面粉运到哪里去，他答道：
“哪儿也不去——再卖。”
这时，人们兴奋若狂，欢声雷动，表示赞同。于是，格里德利在那里高声叫卖，挥汗如雨，直站到太阳落山；当人们散去，他已把那面粉卖给了三百个不同的人，收入八千美元金币。那袋面粉还是属于他所有。
消息传到弗吉尼亚，那边回电：
“带那袋面粉来！”
三十六小时后，格里德利到了，下午，在歌剧院召开群众大会，开始拍卖。但是那袋面粉出人意料地来得早了点，还没有完全唤起人们的注意。拍卖进展缓慢。傍晚时分，才收到五千美元，人们个个垂头丧气。但他们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在小小的奥斯丁城人手下承认失败。直到深夜，领头的几位公民还在积极奔走，安排次日的活动。上床睡觉时，已经胸有成竹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一队装饰着色彩鲜艳旗帜的敞篷马车，在喧天的鼓乐声中，行进在C街上，马上就有被一群欣喜若狂的人们挡住的危险。在第一辆马车上，坐着格里德利，那袋面粉放在显眼的位置，面粉袋上涂着耀眼的油漆．烫着亮晃晃的金字；同一辆马车上还坐着市长和记录员。其它的马车装着市议会议员，报纸编辑和记者，以及其它有地位的人们。人群挤到C街和泰勒街拐弯处，希望拍卖就在那里举行，但他们失望了，并且大感意外；因为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似乎弗吉尼亚已经无足轻重了，队伍翻过“分水岭”，向小城镇金山开去。电报已经提前发到金山、银城和戴顿，这些地方的人们热血沸腾，准备一决雌雄。那天，天气酷热，尘土飞扬。鼓声咚咚，彩旗猎猎，半小时后，我们在滚滚的烟尘中，隆重地开进了金山城。全城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中国人，印第安人，都聚集在主街上，城里的旗帜一律升上旗杆顶，乐队的吹奏声，完全淹没在人群的欢呼声之中，格里德利站起来，问谁愿意第一个对这袋“全国卫生面粉”出个价钱。W会长说：
“黄茄克银矿公司出一千美元，金币！”
接着是一阵欢呼的风暴。电报把这消息传到弗吉尼亚，十五分钟后，全城居民聚集在街头，紧张地注视着消息——那天布告牌将得好好表现一番，因为这是安排的一部分。每隔几分钟，金山来的新消息就公布出来，人们越来越激动，从弗吉尼亚打回电报，恳求格里德利把那袋面粉带回去；但这是不符合原订计划的意图。一小时后，金山城那不多的人口为那袋面粉付出的捐款总额在布告牌上公布出来，这唤起了弗吉尼亚的全部热情。格里德利的队伍继续前进，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喝饱了淡啤酒，精神抖擞——人们把啤酒送上车来，也不计报酬——又过去了三个多小时，这支远征军象风暴一样席卷了银城和戴顿，凯旋而归。每一个行动都用电报传回去公布出来，晚上八点半钟，当队伍开进弗吉尼亚，沿C街前进时，人们倾城出动，火把通明，旗帜招展，鼓乐高奏，欢声震天，全城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了。拍卖开始了，每出一个价就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两小时后，全城一万五千人有一半人为那袋五十磅面粉拿出了金币，总数相当于四万美元钞票！按全城人口计算，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约三美元。这笔巨款本来可以加倍的，但由于街道十分狭窄，数以百计的希望出价的人无法冲破那人墙，他们的叫声也无法让人听见。这些人倦于等待，好多人在拍卖结束前很早就回家去了。这恐怕是弗吉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格里德利把那袋面粉在卡森城、几个加利福尼亚城市、还有旧金山出售。我想，他后来带着那袋面粉到东部去，在一两个大西洋沿岸城市拍卖过。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知道最后把它带到圣路易，那里正在举办一个规模巨大的卫生义卖会，他展示了内华达捐赠的硕大无比的银砖，充分鼓动起群众的热情，在那里，卖了一大笔款子之后，他把面粉烤成了小面包，以高价零售。
据估计，当那袋面粉完成使命时，它共卖了一十五万美元的巨款！普通食用面粉在市场上卖到了三千美元一磅，恐怕仅此一例。
格里德利先生后来回忆，那次面粉远征来来去去行程一万五千英里，其费用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是他自己出的钱。他花在上面的时间不下三个月。格里德利先生是个墨西哥战争时的士兵，加利福尼亚移民。他于1870年12月死于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受到人们沉痛地哀悼。
第四十六章
当时的富翁——约翰·史密斯去旅行——横财——一匹价值六万美元的马——精明的报务员——纽约城一富翁——包了辆公共马车——“进来，不要钱”—一“你一分钱也不能给”——－“加油，车夫，我坐够味了。”——友善的纽约人
那时有一些富翁——我指的是“繁荣时期”。每发现一个富矿，就造就出一两个富翁—一我还记得几个。他们是些满不在乎，放荡不羁的人物，他们发了财，大部分居民也同样得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得利更多。
有两个表兄弟，是赶车的，他俩为一个人拖运矿石，接受一小股银矿股份，抵偿三百美元的运费。他们把那座矿的三分之一交给别人去开采，自己仍然赶车，但没干多久。十个月后，那座矿偿清了债务，每月付给每个股东八千到一万美元—一即每年十万美元。
内华达早期造就的一个富翁胸前挂着价值六千美元的钻石，他发誓说他不幸福，因为他用钱还没有挣钱来得快。
另一个内华达富翁吹嘘他每月的收入常常达到一万六千美元；他总是爱提起他初到这个地方时，就在这个给他带来财富的小矿里，他是如何为了每天那五美元而拚死拚活地干活。
这个出产银子和山艾树的州还产生了另一位命运的宠儿——他几乎一夜之间就从一个穷光蛋一跃而成为富翁。不久以后，他居然能够出十万美元买一个政府要员的职务，他确实也出了钱，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的政治资本不如他的银行存款那么响当当。
还有个约翰·史密斯。他是个诚实、厚道、好心肠的人，生长在下层社会，目不识丁。他赶一辆马车，还有个小农场。农场可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因为尽管农场产草量不多，但他出产的那点干草在市场上每吨却值二百五十到三百美元金币。不久，史密斯用几亩草场换了金山一个未开发的银矿。他开发了那座矿，建了个简单的十杆矿石粉碎机，十八个月后，他放弃了干草生意，因为矿产收入已经达到他最满意的数字。有人说是每月三万，有人说是六万。总之，史密斯是很有钱的了。
后来，他去欧洲旅行。回来后，他一有机会就大谈他在英格兰见到的大猪，在西班牙见到的肥羊，在罗马附近见到的壮牛。他心中装满了旧世界的奇迹，奉劝大家都去旅行。他说，一个人不去旅行，就绝对想象不出世界上那些惊人的事物。
有一天，乘船的时候，乘客们下了五百美元赌注，谁能把轮船未来二十四小时的航程猜得最接近实际就归谁。第二天将近中午时，这笔钱都交给事务长，封在一个信封里。史密斯心中兴奋却不露声色，因为他买通了轮机手。但是，另一伙人夺得了那份奖赏！史密斯叫道：
“嘿！那不行！他猜的航程比我宽两英里。”
事务长答道：“史密斯先生，你比船上任何人都差得远。昨天我们走了两百零八英里。”
“好，先生，”史密斯听道：“正是在这点上我赢了，我猜的是二百零九英里。如果你再看看我的数木（目），你会看到一个2和两个0，这就是200，是不是？——它们后面还有个9（2009），这就是两百零九。我捉摸这钱该归我。”
古尔德——卡利公司的矿产有一千二百英尺，它原来属于该公司牌号上的那两个人。卡利先生拥有三分之二——他说，他把它卖了二千五百美元现款和一匹不中用的老马，这家伙十七天内吃的干草和燕麦就花光了这笔钱。他还说古尔德把他那部分拿去换了两条旧军毯和一瓶威士忌，这瓶酒三小时内就弄死了九个人，有个无辜的陌生人闻了一下瓶塞就落了个终身残废。四年后，这座他们转卖掉的矿在旧金山市场上价值七百六十万美元，金币。
在早些日子，有个穷困潦倒的墨西哥人，就住在弗吉尼亚城背后的一条山谷里，他的房子北面的山腰上流出一股手腕粗的泉水。奥菲尔公司分出一百英尺矿产和他交换那股泉水。那一百英尺原来是金矿最富的部分；这笔交易过后四年，它的市场价值（包括矿石粉碎机）就达一百五十万美元。
在奥菲尔矿的巨大财富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该矿拥有二十英尺，他拿去换了一匹马，还是匹可怜巴巴的牲口。大约一年后，奥菲尔股票涨到每英尺三千美元，这个一文不名的人常常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吃惊的豪华与悲惨的典型——因为他能够骑上一匹值六万美元的马，然而却凑不出足够的现钱去买一副鞍子，他只好去借一副，要不只得不用鞍子。他说如果命运再送给他一匹六万美元的马，那会把他给毁了。
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弗吉尼亚作报务员，月薪仅一百美元，最初，他不能识别从旧金山乘船来到这里的乘客名单中的德国姓名，就机智地弄了本旧的柏林姓名地址录来作为代用品。他密切注意着经过他手中的探矿电报，根据这些情报，通过旧金山的一个朋友买进卖出股票，用这种方法，他发了财。有一次，从弗吉尼亚发来一份密电，报告在一个著名的矿里又有丰富的发现，并且通知对方在大量矿产探明之前严守秘密。他以每英尺二十美元价值买进四十英尺这种股票，后来他卖掉一半，价格每英尺八百美元，剩下一半价值翻了一番。不到三个月，他赚了十五万美元，便辞去了报务员工作。
还有一个曾经由于泄漏电报秘密而被公司解雇的电报员，他和旧金山一个有钱人合谋，把弗吉尼亚一宗大的矿产诉讼审理结果在旧金山有关方面收到密电一小时之内提供给他。为此。这位同谋者根据该情报卖买股票赚得的利润中，他将占有相当的比例。于是，他化装成一个车夫，来到山里一个偏僻的电报房，和报务员混熟了，一天又一天地坐在电报房里，抽着烟斗，抱怨说他的牲口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同时，他倾听着从弗吉尼亚发来的嘀嘀嗒嗒的电报声。最后，密电通过电线宣布了诉讼结果，他一听到，立即发报给他在旧金山的朋友：
“倦于等待，将卖马回家。”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省去了“等待”这个词，表示诉讼结果与原预料的相反。那个假车夫的朋友以低价买进该矿许多股票，结果是赚了一大笔钱。
弗吉尼亚有个大矿合并了很久以后，原矿还有五十英尺属于一个人，他根本没有在合并文件上签字。那部分矿产已经很值钱，人们想尽干方百计要找到这个人，但他失踪了。有一次，听说他在纽约，一两个查访者赶到东部，但没有找到他。又有一次，传来的消息说他在百慕大群岛，一两个查访者立即径直去东部，再乘船去百慕大——但他没有在那里。最后，听说他在墨西哥。他的一个朋友，靠在酒店里作招待的工资为生，凑了一点钱找到了他，以一百美元买下了他的“英尺”，回来后把那笔财产卖了七万五千美元。
够了，在银地的传说中，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就是我有意，也根本不可能—一列举。我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了解一点“繁荣时期”的特点，用其它方法我都不能讲得这样生动。为了对那个时期和那个地方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认识，上面提的事例是很必要的。
我曾和以上提到的富翁中的大多数有过私交，因此，为了老交情，我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和经历，为的是使太平洋沿岸的公众不致于认出这些红极一时的阔人。他们不再红极一时了，大多数都已经重新沦于贫困，默默无闻了。
在内华达，曾经流行着两个富翁冒险的故事，或许真有其事，也许没有，我把他写在这里，因为它值得一写。＿。＿＿＿
吉姆上校见过一些世面，或多或少懂些人情事故；而杰克上校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十分艰苦，从来没有进过大城市。这两个发了横财的幸运儿计划去欧洲旅游——杰克上校是去游览观光，吉姆上校则是为了保持住他的不幸生活带给他的单纯质朴。他们晚上到达旧金山，次晨乘船出发。到纽约后，杰克上校说：
“我一辈子都听人说起马车，今天我想坐一回；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来呀。”
他们走出大门来到人行道上，吉姆上校叫住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但杰克上校说：
“不，先生！我不要你那种小里小气的东西，我来这儿要玩个痛快，钱多少都不在话下。我要坐最漂亮的车儿。瞧就是那辆。叫住那辆上面有画儿的黄马车——你别为难——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于是吉姆上校叫住了辆空载的公共马车，他们爬进去。杰克上校说：
“这不是很快活吗？啊，不，不，我并不觉得咋样！座垫、窗子、图画直弄得你无法安静。那些伙伴们如果能看见我们在纽约象这样乘风破浪，会说些什么呀？的确，我希望他们能看见我们。”
接着，他把头伸到窗外，向车夫喊道：
“喂，约翰尼，这对我的胃口！——也真的对你胃口，你可以确信，对你胃口！我要把这个破烂儿租上一整天。我坐上来了，老伙计！让他们出去，赶他们走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小伙子！”
车夫把手伸进皮窗洞，拍着手要车钱——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铜锣，杰克上校握住那手，诚恳地握了一下。他说：
“你了解我，老伙计！绅士之间好说话。闻一闻这个，看你是不是喜欢！”
他把一枚二十美元金币放在车夫手里。过了一会儿，车夫说他找不起。
“找个屁！开车吧。快把钱放进口袋里”
接着啪地一巴掌拍在吉姆上校的大腿上：
“这不很够味吗？要是我不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租一架这东西，把我吊死。”
当车停下来时，一个少妇爬上来。杰克上校盯住看了一阵子，然后用手肘碰了碰吉姆上校：
“什么也别说，”他耳语道。“要是她高兴就让她坐吧。上帝保佑，这里还空得很哪。”
那少妇掏出皮夹子，把车钱递给杰克上校。
“什么钱？”他问。
“请递给车夫。”
“把钱收回去吧，太太。我们不让你给钱。欢迎你来坐车，高兴坐多久就坐多久，这辆车是包了的，我们一分钱都不让你出。”
那少妇困惑不解地缩回角落里坐下。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妇人走上来，拿出车钱。
“对不起，”杰克上校说。“衷心欢迎你上车来，太太，但我们不能让你出钱。就坐这儿吧，太太，一点也别拘束。就象是你出过钱一样。”
不到两分钟，又进来三位绅士，两个胖女人，和一对小孩子。
“过来吧，朋友们。”杰克上校招呼道：“别管我们。坐车不要钱。”他又凑近吉姆上校耳朵说，“纽约并不是个不爱好交际的地方，我捉摸——一它没有这么个名声！”
他不让任何人交钱给车夫，诚心实意地欢迎每一个人。人们回过神来，都把钱装回口袋，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享受这快乐的时光。又进来六七个乘客。
“啊，还空得很，”杰克上校说。“进来吧，就象在家里一样。没有陪客，请客就毫无意义。”然后又对吉姆上校耳语道：“但是，难到这些纽约人是很友好的吗？难道他们不是冷冰冰的吗？到处都有冰块。我捉摸他们会去坐运尸车，如果顺道的话。”
又上来一些乘客；越来越多。两边的座位都挤满了，有一排人站着，抓着头顶上的楔子。提着篮子、带着包袱的人爬上车顶。压抑着的笑声从四面八方荡漾开来。
“嗯，就这种彻底的，冷冰冰的，十足的厚脸皮而论，如果他们不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棒，我是个印第安人！”杰克上校小声说。
一个中国人挤进来。
“我坐够味了！”杰克上校叫道。“加油干，车夫！继续坐吧，女士们，先生们。只是别拘束——一切我包了。车夫，这些人爱坐多久就坐多久——都是我俩的朋友，你明白。把他们送往各处，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你还要钱，到圣尼古拉大街来，我们好说话。祝大家旅行愉快，女士们，先生们——爱坐多久就坐多久——一分钱也不要你们出！”
这两个伙伴下了车，杰克上校说：
“吉米，这是我见过的最友善的地方。那中国人和别人一样轻松自在地走上来。要是再待一会儿，还会见到黑鬼呢。的确，今晚得把门抵好，要不这些野鸭子还会来同我们睡觉呢。”
第四十七章
巴克·范肖之死——他的死因——葬礼的筹备——司科提·布里格斯委员——他拜访了牧师——司科提出不了牌——牧师迷惑不解——两人开始明白——“只剩九点，全打出去了”——巴克·范肖公民——怎样“摇你母亲”——出殡——司科提·布里格斯成了主日学校教师
有人说过，为了了解一个社会，必须观察它的殡葬习俗，了解人们以最隆重的葬礼埋葬的是哪一种人。我说不清在我们的“繁荣时期”最隆重的葬礼是始于哪个阶层，是最著名的社会慈善家还是著名的流氓——大概这两个主要等级或强大的社会阶层都同等地哀悼他们的杰出的死者；因此，毫无疑问，我引述的这位哲学家在对人们作出评价之前，有必要看看弗吉尼亚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葬礼。
巴克·范肖的葬礼极为可观。他是一位著名的公民。曾“杀过他的伙计”——不是因为别人冒犯了他；的的确确，而是为一位力单势薄的陌生人打抱不平。他有个豪华的酒店，还有个漂亮的配偶，大概未经正式离婚手续便遗弃了。他在消防队担任高级职务。逝世时，举城悲痛，尤其是广大的下层社会。
调查表明，巴克·范肖患了严重的伤寒，神志不清时，曾服过砒霜，用枪打穿身体，割破喉咙，从四楼上跳下去摔断了脖子，陪审团悲伤、落泪，——但尽管悲伤却不丧失理智——经过适当地考虑，下了结沦，死亡是“由于上帝的造访”。要是没有陪审员，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
葬礼的筹备十分豪华。全城的车辆雇佣一空，所有的酒店肃穆致哀，城里和消防队的旗帜一律下半旗，全体消防队员受命身着制服，他们的消防器械披戴黑纱。现在——让我顺便提一下——由于这块白银之地上住着地球上各民族冒险家的代表，每个冒险家都带来了他那个民族或地区的方言土语，这种土语的大混合便使内华达的土语成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前所未有的、最丰富多彩、最变化莫测的土语，大概只有加利福尼亚“早期”矿区例外。内华达的语言就是土语。离开土语难以布道，也不能为人理解。象“你可打包票”，“哦，不，我捉摸不会！”“爱尔兰佬不中用”，以及一百多个别的短语都十分平常，会从说话者的嘴里不知不觉地溜出来——常常和眼下正讨论的话题毫不相干，挨不上边，结果毫无意义。
在对巴克·范肖进行验尸之后，召开了一次短发兄弟会。在太平洋沿岸，不召开群众大会，不统一思想，就什么也干不成。大会通过了举行哀悼的决定，选出了各种委员会；从中指定一位委员去拜见牧师，这是个刚从东部神学院毕业的新手，文静、和蔼而风趣，对采矿这行道还很陌生。“司科提”布里格斯委员拜见了他；牧师事后谈起这次造访，颇值得一听。司科提是个个头魁梧的粗人，在重要的公事场合——如给委员会办事时，他通常的衣着是戴一顶救火头盔，穿火红的法兰绒衬衫，腰间绑着根特制的皮带，上面别着个板手和左轮、外衣搭到膀子上，裤脚塞进靴筒里。他和那面色苍白的神学院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顺便提一下，公平而论，司科提热心肠，够朋友，只要有可能避开，从不参与任何争吵。的确，一般说来，无论司科提参与的哪一次斗殴，调查结果起因都不关他的事，而是由于天生的好心肠，他才主动投身进去，助了吃亏一方一臂之力。他和巴克·范肖是多年的知心朋友，经常一起吃冒险的“家常便饭”。有一回，他们看见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打架，便脱掉外衣扑进去，加入了弱的一方，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胜利，转过身来一看，发现他们帮助的那些人早就溜了，不仅如此，还偷走了他们的外衣！还是回过头来说司科提访问牧师这件事吧。他执行的是件悲哀的差使，这时他那张脸就是一幅悲哀的写照。他在那位传教士面前坐下来，把他的消防头盔放在牧师鼻子下那份未写完的布道手稿上，从帽子里面抽出一张红丝手帕擦着额头，凄楚地叹了口气，这就表明了他的来意。他硬咽着，甚至还掉了眼泪；但他仍然努力控制住声音，伤心地问道：
“你就是隔壁开福音铺子的那个家伙吗？”
“我是什么来着？对不起，我相信我没听懂。”
司科提叹了口气，硬咽了一下，接着说道：
“你看，俺们碰到了点麻烦，伙计们捉摸可能你会拉俺们一把，如果俺们找你的话——就是说，要是俺搞对了，你就是隔壁那个神学店里的老板吧。”
“我是羊群的牧人、羊栏就在隔壁。”
“哪样？”
“我是一小群信徒的心灵的顾问，他们的圣堂就挨着这些建筑。”
司科提抓着头皮，思考了一会儿，又说：
“你简直在吓唬我了，伙计。我捉摸，我吊不起主牌，放弃坐庄。”
“怎么？请原谅，你说的什么呀？”
“呀，你简直占了俺的上手。要不咱们俩都占了些上手。你不糊弄俺，俺也不糊弄你。你看，有个伙计交了饭票，俺们想要好好地打发他。俺这次来就是要弄个家伙给俺们动一动下巴，美美地送他出去。”
“我的朋友，我似乎越弄越糊涂了。你的意思我一点也不理解。你是不是能够说得简单点？开始我认为我听懂了，结果我是在打瞎摸。你说得有条理些，不堆砌那么多碍手碍脚的哑迷和比方，事情不是要好办些吗？”
又是一阵沉默，再次进行考虑。接着，司科提说：
“俺只得放弃叫牌，我判断。”
“怎么？”
“你的赌注超过了我，伙计。”
“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哎呀，你最后那点暗示就足够了——就是那个意思。俺既不能出王，又出不起同花。”
那教士困惑不解地倒进椅子里。司科提头枕在手上，沉思起来。不一会儿，他的脸突然亮了，虽然悲伤却很自信。
“俺现在想起来了，这一下子你就好办了，”他说。“俺们要个讲福音在行的。懂吗？”
“一个什么？”
“讲福音的行家，牧师。”
“哦！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就是个传教士——一个牧师。”
“这就对了！你看俺象个瞎子一样摸来摸去，就在这儿搁下吧！”——他伸出只粗壮的爪子抓住牧师的小手摇了一摇。表示那兄弟般的同情和热情的感激。
“这就对了，伙计。咱们从头来吧，你别介意我抽一下鼻子——因为俺们给麻烦压倒了。你看，有个伙计垮杆儿了。”
“垮什么了？”
“垮台了——认输了。你明白。”
“认输了？”
“是的——翘辫子了——”
“哦——他到那个人们有去无回的神秘的国度去了。”
“回来！俺捉摸他回不来了。伙计，你说的啥。他死了！”
“对，我明白。”
“哦，明白了？俺还以为你越来越昏了呢。是啊，你看他又死了
“又死？什么，他以前还死过吗？”
“以前死过？没有！难道你捉摸人有猫那么多条命吗？但你可以断定这回他是死硬了，可怜的老伙计，俺但愿见不到这一天。俺找不到比巴克·范肖更好的朋友了。俺知道他的根根底底；俺认识了他这个人并且喜欢上他这个人，俺和他难分难舍——你听俺说。随便把他带到哪里，伙计，这矿山上也找不到比他更棒的人了。从来没听说过巴克·范肖不够朋友。现在完了，你知道，全完了。没有用了。他们已经抢走了他。”
“抢走了他？”
“是啊——死亡抢走了他。啊、啊、啊，俺们只得松手放他走了。当真的。这世道真艰难，不管怎么说，不是吗？不过，伙计，他是条好汉！你要是看到过有一次他发作时的样子才好呢，他是个棒小伙子，眼睛象玻璃一样！啐一口唾沫在他脸上，再让他准备一下吧，给他机会，让他去卖力气吧，瞧他垮掉衣服一头扎进去，那才真妙呢。他是会出气的最坏的贼儿子。伙计，他在那个上面！在那个上面他比印第安人都棒！”
“在那个上面？在什么上面？”
“在打枪上。在肩膀上。在打架上，你明白。屁也不在乎。请原谅，朋友，离你这么近骂了句怪话——不过，你看，来搞这么个事，我紧张得要命，什么事情都要说得那么文绉绉的，浑身不自在。不过，咱们还是把他丢开吧。那倒没有个啥，俺捉摸没有。好了，如果俺们能请你帮忙把他栽入土……”
“为死者作祷告吗？参加殡葬吗？”
“殡丧（葬），很好。不错，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俺们那个小小的打算。俺们要不惜一切来办这件事，你知道。他从来就很讲究，所以你可以断定他的出殡就不能窝窝囊囊——棺材上要嵌银块，柩车上插六片羽毛，车厢上坐个黑人，穿胆汁色衬衫，戴高筒礼帽——你觉得这怎么样？俺们还要顾到你呢，伙计。俺们会好好安顿你的。给你一辆马车，你要什么，就划（开）张单子来，俺们会准毕（备）的。俺们给你弄了一套顶呱呱的房子住在一号的宅院里，你别害怕。如果你不卖哑巴的话，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吹你的喇叭吧。好好地打发巴克，越棒越好，伙计，不管哪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矿区最棒的人。怎么夸奖他也不算过份。他从来看不惯那些不顺眼的事。为了使全城平平安安，他比谁都干得卖力气。俺就亲眼看见他十一分钟揍倒了四个墨西哥佬。如果要收拾一件事，他不会倒霉找人去干，他会一头扎进去，自己干。他不是个天主教徒，几乎不是。他瞧不起他们。他爱说‘爱尔兰佬不中用！’尽管这样，当有人的权力被—一或者说当有些流氓霸占天主教坟地时，他就去找他们算账！他把他们打发了！俺就在场，俺亲眼看见的。”
“那的确不错——至少动机是好的——不管那行为严格说来是否说得过去。他的宗教信仰都死了吗？这意思是，他是不是觉得依赖或者忠于一个更高的权威？”
一阵思索。
“我捉摸你把俺弄糊涂了，伙计。能不能再说一遍、说慢点？”
“嗯，简单地说吧，他是否，或者说他是否曾经和任何非世俗的机构有过联系，并且以自我牺牲精神献身于道德利益？”
“只剩九点了——把它们放到那条巷子去吧，伙计。”
“你说的什么呀？”
“哎呀，你把俺整惨了，你知道。每次你提着腔调，我都抓了瞎。每一次你一拖腔拖调，你满意了，我倒是屁也不懂。咱们重新开个头。”
“怎么？重新开头？”
“正是”
“好极了。他是个好人，并且——”
“这个—一我懂；别插嘴，让我扳着手指头数一数。一个好人，你说是吗？伙计，这名声最恰当了。他是个最好的人—一队计，你可以信得过他。他能打得过美国任何一个和他一般高大的蠢家伙。上一回选举，骚动还没有发生，就给他镇住了；大伙儿都说只有他才镇得住。他一手提板手，一手提喇叭，轻轻松松地溜进来，不到三分钟，就把十四个人干干净净地打发了。还没有哪个来得及动动拳头，他就把那场骚动了结了。他总是赞成和平，他宁愿要和平—一他不能容忍动荡。伙计，他的死是本城的一大损失。要是你就这么说，公公平平地对待他，伙计们会欢天喜地的。有一次，爱尔兰人用石头砸美以美主日学校窗子那一回。巴克·范肖自告奋勇关了酒店，提两杆六发猎枪，把守着主日学校。他说，‘爱尔兰佬不中用。’他们果然不中用，他是矿区最棒的人，伙汁！方圆十八县，他比谁都跑得快，跳得高，打得重。灌得进更多燥辣味的威士忌，还不会吐。把这也说出去，伙计—一这比什么都更使小伙于们高兴。你可以说，伙计，他从来不摇他妈。”
“从不摇他妈？”
“正是——随便哪个小伙子都会给你这么说。”
“嗯，不过为什久他应该摇他妈呢？”
“我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有的人就这么做。”
“不会是有地位的人吧？”
“自然，平平常常的人就这样。”
“依我之见，对自己亲妈妈的人身施行暴行的人，应该——“
“别说了，伙计；你把球完全打斜到线外去了。我要说的是，他从来没有抛弃他娘—一你不明白吗？真的没有。他给她一座房子住，在城里，还有许多钱；一直照顾她，服侍她；她出天花的时候，要是他没有熬夜，服侍她，俺该死—一！请原谅俺说这话，它一跳就出来了，对你阁下真太突然了。你彬彬有礼地对待我，伙计，俺不是故意要伤你的感情，俺不是那种人。俺觉得他真棒。俺觉得他是个正直的人，伙计，俺喜欢你，哪个不喜欢你俺就揍他。俺要把他揍得和去年的死尸没有两样！就在这儿搁下吧！（又一次亲热地握手——走出去了）。
殡葬完全合“小伙子们”的心意。弗吉尼亚还从来没有过这样排场的葬礼。插着羽毛的柩车，奏哀乐的铜管乐队，市场停业，下半旗，一长列身着丧服的黑社会成员，军队，消防队，饰着黑纱的消防器械，一车又一车的官员，坐车的和步行的市民，在街上缓缓行进，把一群群看热闹的人吸引到人行道上，房顶上和窗口旁；以后许多年，弗吉尼亚城里任何豪华排场的等级，都得用巴克·范肖的葬礼相比较才能确定。
司科提·布里吉斯又是抬棺材者又是送葬者，在葬礼中占了个显要的地位，当祷告结束，超度死者灵魂的最后一句祷词的话音刚落，他低声地，但是动人地答道：
“阿门。爱尔兰佬不中用”
这回答大部分显然不恰当，大概是为了怀念已故的朋友而表示的谦恭的颂词；因为司科提曾说过，这是“他的话。”
后来，司科提·布里吉斯取得了弗吉尼亚流氓中唯一皈依宗教者的好名声；很显然。出于天生的高贵品质，为弱者打抱不平的人是塑造基督教徒的好材料。他成了基督教徒，既不会减少他的慷慨，也不会削弱他的勇气；恰恰相反，只会给前者以理智的指导，给后者以宽广的天地。如果他在主日学校里教的那个班比别的班进步快，这件事奇怪吗？我认为并不奇怪。他对那些启蒙的小家伙讲话，他们听得懂！在他死前一个月，我有幸听他“不看书”对学生讲约瑟夫与教友的精彩故事。我请读者去想象那是个什么情景，故事伴随着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土语从那位庄重、热诚的老师嘴里说出来，小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这说明他们和他一样不明白，神圣的礼仪正遭到粗暴的践踏！
第四十八章
内华达最早的二十六座坟墓——该县的名人——杀过一打人的人——陪审团的审判——典型的陪审员——私人墓地——亡命之徒——他们杀害的人——唤醒疲惫的旅客——未流血的圆满结局
最早在弗吉尼亚公墓里落户的是二十六个被杀害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都相信，大家都永远这样说，永远相信。当时发生了那么多杀戮事件，其原因在于在新辟的矿区里流氓无赖占优势，任何人要“杀过人”才会受到尊敬，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
如果来了个生人，人们不会问他是否能干，诚实，勤快，而是——“他杀过人吗？”如果没有，那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就是他的合适而自然的位置；如果杀过，他就为人们所接受，其热烈程度依他杀人的数量而定。手上无血的人要想爬到高位，是场极艰难的斗争；但是，如果一个人背着六七个人的血债而来，他的价值立即受到承认，人们会找上门去巴结他。
在内华达，有一个时期，律师、编辑、银行家、流氓头子、大赌棍和酒店老板在社会上平起平坐，同属最高阶层。要变成有权势的人，要受到大众的尊敬，最便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带着钻石胸针，站在柜台后面卖威士忌。我敢肯定酒店老板的等级要比任何社会成员要高一点点。他们的意见很有分量。选举应该怎样进行，这是他们的特权。任何大的活动，如果没有酒店老板们的赞助和指导，就别想搞成。如果酒店大老板答应当议员或当高级市政官，那真是大驾屈尊、野心勃勃的年盲人追求的倒不是法律职业的荣耀。陆军、海军的威风，而是酒店老板的高贵。
作一个酒店老板和杀一个人都是极荣耀的。因此，当读者了解到在内华达有不止一个人以还算不上是挑衅的借口而被杀掉的时候，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杀人犯极不耐烦地想要夺得荣誉，摆脱受朋友们冷淡那种折磨人的感觉。我认识两个年轻人，他们无原无故想“杀人”，—一自己却给这种痛苦折磨死了。“那个人杀了比尔·亚当斯”，在这类人的耳朵里，这句话比从崇拜者嘴里流出的任何词句都要动听，这是至高无上的赞誉之词。
最早躺在弗吉尼亚墓地里的那二十六个人的杀人凶手根本没有受到制裁。原因何在？因为阿尔弗雷德大帝发明陪审制的时候，自以为在当时那个社会里，这个制度可以极其奇妙地维持绝对的公正，却未曾料到在十九世纪时势已大不一样，除非他从坟墓里钻出来修订陪审制度以应付特别情况。否则这个制度就必然成为最巧妙、最有效战胜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公正的力量。既然他无法想象我们发明了天文钟以后，还会继续使用他那时的烛钟，又怎能料想到时代已把陪审制度的用处剥夺得干干净净之后，我们这些傻瓜还会继续采用它呢？他那个时代，消息传播很慢，因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些诚实、明智。对他们应召前去审理的这个案子一无所知的人来组成个陪审团——但我们今天是个电报和报纸的时代，他那个制度却迫使我们对蠢货与无赖组成的陪审团宣誓，因为那个制度干干脆脆地排开了诚实的人和有脑筋的人。
我还记得弗吉尼亚有这样一场可悲的闹剧，我们称之为由陪审团进行的审判。一个臭名昭著的亡命徒，手段极其凶残毒辣地杀害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市民B先生。这一案情自然充斥各报，凡认得字的人都读过了。任何不聋不哑不痴不傻的人自然也都议论过了。有人拟出了陪审员名单，B．L先生——一个著名的银行家，有身份的公民——受到了详细的询问，在美国的任何法庭上。他都会受到这样详细的讯问：
“你听说过这个凶杀案吗？”
“是的。”
“你与别人谈论过这件事吗？”
“是的。”
“你是否就此案产生或发表过意见？”
“是的。”
“你是否在报上看到过此事？”
“是的。”
“我们不需要你。”
一个明智，可敬，极受尊重的牧师；一个品行高尚，敦厚诚实的商人；一个精明干练，名声清白的银矿主管；还有一个身居高位的石英矿场主，都受到了同样的讯问，都同样靠边站。每个人都保证公众的议论和报章报道并未使他们产生偏见，他们庄严宣誓将抛开事前形成的一切看法，根据事实真相作出公正的判决。但是当然不能把这桩案子交给这些人去审理。只有无知无识的蠢才才能进行毫无污点的审判。
这种决定性的盘问结束后，选出了十二个人组成了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宣誓说，甚至连牛圈里的牛，艾灌树丛里的印第安人和大街上的石头都知晓的凶杀案，他们都一概没听说过，没读过，没谈论过，更没有表示过看法！这个陪审团的成员有两个亡命之徒，两个下贱的啤酒店政客，三个酒巴老板，两个目不识丁的牧场主，和三个迟钝、愚昧、披着人皮的蠢驴！实际上后来得知，最后这三个家伙中有一位认为乱伦与纵火是一码事。
这个陪审团作出的裁决是：无罪。你还能期望有什么别的结果吗？
这种陪审制度禁绝智慧与诚实，奖赏无知、愚蠢与伪证。一种毫无益处的制度仅仅因为一千年以前不错，我们就得继续沿用，真是了件可耻的事！在当今这个时代，要是一位聪明、正直、具有很高社会声望的先生发誓说，在这庄严的誓词约束下所作的证词将压倒街谈巷议以及捕风捉影的报道，他就抵得上一百个对自己的无知和愚蠢起誓的陪审员，正义在他的手中远比在他们手中安全得多。为什么不能修订一下这种陪审制度，使有头脑、正直的人与傻瓜和无赖具有相等的机会呢？在一块自诩一切公民均享有平等、自由的土地上，对一些人滥施恩惠，而对另一些人却肆意伤害，难道这是正确的吗？我是议会候选人，我要干预这种陪审制。我希望改变它，以奖励明智与正直，将白痴、无赖和不读报的人赶出陪审席。但是无疑我会失败——我为拯救祖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还“欠火候”。
开始这一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想讲一讲内华达“繁荣时代”的暴行。如果要描绘那个时代，那块土地，而闭口不谈鲜血和尸体，就如同描绘摩门教而不讲一夫多妻制。亡命之徒在街上昂首阔步，其架子之大小要看他行凶的次数，谦卑的崇拜者只要蒙他点个头，当天就足以幸福无边了。所不同的是，对于名声赫赫以及照当时的说法“拥有专用墓地”的暴徒，崇敬更为突出，并且一致表示热烈欢迎。当他身披下摆特长的大衣，脚蹬亮锃锃的尖头皮靴，头戴小巧精致的卷边草帽，帽沿盖着左眼招摇过市的时候，小瘪三们为他的大驾让道；当他走进馆子，侍者们扔掉银行家和商人，蜂拥过来巴结、侍候他。当他抢着膀子挤进酒巴，被撞的人们气汹汹地转过头来，一认出是他，就——道歉。他们得到的却是冰沁骨髓的一瞥，这时，那位头发卷曲、别着胸针的酒巴老板便隔着柜台满脸堆笑地表示欢迎，为他们的老相识关系使他能说出下面这样的亲热话深感自豪：
“你好，比利，老哥？高兴见到你。你要什么——老东西？”
“老东西”，自然是指他常用的酒。
内华达地区最知名的人士是那些挎着左轮枪、身披长下摆外衣的好汉们。演说家、州长、资本家和议会的官儿们都享有名气，但与山姆·布朗、杰克·威廉斯、比利·马利根、法默·皮斯、休格富特、麦克、麻脸杰克、艾尔·多拉多·约翰尼、杰克·麦克那布、乔·麦克吉、杰克·哈利斯以及六指彼得之流相比之下，他们的名声便显得土里土气、可怜巴巴的了。这种人还有一大串。他们是些勇猛、鲁莽的汉子，把性命别在腰带上到处游荡。说句公道话，他们主要是自相残杀，很少打扰安份守己的公民。因为他们认为宰掉个把照他们的说法是“不堪一击”的人，把这小玩意儿加在他们那战功纪念碑上，简直是小意思。他们为芝麻大点小事就大动干戈，希望并且渴望自己被杀——照他们的话来说，要是没有“穿着靴子”被杀，简直是个耻辱。
亡命之徒瞧不起要平民百姓的性命这种小游戏，这种例子我还记得一个。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馆子里吃夜宵，同坐的还有两个记者，一个小印刷商，名字就叫布朗吧，什么名字都可以。不久，一个身穿燕尾服的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没有看到布朗放在椅子上的帽子，就坐了下来。小布朗立即骂骂咧咧地跳了起来。那个陌生人微笑着，抚平了帽子，递给布朗，一面连连道歉，口气颇有点尖酸刻薄，请求布朗别毁了他。布朗甩掉大衣，激他打架——辱骂他，威胁他，嘲笑他没胆量，赌他甚至恳求他打架；与此同时，那微笑着的陌生人在我们身边躲来躲去，装作很苦恼的样子。但是，倾刻他就严肃地说道：
“很好，先生们，如果我们一定得打，那就来吧，我想。不过别等吃了亏后才怪我没有给你们打招呼。我一动起手来，就是你们一齐上来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可以给你们证据，如果这位朋友还是坚持要打的话，我会尽力成全他的。”
我们坐的那张桌子有五英尺长，极其笨重。他叫我们把手放在盘子上，用力把它们按着，有个盘子是个巨大的椭圆形盘子，里面还装着只硕大的面包。然后他坐下来，抬起桌子那一头，把两只桌腿放在膝盖上，牙齿咬住桌子，松开手，衔着桌边往后拖，直到把桌子放平，上面还有盘子等！他说他能用牙齿衔起一桶铁钉。他拿起一只普通的玻璃酒杯，一口就咬下一半。然后他扯开衣服，露出胸膛上那横七竖八的刀疤弹痕，膀子上，脸上还有许多，他相信他肉里的子弹足够铸一只铅锭。他真是武装到了牙齿。末了他宣布他是卡里布的XX先生——这个鼎鼎大名使我们听了立刻毛骨悚然。我很想披露他的名字，但担心他会来劈了我。最后他问布朗是不是还想见血。布朗把这事在心里掂量了一下，然后——请他吃晚饭。
如果读者允许的话，我愿在下一章中收集几件昔日蛮荒时代我们那个小山村里发生的生活琐事。我当时就在那里。读者会看到我们这个官法俱全社会的特点；也会看到——举个例来说——在新开发的土地上，谋杀是怎样孕育着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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