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威斯敏斯特大桥被炸后的第三天，我回到了华盛顿。在漫长的航程中，我强迫自己列了一份“野狼”接下来可能会攻击的目标名单。他会干什么？他会继续在城市里制造爆炸吗，直到拿到他索要的赎金？对他来说，桥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野狼”不会消失，不会就此罢手。他不会离开。
飞机降落前，我收到了隆·伯恩斯办公室发来的消息。局长要我一下飞机就赶回总部。
但我并没有去胡佛大厦；我回家了。和公债人巴特比一样，我没有理会自己老板的要求。我连想都没想就回家了。上午，“野狼”可能还在华盛顿。
蒂娅姨妈带着孩子们进城来看我们。奶奶还住在第5大街上。我们一起在奶奶从小长大的家里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明天上午孩子们就会返回马里兰。奶奶会继续呆在第5大街，我也是。也许我们俩更像，尽管我不想承认。
夜里十一点，有人来敲门了，当时我正在离前门只有几步距离的门廊上弹着钢琴。我打开门，看见隆·伯恩斯和几名特工站在门外。他让他的人在车边等他。然后，他自行进了屋。
“我得跟你谈谈。一切都变了，”局长一边进门，一边对我说。
于是，我就跟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坐在狭小的门廊上聊了起来。我没有为伯恩斯弹奏钢琴；只是静静地听着伯恩斯说的话。
第一件事和托马斯·韦尔有关。“我们敢肯定汤姆过去在莫斯科时跟‘野狼’过有某种联系。他可能知道那个俄罗斯人是谁。我们正在调查，亚历克斯，中情局也正在调查。不过，当然了，这个秘密很难被解开。”
“所有人都在通力合作，”我皱着眉说，“真好。”
伯恩斯瞪着我。“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难了。我知道我们的工作还远没有那么完美。你想加入行动。又想和家人呆在一起。”
我不能否认伯恩斯所说的话。“继续说，局长。我还在听着呢。”
“在法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亚历克斯。这事跟汤姆·韦尔和‘野狼’有关。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他们犯过一个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什么错误？”我问。我们是不是已经离最终的答案越来越近了？“别再跟我玩捉迷藏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自己的工作犹豫不决吗？”
“相信我，我们并不知道那时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只是正在接近答案。在过去几个钟头里发生了很多事。‘野狼’又和我们联系了，亚历克斯。”
我深深叹了口气，但我听了下去，因为我答应过他我会听下去。
“你说过，他想伤害我们，他会尽全力打乱我们的防御。他说他能做到这点。他还说规则变了，而且只有他能改变规则。他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而你是唯一知道如何破解他这个秘密的人。”
我只好打断了伯恩斯，“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我要么参加——全身心地投入——要么撒手不管。”
“他给了我们96个小时。之后，他就会带来世界末日。他更换了一些目标城市。华盛顿和伦敦没变，但又加上了特拉维夫和巴黎。他没有解释原因。这回他要的赎金上升到了40亿美元，而且要求释放那些政治犯。他什么都不肯跟我们解释。”
“就这些？”我说，“四个末日城市？几十亿赎金？释放一些杀人犯？”
伯恩斯摇摇头，“不，不止这些。这次，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媒体。全世界都会陷入混乱。尤其是那四个目标城市：伦敦、巴黎、特拉维夫，还有华盛顿。他已经走向公开化了。”
73
星期天早上，和奶奶吃过早餐后，我出发去了巴黎。隆·伯恩斯希望我能去一趟法国。这是他头天晚上结束谈话时提出的要求。
由于极度疲劳和压力，我在飞机上睡了许久。然后，我看了中情局关于一名前克格勃特工的很多资料。11年前，这名前克格勃特工曾经在巴黎居住过，可能还跟托马斯·韦尔合作过。这个人应该就是“野狼”。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错误”。很明显，是个严重的“错误”。
我不知道法国人会如何招待我，尤其是考虑到近来法美两国间的关系，但我下了飞机后却发现一切都很顺利。事实上，我觉得这里的指挥中心比伦敦和华盛顿的指挥中心要好得多。原因很快就明白了。
巴黎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简单，机构组织也要小得多。一位官员告诉我：“在这里工作比较方便，因为你需要的档案不是在隔壁，就是在楼下大厅里。”
他们给我做了一次简报，然后就让我去参加一个高层会议。一位陆军将军看着我，用英语说：“克罗斯博士，说实话，我们还没有排除这次威胁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起伊斯兰恐怖袭击。请相信我，只有他们这些聪明的混蛋才能想得出这种奇怪的点子。“野狼”这个人物没准儿是他们捏造出来的。所以他才会要求释放那些犯人，不是吗？”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能说什么？“基地”组织？在幕后操纵一切？ “野狼”的幕后黑手？这就是法国人的推断？这就是我来到法国的原因？
“你知道，我们两国在对待伊斯兰恐怖网络和当前中东局势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相信圣战组织并不是真的要针对西方的价值观发动战争。反对那些并不激进的穆斯林民族领导人，这会把情况搞得过于复杂。
“但伊斯兰激进派所说的四个主要目标城市是在美国、以色列、法国和英国，”我坐在椅子上说。“再看看所谓的‘野狼’刚刚提出的目标城市。华盛顿、特拉维夫、巴黎和伦敦。”
“在这件事上，请用开放的思维去思考。而且，你得知道，这件事涉及到了前克格勃特工，他们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也很有影响。所以，要用开放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我点点头。“我的思维很开放。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伊斯兰恐怖分子是这次威胁的幕后主谋。我跟‘野狼’打过交道。请相信我，他并不喜欢伊斯兰的价值观。他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74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巴黎享用了一顿晚餐。事实上，我在城里转了转，目的是想切身了解一下巴黎的当前形势。到处是严阵以待的法国士兵。他们竟然连坦克和吉普车都开到了街上。街上的行人并不多。但每个人的神情都很紧张。
塞古大道上仅有几家餐馆还在坚持营业，我就是在其中的“橄榄枝”餐厅吃的晚餐。餐馆和里面的客人看上去都极为悠闲，这正是我需要的，因为我还没倒过来时差，脑子里还很迷糊，就更别提巴黎现在的紧张局面了。
吃过晚餐后，我又转了转，想着“野狼”和托马斯·韦尔的关系。“野狼”谋杀韦尔是有目的的，是吗？他选择巴黎作为袭击目标也是有目的的。可为什么呢？这和桥又有什么关系？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线索吗？桥对他有什么象征意义吗？是什么呢？
走在巴黎的街道上让我觉得既难受又怪异，因为这里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我来这里就是要想办法阻止它的发生——可说实话，没人知道袭击会在哪里发生；甚至没人能说清楚“野狼”的身份或是他可能的藏身之地，甚至连他身在哪个国家都不知道。“野狼”在这里生活过，11年前。这里出过大事。是什么呢？
巴黎的这部分城区非常漂亮，宽阔的大道和人行道纵横在保留得很好的石头建筑之间，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川流不息的汽车尾灯在大道上留下了条条光影。撤离巴黎？然后——在我们最不情愿的时候——轰！去见上帝。
可怕的事情就在于糟糕的结局好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不只是一座桥。
这就是他为我们制造的灾难。他现在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但我们必须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回到酒店后，我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现在是马里兰州的下午六点钟；他们的蒂娅姨妈应该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孩子们肯定是在抱怨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帮她。电话是詹妮接的：“晚上好，克罗斯先生。”她疯了，竟然用法语跟我打招呼？
紧接着，她就冲着电话抛出了一大堆早就准备好了的问题。与此同时，达蒙也拿起了分机。他们俩开始用各种问题对我实施轮番轰炸。我想他们肯定是想用这种方法减轻我们所有人的压力。
我去过巴黎圣母院吗？我看到驼背的敲钟人了吗（哈，哈）？我看到著名的怪兽雕像了吗，那个会把其他怪兽都吃掉的怪兽？
“我今天没时间去爬‘漂亮野兽画廊’。我是来工作的。”我终于有机会插空说了两句话。
“我们知道，爸爸，”詹妮说。“我们只是想让你放松些。我们很想你。”她低声说。
“我也想你，爸爸，”达蒙说。
“我爱你，”詹妮用法语告诉我。
几分钟后，我又是独自一人呆在远离家乡的酒店房间里，呆在一座死神即将降临的城市里。
75这里面真的是枚核弹吗
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大声地。或者说，是我的心脏即将爆炸？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搭档。他叫埃蒂安·马勒多，是法国国家警察总署派来的侦探。马勒多个头不高，削瘦结实，看上去非常有能力，非常具有合作精神。但我却觉得他是被派来监视我的，而不是来协助我工作的。这简直是一团混乱，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真是让我受不了。
下午晚些时候，我给隆·伯恩斯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回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而且是被托尼·伍兹拒绝了！托尼甚至都没有把这件事向局长请示一下。他还提醒我，托马斯·韦尔和“野狼”以前可能在巴黎见过面。
“我知道，托尼。”我告诉他，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于是，我开始在国家警察总署送来的成堆的记录和资料里寻找线索。我查找着跟托马斯·韦尔有关的资料，甚至连跟中情局有关的资料都查了一遍。我甚至还放开思维，去查找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相关情况，我的天啊！
马勒多侦探虽然能帮上点忙，但我的进展很缓慢，而且法国人频繁地需要吸烟和喝咖啡的休息时间。这样下去根本查不出什么结果，我又一次觉得不管自己做出多大的努力来挽回局面，我的努力都被浪费在这儿。这实在让我头疼不已。
傍晚六点，我们被召到了危机室。那个该死的时钟还在嘀嗒个不停！我终于得知，原来“野狼”又要打电话了。众人的反应都很强烈，但很显然，他们的情绪极为消极：我们都很清楚，现在我们正受人摆布、任人宰割。我敢肯定在华盛顿、伦敦和特拉维夫也是这种气氛。
突然，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个经过处理的声音。熟悉。令人厌恶。
“很抱歉让各位久等了，”他说，虽然没有发出笑声，但语气里却满是嘲弄。我真想冲着这个混蛋大吼一声。
“不过，当然了，我也在等，不是吗？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各国政府都无法开创这种先例，这种颜面扫地的先例。我明白。我明白。
“现在，我也要你们明白。这是我最后一次更改最后期限。我甚至会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会好受点的话，那就来找我吧。把你们调查办案的本事全都使出来。有本事就抓住我。
“但你们这些混蛋得知道，清楚地知道，这一次，赎金必须按时支付。全部赎金。还有，必须按时释放政治犯。所有的政治犯。我不会再延长这次的最后期限，相信我，这是一个死期。如果你们错过了，哪怕只是几分钟，每个目标城市里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你们听清楚了——我说的是死亡。相信我，我会按下按钮。我会让全世界都看到什么叫世界末日。尤其是巴黎。再见了，朋友们。”
76
当天深夜，我跟埃蒂安·马勒多觉得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线索看起来都很关键。
法国国家警察总署曾经截获过一个身份不明的军火贩子在马赛郊区通过电话传出的几条信息。那个军火商专门出售一种来自“赤手党”的军用武器，这种武器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属于违禁品。以前，他还曾经向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出售过这种违禁品。
我跟马勒多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这个军火商跟一名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可疑人物的电话记录。他们在对话中使用的是密语，但法国警方已经破解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军火商：表哥，你的生意最近怎么样？［这次的行动你准备好了吗？］你会来看我吗？［你能出来吗？］
恐怖分子：哦，你知道，我家里还有妻子和那么多孩子。有时候这种事情非常复杂。［他有一支行动小队。］
军火商：天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带上你的女人和孩子一起来。你现在就该出发。［带上你所有的人。］
恐怖分子：我们都很累了。［我们被盯上了。］
军火商：大家都很累。不过，你会喜欢这儿的。［这里很安全。］我向你保证。
恐怖分子：那好吧。我马上就让他们准备好。
军火商：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收集的那些邮票。［可能是某种特别战术武器。］
“他说的‘我收集的那些邮票’是什么意思？”我问，“这是个关键词。”
“他们不敢肯定，亚历克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武器。至于是什么类型的——谁敢肯定？可能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
“他们现在会阻止那伙恐怖分子吗？还是先让他们入境，然后再跟踪监视？”
“我想上面可能会让他们入境，然后放长线钓大鱼。重要的大鱼。一切都进展得很快，而且越来越不明朗。”
“也许有点太不明朗了，”我说。
“我们的行事方式并不一样。请你尽量理解并尊重这一点。”
我点点头，“埃蒂安，我觉得他们不会跟这边的大鱼进行联系。这不是‘野狼’的行事风格。他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但对整体计划却都毫不知情。”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会报告上去的，”他说。
但我对此非常怀疑。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让我很难驾驭。我在这里简直就是孤军奋战，不是吗？我这个丑陋的美国人。
77
凌晨两点，我终于回到了“巴黎驿站”酒店。早上六点半，我就起来了。正义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或者说，荒谬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但“野狼”不想让我们歇着。他想让我们紧张，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出错。
我步行去了巴黎警察局，心里一直想着幕后的那个变态。他怎么会变成这样？“野狼”应该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后来他来到了美国，并在“赤手党”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他在英国和法国都呆过一段时间。他很聪明，所以我们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他的身份，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他的完整记录。
他是个做大事的人。可为什么他会和伊斯兰恐怖组织结成同盟？除非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基地”组织的活动？真有这种可能性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吓死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太荒谬了，简直无法想象。不过，近来世界上发生的荒谬事好像并不少见。
我的眼角——一亮！
我突然意识到一辆银灰色的摩托车正朝着走在人行道上的我冲过来！我的心里一紧，然后跳到了街上。我张开双臂，使自己平衡地迅速移动，左或右，这全看摩托车的行进路线了。
但我也注意到，周围似乎没有行人注意到我的怪异行为。我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我记得埃蒂安说过，大型摩托车在巴黎很流行，而且那些骑手的动作就像是在骑小自行车或小摩托，有时他们还会为了避开红绿灯而开上人行道。
那个身着蓝色夹克和褐色休闲裤的骑手俨然就是个巴黎的生意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他连头也不点的开了过去。我真是神经过敏了，不是吗？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压力下，谁能不神经过敏？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我走进一间屋子，里面坐满了重要的法国警察和陆军官员。这是位于博沃酒店内的法国内政部。
我们距离最终的期限只有33个小时了。那个房间里混合了看似昂贵的十八世纪家具和确实昂贵的现代技术。在鲜明的对比下，墙上的监视器上显示出了伦敦、巴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图像。多数街道都已空无一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随处可见。
我们在打仗，我自忖着，跟一个疯子打仗。
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用英语向大家讲话，但最好能说得慢一点，发音清晰一点。我猜他们是怕我会用这屋子里没人听得懂的街头俗语说话。
“我是亚历克斯·克罗斯博士。我是犯罪心理学家，”我这样开始道，“在到联邦调查局当特工前，我是华盛顿警察局重案组的一名侦探。不到一年前，我接手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赤手党’。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跟一个绰号为‘野狼’的前克格勃特工打过交道。今天上午我的主题就是这个‘野狼’。”
我都能闭着眼讲完剩下的话。在随后的20分钟里，我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那个俄罗斯人。等我说完后，他们开始提问，但很显然，虽然法国人愿意听我所说的话，但他们顽固地认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才是这次同时威胁四个目标城市的原凶。“野狼”要么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成员，要么就是他们的同伙。
我努力放开自己的思维，但是，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我的脑袋早就炸了。我决不接受这种观点。“野狼”是“赤手党”。
大概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发现他们又给我派来了一个新搭档。
78
一个新搭档？现在？
一切都太快了；一切又都那么模糊，简直无法理解。我只能猜测联邦调查局跟某个人取得了联系，在暗中操纵这件事。肯定有人在这么做。新搭档是个警察，一个名叫毛德·布拉赫的女人。一见面，她就告诉我，我们要用“法国警察的方式”办事，天知道那见鬼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身材上看，她很像埃蒂安·马勒多：瘦削，鹰钩鼻，棱角分明——不过，她有一头明亮的红头发。她努力想向我说明，她去过纽约和洛杉矶，而且对这两个城市都没有什么好感。
“我们的最后期限快到了，”我告诉她。
“我知道，克罗斯博士。人人都知道。快功并不一定能出细活。”
她所谓的“我们对‘赤手党’的监视”是从巴黎第八行政区的蒙梭公园开始的。在美国，俄罗斯人好像都居住在蓝领街区，比如说纽约的布莱顿海难；而在这里，很显然，“赤手党”全都住在价格昂贵的高级住宅区里。
“也许是因为他们更了解巴黎，而且会在这里呆更长的时间，”毛德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俄国佬混蛋打过几年的交道。顺便说一句，他们并不信仰你的‘野狼’。相信我，我打听过。”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就从“野狼”一直谈到布拉赫所知道的那些俄国佬混蛋。撇去别的不说，早上那明亮的蓝天真是太漂亮了，但这却让我更加郁闷。我他妈在这儿干什么呢？
中午一点半，毛德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去吃午饭吧。当然了，是跟俄罗斯人。我知道个地方。”
她带我走进了一家她所谓的“巴黎最古老的俄式餐馆”——达鲁餐厅。餐厅的前厅里摆放着暖松，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莫斯科富翁的别墅。
我很生气，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时间坐下来吃午饭。
然而，我还是陪着毛德吃了下去。我真想掐死她和那个谄媚的服务生，还有所有我能够得着的人。她肯定是一点都不知道我有多么生气。她也能当侦探！
吃完午饭，我注意到邻桌的两个男子在看我们，也许他们是在看毛德，在看她那头性感的红头发。
我告诉她有人在看她，可她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巴黎的男人都这样。猪。”
“看看他们会不会跟踪我们，”我们站起身离开餐馆的时候，我对她说。
“我想他们不会。我不认识他们。我认识这儿的每个人。不过，不包括你的‘野狼’。”
“他们跟着我们出来了，”我告诉她。
“这没什么。毕竟这里是出口。”
距离不长的达鲁街在福布格·圣欧诺雷街口就走到了尽头。毛德告诉我，这里是橱窗街，一直通到万多姆广场。我们才走了一个街区，一辆白色的林肯房车就停到了我们的身边。
一个黑胡子男人打开后车门，探出头来。“请上车。别吵吵，”他的英语里夹带着俄语的口音。“上车，快。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不，”毛德说。“我们不会上车的。你出来跟我们谈。你他妈是谁？你以为你是谁？”
胡子男人掏出枪来开了两枪。我真不敢相信当街发生的这件事。
毛德·布拉赫倒在了人行道上，我敢肯定她已经死了。鲜血从她前额中间那个可怕的锯齿形伤口里流了出来。她的红头发四处散开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上方的蓝天。在她倒下的时候，脚上的一只鞋松开掉到了街当中。
“上车，克罗斯博士。我不想再说一遍。我已经够礼貌的了，”俄罗斯人说着，把枪对准了我的脸。“上车，不然，我也一枪打暴你的头。我会很高兴这么做的。”
79
“现在是展示与讲述时间，” 我一上车，黑胡子俄罗斯人就对我说。“美国学校里面不都是这么教的吗？你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对吗？所以，我会向你展示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会向你讲述它们的意义。我让那个女侦探上车，可她不愿听。她叫毛德·布拉赫，没错吧？她想像其他那些臭警察一样强硬。可她现在却成了死警察，还强硬什么？”
汽车离开了杀人现场，把那个被打死的法国女侦探留在了街上。我们在距杀人现场几个街区的地方换了车，这是一辆不那么扎眼的灰色“标致”。为了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我记住了两辆车的车牌。
“现在我们去乡下兜兜风，”那个俄罗斯人说，看来他还很会享受生活。
“你是谁？你们想要我干什么？”我问他。他个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五英寸，身体非常结实。很像我听说过的“野狼”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支“贝瑞塔”对着我的头。他的手结实而有力，看得出来，他很熟悉枪械，知道怎么使用枪支。
“我是谁，这一点也不重要。你在找‘野狼’，不是吗？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他阴森森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递给我一个布袋。“套在头上。从现在起，照我说的做。记住，展示与讲述。”
“我知道。”我戴上头套。我永远也忘不了布拉赫惨死在他枪下时的情景。“野狼”和他的手下都这么嗜血吗？这对四个目标城市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吗？这是他们展示实力和控制的计划吗？还是为了过去的某个秘密罪行进行的报复？
我不知道“标致”车开了多久，但肯定是远不止一个小时：先是在市区内缓慢行驶，然后又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小时左右。
后来，车速又慢了下来，可能是开上了尘土飞扬的土路。因为车身晃得比较厉害，我的脊椎都快折断了。
“现在可以把头套摘下来了，”黑胡子对我说，“我们快到了，克罗斯博士。反正这儿也没什么可看的。”
我摘下头套，发现车已经开到了法国乡下的某个地方，正沿着一条两边长满蒿草的乡间小路向前行驶。路边根本没有任何指示牌或标志。
“他住在这儿？”我问。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带我去见“野狼”。为了什么原因呢？
“目前他住在这儿，克罗斯博士。不过他马上就会离开。你应该知道，他居无定所。就像幽灵和鬼魂一样，到处游荡。很快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标致”车在一个石砌的农庄前停了下来。两名武装分子立刻从前门走出来接我们。两人都用自动步枪瞄准了我的上半身和脑袋。
“进去，”其中一人对我说。这个人长着白胡子，不过，跟那个把我一路押来的黑胡子一样高大结实。
很明显，这个白胡子比黑胡子的级别高，那个黑胡子到现在才收敛了一点。“进去！”他对我重复道。“快点！你没听见吗，克罗斯博士？”
“他是个野兽，”白胡子对我说，“他不该杀那个女人。我就是‘野狼’，克罗斯博士。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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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千万别逞英雄。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杀了你，然后再重新找一个送信的，”我们走进农庄的时候，他告诉我。
“我现在是送信的？送什么信？”我问。
那个俄罗斯人不耐烦地挥挥手，就好像我的问题是一只在他的那张毛脸前不停地嗡嗡乱叫的苍蝇。
“时光飞逝。你跟那个法国侦探呆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他们正在碍你的事，那些法国人。你不这么想吗？”
“我是这么想过，”我说。与此同时，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野狼”。我不相信。但他是谁呢？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你当然想过。你是个聪明人，”他说。
我们走进一间黑暗的小屋，里面有一个石砌的壁炉，但里面没有火。屋里零乱地摆放着一些实木家具、旧杂志和发黄的报纸。窗户关得很紧，密不透风。屋里唯一的光亮来自一盏落地灯。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现在在我面前露面？”我开口问道。
“坐下，”俄罗斯人说。
“好吧。我是个送信的，”说着，我坐到了椅子上。
他点点头，“对。送信的。让所有人都清楚地了解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们明白，”我说。
我的语音未落，他就突然冲过来，在我的下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的椅子向后翻了过去，我也一下子栽倒在地，脑袋撞到了石地板上。我可能昏迷了有几秒钟。
但我马上就被屋里的其他人给拽了起来。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嘴里也有一股血腥味。
“我要跟你说清楚，”俄罗斯白胡子继续说。看来，揍我只是他这段演讲中一个必要的停顿。“你是个送信的。你们这些笨蛋还没有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明白，没人真正明白，他们都会死掉，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今天死在巴黎的那个蠢女人就是这样！你觉得在那颗子弹飞进她的脑袋之前，她明白吗？这一次，你们必须支付赎金，克罗斯博士。全部赎金。四个城市的赎金。还有，必须释放囚犯。”
“为什么要释放他们？”我问。
他又打了我一拳，但这次，我没有倒下。然后，他转身离开了房间。“因为我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很沉的黑色手提箱又回来了。他把手提箱放到我面前的地板上。
“这是月亮的背面，”他说。然后，他打开箱盖，让我看里面的东西。
“这东西叫战术核爆炸装置。说得简单点，就是‘便携式核弹’。爆炸威力非常可怕。不像常规弹头，它可以在地面爆炸。易隐藏，易携带。别这么大惊小怪。我保证你肯定看过广岛被炸后的照片。当然，每个人都看过。”
“这跟广岛有什么关系？”
“这枚核弹的当量跟那枚相当。威力巨大。我们，也就是前苏联，生产过这种可由卡车运载的核弹。
“想知道其他的在哪儿吗？好吧，华盛顿、特拉维夫、巴黎和伦敦都有，而且还不只一枚。所以，正如你看到的，我们拥有‘核武库’里独特的新成员。我们就是核俱乐部的新会员。”
我开始觉得全身发冷。这里面真的是枚核弹吗？
“这就是你要我送的信？”
“其他核弹已经就位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你可以带着这枚核弹回去。让那些家伙们看看。不过，记得提醒他们看得快点。
81我会被炸死吗
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不清。黑色头套只是做做样子，我想，因为在回巴黎的路上，他们什么都没给我戴，而且路途显得比来时也短了许多。
我不停地问他们要把我和这枚核弹送到什么地方去，可车里没人给我回答。一句话也没有。他们一路上只说着俄语。
对我来说，你就是只臭虫……带上核弹……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巴黎市区，那辆“标致”在一个购物中心拥挤的停车场里停了下来。一支枪对着我的头，然后，他们把我铐到了那个手提箱上。“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们，但同样没人回答。
随后，“标致”车又在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街停了下来。这里曾经是巴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不过现在却几乎空无一人。
“下车！”他们命令我——这是一个小时以来我听到的第一句英语。
慢慢地，小心地，我带着核弹下了车。我觉得有点头晕目眩。可“标致”却呼啸着开走了。
我注意到了空气中的湿度、尘埃，这就是真正的原子的感觉。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前宽敞的广场上，手上铐着那只黑色的手提箱，它至少有50磅重，可能还不止。
这可能是一枚核弹，跟哈利·杜鲁门下令投放到小日本头上的那枚威力完全一样。我已经冒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一切就会这样结束吗？当然会。我们已经全盘皆输，尤其是我的生命也会结束。我会被炸死吗？如果没死，我会不会受到核辐射？
我看到一家维京唱片店附近站着两个警察，就朝他们走了过去。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身份，并请他们尽快给公共安全局的局长打个电话。
我没告诉他们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但当局长的电话接通后，我立即向他通报了这个情况。“这是真的吗，克罗斯博士？”他问道，“这枚炸弹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就当它已经启动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快派你的拆弹专家来。快点！”我放下电话！
几分钟内，整个波布区就被撤空了，只剩下了几名巡警、宪兵和几个拆弹专家。至少，我希望他们是专家，是法国能派出的最好的专家。
他们叫我坐到地上，我照做了。当然，是坐在那个黑色的手提箱旁边。无论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会照做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觉得胃里很恶心，不过，坐下以后我觉得舒服了一点，虽然作用并不大。至少，我先前的头晕目眩已经过去了。
首先，他们牵来一只搜弹犬来嗅我和那个手提箱。这是一只漂亮的德国小牧羊犬，“搜弹犬”。它非常小心地接近我，看着手提箱的样子就好像在看着一个对手，一个敌人。
当它走到离我5码远的地方时，它停住了，然后从胸膛里发出一阵低吼声。它脖子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哦，妈的。哦，天啊，我心里想。
它一直低声地咆哮着，直到它确认了里面的辐射物质，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到训犬师的身旁。真是只聪明的牧羊犬。我又是孤单一人了。我这辈子从没这么害怕过，从来没有。被炸得支离破碎，甚至有可能是彻底蒸发，这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想要忘掉这个想法实在是太难了。
如坐针砧的几分钟过去后，两名拆弹专家穿着宇航服似的防护服小心地朝我走过来。我看到他们中有一个人手里还握着剪线钳。上帝保佑他！这一刻简直是太离奇了！
拿着钳子的那个专家跪到我身旁。“没事的，不会有事的，”他小声说着，然后小心地拆下了我手上的手铐。
“你可以走了。慢点起来，”他说。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揉着手腕，赶快朝后退去。
几个穿得跟外星人似的警察护送我出了所谓的“热区”，来到了两辆拆弹车的停放地。当然，这里仍然属于“热区”。如果核弹爆炸，巴黎市区方圆至少一英里的范围内都会立即被蒸发掉。
我坐在其中一辆车里看着拆弹专家们拆解那枚炸弹。如果他们能拆掉的话。我从没想过要离开这个现场，随后的几分钟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几分钟。车里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屏息以待。就这样死去，这么突然地死去，这简直无法想象。
法国拆弹专家传来话：手提箱打开了。
不到一分钟后，“箱子里面是裂变物质。是真的。很不幸，它好像已经开始启动了。”
炸弹是真的。这是真正的威胁。“野狼”说到做到，不是吗？这个变态混蛋绝对是说什么做什么。
随后，我看到一个拆弹专家把手举到了空中。车内随即响起一片欢腾。一开始，我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好像是个好消息。没人跟我解释。
“怎么回事？”我终于用法语问道。
一个技术人员转过头来说：“没有启爆器！它没法爆炸。他们不想引爆这枚炸弹，谢天谢地。他们只想把我们吓得尿裤子。”
“他们成功了，”我告诉他，“我真快尿裤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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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钟头里，法国警方发现这枚便携式核弹具有所有核弹所必需的部件，只除了一个部件：脉冲中子发射器——启爆器。那天晚上，我吃不下饭，什么都咽不下去，而且根本无法集中精神。我被他们耍了，可我的脑海里还不停地在想着核辐射的事。
我同样无法忘记毛德·布拉赫：她的脸、她那尖细的嗓音、我们那荒唐可笑的午餐、她的顽固和天真，还有她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红头发。“野狼”和他的手下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凶残。
我不停地回想着那个在农庄打我的俄罗斯人。那是“野狼”吗？他为什么让我看到他？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呢？
我回到“巴黎驿站”酒店，突然希望自己住的不是朝街的房间。我觉得自己全身麻木，疲惫不堪，但思绪却不停地飞速运转。而街上的噪音所带来的干扰则是让我无法容忍的。他们拥有核武器。这不是骗局。这一切很快就要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美国时间的晚上六点，我决定给孩子们打个电话。我向他们描述了他们要我去看的巴黎景色——但我没有告诉他们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至今，媒体还没有任何消息，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然后，我又给奶奶打了个电话。我向她描述了自己手腕上铐着一枚炸弹坐在广场上的感觉。如果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我总会向她倾诉；而这一天可能会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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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回到警察局的那间小办公室，又一个惊讶在等着我。马丁·洛奇居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时间是第二天早上七点一刻，离最后期限还有10个小时45分钟。
我和马丁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时间不多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临终遗言，我想是。我想向你报告一下伦敦的最新情况。还有特拉维夫的。从我们的优势开始。”
“还有呢？”
马丁摇摇头，“这种可怕的故事你肯定不想再听第二遍。”
“不，我想。”
“这个故事你肯定不会想听的。哦，天啊，瞧这个烂摊子，亚历克斯。我觉得他可能会炸掉其中一座城市，用来逼上面的人就范。就是这么糟糕。最糟的就是特拉维夫。我觉得那儿根本没什么希望。他们不会跟恐怖分子做交易。你说过。”
上午的简报会在八点准时开始，昨天拆除那枚便携式核弹的那些拆弹专家还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他们在报告中称，那枚炸弹是真实的，但没有安装中子发射器，没有启爆器，内部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辐射物质。
一位陆军将军报告了巴黎当前的形势：担惊受怕的人们都呆在家里，不肯出门，但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地离开了巴黎。陆军正准备进驻市区，在最后期限来临的时刻——晚上六点钟——宣布戒严令。
之后发言的是马丁。他大步走上前台，用法语说道：“上午好。面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我们又一次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新情况，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大多数伦敦居民的表现都很出色。也有一些骚乱。但比预计中的情况要好得多。我怀疑那些会带给我们灾难的人早就离开了伦敦。而在特拉维夫，那里的居民早就适应了如何在危机下生存——可以说，他们处理这种事很有经验。
“至少，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已经筹到了大部分的赎金，但还不够。这是伦敦的情况。那特拉维夫呢？我们只能说，他们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人的想法我们根本猜不透，所以我们不敢肯定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我们正在施加压力。还有华盛顿方面。我知道很多人已经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解决赎金的问题。还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但美国政府是否会接受这笔钱还不清楚。他们不想就这么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
“只剩下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了，”马丁·洛奇继续道。“请恕我直言，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废话了。必须敲醒那些拒绝交出赎金的人。”
一个警察走过来，低声在我耳边说：“对不起。有人找你，克罗斯博士。”
“什么事？”我低声问道。我很想听完这个会议。
“请出来。是急事。现在，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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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知道“急事”在这种倒计时的时刻应该被看作是个好消息。上午八点半，我坐上一辆飞驰的警车，尖利的警笛声划破了沿途街道的宁静。
我的上帝，街道上如此凄凉，空无一人。只有严阵以待的士兵和警察。路上，他们向我解释说要带我去参加一场审讯。“我们抓住了一个军火商，克罗斯博士。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为恐怖分子提供了炸弹。也许他就是你在乡下看到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是个俄罗斯人——长着白胡子。”
几分钟后，我们在刑警总局前下了车，这是一栋静静地矗立在塞纳河边的十九世纪建筑。事实上，这就是无数法国电影和侦探小说——还包括小时候奶奶读给我听的麦格雷侦探故事——中所描绘的臭名昭著的“刑警局”。艺术源于生活。
一走进刑警局，他们就带着我爬上了破旧不堪的楼梯，一直爬到顶楼，四楼。审讯正在这里进行。
沿着一条狭窄的走廊，我被带到了414房间。陪我上楼的刑警队长敲了一下门，然后我们就走了进去。
我立刻就认出了那个俄罗斯军火商。
他们抓住了白胡子，那个告诉我他就是“野狼”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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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非常狭小，因为它就位于大楼的屋檐下。屋子倾斜低矮的房顶上雨迹斑斑，只有一个小天窗。我看了一下手表——八点四十五分。嘀嗒，嘀嗒，嘀嗒。
他们匆匆向我介绍了负责审讯的考里顿上尉和勒鲁克斯中尉——以及他们的囚犯，那个俄罗斯军火商，阿瑟·尼基丁。当然，我已经认识尼基丁了。他没穿衬衫，也没穿鞋子，双手被铐在背后。可他却大汗淋漓地坐着。他绝对就是农庄里那个白胡子俄罗斯人。
在来的路上，他们就告诉我，这个俄罗斯混蛋跟“基地”组织有生意来往，这让他变成了百万富翁。据说，他跟那个便携式核弹有关系，他知道已经卖出去了多少枚，还知道那些买家都是谁。
“懦夫！”我进屋时，他正冲着法国警察大喊，“他妈的懦夫。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我什么也没做错。你们法国人不是自称最崇尚自由了吗？可你们根本不是！”
他看着我，假装不知道我是谁。他那副可怜相让我觉得很好笑。
考里顿上尉告诉他：“你可能注意到了，这里是警察局，而不是国内安全局。那是因为你的罪名不是‘非法走私军火’，而是谋杀。我们是重案组的侦探。相信我，这屋子里没人崇尚自由，除了你。”
尼基丁褐色的眼睛因为愤怒而瞪得溜圆，但我也注意到了他神情里的些许混乱，尤其是因为我正在现场。“胡说八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什么也没做。我是个商人！我是法国公民。我要叫律师来！”
考里顿看了看我。“你来吧。”
我走上前，照着他的下巴狠狠地给了他一拳。他的头猛地往后一仰。“这还远远没有扯平呢，”我告诉他，“没人知道你在这儿！你会被当作恐怖分子起诉，然后被绞死。没人会在意你的死，在明天之后，在你的炸弹炸毁巴黎、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之后。”
白胡子冲着我大喊：“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没干！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什么武器？什么炸弹？我是谁，萨达姆·侯赛因吗？你们不能这样！”
“我们能，而且会绞死你，”考里顿上尉在一边大声说道，“只要你一离开这个房间，就会变成死人，尼基丁。我们可以去找别人。谁先帮我们，我们就帮谁。”
“带他出去！”考里顿终于说道，“这混蛋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刑警队长揪着尼基丁的头发，拽着他的裤子，一下子把他扔出好远。白胡子的头撞到了墙上，但他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两眼圆睁，里面充满了恐惧。也许他开始明白了，审讯的规则已经变了，一切都已经变了。
“最后一次机会，”我说，“记住，对我们来说，你只是个臭虫。”
“我在法国什么也没卖过！我在安哥拉卖钻石！”尼基丁说。
“我不在乎，我也不相信！”考里顿上尉使出全身力气咆哮着。“带他出去！”
“我说！”尼基丁突然脱口而出，“我知道那个便携式核弹！一共有4枚。买主是‘基地’组织。这是他们计划的！他们操纵着一切。那些囚犯——所有的一切！”
我转身对法国警察摇了摇头。“他是‘野狼’送给我们的。他会对他的‘表现’很失望的。他会亲手替我们宰了他。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尼基丁看着我们三人，然后吐了口唾沫，“‘基地’组织！去你妈的，你爱信不信！”
我回头瞪着他说：“那就拿出证据来让我们相信。让我相信你，因为我不信。”
“好吧，”尼基丁接着说，“我会证明的。我会让你们都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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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回到警局，马丁·洛奇就抓住我不放。“我们走！”他一把拽住我。
“什么？去哪儿？”我看了看手表——看来每隔几分钟我就会有事要干。现在是上午十点二十五分。
“突袭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个俄罗斯人告诉你的藏身地——是真的。”
马丁和我匆匆跑到警局楼上的危机室。我的老朋友埃蒂安·马勒多把我们带到一排监视器前观看突袭的实时录像。一切都在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变化。也许太快了，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马勒多说：“他们很自信，亚历克斯。他们跟电力机构协调过，法国电力电网总公司。电一断，他们就冲进去。”
我点了点头，看着面前的监视屏幕。被排除在突袭行动之外的感觉真是奇怪。开始了！几十个法国士兵突然从天而降。他们都穿着“突击”夹克：搜索、支援、干涉和规劝。他们都手持自动步枪。
士兵们冲向一个看似毫无危害的小农庄。他们撞开前门。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一辆UBL——法国版“悍马”——出现了，只见它撞开了房子的木制后门。士兵们从UBL上跳下。
“我们看够了，”我对马丁说，“突击看起来相当不错？”
“对，他们在突袭方面很有经验。”
几个法国警察还配备了麦克风和摄像头，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感受到突击行动的进展。一扇门突然开了，子弹从门里射了出来，然后就是突击队的一阵回击。
有人大叫了一声，然后就传来人体倒在地板上发出的撞击声。
两名武装分子从屋里冲到走廊上。两人都只穿了内衣。他们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中弹身亡了。
一个手里拿着枪的半裸女子——喉咙上中了一枪。
“别把他们都杀光，”我对着监视器低声说。
一架“美洲豹”直升机突然出现在房子上空，更多的突击队员从天而降。房子里，士兵们蜂拥进了卧室，冲向躺在小床上的一名男子。他们活捉了他，谢天谢地。
其他恐怖分子把双手高高举在空中，表示投降。
接着，又是一阵枪响，不过这次监视器上没有显示。
一名警察用枪指出一名可疑分子，将他押出走廊。这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野狼”？他们有可能抓住他了吗？拿枪的那个警察微笑着，就好像他抓住的这家伙是个什么大头儿似的。突袭真可谓是兵贵神速。他们至少活捉了4名恐怖分子。
我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消息。突袭现场的摄像机已经关闭了。我们还在等待更多的消息。
最后，大约下午三点钟，一名陆军上校站在危机室的前端；每个椅子上都坐着人；屋子里连站人的空间都没有了；气氛紧张得几乎让人无法承受。
上校说：“我们已确认了那些还活着的犯人的身份。他们分别来自伊朗、沙特、摩洛哥，还有两个埃及人。他们是一伙的。‘基地’组织。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不过，很难说我们抓住了‘野狼’。也很难说这些恐怖分子参与了针对巴黎的威胁。很对不起，这么晚才告诉大家这个坏消息。我们已经尽力了。但他好像又比我们快了一步。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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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可还是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野狼”了。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我和其他几个神情紧张的人先后钻出了深色的“雷诺”轿车，然后就朝内政部大楼高大的铁门跑过去，因为我们要在这里跟法国对外关系安全总局开个会，这个部门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大楼的前门很高大。我们就像虔诚的信徒走进教堂一样；与它相比，我们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无关紧要。与上帝相比，与更高的权力相比，我觉得自己如此微不足道。
大门里面是一个宽大的庭院，宽阔的鹅卵石路让我想起了那些经常穿越这里的马车。自那个时代以后，世界进步了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好像并没有。
我和其他警官、政府部长和局长们一起走进了一个用粉白色的地砖铺就的华丽的大厅。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在楼梯的两侧。一路上，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我们沉闷缓慢的脚步声和偶尔紧张的咳嗽声在大厅里回响着。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巴黎、伦敦、华盛顿和特拉维夫都将遭到袭击，数千人将会随着爆炸声死去。伤亡人数可能还会更高，可能会是十几万，甚至更多。
一个俄罗斯疯子正在策划这些爆炸？一个和“基地”组织有着神秘联系的人？我们现在完全由他摆布，不是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会议在宴会厅里举行。我又一次忍不住在想自己来这儿干什么。我是美国在巴黎处理危机的代表，因为联邦调查局想让我来，因为也许我可以利用自己作为心理学家和重案组侦探的丰富经验扭转这一切，因为很久以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野狼”身上可能发生过某件让他仇恨至今的事。我们还没有想出是什么事。
在主大厅里，桌子已被摆成U形，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支起的黑板上挂着欧洲、中东和美国地图。地图上的目标区域已被红笔画的粗线圈了起来。很原始，却很醒目。
十几台显示器已经启动，一个高端电话会议系统也已经启动。参加会议的多是以前不常见的蓝灰色西服——更重要的人物，地位更显赫、更有实权的人物。出于某种原因，我注意到了有几个人还戴着无边钛合金眼镜——法国人真是时髦。
来自伦敦、华盛顿、巴黎和特拉维夫的实时影像被显示在墙上的监视器上。四个城市都很安静。城里几乎到处都是士兵和警察。埃蒂安·马勒多走过来，坐在我身边。马丁·洛奇已经回到了伦敦。
“你觉得我们在巴黎存活的机会有多少，说实话，亚历克斯？”埃蒂安问。
“埃蒂安，我不知道会怎样。没人知道。也许我们早就打掉了那伙恐怖分子的主力。我猜测，今天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我想‘野狼’知道我们要想破案实在是太难了。他在巴黎出过事。可我们却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能说什么？没时间了。我们完蛋了。”
88真相会给你自由的
法国总统阿拉米斯·德鲍内，50多岁，穿着非常得体，非常正式。看得出，他是个很简朴的人：花白的头发，留着小胡子，戴着无边眼镜。他大步走上会场的前台，看上去很平静，很会控制自己内心的感情。他的讲话开始了，会场安静得可以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
“各位都知道，我本人曾经参加过战争，又在执法战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听我说几句。而且，在最后期限来临之际，我也想跟各位呆在一起。
“我有个消息。赎金已经准备好了。巴黎、伦敦和华盛顿都已经准备好了。在全世界以色列的朋友的慷慨解囊相助之下，特拉维夫也已筹齐了这笔赎金。全部金额可以在3分半钟内完成转帐，离最后期限到来大概还有5分钟。
“我想向在座的各位和你们所代表的国家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无数个小时的努力工作，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个人牺牲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们已经尽力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幸免于这场可怕的灾难。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抓住这些毫无人性的混蛋，全都抓住！我们会抓住‘野狼’，他是最没有人性的混蛋！”
总统背后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色的新古典式挂钟。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它。我们怎么能不看呢？
巴黎时间五点五十五分，德鲍内总统说：“现在，赎金正在转帐。还需要几秒钟……好了。结束了。一切都应该结束了。我们没事了。我向大家祝贺。谢谢。”
会场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微笑，握手，拥抱。
接下来就是等待，这几乎就是一种条件反射行为。
等待来自“野狼”的任何通信。
等待来自其他目标城市：华盛顿、伦敦和特拉维夫的消息。
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前的最后60秒是那么的紧张，那么的漫长，虽然赎金已经全额付清。我只能静静地看着挂钟上跳动的秒针。终于，我开始为我的家人祈祷，为四个城市的民众祈祷，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祈祷。
巴黎和伦敦的时针终于指向六点；华盛顿：十二点；特拉维夫：七点。
最后期限过去了。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真的安全了吗？
所有的监视器上都没有任何变化，没有骚乱，没有爆炸。什么都没有。
“野狼”也没有打来电话。
又过去了两分钟。
10分钟。
接着，剧烈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会场——以及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