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
炸弹，或者说很多炸弹，虽然不是核弹，但威力足够造成巨大损失的炸弹，在靠近卢浮宫的第一区爆炸了。整个区域、迷宫一样的街道还有胡同都被夷为了平地。将近一千人几乎是立即丧命，或者说在几秒钟之内丧命。整个巴黎都能听到或是感觉到接连不断的爆炸。
卢浮宫只受了轻微的损伤，但马伦戈、劳拉杜瓦勒和拜勒尔三大街区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还有附近的一座桥——一座横跨塞纳河的小桥。
一座桥。又是一座桥。不过，这次是在巴黎。
没有来自“野狼”的任何解释。他没有宣称这一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是他所为，但也没有否认。
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不是吗？他以为他就是上帝。
华盛顿政府和国家媒体行业里有一些目空一切的人，他们自信能够精确地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或是自认为他们知道发生在过去的事。我怀疑在巴黎、伦敦、特拉维夫以及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人：这些聪明的、也许是出于好意的人会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或是“真实世界里会是这样的”。就好像他们真的知道一样，其实不然。没人知道。
现在什么都有可能。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早晚都会发生。看来，人类并不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是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至少是变得更危险了，而且还是令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无法容忍的危险。
也许这正是我从巴黎回国时的心情。毕竟那里发生了这么糟糕可怕的悲剧。“野狼”赢了，如果他所做的一切能被称作赢的话，毕竟我们还没有与他真正地交过一次手。
一个疯狂的俄罗斯混蛋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袭击了我们。他比我们更出色——更有组织性、更狡猾，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更加残酷无情。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打败“野狼”和他的手下是什么时候。他比以前更加聪明了。我只能祈祷这一切都结束了。可能吗？还是这只是另一次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我连想都不敢去想这种可能性。
我是在星期四的下午三点前到家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奶奶一直呆在第5大街。我一到家就坚持要亲自下厨做晚饭，而且不容他们拒绝。我需要这个：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跟奶奶和孩子们聊聊我们想聊的话题，跟大家拥抱一下。不再去想发生在巴黎的事，不再去想“野狼”，不再去想工作上的事。
所以我做了一顿法式大餐，而且在做饭过程中一直跟达蒙、詹妮说着法语。詹妮在餐桌上摆上了奶奶的银器和餐巾布，还铺上了一张我们只在特殊场合才会动用的蕾丝桌布。那饭菜呢？Langoustines roties brunoises de papaya poivirons et signons doux——木瓜、辣椒和洋葱烧大虾。主菜我做了红酒炖鸡。晚餐时，我们还喝了几小杯红酒和清口的蜜内瓦香槟。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尽兴。
不过说到甜点——还是核桃仁巧克力饼和冰激凌。毕竟，我已经回到美国了。
我回家了，谢天谢地。
90
又回家了，又回家了。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孩子们也没去上学。看来，大家对这种安排都很满意，就连奶奶也纵容了我们的这种行为。我给贾米拉打了几次电话，跟她聊天就如往常一样能让我心情舒畅，但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有了隔阂。
在那些“逃学”的日子里，我带着孩子们去了位于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海湾的圣迈克斯旅游。这个小村庄展现出离奇的海岸风光：繁忙的码头，门廊里有摇滚歌手表演的小酒吧，它甚至还有灯塔。我们还去了切萨皮克海湾海洋博物馆，观看真正的造船工人修复一种小帆船的过程。那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十九世纪，听上去就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蟹钳”饭馆吃过午餐后，我们登上了一艘真正的帆船。奶奶当老师时，经常带她班里的学生来这里，不过这次她却留在了家里，抱怨说家里的活让她永远也干不完。我只能希望她是真的没事。我还记得她在这种外出活动时教给学生们的话，所以这次我就客串起了老师的角色。
“詹妮和达蒙，这是北美最后一支仍在航行的帆船舰队。你们能想象吗？这些帆船上没有绞盘，只能靠人力和索具航行。新上船的水手被称为：桨手，”我对他们讲着，就像奶奶以前对她的学生讲的一样。
然后，我们就乘坐着“玛丽商人”号，开始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航行。
船长和他的同事为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索具操控桅杆进行航行；很快，我们都感受到了吹击到船体上的呼呼的海风，闻到了阵阵的海浪气息。多么愉快的一个下午啊。看着用从俄勒冈州运来的一整根木头做成的60英尺高的桅杆；闻着咸涩的空气、亚麻籽油和剩贝壳的味道；感受着两个孩子的亲密，看着他们眼中的信任与爱。总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们还看到了成排的松树，佃农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开阔田地，还有曾经是种植园的白色大庄园。我几乎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这感觉太好了，我太需要这样的休整了。期间，我只是两次想到了工作上的事，但我很快就把自己的思绪拽了回来。
我模糊地听到船长在解释“只有远洋渔船”才能捕捞牡蛎——如果海湾允许的话，以引擎为动力的双桅帆船也可以，不过一星期只能出海两次。我猜测这种让桨手为他们的牡蛎而努力工作的方式肯定是一种聪明的保护措施；不然的话，牡蛎可能很快就会被捕捞殆尽。
多么美好的一天——当帆船向右舷侧倾的时候，隆隆声响起，主桅帆和船头的三角帆充满了空气中的咸腥味，詹妮、达蒙和我眯着眼睛看着美丽的日落。我们明白，至少是暂时明白，生活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时刻需要被人珍惜、并永远记住。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詹妮告诉我，“我一点都没夸张。”
“我也是，”我说，“我也没夸张。”
91
傍晚，我们到家时看到一辆白色的旧面包车停在家门口。我认出了车门上用明亮的绿漆涂写的标语：“家庭医疗保健计划”。怎么回事？科尔斯来这儿干什么？
突然，我紧张起来，我带孩子们外出时，奶奶肯定出事了。最近，我经常会想到她那羸弱的病体；她已经80多岁了，尽管她从没明确说过她到底有多大年纪，换句话说，在这件事上，她从没说过实话。我急忙下车，赶在孩子们的前面冲向前门。
“凯拉在这儿呢，”我一打开前门，看到我和溜到我身边的达蒙和詹妮的奶奶就开口了，“我们正在聊天，亚历克斯。不用急。慢慢来。”
“谁急了？”我放慢脚步走进客厅。她们俩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就是你，急茬儿先生。你看到外面的医疗车时想到了什么？病了，”奶奶说。
她和凯拉都开心地笑了，搞得我也不得不跟着笑了——笑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抗议道：“没这回事。”
“那你还急着冲进来，就好像屁股上着了火？哦，得了，亚历克斯，”奶奶说着，又笑了起来。
然后，她摆了摆手，好像要把屋子里的消极气氛一下子都一挥而去。“来吧，陪我们坐一会儿。有时间吗？跟我说说今天的旅行。圣迈克斯漂亮吗？有什么变化吗？”
“哦，我想现在的圣迈克斯跟100年前没什么两样。”
“那太好了，”奶奶说，“谢天谢地。”
我走过去，在凯拉的脸上亲了一下。自从奶奶生病后，凯拉一直在帮她，还定期来做家访。其实，凯拉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们几个上完大学又回来为这个社区服务的人之一。“家庭医疗保健计划”是在东南部实行的一项送医上门的服务项目。凯拉是它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做家访，她还经常负责为这个项目筹款。
“你看上去不错，”我脱口而出说道。
“谢谢，我瘦了一点，亚历克斯，”她说，冲我挑着一道眉毛。“都是每天的家访搞的。我努力想让自己再胖起来点儿，可还是不行，真该死。”
我注意到了。凯拉的身高不到六英尺，但我从没见过她如此苗条消瘦，她小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她总是那么漂亮，性格温和。
“不过，这也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她说，“这个社区里的胖子实在太多了。全是肥胖症，还有不少是孩子。他们竟然以为这是他们的基因在作怪。”
说完，凯拉笑了，“而且，我必须承认，这对我的社交生活也有好处，至少可以增长见识。无论是什么样的见识。”
“哦，你总是这么漂亮，”我说，语气非常坚决。
凯拉向奶奶看过去，“他真会说谎。真是个说谎高手。”她们又笑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夸奖，亚历克斯，”凯拉说，“我接受你的夸奖。希望你不是在恭维我。哦，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最好还是换个话题，“这么说奶奶什么事也没有，能够活到100岁喽？”
“我也这么想，”凯拉说。
但奶奶皱了皱眉，“我这个老家伙就这么让你们讨厌吗？”她问，“我怎么你们了？”
我笑了，“也许是因为你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明白，”奶奶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折磨你。你还没明白这一点吗？”
听到她的这句话，我终于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家，真正的家，远离了战争。我拉着凯拉和奶奶来到门廊里，给她们弹了一曲《一个身在巴黎的美国人》。不久前，我就当了一回身在巴黎的美国人，但就此一回。
大约十一点时，我送凯拉出门。我们在她那辆面包车边站着聊了一小会儿。
“谢谢你来看她，”我说。
“不用谢我，”凯拉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这么做。我很爱你的祖母。她一直是我的指路明灯，我的导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
然后，凯拉飞快地把身子靠过来吻了我。她在我的脸上吻了几秒钟。当她推开我时，她笑了，“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样了。”
“然后呢？”我问道，对刚才发生的事相当惊诧。
“我已经实现了这个想法，亚历克斯。有意思。”
“有意思？”
“我得走了。我得跑了。”
说完，她笑着跑向面包车。
有意思。
92
经过足够的休养后，我开始上班了；结果，我发现自己还是被分在反勒索/反恐怖小组。而它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追踪这些爆炸案的负责人以及那个拿到赎金的家伙。我被告知，选中我是因为我很无情。
从一方面来说，我很高兴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我还一直跟那些参与调查的几个人保持着联系：英国的马丁·洛奇、国际刑警组织的桑迪·格林伯格、巴黎的埃蒂安·马勒多，还有特拉维夫和法兰克福的警察与情报机构。他们都有我可能需要的线索，但没人有热点消息，就连能称得上是不冷不热的消息都没有。
“野狼”，或是“基地”组织，或是其他某个聪明绝顶的混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他们的保险箱里还存放着近20亿美元的赎金。此外，巴黎的三个城区也遭到了摧毁。政治犯们已被释放。必须想办法找到他们，至少得查出他们是什么人。
上班的第二天，情报分析专家蒙妮·多纳利和我交换了一些信息，这让我有兴趣开车到弗吉尼亚州的莱克星顿走了一趟。我在一栋两层小楼后面的“红鹰巷”里停了车。一辆“道奇—杜兰哥”正停在车道上。几匹马在附近的牧场上吃着草。
乔·凯希尔在楼门前等着我。这个前中情局特工总是满脸笑容，跟我们从前因为“野狼”的事而会面时一个样。乔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很愿意为调查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请我进了书房，这里有早就准备好的咖啡和商店里买来的小点心。从书房里可以看到牧场、湖泊，还有远处的蓝山。
“我想你能看得出来我很怀念过去的工作，”乔说，“至少有时候会。你只能去打打猎，钓钓鱼。你钓鱼吗，亚历克斯？打猎吗？”
“我带孩子们去钓过两次鱼，”我说，“偶尔也会打打猎。现在，我只想抓住‘野狼’。我需要你的帮助，乔。我需要一些过去的情报。我们有了一些发现。”
93
“好吧，你想跟我谈谈他。我们是怎么把‘野狼’弄出前苏联的？他到美国后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又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个让人悲伤，但却小有名气、而且记录在案的故事，亚历克斯。你已经看过档案了。我知道你看过了。这事差点毁掉了我的工作生涯。”
“乔，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像没人知道他是谁，他长什么样，他的真名叫什么。这是我花了一年时间都没能搞明白的事，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怎么会和英国人联手从前苏联救出一个重要的克格勃，却不知道他的身份呢？他在巴黎曾经出过事——可却没人知道是什么事。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有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
乔·凯希尔摊开他工人式的大手，手心向上，“听我说，我也并不了解全部的情况。我认为他在前苏联时是个密探。应该是个年轻有为的特工，也就是说，他现在也就40岁出头吧。但有的报告说，他现在已经将近60岁了，说他叛逃时实际上已经是克格勃的上层人物了。我还听说‘野狼’是个女的。但我想这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干的。”
“乔，你和你的老搭档是他在美国时期的负责人。”
“我们的上司是汤姆·韦尔，当时他还不是局长。事实上，这个小组还包括了其他三个人——麦道克、博伊金和格雷伯纳。也许你该和他们谈谈。”
凯希尔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走到门前，打开了一扇通向石砌小院的法式门。一阵凉风吹进了屋里。
“我没见过他，亚历克斯。我的搭档，考基·汉考克也没见过。还有小组里的其他人——杰、萨姆和克拉克。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安排的。这是他叛逃出前苏联时我们跟他的约定。他帮助我们捉拿过去的克格勃特工，提供在美国的前苏联特工的名单。但我们没人见过他。相信我，他提供的名单和情报确实有助于瓦解那个邪恶的帝国。”
我点了点头，“好吧，看来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可现在，他变得这么邪恶。他亲自建立了自己的犯罪网络——这些爆炸案都是他一手炮制的。”
凯希尔咬了一口咖啡蛋糕，然后边嚼边说：“很显然这都是他干的。当然了，我们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坏。英国人也没想到。也许汤姆·韦尔想到了。我不知道。”
我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于是我站起来，走到敞开的门前。几匹马正聚在橡树荫下的白色木篱笆前。我转身对乔·凯希尔说。
“好吧，看来，在‘野狼’的事上，你帮不了我多大忙。那你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呢，乔？”
凯希尔皱了皱眉，看上去非常茫然。“对不起，亚历克斯，我帮不上太多的忙。我是匹老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咖啡蛋糕还不错，尝一口吗？”
我摇摇头。“还是算了吧，乔。相信我，商店里的点心都是一个味儿。”
凯希尔的脸搭拉下来，然后他咧嘴一笑，但他的眼里并没有笑意。“看来我们得实话实说了，我猜。你他妈来这儿干什么？这些都是为了什么？跟我这个大叔聊聊。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落伍了。你已经走到了我前头。”
我走回房间里，“哦，都是为了‘野狼’，乔。我觉得你跟你的老搭档能够帮上很大的忙——即使你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况且我对这一点也表示怀疑。”
凯希尔终于挫败地举起双手，“亚历克斯，这有点疯狂，你知道。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兜圈子。我太老了，玩不了这种游戏了。”
“对，哦，对每个人来说，这两个礼拜都是一种折磨。发生了太多疯狂的事情。你所听到的连一半都不到。”但我已经听够凯希尔“大叔”的废话了。我给他看了一张照片。
“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在胡佛大厦谋杀韦尔局长的那个女杀手。”
凯希尔摇摇头说：“OK。然后呢？”
“她的名字叫尼基·威廉姆斯，以前在陆军呆过。还当过雇佣兵。一个狙击手，是个很好的女狙击手。她名下有不少私人合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乔——然后呢？”
“对。然后呢？”
“她曾经为你和你的搭档汉考克工作过。中情局把你的档案都交给我们了，乔。合作的新时代。真正的问题在这儿——我认为是你雇她杀了韦尔。
“也许你是通过杰弗里·谢弗下的订单，但你参与了这件事。我想你跟‘野狼’是一伙的。也许你一直都是——也许这也是他跟你们的约定之一。”
“你疯了，而且我告诉过你了，你错得太离谱了！”乔·凯希尔站起来，掸掉裤子上的蛋糕渣。“知道吗，我看你最好马上离开。我真不该请你进屋。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
“不，乔，”我继续说，“事实上，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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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派来的特工就冲进了这个牧场，逮捕了乔·凯希尔。他们铐着他，把他拖出了这栋漂亮宁静的乡间小楼。
我们有线索了，也许还是条不错的线索。
乔·凯希尔被押到了中情局设在阿勒格尼斯的安全房。这是个看似普通的地方：一栋石砌的农庄，周围种着葡萄和果树，入口处还覆盖着厚厚的紫藤。但对凯希尔大叔来说，这里算不上是安全房。
我们的前中情局特工被堵着嘴押了进来，然后在一间小屋里被关了几个钟头。
想想他的未来——还有过去。
接着，来了一个中情局的医生：一个高个子、大腹便便、看上去将近40岁的尖刻男子。他叫杰·奥康奈尔。他告诉我们，上面已经批准在凯希尔身上使用一种正处于试验阶段的真相血清。奥康奈尔还解释说，现在各个监狱都对恐怖分子囚犯使用这种药品的各种变异体。
“这是一种巴比妥类的药物，跟钠阿米妥一样，”他说，“受药者会突然觉得有些醉意，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之后，对于各种尖锐的问题他将毫无招架之力。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受药者的反应可能会不尽相同。让我们看看这家伙的反应。他的年纪大点儿，所以我对彻底控制住这个混蛋非常有信心。”
“那最差的情况是什么？”我问奥康奈尔。
“心脏停跳。哦，天啊，开个玩笑。呃，事实上，我想不会。”
清晨时分，乔·凯希尔被带出了那间小关押室，押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大地下室里。他的眼罩和头套被摘了下来，但手上的手铐并没有被取下。我们让他坐在一张直背椅上。
凯希尔不停地眨着眼睛，他想看清他被带到了哪里，屋里还有些什么人。
“定向障碍技巧。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在我身上没用，”他说，“这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废物。”
“对，我们也这么想，”奥康奈尔博士说。他转身对特工拉里·拉多夫说：“请帮我把他的袖子卷起来。好了。关键时刻到了。先是有些疼。然后，你就会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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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三个半小时里，凯希尔不停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胡话，他的行为就像是个喝了半打酒并准备再多喝些的酒鬼。
“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乔说，然后冲着我们三个人摇了摇手指。
“我们也知道你在干什么，”中情局的特工拉多夫说，“以及你干过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我是清白的，除非你们能证明我有罪。再说，要是你们早知道了，那还跟我谈什么？”
“乔，‘野狼’在哪儿？”我问他，“哪个国家？说点什么。”
“不知道，”凯希尔说，然后，他就像说了什么可笑的事一样开始大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可你见过他？”我说。
“从没见过他。没见过，从一开始就没见过。很聪明，很机智。可能是个偏执狂。不过，我从来没栽过跟头。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可能在运送过程中见过他。汤姆·韦尔？可能还有英国人。我们接他前，他跟他们在一起呆了一阵子。”我们已经向伦敦方面调查过，但他们对这起叛变事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记录。也没有巴黎那起差错的记录。
“你跟他合作多久了？”我问凯希尔。
他看着天花板，好像在寻找答案，“为他工作，你是这意思吗？”
“对。有多久？”
“很久。游戏刚开始没多久就被出卖了。上帝呀，太久了。”凯希尔又开始大笑。“很多人都是这样——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缉毒处。他是这么说的。我相信他。”
我说：“是他下令让你干掉托马斯·韦尔的。你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其实，他并没说过。
“OK，”他说，“你们说我说过了，那我就说过了。随你们怎么说吧。”
“他为什么要干掉托马斯·韦尔？”我继续追问，“为什么？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你别想知道。你只知道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整个计划。不过他跟韦尔之间有过什么——仇恨。
96如果是“野狼”的话
乔·凯希尔跟我们说的是实话吗？他那由药剂所引发的胡话里有真话吗？
考基·汉考克？德国人，英国人？托马斯·韦尔？
一定有人知道“野狼”的一些情况。他在哪儿？他是谁？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于是，我又踏上了追踪“野狼”的征程。乔·凯希尔的搭档已经搬到了爱达荷州落基山脉的中部地区，因为他退休得比较早。现在，他住在伍德河山谷里的哈利市郊，在太阳山谷以南十几英里处。对于一个前特工来说，这种生活还不赖。
车从哈利市的机场出发后，我们穿过了局里派来的专车司机所谓的“高原沙漠”。汉考克和乔·凯希尔一样，喜欢打猎和钓鱼。闻名全球的垂钓区——银溪保护区就在附近。
“我们打算先不惊动汉考克。只是监视他。看看他在干什么。他现在正在山里打猎。我们会经过他的住处。让你看一眼，”那名当地的高级特工说。他是个年轻的土耳其裔美国人，名叫奈得·拉斯特。“顺便说一下，汉考克是个神枪手。我以为刚才说过了。”
我们的车开进山里，那里有几座占地5到10英亩的大型住宅。有些住宅的草坪还经过精心的修剪，跟自然的灰色山脉比起来，草坪的绿色显得很不自然。
“最近，这个地区经常发生雪崩，”拉斯特说。他简直就是个情报库。“没准儿还能看到一些野马。或是布鲁斯·威利斯。黛米、阿什顿和孩子们。前面的那栋房子就是汉考克的。宽敞的河岩结构别墅在这一带很流行，但对于一个没有家的退休特工来说，这种别墅的房间是多了点儿。”
“他可能自己挣了一些钱，”我说。
那房子又大又漂亮，可以从三个方向看到山上的风景。还有一个独立的马棚，那马棚比我家还大，有两匹马正在旁边吃草。不过考基·汉考克不在；他去打猎了。
哦，我也是来打猎的。
在随后的几天里，哈利市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一个名叫威廉·考奇的高级主管向我汇报了局势的进展。中情局也从华盛顿派来了一个重要人物——布里奇特·鲁内。汉考克已经打完猎回来了。我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支从匡恩提科飞来的行动小组已经设置好了静态监视装备。同时，只要汉考克离开那栋房子，就会有一支机动小队全程跟踪。我们对他非常重视。毕竟，“野狼”还在逍遥法外，挥霍着他赢取的近20亿美元的赎金。
但也许我们终于有办法找到他了：通过把他带出前苏联的前中情局特工。也许，这还会告诉我们“野狼”和韦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巴黎出的差错。
97
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结束。或是两三天内结束。
星期五，我获准去西雅图看看我的小儿子。我给克里斯汀打了个电话，她说这样最好，小亚历克斯见到我也会非常高兴——她也会。通过这些天的电话交流，我发现克里斯汀说话不再那么刻薄了；有时我甚至还会想起我们的过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天晌午，我来到了她家，这里的舒适与温馨又一次打动了我。房子和院子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克里斯汀的风格：轻松舒适，篱笆是用白色的尖木桩修起来的，与前门外石阶上的扶手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了一起；花园里到处是迷迭香、百里香和薄荷。一切都这么温馨。
克里斯汀抱着小亚历克斯出来接我。这不禁让我想到，如果我不是重案组的警察，如果我的侦探生活不曾如此突然地终止了我们的感情，一切都可能会很美好。
她在家，这让我很吃惊，她一定也从我的眼中看出了我的吃惊。
“我不会咬你的，亚历克斯，我保证。我把小亚历克斯从学前班接回来看你，”她说。然后，她把孩子交给了我，而他才是我当时最想的人。
“你好，爸爸，”说着，他羞涩地笑了。每次刚刚见面时他都是这样。我也冲他微微一笑。我在华盛顿认识的一个女人把我称作“圣人”，而且她绝对不是在恭维我。我不是圣人，远远不是，但我已经学会了让事情变得更好。而她没有，我猜测。
“你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我说道，表现出我的惊讶，以及我的骄傲和喜悦。“你现在多大了？6岁？8岁？12岁？”我问着。
“我两岁，快3岁了，”他对我的玩笑哈哈大笑。他总是能领会我的意思，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他一个上午都在说着你，亚历克斯。他不停地说‘今天是父亲节’，”克里斯汀说，“你们俩好好玩。”说完，她做了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她侧过身子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我惊讶得差点没有站住。我可能非常谨慎，甚至有点多疑，但我并不会没有反应。先是凯拉·科尔斯——现在又是克里斯汀。也许我的表情说明我确实需要一点温柔和体贴。也许吧。
小亚历克斯和我玩得非常愉快。我觉得西雅图就是我的家，我现在是在家里。我们先是开车去了弗尔蒙特区；在那里，我去探望了一个几年前刚刚退休的侦探朋友。弗尔蒙特到处都是老式建筑，街上有很多老式服装店和家具店，还有穿着老式服装的人，也许这就是这里老式建筑可以追寻到的根源。很多人好像都这么认为，但我不敢肯定。
抵达目的地以后，我跟小亚历克斯在“达奇斯通”面包房分享了一份黄油蓝莓馅烤饼。然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步行之旅，路上还研究了当地一家商店摆放在外面的55英尺高的“弗尔蒙特”火箭。我还给小亚历克斯买了一个扎染的风筝，在可以鸟瞰联盟湖和西雅图市中心的煤气公园里进行了试飞。西雅图有很多公园。这也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原因之一。我幻想着自己也生活在这里，然后又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克里斯汀刚才在我的脸上快速地啄了一小口？我真的这么渴望爱情吗？真可怜。
我们还去看了花园雕塑和“弗尔蒙特巨人”，这个大型雕塑让我想起了一手紧握一辆“大众—甲壳虫”的歌手乔·考克。最后，我们又去吃了午饭——当然了，有机食品——一份烤蔬菜沙拉，加上花生酱和伊齐基尔果冻面包。
“这里的生活真美好，对吗，伙计？”我们俩大嚼着午餐，我说，“这是最好的，小家伙。”
小亚历克斯点点头表示生活确实不错，但他睁大了眼睛，天真地看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爸爸？”
哦，天啊，天啊。我什么时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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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曾经说过，我得在六点前把小亚历克斯送回家；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是如此地负责，如此地亚历克斯，有时连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她穿着淡蓝色的衣服和高跟鞋在门廊里等着我们，她把一切都尽可能地安排好，跟我期待中的完全一样。看到我们时，她温和地笑了。当小亚历克斯喊着“妈咪”跑过去时，她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看来你们俩玩得很不错，”她摸着大男孩的头顶说道，“太好了。我知道你能行。小亚历克斯，爸爸现在得走了。回华盛顿了，我们也该和蒂奥一起吃晚饭了。”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不想让爸爸走，”他抗议道。
“我知道，可他必须走，宝贝儿。爸爸得回去工作。去抱抱他。他会再来看你的。”
“我会的。我肯定会来的，”我一边说，一边在想着那个蒂奥是谁。“我会来看你的。”
小亚历克斯跑到我的怀里，我喜欢抱着他的感觉，一点也不想让他从我的怀里跑开。我喜欢他的气味，他的触摸，他的小心脏跳动的感觉。但我也不想让他感觉到分离，因为这感觉已经开始让我觉得心痛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我说，“我会尽快的。我不在的时候，别长得太快了。”
小亚历克斯低声说：“请你不要走，爸爸。请你不要走。”
他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直到我钻进租来的汽车里，并跟他挥手告别。他的身影在车后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我在街角拐弯后，才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仍能感到他的小身体靠在我身上的感觉。我仍能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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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快八点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坐在西雅图第19大街和梅瑟街口的“首领”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我一直在想我的小儿子——事实上，是想我所有的孩子——这时，贾米拉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里面穿着黑衬衫和黑裙子。当她看到我独自一人坐在酒吧里时，她灿烂地笑了，也许我的样子在她眼里感觉很好，就像她在我的眼里感觉很好一样。也许吧。贾米拉很漂亮，但她好像并不知道，至少是不相信。我告诉过她我要来西雅图，所以她说她会飞过来和我共进晚餐。
最初，我并不能确定这是个好主意，但我错了，彻底错了。看到她，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尤其是在离开小亚历克斯之后。
“你真帅，宝贝儿，”她小声在我耳边说，“不过，你看上去确实很累，亲爱的。你工作得太卖力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我告诉她，“你今天也很漂亮。”
“是吗？哦，谢谢你这么说。相信我，我就喜欢听这话。”
这是一家非常大众化的餐馆：虽然没有预订，但我们很快就坐到了一张靠墙的漂亮桌子旁。我们点了酒水和晚餐，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握着对方的手，谈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
“我很想小亚历克斯，”晚餐吃到一半时，我告诉贾米拉。“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虽然奶奶教给了我一切，但这一点也不像我。我实在受不了离开他。”
贾米拉皱了皱眉，看上去很生气：“她对他不好吗？”
“哦，不，不，克里斯汀是个好妈妈。让我受不了的是分离。我爱小亚历克斯。离开他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他。我想念他说话、走路、思考、讲笑话、听我说话时的样子。我们是朋友，贾米拉。”
“所以，”贾米拉看着我说，“你就靠工作来逃避。”
“所以，”——我点点头——“说得对。可这是另外一件事。嘿，我们还是走吧。”
“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克罗斯探员？”
“合法的事，休斯检查官。”
“唔。真的？哦，真是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