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留得枯荷听雨声

作者:何光超




  李商隐诗最有价值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身世之慨融入枯荷意象之中。写残花的诗在唐诗中并不少见,但大多或单纯表现怜花惜花的情绪,或消极抒发及时行乐的感慨,很少能像李商隐这样把咏物与身世之慨结合得天衣无缝,表现的情感又是如此哀怨动人。对枯荷的咏唱,其实正流露着对美好事物深切的流连。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诗人宿骆氏亭,深夜陪伴他的只有雨打枯荷之声,这声音也只有永夜不寐的人才能听到。枯荷听雨——岂止是寂寞无聊!先就已遭秋霜摧残,早已不堪任何打击,偏偏又逢连绵秋雨。物动于情,情附于物,情景相生,引发了诗人“多少身世之感”。雨中枯荷之所以能使诗人产生共感,显然是由于自己与枯荷有着相类的遭遇和处境,这雨中枯荷分明是自况。在政治上,李商隐生活在宦官专权、党人倾轧的时代,加之他“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进入仕途之路本就充满坎坷;进士及第后,本无党争观念的商隐,又被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之中,在政治风雨的夹缝中,从未得志,常年寄人篱下,漂泊无依,为人所不容,一生穷愁潦倒,抑郁悲苦,是党争的牺牲品。他的爱情经历也很不幸,年轻时就已尝到失恋的苦果,后来得以与王氏结为连理,但这美满的爱情与婚姻没有持续太久,商隐正值壮盛之年,王氏便一病而亡,商隐的感情生活又一次遭受重创。所有这些,使这位深情绵邈的诗人始终处在一种“远离孤独的游离心态”,而眼前的枯荷雨声使这一心态在短时间内迅速彰显、放大。诗人面对枯荷,自然别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对枯荷的怜赏,又何尝不是诗人的自我怜赏呢?这首诗“将怀念之情和冷落的身世之感融成一片”,枯荷意象“所托寓的主要是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感受和精神意绪”[11]。当他只身一人转徙于人生旅途之上,一种难与人诉说的孤苦和他人难以理解的孤寂,像巨石一样压在他心头,他惟能在这枯荷听雨的方式中,品味咀嚼着人生的辛酸,缓缓地悄无声息地释放着心头的苦闷与沉重。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
  (《赠荷花》)
  荷叶与荷花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荷花的荣枯之中投射着诗人的身世遭际。美好的荷花,本应常驻芳于人间,长留存于世界,怎奈风雨无情,最终摆脱不了红衰翠减、香销玉殒的结局。他笔下时常出现的“枯荷”意象,尽管红衰翠减,但仍余芳犹存——“孤莲泊晚香”(《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以最后的一丝微弱力量来与恶劣的环境抗争,虽然这抗争并不能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这令人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之外,又生一种“此爱绵绵无绝期”的珍爱之情。“他并非怀着病态心理去欣赏迟暮衰残的事物,而是怀着对生命、青春、时间的无限珍惜依恋去歌咏上述事物,因而读者从诗人的迟暮衰飒之慨中感受到的正是对人生的珍惜流连,是对美的事物消逝衰减的哀挽伤感” [12]
  李商隐所创的枯荷意象,在后来的文人诗词中经常出现,莲荷的香销叶枯这一自然现象往往容易引发文人对生命有限而自然永恒这种强烈对比中的感伤情怀,他们在对枯荷的吟咏中,伴随着对生命的思考和追问,不应简单地看作是消沉落寞情绪的表现。文人们在对枯荷、残荷的品鉴中,更多的是唤起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对美的留连与珍视,体现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的终极关怀。“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李璟《浣溪沙》),“红耦香残玉簟秋”,“花自飘零水自流”(李清照《一剪梅》),这是由荷的凋残而引发的对美的易逝的担忧与悲愁。可见,商隐诗的枯荷意象对后世诗词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意象所涵盖的慨叹青春易逝、追怀美好生活,以及虽带忧伤而仍执着于人生的精神,奠定了枯荷意象的审美趋向。
  
  三、白莲——精神的皈依
  
  李商隐诗中有一些莲花意象与佛教有关。莲花与佛教有极为深厚的渊源。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而莲花在印度佛教中有特殊的宗教寓意。佛教所宣扬的从此岸到彼岸、从尘世到净界超脱苦难的过程,正与莲花之出于淤泥而无比高洁非常相似,故佛教便赋予莲花以宗教意味。佛教的“净土”思想,追求纯洁洁净,把莲花当作洁净的化身。《智度论》称:“世尊身好,尘不着身,如莲花叶不受尘水。”佛教传说中带有圣洁母性的观音菩萨正是坐的莲花,所以佛座也叫“莲座”“莲台”,以象征超凡脱俗和崇高的境地。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莲花的宗教意义也相随而来,并与中国诗歌与文化结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封建文人士大夫。
  李商隐那些与佛教有关的莲花诗多是表达对佛家宣扬的超脱境界的追求,以期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解脱。在唐代社会,士大夫阶层与佛教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商隐的信仰佛教主要始于大中五年(851)其妻王氏死后[13],入东川节度幕时期。爱妻的不幸早逝,给商隐精神上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长期的漂泊天涯的幕府生涯,宦途的无数曲折,在党争中无辜地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加上悼亡的悲痛,使他在这一时期万念俱灰,身心疲惫,颓废消极的厌世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实的绝望使他转而虔诚信奉佛教。他与僧人楚公、知玄等有密切交往。《宋高僧传·知玄传》载:“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时居永崇里,玄居兴善寺。义山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终疾愈。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决别’云。”[14]这一记载可与李商隐在《樊南乙集序》中的自陈相互印证:“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
  知玄为他医好眼疾,只是导致他信佛的一个诱因。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历尽人生沧桑的李商隐发现,只有向佛教,才能求得一种精神的安慰,才能获取一种心理的平衡”[15]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
  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送臻师二首》)
  这首诗是商隐写给即将去佛寺修行的臻师(生平不详)的。这里的莲花当指白莲,佛教中用白莲作为佛门圣物,象征清净、不染,而且白莲在佛典中有专名,即芬陀利,常用来比佛法。《大般涅槃经》:“世尊放大光明,身上一一毛孔,出一莲华,其华微妙,各具千叶,是诸莲华。”他想要摆脱人世的苦海迷津,却找不到办法,也不知到达遥远的彼岸光明世界要经过多少路程,他希望臻师此去早成正果,以超度千百亿陷于苦海者皆达于光明世界,我亦乐在其中矣。虽然这彼岸佛国渺茫而遥远,但毕竟能够给他带来一丝冀求和寄托。佛教“对于在生活中遇到太多的挫折,看到了太多的不平,却又寻找不到真正原因更寻找不到可靠之路的李商隐来说,是有吸引力的”[16]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前灯。
  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
  大海龙宫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
  谩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商隐在东川梓幕期间,自己出资在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建石壁五间,用金字勒《妙法华莲经》七卷,并请柳仲郢为写记文,同时写了一些酬寄僧人的诗作,这是其中一首,白石莲花是楚公寺院中用白石凿成的莲花台,这首诗是抒写自己对西山僧人楚公(事迹不详)的怀念。商隐诗中出现的白莲意象,是他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之后,转而向佛门寻求精神寄托,企图借助佛家的彼岸、净界思想来消解现实的压力,获得一种虚幻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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