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戏剧语言的倾斜
作者：冉东平
达里奥·福不仅仅将自己的反讽运用在语言意群的对峙、冲突上，而且还把自己语言的反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疯子围绕着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事件展开调查，在调查中事件的推理是中心线索，在这条线索中交织着各种思想的碰撞和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直接的、正面的，而是侧面的、迂回的、调侃的、嘲弄的语言完成的。疯子常常以优胜者的心态和口吻来评述和调查这个事件，正如他告诉警察们：“我是你们的审判者，我还会是别的什么人呢？”[12]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发生变化，疯子以不可逆转的事实真相一一数落着警察的暴行，而他们像小丑一样讲述着可怜的理由，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滑稽荒诞的语言现象和反讽现象。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有一种揭露性，像一记耳光不断地打在当局的脸上，正如女记者在采访中问道：“你们是否让许许多多这样精通业务的密探四处潜伏，打入各个在野的党派？”[13]警察局长回答道：“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是的，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密探，哪儿都有！”[14]“今天晚上在观众当中也有我们的人……您想见识一下吗？”[15]“密探和奸细是我们的力量所在。”[16]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这些语言是非常直白的、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但观众相信这些话，因为它更接近现实，不需要艺术的假定性。
反讽意味着一种力量正在颠覆另一种力量，使被嘲弄的一方处在名不符实、尴尬可笑的处境中。反讽在艺术世界中将原来不平衡的双方在语言中找到了新的平衡坐标，以使双方力量在艺术世界中进行重新的组合。反讽者往往以优胜的心态来看待正在走下坡路的一方，以解构的行为对正在走向道德堕落的，而又貌似冠冕堂皇的一方重拳一击，使其一命呜呼。
三
达里奥·福深受意大利即兴喜剧的影响，其语言具有很强的即兴性和随意性，因而其戏剧也客观地过滤掉许多浮在语言外表多余的华丽词汇，使语言能够灵活机动地表现戏剧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戏剧语言极具即兴性，语言上的较量，推理式的案件调查，使这部戏剧情节发展迅速，跌宕起伏，语言动作性很强。
“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17]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非常富有戏剧性，这同戏剧语言的即兴性密不可分的。在戏剧开始，贝托佐警长在审讯时历数疯子十二次假冒他人罪行，疯子得意地回答道：“警察先生，我可从来没有被判过刑……我是清清白白的，档案上没有任何犯罪记录。”[18]警长恐吓道：“招摇撞骗要蹲大牢！”[19]疯子却反讥道：“招摇撞骗是一个健康人的所作所为。”[20]语言上的较量，脱口而出的即兴性语言反映出不同意识之间的撞碰和冲突，这种毫不掩饰、直奔主题的语言引起了强烈的戏剧动作，推动着戏剧的情节向前发展。别林斯基说：“如果两个人争论着某个问题，那么这里不但没有戏，而且也没有戏的因素；但是，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想占上风，努力刺痛对方性格的某个方面，或者触伤对方的心弦，如果通过这个，在争论中暴露了他们的性格，争论的结果又使他们产生新的关系，这就已经是一种戏了。”[21]在疯子同警长的争论中，双方都试图占据上风，力图寻找到对方的弱点使自己处于一种优胜者的地位，使人物关系和戏剧情境发生变化。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疯子以罗马高等法院首席顾问的身份来调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被警察殴打致死并制造跳楼自杀的案件，这时戏剧双方在即兴性语言中又重新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即调查与反调查、揭露与掩盖的人际关系。戏剧沿着一条不可逆转的方向，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走火入魔说”到“时间误差说”反复论证和推理，揭示出遮掩在案件上的种种谎言和各种扑朔迷离的假象。达里奥·福的即兴性语言不再像现代派戏剧那样试图通过语言渲染一种象征，传递一种哲理思想或展示潜意识的内心流程等等，而是短兵相接，近身肉搏，达里奥·福的即兴性语言与整个刑事案件调查的节奏非常合拍，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即兴性戏剧语言具有跳跃性、非常规性，这也成为戏剧情节不断突转并造成危局的源泉。这部戏剧是以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为切入点，从追踪案件产生的原因而展开的。这部戏剧不存在多条线索，也没有多个场景地点转换，戏剧的快速变化完全依靠戏剧即兴性语言的跳跃性和非常规性来引起戏剧的发现与突转，促使戏剧人物关系的变化。在疯子冒充法官开始调查时，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杀的原因是不是“走火入魔”。警察们为解脱责任寻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警察局长为自己辩解道：“我们的职业，您也承认，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让他开口说话，有时候不得不使用计谋，设下圈套，甚至诉诸某种精神上的压力……”[22]警察局长对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解释以及承认向公众发布了假消息，欺骗了民众的行为成为整个案件调查的转折点，而此时的疯子却把这种转折变化推向了高潮，他告诉警察局长：“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已经决定撤你们的职。”[23]“无政府主义者跳楼死亡的事件激起了民众公愤……需要两颗脑袋来平息。”[24]这时，警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精神萎靡，口中谩骂着“这狗日的世界”“狗日的政府”[25]，陷入一种绝望的精神状态。剧作家在这里设定的戏剧悬念仿佛都消失了，戏剧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然而这短暂的间歇为下一步戏剧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也预示着新的境遇的变化。随后疯子又告诉他们刚才的话都不是真实的，“统统都是我杜撰的”[26]。这时戏剧在疯子非常规性的话语中陡然一转出现了新的转机，警察们好像又重新找到了一线生机，精神为之一振，这也为下面“时间误差”说提供了新的戏剧境遇，为重新调整新的人际关系进行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