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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杨文榜
自宋代以来，历代学者提供了大量而有力的证据，从多种角度证明《莺莺传》中张生即作者元稹自寓。宋代赵德麟《辨〈传奇〉莺莺事》云：“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侯鲭录》卷五。按：《莺莺传》原题《传奇》）他通过考察白居易所作《微之墓志》《微之母郑夫人志》、韩愈《微之妻韦丛墓志》、元稹《陆氏姊志》、唐《崔氏谱》、元稹《古艳诗》《春词》等以及元、白的有关诗作，证明元稹事迹与《莺莺传》中张生相合，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自寓说”这一结论。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辛部《庄岳委谈》云：《莺莺传》“乃微之自寓耳”。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云：“元微之……其作《莺莺传》，盖托名张生。”近人鲁迅、陈寅恪、汪辟疆、孙望、卞孝萱等人也持此说。
原来，崔、张的爱情故事是作者元稹依据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写成的。
这也就不奇怪了，由于《莺莺传》中包含着作者的真实记忆与经历，于是作品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描摹崔莺莺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体现出莺莺性格的两重性，让人读来倍觉真切、颇有美感。
我们不难想见，在情感上，元稹念念不忘他的初恋情人，但作为社会人的他自然又不愿意爽快地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于是在作品中他就不得不为张生，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曾经的“善举”开脱一把，寻找一个巧妙的借口。于是作者一方面用优美、动情、细腻、逼真的笔触塑造了美丽矜持、聪明可爱的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形象，一方面又将崔、张恋情视为士人的一般艳遇，将莺莺称为致人败溃的“尤物”“妖孽”，将张生与莺莺的断交视为善于“补过”。元稹的这样一种写法，实际上是他创作《莺莺传》时的矛盾心理在作品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文学史上一些涉及作者隐私的作品，创作者在文中流露的心态都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既想如实地记录下本事，舒缓一下由于不断回顾往事而导致的紧张心理，可又出于种种顾虑，不想让人轻易地“对号入座”。所以这类作品总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还会使用一些障眼法，制造一些假象以迷惑读者。唐末李商隐的《无题》诗是这样，中唐时元稹的《莺莺传》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元稹在《莺莺传》中没有如实地交待张生抛弃莺莺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创作时矛盾心理的集中体现。《莺莺传》的历代读者很难信服张生“忍情”一说即为离弃莺莺的原因，但在作品中又很难直接找出张生此举的真正缘由，这与作者在文中对莺莺的身份地位作了模糊处理有关。
在小说中，作者只是简单介绍崔家“财产甚厚，多奴仆”(22)，并未明确莺莺的出身地位。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中认为她出身寒门，“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23)。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第四章《进士与娼妓文学———莺莺传与霍小玉传》中说得更干脆:“莺莺的出身必与霍小玉相仿佛，而所谓崔郑(莺莺母亲托言郑氏之女) 等显赫的姓氏，只是作者信手拈来装体面罢了！”不过，小说行文中也隐约其辞地为莺莺的非贵出身提供了内证。恋爱的过程中，莺莺始终有一种将被遗弃的预感。即便是在她与张生热恋的时刻，也没有摆脱这种预感的阴影。张生欲赴长安应试，临行前莺莺“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24)她与张生的恋爱不能进而发展为正式的婚姻，是因彼此都顾念到张生的仕途前程；张生的始乱终弃之所以能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谅解，甚至赞扬，其原因也在这里。在当时门阀观念畅行社会的情况下，“擢进士第”以建立自己的功名，娶“高门女”以取得可靠的政治前途，是士人中盛行的最高理想。
由此可见，张生留着联姻这一条道，想另攀高门寻求个人的功名仕途，是他最终离弃莺莺的直接动因与主要原因。
而他的“忍情”一说，只不过是他抛弃莺莺的次要原因。张生掷出“忍情”一说，文中云“于时坐者皆为深叹”，也就是说座中并没有人反对他的“志亦绝矣”，这与当时中唐士人对情与理所具的特殊认识也有关系。唐代是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代，情理分离之说，来自佛、老，中唐儒生也难免不受影响。在佛老看来，情是成就佛道的障碍，是乱性的根源，极易使人蒙蔽心性而走向堕落。唐以后，持性情分离之说者分化为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抑情扬理，如北宋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极力否定情的价值；另一派主张抑理扬情，如苏轼兄弟作《苏氏易传》，认为圣人设教，一切皆本人情。我们研读元稹所写的《莺莺传》一文，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像后代儒生那样走向任一极端。他一方面大胆地展现情感的魅力，另一方面又不否认理性的价值。缘其如此，在对待张生抛弃莺莺一事也即他曾经所做的“善举”上，作者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困惑与矛盾，在感情与理性的两极间摇摆不定。
元稹这种矛盾心态，我们还可以从他数年后所写的《梦游春七十韵》中见得。诗中指涉了他的初恋，当他与情人断绝往来之后，他异常伤感，“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25)。可是待他从这种伤感中缓过神来后，他又盛夸道性的价值：“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杂洽两京春，喧阗众禽护。我到看花时，但作怀仙句。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26)问题是，我们读了这样的诗作，还是不禁要问，如果他真的“道性尤坚固”，他又何必反复回眸他的初恋而“作怀仙句”呢？其答案只能是，初恋留给元稹的印象是美好无比的，他对他当初势利地告别恋人的举动始终凄凄惶惶、愧疚难当。当初他情不自禁地创制传奇小说《莺莺传》，也是为了缓解他内心的焦灼愧疚之感。看来，这样的尝试只管得了一时，让他心理上暂时好受了些——他似乎找到了当初离弃恋人的理论根据，佛理说“情是乱性的根源”，那是他的救命稻草——但管不了一世，数年后他还得再吟诗篇大“梦游春”，以释前情。
因为真情，是永远掩埋不掉的！
作者元稹也正是凭着《莺莺传》主体部分流溢出来的男女真情，依靠他所塑造的可亲可怜可敬的莺莺形象打动了读者，俘获了历代读者的心。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27)不容置疑，《莺莺传》是一篇感动人心的传奇小说，它在主体部分流溢出来的真挚恋情基于人的一般天性，其情其感荡人心怀。但读者又觉得作品美中不足，他们不太喜欢巧舌如簧为自己辩护的张生；而作者元稹对张生的始乱终弃善作庇护，又使得这一文本外显怪异。怎样看待这一“怪异”文本中的张生形象？张生身上包蕴着怎样的历史人性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人们考察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６６９页）(28)。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与“人的一般本性”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甚至相反的一面。在每个时期“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顺应着人性的发展、通向未来的部分，也有只适应于当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乃是人的一般本性的扭曲的部分。由此观照《莺莺传》中张生的行为举动，我们就不难看出，张生起初对莺莺的相思相恋是自然而又健康的，这样的感情发自内心、基于人的一般本性；后来他抛弃莺莺且为其辩护的举动则是势利而又扭曲的，这样的行为是人性的异化，是“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