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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杨文榜
元稹的自寓小说《莺莺传》却历经千载还被人反复阅读，其根由就在于小说中对张生“善举”的粉饰并不占主要地位，作品的主体部分恰恰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崔、张相识相恋的曲折动人过程，并不遗余力地讴歌了青年男女出于人的一般本性而生的真情真爱！
也正因为如此，《莺莺传》问世后的一千多年中，崔、张的爱情故事不断地被人改编与移植在诗歌、小说、说唱、戏剧等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其种类之多，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是罕见的，《莺莺传》也就成了唐传奇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小说。在那众多的改编作品中，又以金代董解元所撰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所作的杂剧《西厢记》最为有名。《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董解元，主要活动于金章宗（１１９０—１２０８在位）时期。“解元”是时人对士子的泛称，董的真名不详。诸宫调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作者已经变张生的抛弃莺莺为二人终于结合，而且将张生改写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得不到莺莺宁可自杀的痴情男子，莺莺也改变了原作中纯粹被动的性格，演变成了一个由被动应付爱情到主动追求爱情的性格类型。红娘在原作中是个次要角色，在此作中却成了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莺莺的母亲在小说中只起了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见的作用，对他们的爱情从未加以干涉，而到了《西厢记诸宫调》中却成了阻碍崔、张结合的封建礼教的代表，从而使整个作品贯穿了男女恋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面貌。其中的张生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等场面都是新加的。传奇《莺莺传》三千多字，《西厢记诸宫调》已有五万多字，这大大丰富了原作的情节。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赞美私情而背离礼教，流露了尊重人的一般本性的民主意识。
到了元代“天下夺魁”的杂剧大家王实甫手里，《西厢记》的思想倾向更为鲜明。作者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而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上也毫不相让，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十分激烈。《西厢记》表面上又安排了两条矛盾冲突线：一是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和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势力，与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双方壁垒分明，冲突尖锐。二是莺莺、红娘、张生三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多由他们所处不同位置而引起的一些猜疑和误会构成。这两组矛盾错综交织，互相发展，使整个剧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常给人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获得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综观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改编，我们看到，崔、张爱情故事的内涵已被大大地拓展与丰富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越来越具有魅力！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董解元、王实甫在改编中所做出的种种尝试与努力。
而在董、王所做出的种种创举中，他们对张生形象一以贯之地打破原作定规，塑造出新的形象，是最为关键、最富创见的一着！
因为，张生形象一经重塑，《莺莺传》这一怪异文本外显的主题就被巧妙地置换了。
我们纵观张生在《莺莺传》中的全部表现，可以看出小说反映的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张生的始乱终弃而导致的崔、张矛盾，而主要体现为张生内心所具的仕与婚的矛盾！如上文所析，如果张生与出身不贵的莺莺缔结婚姻，他也就失去了攀婚名门、仕进有望这样一条康庄大道，于是他不得不舍弃莺莺而待他婚。张生内心仕与婚的矛盾才导致了他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这样的矛盾才与文本的情节线相始终。而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由于张生形象的改变，他成了一个忠于爱情、非莺莺不娶的痴情男儿，作品折射的根本矛盾与表现的主题也就被相应地置换了。毋庸讳言，在原作《莺莺传》中，封建礼教也无时无刻不束缚着莺莺的天性（她与张生的结识与结合都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她在对待张生的示爱举动其外部行为前后不一，后被张生遗弃也缺乏抗争、自怨自艾。但是很明显，封建礼教所致的莺莺这种内心矛盾并不是《莺莺传》这一作品所要表现的主要矛盾，因为《莺莺传》这一文本表面上肯定与宣扬张生的“迷途知返”，客观上则昭示了张生内心仕与婚的矛盾。张生形象一经重塑，改编之作就呈现了与原作迥异其趣的风貌，董、王的作品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西厢记》又以其更为精湛的艺术表现，形象化地揭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光辉的主题。
张生形象的重塑，是董、王改作中的重重一笔。这一形象的诞生既是神来之笔，又是历史的必然！
张生形象的新变是人性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一部人性的发展史乃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逐步向“人的一般本性”重合的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性的进步，董、王生活时代的人们已经非常不满意于张生在《莺莺传》中的拙劣表现，非常不高兴让这样扭曲的张生形象再出现于反映民众心声的爱情正剧中，于是董解元、王实甫们就不得不顺乎民心民意让《莺莺传》中的张生形象从读者与观众的视域中消失。于是《西厢记》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爱情经典，持续地影响着后代的文学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于是人性的发展就带动了文学的进步，文学与人性也就这样水乳交融地结伴而行。
作者简介：杨文榜（１９６６— ），江苏高邮人。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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