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杜牧《泊秦淮》之“商女”新议

作者：范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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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述二诗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之下，而不是就诗论诗时，我们发现其中的“商女”尽管身份有别，一为宫妓，一为家妓，但她们的本质和命运却是相同的，都是供人娱乐的歌儿舞女。如此看来，将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解作“歌女”，应该算是有所从来的。但在这一意象从皇宫大内到富户豪门再到水月秦淮的发展变化来看，我们总感到好像少了点什么。
　　从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的角度入手，我们得出上述唐诗中的“商女”是“歌女”的结论。当然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唐代歌伎、女伶通称“秋娘”，而我国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又是与四季相配的，因为宫商凄厉，与秋天肃杀之气相应，故以商配秋，如商风、商飚指秋风，商日指秋天，商序指秋季等等。由此可见“商女”即秋女，秋女即秋娘，所以商女也就是歌伎、女伶的通称了。⁽¹⁵⁾此说立论前提本自《汉语大词典》：“秋娘，唐代歌妓女伶的通称。唐白居易《琵琶引》：‘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唐元稹《赠吕二校书》：‘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¹⁶⁾乍看此解可备一说，然细绎之，则实难成立。先看其前提“唐代歌妓女伶通称秋娘”，遍检今日所见之唐代文学典籍，用“秋娘”作为歌女的例子并不多，仅见于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中，计有“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元稹《赠吕二校书》)⁽¹⁷⁾、“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白居易《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¹⁸⁾、“多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¹⁹⁾、“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白居易《琵琶行》）四例。但通过对“赵辟”“阿软”“犹且在”“问微之”等语的仔细玩味，此秋娘并非统称，而应是当时实有其人的一著名歌妓，并且与元稹、白居易相当熟悉。因而，尽管《琵琶行》中与“善才”对应的“秋娘”在文义上有泛称的倾向⁽²⁰⁾，但仅此一例，尚不足以下“唐代歌妓、女伶通称秋娘”的断语。而陈寅恪则干脆断言其“盖当时长安负盛名之倡女也。乐天天涯沦落，感念昔游，遂取以入诗耳”（《元白诗笺证稿》）⁽²¹⁾。另外，唐代李德裕、李?分别有姬妾叫谢秋娘和杜秋娘，然亦为专名。其次，就目前材料看，“商女”的出现要早于“秋娘”，由“秋娘”推演出“商女”，只不过是语义上的想当然耳。
　　虽然由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一联不足以得出秋娘为唐代歌妓通称的结论，但琵琶女那曾令秋娘妒忌的容貌，曾令善才折服的技艺，她那因年长色衰，而不得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命运，以及白居易的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伴随着“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诗》）⁽²²⁾的广泛流传，使得这位曾是歌妓的商人妇成了一个形象鲜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文学典型。也正是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完成了商人妇与歌妓形象的叠加，进一部丰富了“商女”的内涵。而这种人物身份的叠加，又是当时社会风俗变化的真实反映。“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统治是日见窘迫，其用度支出日益仰仗东南，对东南的开发推动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促成了城市的繁荣和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人的文化是享乐型的，虽然他们处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但在“富可敌贵”的社会心理面前，商人们开始凭借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享受过去达官贵人才有的声色犬马的生活，蓄妓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些成天忙于逐利的商人，是不可能有时间去买一批小丫头回来调教的，他们只会买那些个已身怀技艺的“成品”。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歌妓们，她们想从良，理想的对象当然是那些士子们，然而，《霍小玉传》的结局却曲折地道出这一从良选择的艰难。至于商人则不然，他们的礼法观念本就淡薄，他们需要的是声色姿容，而非身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歌妓与商人的结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唐代向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作为南方重镇，除城市经济的极端繁荣外，其奢靡的生活风俗亦令多少人心驰神往，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²³⁾。这里商贾云集、倡楼林立，笙簧歌舞、通宵达旦。“春风十里扬州路”，充斥其间的歌儿舞女想来定不输于长安的平康坊，其与商人的结合在当时也应属司空见惯之事。“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客商”（白居易《盐商妇》）⁽²⁴⁾、“大艑高船一百丈，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刘禹锡《夜闻商人舟中筝》）⁽²⁵⁾正是对当时风俗的真实记载。所以陈寅恪据此断言：“则其（按：指商人）娶扬州倡女为外妇或妾，自是寻常之事，此诗人所以往往赋咏之也。”⁽²⁶⁾（《元白诗笺证稿》）正是在对当时以扬州为中心的南方一带行商多娶歌女随船的风俗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之后，陈寅恪据以推定杜牧《泊秦淮》“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²⁷⁾。再加之杜牧在南方有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²⁸⁾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放浪生活，对当时商人多娶歌妓随行以慰江湖劳顿的流俗不会不知。再者，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晚唐时的金陵业已成为商船云集的重要口岸。所以陈氏论断并非凿空之言。
　　杜牧的祖父杜佑，贞元末为宰相，历德、顺、宪宗三朝。杜佑一生谙练政治，博古通今，深研历代典章制度，撰成《通典》二百卷。十岁前的杜牧，祖父高居相位，伯父和父亲也都做京官，一时贵盛无比。然而，杜牧十岁时，杜佑逝世，不久，其父驾部员外郎杜郁亦病故，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糟，三十余间房屋，因还债而归于他人。八年之中，数度迁移，居无定所，奴婢或死或逃，甚至于有时“食野蒿藿，寒无夜烛”（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²⁹⁾。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末世，经历过豪华落尽的变故，杜牧对晚唐时事应该比别人更多一份切身的感受。《后庭花》，作为艳曲，适合商人妇过去的歌妓身份，也许是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而使得她“去来江口守空船”（白居易《琵琶行》)，在这样一个“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夜晚，孤独寂寞的她或许是因为想起了昔日在倡家夜夜笙歌的旧事，鬼使神差般地唱起了这首六朝遗曲，歌声随着缓缓上升的气流在江面上弥散开来。恰在这个烟水凄迷的夜晚，一个家传深刻历史忧患意识，立志“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杜牧《郡斋独酌》）⁽³⁰⁾的诗人，正端着酒杯，为风雨飘摇中的家国担忧兴思之时，耳中忽然飘来这首亡国之音，此时、此地、此景、此声，怎不令他感慨系之。实景真情，裁而为诗。这也是千百年来，《泊秦淮》被目为“绝唱”（沈德潜《唐诗别裁》），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的原因所在。
　　至此，我们来做一番总结。从张说到杜牧，从初盛唐至中晚唐，“商女”的身份有过不同的变化，不论是宫妓、家妓还是从良随商的倡女，她们供人娱乐、任人摆布的不幸命运却一点没变。从皇宫内廷到贵族富户再到市井商贩，她们的命运播迁亦折射出唐代社会的盛衰之变和风俗更易，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形象鲜明、真实可感的角度而言，白居易《琵琶行》中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女”形象——商人妇——无疑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杜牧的“商女”是否受白居易《琵琶行》的影响，已经难以确考。但白居易《琵琶行》影响后世诗词中的“商女”却是无代无之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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