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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枪”“匕首”的魅力
作者：陈南先
（四）短小精悍与凝练传神相结合
杂文是“投枪”、是“匕首”，战斗性很强。但是，它是“短武器”“轻武器”，不是“长枪”“重炮”，而不是长篇大论。一般来说，杂文在篇幅上是短小精悍的。短，是指篇幅短，文句短；小，是指间架结构小，段落层次少；精，是指选材精，语言精；悍，是指内容集中，观点鲜明，能够击中要害。鲁迅的《小杂感》只有千字左右，有的甚至在千字以下。章明的杂文《关于柳下惠故事的的试题》只有数百字，作者介绍，某地招考官员，有一道题是如何看待“柳下惠坐怀不乱”？作者设想了四种答案和评卷者的评语——
Ａ答：柳下惠品德高尚，可敬可佩，他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比他做得更好！评语：回答正确，但未必是真话。通过。Ｂ答：柳下惠的行为难能可贵，值得我学习，不过不能保证学到。评语：回答不完全正确，但是敢讲真话就好。通过。Ｃ答：柳下惠也许是个性无能者，我准备考证以后再回答。评语：没有根据胡乱猜疑，其实是不敢回答问题。暂缓通过。Ｄ答：柳下惠是个伪君子，世人都被他骗了，我决不相信！评语：抹杀一切，“洪洞县里无好人”。难道我们的先进典型都是假的吗！不予通过……
这篇杂文短小精悍，又非常传神，好像是一则当代的“官场现形记”，真不失为一篇“迷你”型的好杂文。
四、杂文的构思
杂文写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作者构思的技巧。那么，如何精心构思呢？有什么秘诀吗？下面笔者将结合一些优秀的杂文作品，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选材立意的“大”与“小”
杂文的选材是很广泛的，凡是与现实生活有联系的东西，均可成为杂文的写作材料。杂文的立意，就是要在你选取的写作材料中，发现它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杂文的选取立意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要“大中取小”，即取材的突破口要小；要“小中见大”，即立意要深、要广。林祖基的杂文《“心想事成”析》，从这些年来流行于我国民众之中的一句祝福语入手，取材的突破口不可谓不小，但是，透过这句看似平常的祝福语，作者却表达他内心深处的忧虑。道理其实很简单，表达美好愿望“心想事成”四个字，违背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作者表示：“对‘心想事成’ 当头泼一盆冷水，希望就此降温，并盼望人们从梦幻中回到现实，正正当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我想如果这样，每个人的事业是会有所成就的。”作家王蒙的《也算下情》，取材立意也是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该杂文选取了几则流行于当前社会中的一些顺口溜，来表达他本人的看法。王蒙认为：这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尽管有诸多不足取处，但是知道知道人们有些什么说法，考虑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也还不无意义。”领导干部听到这些顺口溜有何触动呢？起码是“体察民情”的一种方法吧，所以王蒙这篇杂文取名“也算下情”，希望“下情”能够“上达”。
杂文写作，取材宜“小”，立意却要“大”，作者要善于发现，要练就“见微知著”的本领。卢嘉兴的《父系社会的新闻眼》一文，从南方某大报发表的一则新闻谈起。该报称“毛泽东血脉的唯一传人毛新宇成家立业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杂文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有孩子，他们也成家立业了，莫非她（他）们不是毛泽东的传人？看来重男轻女的封建遗毒已深入到不少人的骨髓！就连“无冕之王”的记者也不能幸免。
“大”与“小”是辩证的统一。胸中没有“大”，就很难匠心独运地取出有意义的“小”来，笔下没有“小”，也很难提示出富有深度的“大”来。牧惠的《强扭的瓜也甜？》、朱正的《追认烈士议》等杂文，都在取材立意的“大”与“小”的关系问题上处理得很好。
（二）艺术构思的“虚”与“实”
杂文写作要讲究有“虚”有“实”，“虚”“实”相间。讲道理是“虚”，举实例是“实”。在谋篇布局上要做到“以虚统实，以实带虚”。
刘友德的《北京是谁的首都》一文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招考十名高级法官，但是却规定招考对象必须有“北京市户口”。因此作者感叹地写道：
……这几乎已成为惯例，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问：大家如此便对吗？这种户籍限制，可以说是户籍歧视，也就是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合法吗？公平吗？……首都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不从全国吸收精英治国，中央机关还配作为中央（政治中心）吗？
文章最后这样作结：
说一千道一万，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当今中国的大道理，就是改革——革除一切不合理的弊端，就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大家公平竞争。这样才能叫人心服口服，这样才能天下归心，人才辈出，有利于成就振兴中华的大事。
文章讲到报考者须有“北京户口”作为报考条件之一，这是“实”，即事实、实情，最后的那一段概括的道理就是“虚”。如果没有文章前面介绍的“实”的事例，后面的道理就不好阐发。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介绍“北京户口”作为报考条件之一，而没有后面的一段议论性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就不能升华，就会缺乏深刻的思想力量。
在鲁迅《“……”“□□□□”论补》一文中，“□□” 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至此，鲁迅列举的只是事实，然后他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它的内在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提示其深广意义。泛泛地讲点“道理”很难写成好的杂文，把“道理”寓于某一具体的“事实”（或情节、画面、场景）之中，才可以找到杂文艺术表现形式的“突破口”。鲁迅在这点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在“倒掉”的雷峰塔上，他揭示了封建秩序维护者可悲的下场（《论雷峰塔的倒掉》）、在干苦力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小姐、太太“出汗”的不同中，找到了“文学永久性”的不能成立（《文学与出汗》）、在旧戏“二花脸”的角色中，洞见了一些“帮闲”的“知识阶级”“小骂大帮忙”的“嘴脸”（《二丑的艺术》）……
由此可见，处理了杂文的“虚”“实”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三）行文布局的“开”与“合”
“文章之道，有开有合。”也就是写文章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一般文章要求如此，杂文写作的要求更是如此。
牧惠的《也思考江珊》，是他在读了沈训芳先生的《思考江珊》一文，有感而发写成的。
江珊是一九九八年湖北大洪水中被解放军解救的那个女孩。后来热心人把她送到北京去读书。牧惠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小江珊进京时，有五人陪同。沈先生以为只需一人护送，便可节约数千元用于支援灾区。这一见解，完全不符合一位专家（或半位或零位）出国考察，需要一批长官（或加上家属）陪同（应正名为监督）的国情。应当说，如此小孩，五人还嫌太少。小江珊到西站后，知名人士领着一大帮人打着大横额隆重迎接，这既是上光荣榜的好机会，又显示了咱们战胜洪灾的凝聚力，小江珊只不过是配角，是道具。何必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