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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枪”“匕首”的魅力
作者：陈南先
关键词：杂文文体“投枪”“匕首”讽刺幽默
一、杂文的含义
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一种介于“论说”和“文学”之间的文体，是一种形象性与说理性相结合的议论性散文。它以幽默、讽刺的文笔，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因鲁迅的创造而获得巨大生命力的一种独特文体。杂文因其简略、短小，曾被称之为“小品文”。“五四”时期，人们有时也用“小品文”来称呼那些短小精悍的散文，这和“杂文”从属广义的散文有很大的关系。一提起它，人们就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他的一生创作成果颇丰，但是他写的最多的文学体裁就是杂文。“投枪”“匕首”式的杂文与呐喊、战斗着的鲁迅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这种文体，是在悠久、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鲁迅的发明创造，我国“古已有之”，“不是现在的新货色”（鲁迅）。 “五四”时期，《新青年》等报刊有专门的栏目，如“随感录”“杂感”“短论”等，这些栏目的文章，评述政治，针砭时弊，宣传新思想，使杂文的写作出现新的繁荣景象。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杂文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①。
二、杂文的分类
杂文的表现形式是比较广泛的，一些书信、日记、讲演、序跋等都可以用来写“杂文”，但是，根据杂文的内容、形式、表现方法等方面综合考虑，杂文可分为政论式、短评式、随感式、讽刺小品等几种。
政论式杂文，谈政治，论时事，或立论，或反驳，有政治的严肃、锋利，无政治的凝重、拘谨。如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友邦惊诧”论》、刘洪波《“中国独有”论》等。
短评式杂文也是因时事而作，但一事一议，短小精悍，一针见血。如《“狼逃尽”之类的幽默》（杨光治）、《有罪归下的秘术》（刘逸生）等，属于这一类杂文。
随感式杂文，触及一人一事，随意引申，联想丰富，在看似信笔所至的闲谈中，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知识的熏陶，如《一个鸡蛋的家当》（邓拓）、《“三八”节有感》（丁玲）、《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吴祖光）等杂文属于这一类。
讽刺小品式杂文，常以漫画的笔法，夸张的修辞，记录社会上的咄咄怪事，意在敲响警钟，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它常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而说理成分不多， 或者不说道理，却在叙述中见褒贬，风趣幽默，含蓄隽永，令人回味。鲁迅的《立论》、沙叶新的《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麻雀》、刘征《戏说〈西游〉》等均属此类。
杂文主要有上述四类。其中，它的最基本的形式属于“杂感”（或“随感”）和短论。
三、杂文的特征
（一）战斗性与愉悦性的统一
可以说，现代杂文的问世是为着战斗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撰写杂文的目的“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战斗”或“抗争”是杂文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征。什么时候，杂文不“战斗”了，什么时候它就“寿终正寝”了，“自我消亡”了。但是写杂文，是为了面向广大群众和读者的。杂文要引导他们，教育他们，唤起人们的自信心，使人们的“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获得一种“美”的精神享受。这样，杂文的“战斗性”就与“愉悦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鄢烈山在《算算“机会成本”》中，谈到了曾经震惊全国的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贪污案。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当地百姓似乎并不讨厌这等大贪官，甚至为他们评功摆好——“你瞧，沈阳有了亚洲最大的商场；你瞧，沈阳的长途客运站全国一流……”这等贪官善于搞“形象工程”，我们善良的市民太忠厚、太讲恕道了。作者当然不会认同市民的观点，他写道：“如果一个城市贪官污吏当道，还能持续发展吗？”看来对贪官还是不能“费厄泼赖”！作者忧心忡忡地想：“无官不贪”“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套逻辑莫非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古不易的宿命？读这样的杂文，令人兴味盎然。如果只是声色俱厉，剑拔弩张，只有“战斗性”，而毫无“文艺性”“愉悦性”可言，就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得好——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但同时，“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二）论辩性与形象性的结合
杂文的本质是论辩。它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既然是“论文”，就必然有“论”的色彩。它摆事实，讲道理，据“理”而论，以“理”相争；它讲究逻辑，剖析推理，以铁一般的事实和逻辑力量制服论敌，折服读者，显示出杂文作者的雄辩力量。杂文的最终目的在于论是非，辨正误，所以论辩性是它的内在“灵魂”。但是杂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它的论辩，是一种“形象化”的论辩。形象化的手法很多，比如勾画典型形象，讲故事，比喻等。比如在《“乌鸦黑”心态》（练洪洋）中，作者讲到二〇〇四年“两会”前，湖北的一位原省长落马，据报道他贪了九十六万。但是许多人用不屑的口吻说：“省长才贪九十六万，鬼才相信呢。”作者认为这种心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思维定势所致——黑是铁律，不黑就是假的，装出来的。许多被查处的县处级官员一贪就是上百万，所以人们对省长的贪污数目将信将疑。作者甚至认为这种思维定势还在夫妻关系中大有市场——“男人想：大家都认为男人好色，自己也是男人，有什么理由不好色呢？即使不好色，人家也不信，不如……女人想：老公对自己不好，肯定是外面有了相好的；对自己太好，也许是在外面亏了心，回来争取表现补偿。 ”这篇杂文最后还是回到廉政的话题上，“乌鸦黑”心态“日久成精”形成一种大众的“贪渎文化”的话，这比贪渎本身更可怕。
文章的论辩性与形象性结合得多么巧妙！“天下乌鸦一般黑”心态的偏颇性，在此不是一览无余吗？杂文的“论辩性”和“形象性”两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论辩性使杂文显示出战斗的锋芒；形象性使杂文表现出艺术的魅力。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三）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
杂文是一种幽默、讽刺的艺术。它与“漫画”“相声”等艺术种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过杂文用的是“文字”勾勒而己。幽默是一种“轻松的讽刺”、是“善意的嘲笑”，讽刺则是“热辣辣的嘲笑 ”。幽默和讽刺的方法常用的有：夸张、反语、归谬法等。比如叶延滨的《污染调查报告》、陈泽群的《性丑闻•性美谈》等，就很有幽默感，讽刺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比如瓜田的《小泉的“神社秀”并非坏事》谈到，二〇〇四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义愤。作者认为其实这不是坏事，有小泉先生一年提醒个一两次，我们的爱国主义也就有了点“抓头”。文章以讽刺的口吻说：“人家对以往的侵略历史死不认账，对战犯和炮灰顶礼膜拜，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都是给活人看的。试想一下，你把侵略战争的炮灰搞臭了，以后再需要炮灰，谁还能主动冲上去？小泉们的思维是正常的。”而且作者还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百分之六十的日本人支持首相参拜！这也是对一些国内学者的“对日新思维”的有力嘲讽。文章结尾写道：“前日，在书店忽然发现一本新书，书名赫然写道：《鬼子还会来吗？》这个惊心动魄的书名起得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