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世说新语》以形写神论
作者：倪美玲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⑨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生动地体现了名士以率真任性为人格美。虽处高压政治下，不愿随波逐流。听任自然禀性，纵心而动，纵性而游，当身之娱不去，死后之名不取，这就是晋宋名士的真风采。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⑩
吃甘蔗是如此，人们追求理想、追求人生的幸福也正如同吃甘蔗，先苦后甜，渐至佳境。顾长康的话语意蕴深邃，令人回味而深思。清王日卓《今世说•评林》评曰：“言简而味长，耐人寻绎，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胜地。”
第二，应对机敏。机敏是人思维能力高低的一个表现。魏晋重清淡，要求博学，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是无法适应这种话题不断变换，视角不断调整，辨析不断深入的清淡的。如：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竺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11)
朱门还是蓬户并不在于它是否存在，而是在于你如何去感受它。只要内心虚静了，也就没有朱门与蓬户的区别。刘惔的问话显然是以二者区别的感受为前提，故不符合无在有先的思想。竺法深的回答恰是传神地透露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所引起的特定情感反应，寥寥数语，写出了“升履丹墀”的高僧泯然旷达、飘然出世的心境。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12)
魏晋士人的机智语言多蕴含着自由的精神，旷达的气度，也包含着悖理的谬说与可笑的荒唐，但都给人以怡情悦性之美。
第三，含蓄幽默。魏晋兴盛玄学，崇尚虚无，言谈形成一种清远的风格，比具体实指的语言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和思考。正如宋人刘应登所评：“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13)善用双关，一击两鸣是体现人物含蓄幽默常用的一种手法。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14)
周伯仁语义双关，字面上的意思是回答庾公的问题，以清虚喻自己身体清瘦；其实质是说自己修养境界与日俱增。心境纯净，是玄学家追求的目标。滓秽日去，即指欲望杂念得到涤荡，暗喻自己精神状态已经达到玄学家所推崇的清虚寡欲的境地，以此标举自己高尚宽阔的胸怀和广大的涵盖力。借物喻人是实现人物语言幽默的又一常用手法。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15)
《论语》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顾悦化用之，以蒲柳自喻，以松柏喻简文。不仅回答简文的问话形象生动，且涵蕴着自己与对方地位高下的不同，含意深邃。清人刘熙载曰：“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从《世说》成书又一变。”(16)《世说新语》篇幅短小，时空容量都非常有限，很难做到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和个性化。作者极少借助于情节矛盾的展开来刻画人物形象，而是运用富有个性特色的人物语言，在有限的篇幅内让人物的性格、情感、思想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中体现毕尽，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明人胡应麟说：“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17)
三、借山水以衬神明
魏晋人在讲究服药、饮酒、谈吐、文章、真率、旷达的同时，还追求一种飘逸流动的精神，如山光水色般的神采。士人隐在山水，游在山水，品藻人物以山水，身心、神形、言谈、作文都离不开山水。自然山水被视作人物才情风貌的象征，不再局限于人物的道德精神，而是包含了人的外貌美和内质美，因而用来作为象征的自然景物就注入了更多的感性形式的美的特征。而借自然景物的可见形体来衬托、比况、象征人物的风貌才情、人格品性，使抽象的难以用言语来表述的人物内在神明形象化、具体化，使之可见可闻可感，这就是《世说》借山水美景以衬托人物内在神明的手法。《世说》借山水衬神明主要表现为以景衬人、以景喻人和融人于景三种手法。
第一，以景衬人。即是将人物置于与其性情相宜的山水自然景物之中，用自然景物的形质特点来衬托人物内在的神明，这就是以景衬人的手法。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而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18)
这则故事把人物放在特定场景中进行描写。烈烈狂飙，滔滔碧海，孙王诸人脸色遽变，力主返回，而谢神色自若，不急不徐，陶醉于这壮美动人的大自然中，其胸怀之放旷，气度之宏伟，使人读而见之。魏晋名士希心玄昧，求得精神超越以躲避人世祸福；然遇到危难不能逃避时，则又能临危不惧，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魏晋风度。
第二，以景喻人。在以景衬人手法中，情与景是相对独立的，人情的物化只是在幕后，要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才能领会其内涵。而在以景喻人阶段，人情的物化更加明朗。翻开《世说》，无论是品藻人物的品格才情之美，还是赏评人物的外在仪容风度之美，多用形象化的自然景物，使人物的个性人格之美与自然界的物象之美互相契合，达到人格美与自然美的统一。如《德行三》载“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以万顷之陂来形容一个人的器识、肚量，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胸怀博大、孤高独标、渊深莫测的晋宋名士的独特风采。
在《世说》里，作者或用妙趣横生的比喻，或通过描摹自然物象来表现人物的资质风貌，诉诸读者的视听感觉，使所拟之声，响于耳际；所摹之形，现于眼前。我们不仅能看到森森挺立的青松，挺立于鸡群之野鹤，闪闪的电光，而且能听到飒飒的清风，并由此而联想到人物的高风亮节和峻挺、鲜亮的形象。云之飘然似游，龙之矫健若惊，春风拂柳、濯濯如洗，都是因为作者着力捕捉人和自然之间内在精神的契合点。以千丈松喻和峤的性情磊砢峻直，以崖下电形容人目光有神，用千仞峭壁喻人刚正威严，以云中鹤喻孤高超卓，以轩轩的朝霞形容脱俗的仪容风度，以瑶林琼树喻英隽挺拔，意气风发。这一系列经过情感化、形象化了的艺术形象，摒弃了一切与人物风姿品性无关的自然杂质，多表现为一种清峻秀丽淡远之美，诱发读者的审美想象指向人物神明的天然机趣，契合了魏晋人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和以绝俗为高的人生观。在这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观照、摄取，受人物品藻审美意识的支配，视角总是对准最能传神，最富于蕴涵，可以让想象充分自由地活动的形象特质上。
第三，融人于景。当一个人怡情于山水时，可以远离俗世俗情，暂时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山水终究是有形质之物，形质本身就是一种局限，精神在局限中也得到不到完全自由。所以，必须超越形质，从形质中把握灵质——神明，从可见的有形的山水形质中体悟不可见的、无形的神明。在以景衬人和以景喻人中，人是人，景是景，读者须通过联想，方能将人与景联系起来；而在融人于景阶段，则借助景物特质表现人情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没有人的动态，只有物的形态，但人无处不在。自然景物之美就是自然人格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