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方孝孺论为学

作者：史小军　黄美华

　　为学过程中的这种辨疑精神，在儒家思想中可谓一以贯之。孟子曾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²⁶⁾方孝孺提出的“书不可尽信”，正与孟子之言前后呼应。方孝孺的此种怀疑精神在明代后期的思潮中也有所反映，这在王阳明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王阳明认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²⁷⁾他提出良知说，认为人皆有良知。对先贤古籍、一切权威，不依傍别人见解，一切都先经过良知的考量，由自己良知来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和对自家良知的自信是互为表里、合而为一的，其实和方孝孺的怀疑精神也是一致的。王阳明又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于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于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苟尽吾心以求焉，则不中不远矣。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已。”⁽²⁸⁾这段话是在论朱熹、陆九渊的异同时说的，王阳明认为是非不在于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关键在于得之于心，而不是盲从朱或陆。总之，作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他的怀疑精神在匡正学风、开启士人思想方面具有进步的意义。
　　（四）为学方法方孝孺作为“读书种子”，对为学的方法问题颇有研究，他曾经自我总结说：“方氏之学，以行为本，以穷理诚身为要，以礼乐正教为用，因人以为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师古以为制，而不违时所不可，此其大较也。”⁽²⁹⁾在此，方孝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为学方法。
　　首先，方孝孺开宗明义地提出“以行为本”。方孝孺为儒学正本清源，弘扬圣贤纯正的儒学。他指出：“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³⁰⁾而圣人之大，莫过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八圣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经，故后之学圣人者，舍六经无以为也”⁽³¹⁾。为学的目的是得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由六经来体现，所以必须通过对六经的学习才能把握六经所体现的圣人之道。但圣人之道不是只靠书本学习这一途径来掌握的，也即不能停留在知道圣人之道的层面上，关键在于实践圣人之道，因为为学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学做圣人，行圣人之道。这是一个行的问题，所以方孝孺提出“以行为本”，强调做到学以致用。其次，方孝孺认为为学应该知“要”，这是为学的大根本。他认为：“为学不难，知要为贵。”他把“学贵要”列为君子四贵之首，对“要”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然而什么是“要”呢？方孝孺以为是五经所蕴含的义理，因为五经是“天地之心”、“三才之纪”、“道德之本”。细而言之，“圣人之道虽高深博大，然其要不过乎修己以治人。始于播洒唯诺之微，而终于尽性知命；远至于五礼六乐，万物之统，万事之变，无所不究，而近即乎彝伦之序，不失其常。”圣人之道的精要就在于修己身以治人，从日常生活到性命天理，从礼乐政教到人情伦理，无所不包。方孝孺除了提倡知“要”，也提倡学者博学以致知，但“约”也不可忽略。他说：“孔子、孟子可谓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贯之’，孟子谓‘将以反说约也’。”在方孝孺看来，“要”“博”“约”这三个概念是相关联的，他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总结是“君子之学贵乎博而能约”，因为“博而不得其要，则涣漫而无归；徒约而不尽乎博，则局滞而无术”。所以“博”“要”“约”三者密不可分，如果能“尽万物之变而能会之于一心，穷万物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³⁵⁾，便是三者的和谐统一。
　　再次，方氏之学中的另一个特色即因材施教。关于“因人以为教，而不强人所不能”，方孝孺有精辟的比喻：“命轮人为弓，强之不从。俾鼎人为瓦，迫之不可。”⁽³⁶⁾他认为应该因材施教，如果违背本性就会丧失上天赐予的禀赋，便不成其为自然之人。关于“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实施方法，方孝孺有详细的说明：“小学”阶段，“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开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方孝孺根据儿童气质差异而带来的表征，用相反一面的内容加以调节，“扶之、植之、摧之、激之”，从而使儿童气质趋向完美；“大学”阶段分为道术、政事、治经、文艺四教，也是因材施教，对学习这四者的人分别提出了要求：“质之端方纯明，知微近道”、“通明才智”、“精察烛理，笃志不惑，而长讲说”、“博文多识，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陈辞，可以为世教”⁽³⁷⁾。可见，“因材施教”在方氏之学中是一以贯之的。关于此点，姬秀珠在其《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徐光大在《逊志斋集》前言中均有提及⁽³⁸⁾，此处不赘。
　　最后，方孝孺以为为学应该以古为制。方孝孺说，“人之有心，易纵难收。必学古道，乃可自修”⁽³⁹⁾，把古道作为修心之本。为了师法古道，方孝孺树立宋之君子为榜样，称如果想要达古就必须师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作喻道：“为学不以宋之君子为师而欲达诸古，犹面山而趋，而欲适乎海也。”⁽⁴⁰⁾为何以宋为学习典范呢？原因在于方孝孺以为：“自周以来，教化详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学术最为近古。大儒硕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远追孔、孟之迹，而与之为徒。其他以文辞驰于时者，亦皆根据六艺，理精而旨远，气盛而说详，各有所承传，而不肯妄相沿踵。”⁽⁴¹⁾方孝孺认为后人学孔子，必须从学宋代君子开始，因为以往的士人没有不说师学孔子的，而其术业往往与孔子相背离。正因为以上原因，方孝孺以恢复宋之旧俗作为终生的使命，并贯彻在他的实践中。
　　此外，方孝孺还反对学者满足于一己之知，以己为牢，“人之患莫过于自高，莫甚于自狭”⁽⁴²⁾。他说正如“天不自以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⁴³⁾，圣贤之所以高出众人，正是因为“不自以为圣贤”而广师广学。方孝孺以孔子为例，说“以孔子上圣之资，犹且学乎《诗》《书》《易》《礼》，至于耄老而不敢怠”，求教于老子、师襄、郯子、司掌太庙之人等等，于人无所不问；道德修成之后，对人们尊他为圣“惊骇叹息而不居”，“与二人行则以为必有我师”。所以，方孝孺以为为学应该像溪流、大海一样，“卑取而广容，得之勿以为足，守之益致其恭”⁽⁴⁴⁾，只有虚怀若谷、广师博学才能最终有所成。
　　
　　二
　　
　　以上我们对方孝孺的为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作了比较详尽的总结，在此，我们还须对方孝孺的为学思想形成的现实以及历史根源作具体探讨。
　　方孝孺的为学思想的产生，与明初整个社会的学风有密切关系。方孝孺认为明初学术萎靡，每况愈下，“士大夫学术卑陋驳杂，不复知圣贤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钓名取宠，誊陈说，记成说，则夸以为知经，摭拾骞补，稍旁句读，则自负以为能文”⁽⁴⁵⁾，士大夫所学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全无学圣贤以提升自我修养之心。这些人不仅自己不为学，一旦听说有好学之人，则“嗤笑排谤，谓之迂惑人”⁽⁴⁶⁾。长此以往终是风俗污坏，以致士人“足己而自画，安陋而习惰”，整个社会“谦益虚逊之道消，而骄慢荒怠之风炽”⁽⁴⁷⁾。对此严峻现实，方孝孺忧心忡忡，其倡学之说的提出也便是必然之事。
　　作为明初理学家的代表人物，方孝孺的为学观体现了儒家纯正的为学思想，与孔孟之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关系。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⁴⁸⁾方孝孺以“古之学者”自期，其为学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以至齐身孔孟，这正和孔门“为己之学”的治学主张一脉相承。孟子曾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⁴⁹⁾方孝孺也认为，“学非为华宠名誉爵禄也，复其性，尽人之道焉耳”⁽⁵⁰⁾。为学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复性、尽人道；因此，方孝孺反对为“名”而学，他把为名而学的人看作是造成学术衰微的蠹虫之一：“学术之微，四蠹害之也……耳剽口炫，诡色淫辞，非圣贤而自立，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顾理之是非，是谓务名之蠹。”⁽⁵¹⁾他还认为“所学本非为名，聊以发吾所得耳”紝{5}，其为学的目的仍可归结到个人修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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