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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论为学
作者：史小军 黄美华
关键词：方孝孺 为学 目的 根源
方孝孺（公元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年），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人。他是明初大儒，时人称之为“读书种子”①。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对方孝孺评价甚高，称赞他为“程朱复出”②，是“有明之学祖”③。作为 “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中对有关“为学”的问题论述颇多，且涉及面也较广。他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从为学的重要性、为学的目的、为学态度等方面详尽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当时的士风、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遗憾的是，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尚无完整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对方孝孺的上述“为学”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并探究其为学思想产生的个人、家庭和社会时代背景，为深入研究方孝孺的学术思想及明初学术风气奠定基础。
一
方孝孺对为学问题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学的重要性方孝孺对为学的重要性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说人之所以“食”，是因为“饥”，所以“衣”，是因为“寒”；不食不衣固然会因饥寒而死，但不学则远甚于此。他说：“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则入于禽兽而不知也。”④在此，他把是否为学当成区别人与禽兽的一个标准。“学”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孝孺从个体的角度提出“学”的重要性：“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⑤身之重在于“天命之全、天爵之贵”，也即“仁义礼智之性”都存在于心，若不学，则同于物，也即如果不为学，则“流为禽兽”“与禽兽同归”⑥。可以守身、明白上天赐予自身的善意、与天地相通，从而尽其性，这是“学”重要性之小的方面，大的方面则可以治民、立教。“学者，圣人所以助乎天也”⑦，自然之理、人之恒纪，只有为学才能使之得以敦、得以序；若人不能为学，则不能尽其性，不能尽性则人之伦随之紊乱。其次，对于贤者来说，他们因学而得以通明，而不贤者因废学而昏蒙。君子之所以事变临前而能不失措，正是“学”能定其心，“学”就是君子之绳墨。所以方孝孺把“学”列为君子的重要品行之一，从而把“学”又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认为“学”应是“君子之先务”，“君子为学，将有以扩充吾良知良能”⑧，可以“复本然之量”，甚至可以使人“侔天地”。在这里，“学”就成为使君子道德完善的不二之选。
（二）为学目的方孝孺的为学思想其实是与他终生为之努力的“道”相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服务于“道”，“道”贯穿于“学”。他认为为学是行道的基础，行道是为学的终极目标。方孝孺说：“古之为学，所以行道。”⑨而君子为学更只是事道而已。如果明“道”，则不必担心学业不成。方孝孺说，欲通达为人之道、为下之道、居上之道这三者，除了“学”别无他途。而善于为学的人，必定要知“道”。人如果不知道要学习，还只是祸害其自身，而不能祸害天下；如果学习而不知“道”，又多才能，那么其为害也就大了。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方孝孺认为天下并非没有学者，而根患在于士人不知“道”。他以为自三代以来，学者才、学不能兼备，原因都在于学而不知“道”。所以，“学非徒学也，必务得乎道”⑩，为学是得“道”的重要途径。
既然知“道”如此重要、学者之患在于不知“道”，那么什么才是“道”呢？方孝孺对此有非常简明的解释。方孝孺提倡的“道”是儒家之道，也即圣人之道。圣人所谓的“道”，“其统为道德，其散为三纲二纪，其体为仁义，其用以为治天下法”(11)。而世之学者往往只是学得其粗浅之处，不得其精髓，就是不得“道”。所以，对于“道”，就不能像小孩赞美太阳，“知其为明，不知其质”(12)，应该透彻地了解其中的真理。方孝孺以为，时人不得“道”的原因还在于“藏之无素”，对“道”若有所得，辄“夸奇逞能，谬饰虚言”(13)，而不知涵养之道。当时学者多有不知“道”而追慕古人的弊病，且不作分析地贵古贱今，“闻其出于古，则以为善，虽有未至，不察也。闻其出于今，则以为不善，虽有至者，不察也”(14)。方孝孺认为“道”之不明，实在是学者的过错。所以他提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君子之学，取其善，不究其人；师其道，不计其时。善诚足称也，其人虽非圣贤，不知其为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诚足师也，其人虽生与吾同时，居与吾同巷，不以其易见而遗之也，师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与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与时论之耶。”(15)也即不计较其人是否为圣贤，只要有“善”便学；不管其人为古人或今人，只要有“道”便师。天下的“善”与古今的“道”都是一样的，不应根据个人与时代的差异来决定是否学习。
方孝孺认为，为学不仅要有明确的目的，还要有具体的目标。他以射箭为例，如果“茫茫然无所定志，极乎高远而射之，则终于不中”(16)，这个“定志”便是确定个人的学习目标。这个目标又与方孝孺提出的“等圣”思想相关。他认为每个人如果为学之功如古人，则“为孔孟可也”，因为“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颜、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颜、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风、庐而居、车马而行、晨兴而夕寝，莫不与周公、孔子、颜、孟同；目能视、耳能听、手足持且行，亦莫有异者”，从衣食住行到身体职能，此四君子，“其性与吾同，其形与吾同”，并非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而且“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尝阙其一”(17)，所以方孝孺大胆地提出：“大得之而圣，深造之而贤，勉修之而为君子。圣贤君子非天坠而地出，人为之也。举夫人之身皆可为圣贤。”(18)圣贤、君子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不应该把他们异化为神；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贤、君子的潜质。既然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贤的先天条件，为学又可以扩充良知良能，所以他认为应把成为圣贤作为自己为学的最高目标，“未至圣贤，终身不止”(19)。方孝孺曾说：“周公、孔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师也。颜子、孟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友也。”(20)他自附孔孟，是把孔孟作为自己终身不懈追求的最高榜样，以实现“道”。
（三）为学态度在方孝孺的为学思想中，对当时具有非凡意义的应是“学须有疑”的精神。明初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极大地束缚和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此种背景下，方孝孺提出“书不可尽信”(21)，因为“凡论往昔之事，远则求诸简册，近则验诸见闻。得于见闻者易习，而征诸简册者易忘。习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22)，而且“事固有晦塞于一时而较著于后世者。时之人以为贵，后之论者或贱之。私媢者之所毁，大贤君子或尊之。盖爱恶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汩于流俗之见，或眩于强弱之势，或以事功成败为贤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23)，人们凭自己的主观情感、价值观与社会舆论去进行评判，自然得不出公正之论。方孝孺认为古人之言有是有非，应该“是其是而非其非”，“以古人为皆然”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正确的作法应是“考其言以求其心，计其功以较其才，视其所处之难易，而参其成败”(24)。要有不轻信精神，不盲从前人的结论，而要加以细致考察。以上这种怀疑精神的侧重点在学史方面，对当时被奉为权威的儒家典籍，方孝孺则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虽然没有怀疑精神，学术就不能昌明，但是“治经不可致疑也，疑经太过，则圣人之言不行”(25)，这就明确反对动摇圣人之学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