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人性的痛苦挣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隐忧

作者:陆孝峰




  首先是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
  白嘉轩性格特点的核心就是“仁义”。他用“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传统道德教育下一代;他靠自力更生,勤良克俭建立起家业;他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用儒家“天下归仁”道德准则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强调“为仁由己”,注重自身行仁的自觉性。白嘉轩时时刻刻自觉地标榜仁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仁义”的楷模。他请朱先生拟定《乡约》,并将《乡约》全文刻在石碑上作为白鹿村村民的行为规范,要求全村村民每天晚上到祠堂学习《乡约》,“学习就要用”,违者受罚。他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独善其身,对身边的人又是极度宽容。他嫉恶如仇,终身捍卫宗法制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在白鹿原上统治人们思想的宗法制度日渐动摇,白嘉轩的地位、影响也随之动摇,宗法的功能在他个人身上再也无法体现。因此,他的性格、命运的悲剧也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是传统伦理道德和现实境遇冲突的悲剧。
  在作品中,白嘉轩和鹿子霖都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然而当儿女一旦长大,这些年青的一代就有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更何况,作为本世纪初的年青的生命本身就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因而, 不可能按照父辈思维去生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不冲出白鹿原就一辈子没出息。他们渴望到白鹿原以外的世界中去闯荡。可是当父母知道子女们不再按照自己安排的条条框框去生活时,他们对儿女们的真诚便由此而变得扭曲。他们跟子女间的矛盾就转化成用道德思想去转化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就变成一种吃人的冷漠。对于生活,对于伦理,祖祖辈辈留下了许多不可更改的传统伦理规范,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思潮像势不可挡的洪水冲击着白鹿原这个风雨不透的封建堡垒。因此,在现实中以“仁义、《乡约》”为准则,时时处处会遭到冲击。封建制度的愈不稳定,传统伦理道德和现实境遇的冲突就愈发受到扼制。
  
  二
  
  白孝文是白嘉轩第七次娶的女人仙草的头生子。白嘉轩试种鸦片成功,熬制鸦片时“奇异的幽幽的香气”使“仙草也沉醉了”,其时她身怀六甲,不久就生下乳名马驹的白孝文。他的一生,似乎就笼罩在那飘忽不定的毒雾当中,扮演了正统面具下极其恶劣的角色。
  他的第一个特点是“冷"。他的“冷”有其父的一面,但比其父深沉得多。童年时便现端倪。同在一个学堂的黑娃看见他的正经相,总是联想到庙里“神像旁边的小神童的脸”,可望不可即,不愿和他同桌而“把自己的独凳挪到鹿家兄弟(兆鹏)的方桌边去了”。黑娃是他家一张桌子上吃饭的长工的儿子,每天要“割两笼青草”送到白家铡边的,虽然天天进进出出,但他总是来去匆匆,一点不留恋白家兄弟。黑娃心里将“兆鹏兄弟和白孝文兄弟进行比较,鹿兆鹏、兆海兄弟使人感到亲切”,无疑是对白孝文“冷”的判词。
  其次是“贪"。他比贪色贪权的鹿子霖更胜—筹。第一,贪色。白孝文的贪色,书中着墨虽比鹿子霖少,但只有他敢公开在大白天睡在田小娥的窑炕上,鹿子霖只是摸黑去嫖。第二,贪权,则是鹿子霖所无法企及的。鹿子霖同样贪权,也只能抓上个小小的乡约之流,白孝文凭“仪态端庄"得到族长父亲的信任,轻而易举地当上族长,为村人羡慕。破落后当了团丁,更由于善于表现,得到县党部岳维山的信任,很快就爬到滋水县保安团的营长位上,成为滋水县举足轻重的人物。随着年岁的增长,白孝文越来越贪权。本来由黑娃焦振国策划的反正起义,白孝文事后却急于抢功捞资本。果不其然,不久便当上新中国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
  再次是“毒”。白孝文的“毒",在对付黑娃时便显露得淋漓尽致。他对这个应与他有手足之谊的“二拇指”实行了“抓、骗、杀”三步骤。他为什么那么起劲地对付黑娃呢?抓土匪黑娃,除了邀功外,恐怕主要是怕其报复。因为他长期奸占黑娃之妻,更有一层田小娥的死,起因主要在于他。贪色很快使他家破人亡,老实的鹿三在土壕看见濒死的白孝文时便把罪恶全算到田小娥的身上了:“她给他和他尊敬的白嘉轩两个家庭带来的灾难不堪回味”,当晚便干脆麻利地用“祖传的梭镖"刺死了儿媳妇。
  善变是白孝文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他忽儿是道貌岸然的条件合格的家庭统治的接班人,忽儿变成被女人拉下水的偷鸡摸狗的伪君子,忽儿变成勤劳节俭的庄稼汉,忽儿是吸食鸦片的大烟鬼叫花子讨吃赊饭,忽儿是倾家荡产的浪子,忽儿是改邪归正的君子,忽儿是杀人不眨眼的反动派的猎犬,忽儿变成庄稼人眼里的人民政府的县长。白孝文无疑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不动声色的阴谋家。他像一条变色龙,随波逐流,善于看风向,总能及时地抓住升迁的机遇,站在胜利者一方,积极地扮演着花脸。从以上的形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父子俩性格有相同之处:一是“冷漠”,二是“残忍”。这两种特征在白孝文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较之其父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追根溯源其冷其残最早源于其父。
  白嘉轩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同之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首先,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然环境不同。白嘉轩出生在清末,一生经历多变、动荡的社会,但他思想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白孝文出生时宗法制度已受到挑战,宗法的功能也日益削弱,虽然他在其父“耕读传家”的家训下长大,但白孝文根本经不起田小娥的诱惑,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堕落,并开始热衷个人享受,追求功名利禄,追求虚荣。
  其次,两人经历的婚姻与爱情的不同。
  白嘉轩一生娶七妻,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无后为大”成为白嘉轩的道德律令,对他而言,爱情也许还没有复苏,婚姻也只是传宗接代的一个容器,妻子只是必不可少而又体面的生活用品。白嘉轩一房一房地娶女人,只是为了子嗣,而不是为了肉欲。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几乎全部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反动。《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却仅仅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坐过八回月子,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记忆的也只不过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然而,婚姻与爱情到了白孝文这儿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长子,体面的婚姻下他尽情地享受初为人夫的无穷快乐。和田小娥的偷欢经历,让他更是尝到了爱情和真正意义上的性的放荡的滋味。这是白嘉轩的婚姻中所无法想象和体会到的。另外,白孝文对待婚姻和家庭是不负责任的,这和他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再次,两人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不同。
  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族长,特定的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个宗族制度、宗法文化的有力捍卫者。他监视着白鹿村上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的人,监视着每一种逾越礼仪规范的行为。自觉地、坚定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如果有谁的言行违反礼仪,人欲冒犯了天理,身为族长的他,刻薄寡恩,决不手软。威严的宗祠,就是他行施宗族权力的地方。
  在家庭中,白嘉轩是一个恪尽孝道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每晚都陪母亲说说话,以解除母亲的寂寞,增进母子间的亲情。他也是一位严格的父亲,把教育子女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唯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白家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实现了几代人追求的人财两旺的家庭奋斗目标。
  在家族中,白嘉轩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者,他人格核心内容是“仁义"二字。“交农事件”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对女儿白灵,他极为娇纵;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帮助陷入困境的寡妇,想方设法营救三官庙的小和尚……这些都充分体现他“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毫无偏见,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他被黑娃的弟兄打折了腰,只能佝偻着腰仰面看人,但仍能不计前嫌,诚心接受了回头的“浪子”,亲自为黑娃主持了祭祖仪式。黑娃被捕时,还亲自去说情,这种种的行动,有力地佐证了“仁义”二字,确实是白嘉轩的文化信仰,做人信仰。“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以自己的行为与思想构筑了一座精神的大厦、道德的大厦,他就是这座大厦的君主,不断地塑造着自己,不停地完善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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