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人性的痛苦挣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隐忧
作者：陆孝峰
关键词：白鹿原 两顽石 白嘉轩 白孝文 性格异同
翻开《白鹿原》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北方四合院里散发出来的独特的农家气息，那是阳光的气息，土壤的气息，粮食的气息，血肉的气息，精神的气息。对于熟识民族传统文化，熟悉农家生活的人来说，《白鹿原》确实是能够停泊灵魂的精神家园。《白鹿原》以小说文本的形式揭示了一个极富内涵的关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占统治地位的，这个世界的构建，贯注着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双重态度和双重情感，一方面，传统文化在维系社会、提升人的道德与人格等诸方面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中很多的观念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欲望，甚至成为了戕杀人性的武器。
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作者陈忠实塑造了许多复杂多变、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给予我印象最深的是白嘉轩和白孝文两个人物形象，通过对他们父子俩性格异同的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显示出来的巨大隐忧以及人类为挣脱这种传统文化的压抑而产生的种种人性的挣扎和扭曲。在白嘉轩和白孝文两个人物形象身上，他们各有其独立性，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的性格有一定的传承性。
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有如国家的基础，故有“家国一体说＂。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厚的封建文化土层。白嘉轩就是这块民族文化土层孕育出来的一棵苍郁挺拔的劲松。就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背景来说：白嘉轩是处在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这段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一位小财东，不可避免地要身处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要面对同长工的矛盾，同上进的或不肖的子女的矛盾，同竞争对手的矛盾，同各次政治运动的首领的矛盾，但他本身代表的却是传统文化，并不代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政党利益。虽然白嘉轩没有受过传统文化典籍的正式教育，但与那位程朱理学的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朱先生一脉相承，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此外，生活习惯，“俗化”的俚语儿歌，这种文化氛围和家教，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人的近乎先天的品格观念。在白嘉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美与丑、善与恶。白嘉轩的正统人格中包含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两面性，这种矛盾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矛盾性的体现。
白嘉轩首先是一个努力捍卫宗法制度的人。威严的宗祠，就是他行施宗族权力的地方。他严厉地惩治一个又一个族规逾越者，用令人不敢目视的残酷手段捍卫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正统道学尊严。赌徒、烟鬼，人人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白嘉轩果决地用“开水煮手”和“强迫吃屎”的极端“疗法”，彻底地根治了他们的恶习。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白孝文使用“刺刷”，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小女儿白灵是他的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他一旦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就不惜囚禁，囚禁不成，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荡妇田小娥死后鬼魂作祟，闹得村人无不栗栗自危，纷纷对这昔日的“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①他果然在田小娥的旧居上造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死。由此可见，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极其坚定，捍卫族规义无反顾。冷血的惩治手段，露出了他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宗法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扼杀人性的罪魁，白嘉轩身上不仅具有这种文化品格，并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反动与保守”②。
在白嘉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宗教权力的至高无上，看到了捍卫者的坚定强悍，他的身上承载着太多传统文化的负荷，凝聚着乡土文化的深层内涵。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年的秘密，就在于有白嘉轩这样的栋梁和柱石的支撑。
其次，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当国民党政府的“总乡约”田福贤请他出任议员时，他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他淡泊自守，只想依照一种既定的明确的必然的方式来踏踏实实地生活，真真切切地“做人”。他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自耕自读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在“读”上，他倡议并主持了白鹿村的第一个学堂，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一生从未放弃劳动，用朴实的劳作融入生活，创造生活。正是这种自耕自读的隐士心态，使他在乱世的人心躁动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使他自始至终都能坚守精神的内核，犹如风雨中的一块顽石，努力地坚守着最后的硬度。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虽无力把握什么，却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守“乡约”原则。所以白嘉轩的悲剧性又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年代，他身上许多东西呈现出来充分的精神性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又要为时代割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了它的悲剧性”③。
然而，白嘉轩最终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他的悲剧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白嘉轩是“陈忠实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庭的最后一个族长”④。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他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是有代表性的，也是强烈的。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的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颠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怀抱着“仁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仁义白鹿村”早已成为昔日的荣耀。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使白鹿原变成了一个“烙烧饼的鏊子”。
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痛巨深。大革命中，他曾被游街示众，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这坎坷的经历，共同构成了他必然的悲剧命运。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依靠，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继续家谱，已无所事事。这难道不是他这个族长最大的悲哀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抓丁摊税，他召集族人到宗祠正式宣告：“各位父老乡亲，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先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文，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⑤由此可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宗族权力早已“无力回天”。至于后来白孝文有意设陷，致使人民政府错杀黑娃，气得他“气血蒙目”，就是预料中的必然了。白嘉轩的悲剧说明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完全丧失了强大的精神统治力量。如同隔夜的年饭，远离枝头的果实，物虽依旧，但远不是当初的味道与色泽了。白嘉轩强大的精神力量正逐步丧失，他信仰的宗法文化正在衰落，他身体力行的仁义道德正在沦丧。他迅速地进入了人生的暮年、精神的暮年，蜕变为一个拄着拐杖整日转悠的农家老汉。这一切表明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种文化的悲剧，这种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是符合历史逻辑与性格逻辑的必然的悲剧。
白嘉轩，作为宗法家族制度的最高权力的代表，其命运、性格的悲剧色彩是无法避免的，究其形成的原因，可概括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