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人物塑造·叙事立场·济世情结
作者：关士礼
尽管研究界对金庸的前几部小说宏大叙事的本质，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和学理揭示，但正因为上述几部小说宏大叙事的本质，研究者才如此容易从文化、历史、哲学角度入手研究，所以人们才会如此热衷给金庸小说及其人物贴上儒释道的标签分门别类。到了《天龙八部》，被冠以“佛家思想”的标签。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天龙八部》之前金庸用传统的儒学来阐述中国武学，至《天龙八部》，金庸试图用佛教禅学的大悲大悯来破孽化痴，用佛教的去贪、去爱、去取、去缠来开导读者。”是否说明《天龙八部》的属性如《射雕英雄传》一样是文化本位的宏大叙事呢？
《天龙八部》被冠以“佛家思想”的标签，实际上是说不通的。贴标签者的理由一般有二：一是，生死对头萧远山和慕容博的对峙，竟被一无名老僧轻易化解，双双皈依佛门，可见“佛”的力量之大；二是，全书人物无不“执著”，无一不苦，本书是号召人们放下“执著”，才能去“苦”。
这种说法，背离了作品内容和作家情感态度的实际。对于第一点，佛法化解的实际上是“血海深仇”和“王霸雄图”，也可以说是人心中的仇恨和贪念，这不是自然人性本有的东西，而是种种遭际中人性的异化，这种反人性的东西本该得到化解，不能以偏概全，据此说所有人都该“四大皆空”，进入佛家的人生方式，虚竹父子的经历就是人性对佛法的胜利。
对于第二点，只要阅读这部作品，确实可以发现其中对“情”的表现占据了作品的重要位置。书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爱恨情仇，难消难休，甚至超过号称“情”书的《神雕侠侣》。其爱欲纠缠，极痴极烈，或是爱而不得其爱，或是爱侣生离死别，每个人心中都有说不出的苦。问题是，这苦真的仅仅是苦，从而需要放下“执著”吗？游坦之受到阿紫的残酷虐待，连阿紫的眼睛中也充满了酸苦之意，但是阿紫跳崖，他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叶二娘为玄慈误了一生，仍然当众表白：“我不恨他！”爱我所爱，无怨无悔，个中滋味，是苦是甜，谁能分清？爱情发自本能，出于自然人性，本没有固定的标准和模式，但如《天龙八部》中这一干极端的奇情，实则是一种无保留的付出，是人性之美如烟花般绽放照亮了世界，是每个人心向往之，然而在现实人生无可企及的理想境界。
“《天龙八部》中，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苦，但全书并不苦，苦已经化为一股激情。”这激情把作品带到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就此，《天龙八部》的浪漫主义之美就不像《射雕英雄传》那样，来自山川风物之秀，传统艺术之精，人生际遇之奇，更有人的感情的至真至美、来自个体感性生命所焕发的光芒。在本就是浪漫主义属性的武侠世界中，达到了浪漫主义的极致。
如果可以借用“个人叙事”这个词来特指与“宏大叙事”相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叙事立场，金庸小说中个人叙事从《神雕侠侣》开始，数量也为数不少，《天龙八部》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三）形成两种不同叙事的作家心理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庸小说创作中，实际上存在着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两副笔墨。作家有多副笔墨不稀奇，但通常是为了驾驭不同的题材或体裁而刻意为之，使之都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金庸的情况却是使用在同一体裁中造成了人物形象艺术效果的高下不同，这不可能是有意为之，他的创作理念一直很明确：“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作家绝非有意要写“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而不惜牺牲艺术效果，更像是一种潜在心理不自觉地发生了作用。那么究竟是作家怎样的心理因素导致了两副笔墨的出现呢？
作为学术界最为重视的一位武侠小说家，金庸小说的特出之处则首先不是在于艺术品质，更大程度上是在于作品对于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这份理性思考的存在，决定了金庸小说能如此容易地被纳入专业研究视野，如此容易地被人用既有的话语系统言说。这是因为，在这份理性思考的背后，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一致性——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心态上的一致性——根深蒂固的“济世之心”。
这种济世之心是一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是儒家价值观的自然承传。正如王晓明说的：“重世俗，讲功利；从群体角度理解个人的习惯，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两个基本精神特点。”“一个是原就伏在他们心底的传统精神习惯，一个是来自四周的现实环境压力，在这七十多年的精神长途中，知识分子还是深深地陷在那世俗功利的意识当中就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总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具体到人道主义立场，它往往关注群体的“民”超过关注个体的人。具体到文学创作，它往往容易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以文学为手段解决非文学问题的创作心态。这是包括金庸在内的许多作家无法剔除的深层心理积淀，金庸也未能避免。
不同叙事立场下的艺术形象塑造
（一）宏大叙事下的人物塑造
济世之心作为作家创作时自觉不自觉的心理因素存在，并不能直接决定作品艺术水平，但是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因素，它在创作心理中所处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当济世之心成为主导创作心理，作家对于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把握成为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主要动因，必然形成宏大叙事如《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导致作品的理念指涉压倒了感性生命。
陈家洛、袁承志基本是政治事件的附属品，是政治事件的审察者、评价者，是作者表达理性思考的手段，尽管人物也有性格，有感情，但是他们的形象很难说是完全的，其性格和感情是不完整的，游离于政治风云的一切不在其内，作为一个个人在文学作品中本应具备的独立的心灵声音，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出现，因此在艺术效果上，陈家洛在《书剑恩仇录》中还不如在《飞狐外传》中的惊鸿一瞥可爱，袁承志的光彩远逊于金蛇郎君。
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也有正常人应有的亲情、友情、爱情，在与黄蓉、洪七公相处的细节描写中，作家妙笔生花，憨态可掬的郭靖跃然纸上。但在更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了。首先，任何真实的个人，都不可能不发生情感欲望与外在环境规范的冲突。把人作为最高原则的文学，只要表现这种冲突，则必然对外在规范形成一定程度的质疑乃至消解。然而正如上文论述过的，郭靖这个形象，是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下，作为儒家价值规范的典范存在的，作家为了保证对儒家价值观不遗余力的褒扬，不得不尽可能地取消郭靖身上情与理的冲突。这种取消有时候是用高明的叙事技巧：如成吉思汗以郭母的生命来要挟郭靖，令他攻宋，就在情理冲突如箭在弦上时，郭母自尽，一下子解决了郭靖的难题。有的时候消除情理冲突的方法就没这么高妙。郭靖在重信义的道德准则面前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这种决定竟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精神痛苦，他安之若素地作为金刀驸马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这就是硬性消除情理冲突的必然后果：郭靖被写成了个没有感情的人。
其次，任何真实的个人与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可能天然吻合，时时处处吻合；由于主体境遇的影响，在接受和贯彻过程中总会有主体的判断取舍，甚至拒斥。然而作家为了表现儒家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物的郭靖，自然不能使儒家价值观打了折扣。作家只有取消主体的判断取舍权利，于是我们看到，儒家忠孝义的道德准则之外，郭靖是个没有是非标准的人。兄弟的名分在上，杨康再奸恶，郭靖也总想和他亲近一番。这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人物的独立意志。郭靖身上，没有愿意不愿意，只有应该不应该，从应该到更应该。结果是，郭靖被写成了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