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人物塑造·叙事立场·济世情结
作者：关士礼
关键词：金庸 艺术形象 创作心理
引论：“英雄”与“假人”的巨大反差
《射雕英雄传》是第一部为金庸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它不仅显示了金庸驾驭长篇巨制的结构功力，而且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遭到压制，只是经由武侠小说承传下来的浪漫主义小说艺术发挥到空前的境界。如果说浪漫主义的风采在《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疆、玉峰和《碧血剑》的五毒教描写中光芒乍现，那么在《射雕英雄传》中浪漫主义的光辉则如天花坠落，令人目不暇接。从漠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从神秘的白驼山到仙境般的桃花岛，其中诗情画意，奇人奇事，场面之宏阔，内蕴之深邃，想象之瑰丽，意境之高远，与金庸后期的重头作品相比，不但毫不逊色，只怕犹有过之。
即使在这样炫目的艺术光芒之下，这部作品的艺术缺陷仍然相当明显，研究界也早就发现了问题。香港的倪匡认为：“郭靖是一个完人，但是太完美了，变成了一个伪人。因为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完人，那是金庸塑造出来的一个伪人。”
在金庸小说人物谱中，与郭靖最接近的就是萧峰。郭靖和萧峰的相似之处最本质的在于：作家同样给予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定位，同样为人物设置了儒家的人生方式、价值取向。他们的差异也很明显：郭靖的完美仅仅在道德水准上，其他方面远不完美，他是金庸小说中最笨的人；萧峰则是个全方位的完人，不但“内圣”——身体力行地对待道德准则，而且“外王”，“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其领袖才能、决断力、胸襟气魄令人叹为观止。按说完人只是无法真实存在的理想，更容易被写成假人，然而恰恰相反。倪匡说得好：“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萧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内地的陈墨则这样评说：“我们可以称郭靖为天下第一大侠，而萧峰则是天下第一英雄。其间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后者则是一种本色的真实性格；前者是一种类型化的道德楷模，而后者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美形象。”
何以郭靖反而成了个假人，萧峰则成为人人心向往之的金庸笔下第一英雄，同时又是读者人人可亲之近之的朋友呢？金学家们在谁优谁劣的判断之后，没有给出学理的论证。这也不难解释。两位研究者都是在单个人物形象分析中谈及这个问题的，但这两个形象的成功与失败，根本不是作家艺术技巧、表现手段高下的问题，因而微观的考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向更宏观的考察。
考察《射雕英雄传》整个作品，郭靖是个假人固然已是共识，书中大部分人物的塑造都有问题，人物性格是很鲜明，但是这种鲜明仿佛是从模具里倒出来的，是事先规定好的，不但性格的性质是先行的，使人物性格只有一个维度，成了单面人：郭靖是一味的憨，杨康是一味的坏，连这种性格的程度也是先验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折扣，西毒的毒是毫无商量的，有时甚至是毫无理由的，在起火的船上与洪七公上演了不近情理的“农夫和蛇”的故事；东邪的邪是不可揣测的，相处多年的徒弟也猜错他的心意，陈、梅二人相爱，宁可逃跑，不敢求他成全。这些性格僵化的单面人的存在，违反了人性的真实，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人物形象有缺陷，绝不意味这部作品是完全缺乏人性表现的概念化作品。正如作家自己所声明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金庸对于情感的表现实在具有深厚的功力，在《射雕英雄传》的细节描写中，亲情的醇厚，友情的赤诚，爱情的缠绵，无不令人荡气回肠。问题在于，有这样上佳的情感表现的作品，竟没有树立起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艺术效果的震撼性，不是由于人物的情感，而是由于作品指涉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这就不能不对作品的整体性质，对作家的叙事立场，作品的叙事本位进行考察以寻找答案了。
作品叙事立场的差异及其心理成因
（一）《射雕英雄传》：宏大叙事
阅读金庸的一部分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对于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实际上是整部作品的支架，是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基本动因。《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都是人在江湖、心系家国的叙事方式，因政治事件始，因政治事件终，务求以集中的笔墨表现政治风云，尽管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身上也发生了极大的悲剧，但是在读者心目中，个人悲剧的震撼远逊于对政治现象的理性认知带来的震撼：多年以前就有研究者提出，《碧血剑》的水平高于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是这种效果的明证。
不管其他场合下“宏大叙事”的意义如何，本文拟借用这个词，使它的意义特指以民族、历史、文化现象等为本位进行的写作。依据上面的分析，金庸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从宏大叙事开始的。
到了《射雕英雄传》，比之《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更隐蔽、更复杂。从表面上看，整个故事的关注点不再是政治风云的始末，而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历史人物减少，江湖人物增加了。作家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虽然远未退场，仍然是结构作品的重要维度，但的确不再是全然政治本位了，一个新的本位被引入，使作品呈现新的艺术风貌——那就是文化本位。何以说《射雕英雄传》是以文化为本位的宏大叙事呢？
首先，虽然从表面上看，整个作品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似乎具有了更大的个人性，然而整个过程又实在很难说是真正的人的成长过程。郭靖未出生就有“忠良之后＂的定位，随之而来的是江南七怪的努力栽培，洪七公、全真七子的言传身教，时代气氛（民族矛盾）的耳濡目染，整个过程不是有血有肉的孩子如何成长为有七情六欲的个人，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充分的价值规范、文化象征，这个文化象征以外的个人的意志，作品中根本见不到。郭靖是何种文化的象征物，丘处机的一番“煮酒论英雄＂很能说明问题：“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标准的儒家价值观，受此言传身教的郭靖果然也成为一个儒家人生观的全权代表，在全书最后作为王道、仁政的代言人与成吉思汗展开了争论。郭靖一步步成功，即等于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确证，作品因此完成了对儒家价值观不遗余力的褒扬。
《射雕英雄传》作为文化本位的宏大叙事，又绝非是儒家文化的一言堂，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形态同样是这个本位的重要部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人物格局，有极强的传统文化套餐意味。儒家文化（北丐为代表）作为价值立场出现，其他形态的文化以其审美意义被纳入作品。东邪父女非汤薄孔，讲究生活的艺术化，其形象显然是承接魏晋风度那一脉传统的，在作品中既作为艺术家传达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又作为与儒家对立的人生方式，在道德化、政治化的小说世界中注入了清新飘逸的气息。其他如南帝身上的佛光，老顽童的赤子之心（道的意味），以各自文化形态的审美意义共同构成作品的本位。《射雕英雄传》作为文化本位小说，绝非单纯是儒家文化的传声筒，而更应看作是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传统文化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