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恶的“延异”
作者：陈李萍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干掉它哟！”
一条条木棍揍下去，重新围成一个圈圈的孩子们的嘴发出嘎吱嘎吱咀嚼的声音和尖叫声。“野兽” 在圈子当中双膝着地，手臂交叠着护着面孔。衬着电闪雷鸣的巨响，“它”大叫大嚷山上有个死尸。“野兽”挣扎着朝前，冲破了包围圈，从笔直的岩石边缘摔倒在下面靠近海水的沙滩上。人群立刻跟着他蜂拥而下，他们从岩石上涌下去，跳到“野兽”身上，叫着、打着、咬着、撕着。没有话语、也没有动作，只有牙齿和爪子在撕扯。
……只有那“野兽”静静地躺在那儿，离海边几码远。即使在大雨滂沱之中，他们也能看得出那“野兽”小得可怜，他的鲜血染红了沙滩。
另一个通常被看作是反面人物的杰克身上也融合着英雄原型、魔鬼原型和上帝原型。杰克崇尚力量，讲求实际，他带着孩子们猎杀野猪，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同时，他凭借着自身最本能的力量和英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孩子的拥护，他的英雄行为在猎杀野猪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英雄原型表现到极致时，杰克身上的魔鬼原型也得以萌发，伴随打猎而产生的图腾和狂欢舞蹈仪式唤醒了他身上的野性与邪恶，使他变得嗜血如命，甚至滥杀无辜。如果说杀害西蒙的狂舞属于偶然，那么最终放火追杀拉尔夫则纯属蓄意谋害同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集英雄原型与魔鬼原型于一身的杰克也有着向往文明的一面，也隐含着上帝原型。我们一定还记得，在杰克流落荒岛前，他是教堂唱诗班的领队，他与唱诗班的孩子们一同高唱颂歌，礼赞文明，祈祷善行。可见，我们很难把一个人物归结为某一种原型，他们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表现使得他们身上都交织、融合着多种原型，甚至是互为矛盾的原型。即使是在《蝇王》中的次要人物猪崽子和西蒙身上也表现出了多种原型，体现着人性的不确定性。例如，猪崽子身上以智叟原型为主，同时具有魔鬼原型和上帝原型；而作为上帝原型的典型代表西蒙也兼具智叟原型和魔鬼原型。
《蝇王》中“火”的意象也起到了追加文本不确定性的作用，同时将人性的不确定性演绎得活灵活现。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火被赋予多重意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５３５－４７５）便选择火作为他的原始的基质。在他看来，宇宙进程是依据“定则”，由规律所支配的。赫拉克利特曾说：“事物的这一秩序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久是永生之火，按照定则而燃烧，又按照定则而熄灭。……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ｔｈｅ ｌｏｇｏｓ）。”可见，这“永生之火”便是“逻各斯”。然而，在小说《蝇王》中“火”的意象却颇具反讽意味，一直处于自我消解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我们很难赋予“火”以确定的象征意义，因为在每一个阶段，“火”都是既代表希望也代表邪恶，而实则暗指人性的亦善亦恶。起初，孩子们用眼镜聚集阳光点起火来，作为向外界求救的信号，然而这把火却烧毁了山边的半片森林，并且吞噬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那个小东西——”猪崽子气喘吁吁地说——“那个脸上带斑记的小男孩，我没看见他。他到哪儿去了？”
人群静得像死一样。
……猪崽子扑倒在一块岩石上，伸开双手紧抓着。
“那个脸上有斑记的小东西——眼下他可在——哪儿呀？我对你们说，我可没看见他。”
孩子们面面相觑，惊恐万状，心里很疑惑。
“——眼下他在什么地方？”
拉尔夫似乎羞愧地喃喃答道，
“多半他回到那，那——”
在他们下面，山的冷漠的一侧，擂鼓似的隆隆火声还在不停地回荡。
后来，由于照管这堆篝火的杰克等人擅离职守前去打猎，火自行熄灭，以致驶过荒岛的船只未能看到信号而使孩子们错过了获救的良机，获救的希望最后因为猪崽子的眼镜被偷而完全化为泡影。杰克自立为王后，为了炙烤食物偷去了猪崽子的眼镜，点燃了另一把火，最终这把火在追杀拉尔夫的过程中引燃了全岛。然而，恰恰是这把火引来了救援的船只，孩子们最终获救。贯穿全文，“火”的意象一直处于自相矛盾、自我消解的过程之中，它亦善亦恶，生动地表现了人性恶的“延异”。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小说结尾处的不确定性更追加了“延异”的意味。作为实施营救行动的施动者，那名英国军官，也因营救行动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追加了小说中人性的不确定性。
三
尽管，在文评家的众手勾勒下，《蝇王》一直都是作为一部揭示“人性恶”的经典作品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戈尔丁也以一位关切民生与未来，抱持悲观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然而，作为诞生于后现代语境的一部重要小说文本，单纯的“人性恶”似乎难以涵盖其蕴含的深意，“悲观主义者”这一头衔似乎也难以概括戈尔丁这位“用丰富原创的神话阐明当今人类普遍生活状况”的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要作家。事实上，戈尔丁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消除他在人们心目中“悲观主义者”这一印象。一九八三年，戈尔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答词中说，文评家们将他树立成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且不全面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他本质上的乐观主义倾向和他对于幽默的偏爱”。事实上，戈尔丁的人性观是很难用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加以定义的，他在《蝇王》中对“本源”的消解使其文本具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了绝对的本源……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就具有了相当大的开放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文本不再是封闭的自足实体，没有了意义的确定性。……意义的本原迷失，文本所指涉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不再有中心、在场、本源，一切都成为不确定的”。对“本源”的消解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位身处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要作家所具有的挑战性和独创性，而他所刻画出的亦善亦恶的人物也间接体现了他自身人性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戈尔丁以其独创的写作技巧，在《蝇王》中“延异”了“人性恶”，将人性的多样寓于不确定性中。可以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揭示了文本意义无尽生成变化的过程，阐明了人性纷繁变化的本质；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丰富了
文本的意义，道出了道之不能及的人性之一二。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陈李萍（１９７６－ ），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