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侍萍：《雷雨》中不可或缺的“间色”

作者：王桂妹

　　陷入痛苦往事与现实惊愕中的周朴园至此还没有把眼前知道自己秘密的女人和侍萍联系起来,吩咐道:“好,你先下去吧｡”这时侍萍再度重复了先前被示意离开时那句看似无意识的话:“老爷,没有事了?”侍萍的情感蕴蓄此时已经达到了渴望倾泻的临界点,“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这一细节可以说是《雷雨》中最令人伤痛的一刻,这“没有涌出的眼泪”包含着侍萍一生的辛酸､悔恨､委屈,也泄露了内心深处对周朴园的留恋和重又萌生的期待……如果侍萍像蘩漪那样,“眼泪一滴滴地流在脸上”,或者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也许能达到更痛快的宣泄效果,但是侍萍不是蘩漪,她的年龄,她的身份,她的坚强,她对生活的生死体验,包括她对周朴园的复杂感情,都只容许她把悲哀深深地咽回到心里｡侍萍努力隐忍着没有涌出的“泪”蕴涵了极为深切的心痛和更为复杂的情感｡在《雷雨》中,实际没有谁像侍萍那样在三十年中,经历了如此丰富的生命体验:青春的欢爱,情人的遗弃,母子的生离,生死的绝境,命运的轮回……当年她能抱着自己的孩子投河自尽说明侍萍并不畏惧死亡,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骤然失去,生命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但是被救上来的侍萍却最终选择了继续活下去｡怀中奄奄一息的孩子唤起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和生存的勇气｡既然选择了要活着,对于一个经历了生死界限的人而言,怎样活着已经不再是重要问题:“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为了孩子,又嫁过两次人,而且都是下等的人｡埋葬了“侍萍”而把自己变成鲁妈,三十年来一天天经受的生活苦难和精神的炼狱早已经使侍萍的心枯死了,眼泪也早就哭干了｡而三十年后,命运让她再次在周公馆见到周朴园时,她却终于忍不住“泪要涌出”,死了的情感被激活,枯萎的心再次被泪水浸润,她无法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她要把已经开启的话题继续下去,要让周朴园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把自己闷在心中三十年的委屈诉说出来,而周朴园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倾听者｡倘若这时侍萍顺从周朴园的意愿而结束这场对话,把秘密继续深埋在心中,那么周萍与四凤的秘密身世也不会被揭穿,那么《雷雨》的悲剧命运也将会被改写——周萍与四凤的感情事件,顶多是又上演了一出司空见惯的“少爷爱上丫头”的旧戏｡但是内心被痛苦所啮噬的侍萍,无法就此关闭情感的闸门,三十年来的爱与恨渴望得到倾诉,而周朴园所表露的痛苦和悔愧之情同样使她得到鼓励｡于是侍萍不再遮掩,不再暗示,顺着周朴园提到的“衬衣”的话题,顺势提到了只有两个人熟知的生活细节,从而揭开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使周朴园终于认出了眼前的“侍萍”｡
　　
　　二､侍萍与周朴园的情感揭秘
　　
　　作为一个“间色”式的人物,侍萍的情感在《雷雨》氛围中也是“非典型”性的｡典型的《雷雨》式的性格是“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样态,而侍萍的情感是由理不清的多种情绪发酵而成的深隽的痛苦,自然“爱”与“恨”同样是构成这种“情感间色”的原色｡
　　在这场由命运安排却实际由侍萍导演的“会面”中,侍萍真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委屈,有的只是恨,是悔吗?实际并非如此,包括侍萍此前对周朴园所说的“我以为你早死了”都不过是爱恨交织的怨愤之词｡因为二者之间所构成的不仅仅是“迫害”与“被迫害”的简单关系,更非黄世仁与喜儿式的“阶级仇恨”｡当年那最惨烈的一幕(大年三十儿的风雪之夜,刚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侍萍被逼离开周家的门,走投无路的侍萍最终选择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投河自尽)自然已经凝结为侍萍苦难的焦点和三十年来侍萍无法化解的怨恨所在,同时也成为周朴园三十年来无法摆脱的梦魇和愧疚｡尽管周朴园是这场惨剧的同谋,但是显然不是惨剧的唯一制造者或者主要导演者,导演这场悲剧的至少还有一个家长式的人物——周家的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侍萍一同带走｡当然,专制家长的意志并非是周朴园与侍萍悲剧命运的主宰,周朴园能和一个下人丫头相爱并生儿育女,证明周朴园本身并不是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孝子贤孙,也绝非一个任凭家长安排一切的懦弱子弟,也不是那些惯于玩弄女性的旧式花花公子,相反,周朴园曾经留学德国,自称当年所接受的新思想远比周冲彻底得多｡但是不能指望这些西方的新思想,会使生活在“光绪二十二年”的青年周朴园必然成为一个旧式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相反,他是一个大家庭的继承人和维护者｡周朴园作为周家大少爷的身份地位和由此所附带的对于家庭利益和个人名誉的考虑,已经注定了周朴园不可能选择一个“下人丫头”作为周家的正式大少奶奶,这既有违家族的名誉,也有违个人的声誉｡因此,选择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作为正式的太太,是作为周家大少爷的周朴园生活中必然而唯一合乎社会规范的婚姻选择｡“门当户对”看似一种风俗化的缔结婚姻的软性规则,实际隐含了社会对于个人的一种等级化的制度性压抑,婚姻被期待达成一种与权力､金钱､地位相关的功利目的,而这一原则又以名誉和道德的名义得到个人的认同和集体的维护｡说到底,“名誉欲是社会外在压力内化为人自我约束力的理性表现形态”｡这一内外互构的“理性”婚姻原则所造成的后果是使得最应该与婚姻同体的“情感”因素不断受到排斥和压抑,因此,婚姻是社会老化的一个方式｡周朴园由“爱侍萍”到“选择大家小姐结婚”并非是一种只与情感相关的移情别恋,而是青年周朴园由一个“自然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婚姻”成为他进入社会场的(包括权力场､经济场)的第一个实验场｡“门当户对”这样一个为社会认同的“常理”,想必侍萍也会无可奈何地认同｡因此,对于“知书识礼”的侍萍而言,她的怨恨不会仅仅针对周朴园的“绝情”,还会针对家族与社会的不容,而这一切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对于周朴园而言,尽管这一选择是以舍弃与他相亲相爱的侍萍为代价,但也只好在所不惜｡至于侍萍的死,恐怕周朴园未必一开始就料到,所以这也成了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要为此赎罪的一个心结｡
　　名誉与利益的维护既以侍萍的生命为代价,同时也以青年时代的爱情为代价,这种“生活经验”也渐渐磨就了周朴园日渐冷酷而坚硬的情感｡侍萍作为周朴园生命中第一次的情爱,也是最后一次情爱,并非夸大其词｡周朴园在三十年前用侍萍和儿子的死所换取的婚姻并没有对周朴园的情感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至于这场婚姻必然的连带品——“财富”与“权势”对于周朴园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那位急急忙忙地被娶过来的富家小姐在周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侍萍的位置始终未被任何人所取代,却是一个可见的事实｡可能是出于名誉的考虑,结婚之后的周朴园虽然搬了家,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无锡,但是从南到北却始终不忍丢弃他与侍萍共同生活时所使用的旧式家具和带有侍萍印痕的旧衣物以及侍萍年轻时的照片｡对于旧物的无限依恋正透露出周朴园内心对侍萍的真正钟情和情感世界的孤独状态｡周朴园对蘩漪的“凶横”更是与对侍萍的殷殷怀念形成鲜明的情感对比,对生活中出现的其他女性的“无情”正反衬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有情｡因此,《雷雨》中的周朴园并非是一个文学概论中的某类“典型人物”,而是一个在爱情与名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了后者但又为这一选择在“情感上”不断痛苦与追悔的普通人,同样是在痛苦里挣扎着想要拯救自己的“可怜的动物”,周朴园的困境是每一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周朴园”｡
　　周朴园的绝情固然让侍萍怨恨,但是对于周朴园当年的无奈,侍萍恐怕也不是一点都不理解的｡而周朴园对侍萍的种种怀念在侍萍刚进到周公馆时就已经觉察,因此,周朴园的无情与深情在侍萍内心世界构成了一个微妙的矛盾体｡对于当年和周朴园相爱并生活在一起的侍萍来说,三十年前被无情地抛弃,尽管已经在她心里铸就了最深刻的“恨”,但对于周朴园的情感不可能仅存留这一点｡三十年前真实存在过的幸福生活,三十年来的追忆与痛苦,三十年后的重逢,凝结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绝非一个“恨”字了得｡因此,刚刚被周朴园认出的侍萍那么自怜自伤地对周朴园､同时也是对自己慨叹道:“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这绝非是多年未见的故旧相逢时对岁月的一般性叹惋｡侍萍与周朴园都无法抹去岁月的痕迹,他们都已经老了,而且侍萍看上去还要比她的年龄年轻得多(四十六七岁的侍萍看上去只有三十八九岁)｡这一慨叹也并非是真的怨恨由周朴园制造的悲苦命运对自己的格外“关照”,而是侍萍对往事､旧情､青春与欢爱的深深眷恋与惋惜｡“欢乐”是“青春”的同体,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就曾说:“青年男女,就像含苞未放的玫瑰,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也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如此吗?”侍萍在慨叹衰老的同时实际是在悲叹欢爱的逝去,那曾经被爱人迷恋的青春容颜同爱情一道永远消逝了,作为一个曾经被爱的女人,侍萍也希望自己美好的青春容颜永远留驻于爱人的心中,保存一份永不褪色的美好记忆｡当年侍萍与周朴园一同生活并生下两个孩子,可见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短暂的,侍萍当年亲手为周朴园绣在衬衫胸襟上的“梅花”和“萍”字以及周朴园对这些衬衫的珍爱,也足以表明他们当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欢爱与幸福的,而且侍萍现在依稀可见的“高贵气质”和她的“知书识礼”都证明了侍萍当年至少是作为被默认的周朴园的太太而生活在周公馆的,那是周朴园与侍萍人生中共有的幸福时光,却是永远逝去的幸福时光｡此时的侍萍重新陷入到那个旧梦里,三十年前的那场梦重新得到接续｡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