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侍萍：《雷雨》中不可或缺的“间色”
作者：王桂妹
关键词:《雷雨》 经典文本 边缘阅读
“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时代所面临的改造或解构的“危机”,已经或深或浅地引发了一种“生存焦虑”｡作为对抗性的策略,一方面是文论界在理论上进行的批驳与分析;另一方面是在阅读实践中更加突出了经典文本的阅读,借以保持“文学经典”的价值与尊严｡作为这一实践的典型代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预备增加《专书精读》一类课目,强化“经典化”的阅读体验｡作为这一课程改革的实践先导,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在一次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道题:“你认为曹禺《雷雨》的主人公是谁?说说你的理由｡”这一举措确实有效地使《雷雨》这一经典文本获得了多层面的鉴赏和理解｡实际细审这些“答卷”,会发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雷雨》的解读有大致的趋同性｡在对《雷雨》中的八个人物(包括第九条好汉“雷雨”或称“命运”)的关注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顺从作者的目光,把阐释的热情投向“面色苍白”而又“郁热逼人”的蘩漪,或者是“虚伪”而“专横”的周朴园,再或者是“怯懦”而“空虚”的周萍｡至于像鲁妈､四凤､周冲,这些被定位为“明暗的间色”状态的人物形象,也“自然”地划出了经典阐释的视野｡关注那些有着鲜明而丰满性格的人物,自然是一种聪明的阅读策略,但往往也造成一种叠加式的阐释｡“主要人物”充分的行动和语言,使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在文本中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与宣泄,因此他们的痛苦与愿景是裸现在人们眼前的外伤,鲜活而热烈｡这些清晰可见的“疼痛”,在累积式的阐释中所得到的只是“量”的增加｡对于一部经典文本而言,这种“中心式”的阅读策略实际往往不能促成经典的深化,甚至使“经典”在已知的“经典”层面上造成意义停滞｡因此,一种边缘的目光,一种关注文本“间色”的阐释,或许是使“经典文本”焕发生机的有效策略｡那么,像侍萍这样一个模糊的“间色”人物,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了｡作为文本“现实生活”中一个卑下的仆妇以及周家历史中被镶在镜框中的“逝者”,她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湮没于一个无权言说的身份｡侍萍的“痛苦”经过了三十年的隐忍与磨砺,已经变成一枚坚果,我们需要细细地辨别上面留下来的模糊痕迹与脉络,才能重新想见和恢复那曾经同样生动而深隽的痛苦,甚至可以说,“侍萍”是《雷雨》中一个深切的隐痛,在不被觉察的细节之中隐藏着最为丰富的生命样态和最为热烈的痛苦｡而读懂了侍萍,才会使周朴园摆脱由“脸谱化”的理解所造成的“人性”遮蔽,这也是“间色”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
一､侍萍对自我身份的主动揭穿
侍萍曾经把三十年后再次遇到周朴园,悲愤地归结为“不公平的命”,实际让这神秘的命运最终发生效力的是郁积在她内心深处的情感,而这隐忍了三十年唯一的一次发泄,却成为推动《雷雨》命运急转的一个关节点｡在从“命运”角度对《雷雨》所进行的普遍解读中,侍萍是一个最“符合主题”的人物,她和女儿四凤的人生循环仿佛最恰当地印证了命运的无可逃脱和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无奈｡这样的理解实际仅仅把“侍萍”当做了“宿命论”的一个样本,或者说《雷雨》“命运主题”的一个注释｡实际上侍萍不但像其他人物一样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努力冲破命运的罗网,甚至在主动地寻找并抓住命运的每一个契机｡尤其当侍萍在三十年后见到周朴园的时刻,她更是在努力揭穿命运的遮蔽,在有意识地导演自身“命运”｡当刚刚到来的侍萍恍然醒悟到自己就身在三十年前的周公馆时,毫不犹豫“现在”就带着四凤回家,并在蘩漪面前表态:“明天,我准备离开此地,我会远远地带她走,不会再见着周家的人｡”侍萍一方面是在努力避免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另一方面也表明侍萍不愿再与周家的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当周朴园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她面前时,侍萍却身不由己地改变了初衷｡她的深层意愿让她再也不想离开,曾经带给她生命的欢欣与痛苦的那个人就在眼前,她不能就这么悄悄地走掉｡侍萍被一种无法克制的情感所攫取,她在寻找时机,寻找一个能表达的时机,唤醒那段深藏的记忆｡当周朴园告诉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她找女儿走错了屋子的时候,侍萍却没有就此顺势走开,而是有意地问道:“哦——老爷没有事了?”既非周公馆的下人,侍萍的这一问话实际是不合乎常理的,但是侍萍的内心深处却想借此引起对方的注意,然而这句问话却是无效的,周朴园丝毫没有在意眼前的这个下人的母亲｡于是当周朴园质问“窗户谁叫打开”的时候,侍萍再次获得了一个表达的契机:“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夏天而关窗”是当年生活在周公馆的侍萍独特的生活习惯——当年因为生周萍受了病,总要关窗｡侍萍实际期望以这一往日共同生活中的“习惯动作”再次引起周朴园的注意｡而对于周朴园而言,“侍萍的关窗”尽管熟悉至极,但是毕竟那是三十年前的生活,与侍萍相关的一切记忆都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关窗之后不得不离开的侍萍走得很慢,她在犹豫,同时也在给周朴园一个回味的时间｡果然,这一有意识的关窗动作有效地打开了周朴园的记忆之窗,周朴园终于叫住了眼前这个令他觉得有些“异样”的“关窗人”｡
周朴园得知眼前偶遇的这个人,三十年前也生活在无锡｡于是那段在心底尘封了三十年的伤心往事也开始涌动｡实际三十年前的事件,无论是对于周朴园还是侍萍,都构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承受着痛苦的人一方面不愿意有人触动伤口从而尽量回避,而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有人谈起,与一个真正的知情者共同分享痛苦｡而事件的当事者一方——侍萍的“死亡”,决定了另一个“活着的”当事人——周朴园,只能在他剩余的生命历程中独自回忆这段痛苦往事并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精神重负｡周朴园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想打听打听,但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周朴园对于过往事件的打听绝非是出于现实利益和名誉的需要所做的“舆论调查”和“追踪”,而纯粹是出于精神的需要和心理的慰藉｡因此,对于周朴园而言,终于遇到了事件的一个“知情者”,共同追忆往事并表达自己的忏悔,实际是在为自己的精神减压｡但是眼前的“知情者”不但出人意表地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并且还在不断地纠正周朴园所自行篡改的故事版本｡于是眼前这个知情者对于事件真相的揭示又让周朴园“汗涔涔的”,尤其当周朴园从“知情者”口中得知曾经被确认“死了的”侍萍“还活着”,而且“就在此地”时,周朴园已经不愿也不敢再寻问下去,想就此了结这场令人越来越悚惧的对话,所以当侍萍问周朴园是否想见见“侍萍”的时候,周朴园连忙回绝:“不,不,谢谢你｡”但是讲故事的权利实际已经掌握在侍萍手中,而周朴园则始终居于一个被动的听众位置和不断被纠错的尴尬境地,他已经无权再控制叙事的中断或继续,而侍萍则成了一个事件的揭秘者和逼问者｡同一个“情感事件”对施害者周朴园和受害者侍萍,都构成了一种深巨的心灵创痛｡但是对于周朴园而言,在后来生活中最终能够以家长的身份使被自己“害死”的侍萍,以正式的家庭成员堂而皇之地进入周家的现实生活,而且得到公开的纪念,乃至死者生前的生活习惯都变成了周公馆不可动摇的“家法”,这些弥补罪过的行为实际在不断地治愈着周朴园的心灵创伤,“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精神疗伤方式｡时间则是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治疗者,随着“逝者”的容颜化为泥土,生者心灵的伤痛也在愈合,怀念与忏悔将洗清并代替罪恶与愧疚成为终极的心灵安慰｡而对于实际还“活着的”侍萍而言,这种创痛始终没有得到化解,甚至是在一种无法倾诉､无人倾听的状况中不断郁积着,经过了三十年的艰苦岁月,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心灵负担｡虽然在这场命运安排的偶然会面中,侍萍终于能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替别人叙述这段伤心往事终究无法化解侍萍内心的郁结,她渴望恢复“侍萍”的真实身份,以便亲口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同时侍萍亲眼见到周朴园,痛苦也再次触动了她的伤心与温情,促使她与周朴园相认｡这样改变《雷雨》整个命运的关键就在于侍萍是否要进一步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