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叙述
作者：刘保亮
阎连科的权力苦难叙述有着深厚的河洛王都文化语境｡“河洛为王者之里”,洛阳以十三个王朝､一百零六位帝王､一千五百三十余年的王都历史而成为我国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居住帝王最多的城市｡河洛长期是国家统治中心,“这里被浓厚封建积淀所扭曲了的､畸形的国家权力形态非常发达,几乎渗透到了民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确,河洛人千百年来太多地耳濡目染权力在各种舞台上的表演,其荣耀富贵让人向往和崇拜,而其专制残酷也使人痛苦和恐惧｡河洛文化中的权力意识,反映在阎连科小说里有对权力的崇拜,但更多的是对权力苦难的书写｡权力在文化心理中的历史积淀,使《耙耧山脉》里的村长横行无阻,使李贵“总是圪蹴在村长面前的一角,像怕冷的狗”,使李贵的儿媳被村长长期霸占｡权力文化的深入骨髓,使《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民从不怀疑村长关于活过四十岁的种种方法,因为“我是三姓村的村长,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谁做村长谁就可以对村人吼嚷”｡权力的规训,使《受活》里的残疾人感到:“在这个世上活得怕人呢!”由此,恐惧,是阎连科苦难叙述的一个关键词｡恐惧带来的苦难,不是对事件直接经历的痛苦,而是未知黑暗､巨大场能所带来的可怕的精神折磨,是权力逼迫和重压之下的束手无策和默然承受｡
阎连科的生存苦难叙述与河洛土地文化息息相通｡河洛虽然曾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特殊的王都地位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这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在十三个王朝兴衰更替的背后,在“问鼎中原”“逐鹿中原”词语的背后,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流血满河,白骨蔽野”的巨大苦难｡频繁的､灾难沉重的河洛战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近现代,它作为中国中部内陆地区,可谓是穷乡僻壤｡频繁的战乱,使河洛人一次次置身于战争的极端情境,“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毁”,“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惨痛经历,使“活着”的求生目标突然放大且富有意义｡战乱,是解读河洛土地文化的又一关键词,它作为一种现实场景或历史记忆,深刻地塑造了河洛人的价值取向｡“种种原因铸造了这里极度的生存苦难,并把这儿的民间压缩到了一种只剩下原始本能的平面化的程度,使人们不得不以最基本的本能需要为生活追求的全部内容｡”“最基本的本能需要为生活追求的全部内容” 即“活着”｡由此,我们才能解读河洛地域耙耧山民的“活着”的人生目标:“哪怕吃得不好,穿得也不好,又得天天扛着锄锨,担着箩筐,箩筐里装满了泥粪下地干活,只要能活着就好｡”为了“活着”,三姓村人吃蚂蚱尸粉､吃老鼠､吃土､吃鸟,甚至于弃杀残废孩娃,他们不无惨烈的行为,以一个或一些生命的结束来换取和喂养另一个或一些生命,目标也仅仅是为了“活着”｡阎连科的苦难书写,真实地再现了河洛人的生存境象和文化观念｡对于他们,“活着”本身就需要焕发一种英雄的精神｡“活着”,这一人生卑微的目标,聚积着同时也耗费着耙耧山民太多的生命能量｡
三
苦难是阎连科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力,但他并不仅仅停留于此,因为苦难不是他写作的真正目的｡他说:“生命中的苦难在所难免,但那不是我着力表现的地方,也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而苦难中的某种精神才是我的用笔之所在,我以为,那种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人类的希望之光｡”其实,阎连科并非执著地“心雕苦难”,他试图在苦难叙述里点亮“希望之光”,探寻生命的意义｡
耙耧山民对苦难的抗争,充分表现了“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尤四婆,一位普通的母亲,当丈夫“被未来的日子吓死”后,她毅然地挺胸前行｡在小说结尾,她连夜唤来临村的屠户,取下自己的脑子让渴醒后的四傻喝,取下头骨做药引治疗大妞､三妞的病｡在无边的苦难面前,在沉重而屈辱的现实面前,尤四婆以一种坚韧､抗争､牺牲的精神,演绎了一种可歌可泣的母爱｡先爷,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为了“山脉上又可以汪汪洋洋无垠着玉蜀黍的一片绿的世界”,他选择了对这片土地的坚守,从而也经历了饥饿､干渴等难以想象的苦难｡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永不屈服的海明威式的硬汉作风｡
抗争苦难的精神书写得英勇悲壮､回肠荡气的,还要数《日光流年》｡面对“喉堵症”的死亡笼罩,不甘于人生四十的命运,从村长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到司马蓝,他们种油菜､翻地换土､修渠引水,前仆后继地顽强抗争｡尤其是为了修渠引水,男人卖人皮一百九十七人次,女人卖淫三十余人次,先后因修渠死十八人,伤残二十一人,修渠者无不流血或者骨碎,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续写了一个现代版的大禹治水的神话｡三姓村抗争苦难的壮举令人感动,而他们化苦为乐的黑色幽默,更能给人坚韧的力量｡山民们欢天喜地进城卖皮,奔向那个可以快速赚钱的“教火院”,甚至有那么一次,仅仅是为了喝上一碗羊肠汤｡生命无边的苦难被短暂的欢乐所代替｡这也使我们自然地想到了受活庄,一个瞎子､瘸子､瘫子､聋子､哑巴聚集的村落,一个饱受苦难之地,他们在受活庆那一天,在麦场上集体大吃大喝三整天,以残缺不全的肢体进行匪夷所思的表演,在阵阵喝彩声中让生命之花在“绝术”上绽放｡于是,卖皮后一碗羊肠汤的欢乐,受活庆中的欢乐,在常人看来那么地微不足道,却一度照亮了苦难的耙耧山民的生命｡
苦难几番抗争又几番失败｡三姓村累死累活地翻地换土,卖棺材卖人皮地修渠引水,他们无畏地战天斗地而依然是穷山恶水,他们悲壮地反抗苦难而仍然是苦海无边,最终回头之时呈现的是难以“注释”的“天命”｡面对宿命般茫茫苦难,阎连科看到了“草木一生”的人生轮回｡他说:“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轮回再生的时间意识,使阎连科的苦难救赎之道走向了时间之乡｡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循环往复地运行着,苦难也终将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
阎连科无法在现实中以反抗开凿出一条穿越苦难之路,也无法在未来中以信仰建造一个“欢乐家园”,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时间之维的过去｡这便有了《日光流年》的索源体,从主人公司马蓝的死写起,一直回溯写到他回归母腹:“司马蓝就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地笑了笑,然后便把头脑挤送到了这个世界上｡”这里,无欲本真的婴儿寄寓了阎连科的人生感悟｡他说:“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而正是金钱､权力和欲望,使人类陷入苦难的渊薮｡于是,作家奇思妙想地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复归婴儿的历程,让“时光一如从西流向东的水”一样地缓缓地倒流,让主人公越来越年轻地逐渐退出了大人们的世界,退出那个有着黏稠黑水､散发腥臭的世界,退出那个喉堵症阴影里的死亡世界,而迈入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一个小手拉着小手在夜晚的村庄兴致勃勃地“听墙”的时代,一个玩着结婚“做媳妇”的游戏狂欢的时代｡这时,文本的叙述语气也悄然转换,没有了前文苦难叙述时的沉重,而平添了几分童趣和活泼,一切都那样地充满活力､生机盎然｡文本结束时,一个婴儿的诞生,使我们仿佛听到了咿咿呀呀的生命之歌,看到了一个远离苦难､返璞归真的诗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