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叙述
作者：刘保亮
关键词: 阎连科 苦难叙述 土地文化 生命意义
苦难是人类的一种根本生存处境,它在现代性话语里被设定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苦难也是文学叙事的基本内容,它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占据重要位置,可以说许多经典名著,无不是因为描写了生活的苦难而震撼人心｡苦难以其包含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而使文学叙述获得了精神深度｡
阎连科是写作苦难的高手｡“他总是离不开描写苦难,而且描写得精密而细腻,尤其是他那用心体验雕凿出来的语言,常常使人如入其渊｡”从早期的“瑶沟系列”到《日光流年》《受活》,他始终以令人疼痛和颤栗的方式,书写河洛地域耙耧世界底层乡民“活着”的生存本相,呈现他们顽强抗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并由苦难直逼“人生原初的意义”｡
一
阅读阎连科的作品,苦难是弥漫其文本上空最浓郁的云翳,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耙耧山脉是作家小说故事展开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而耙耧世界是一个苦难世界｡它偏僻､闭塞､落后､贫穷,似乎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就像从伏牛山上滚下的一粒小石”｡它干旱时,“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它遇到蝗灾时,“所有的庄稼地都光光秃秃”,满眼的青绿一时间都秃成黄褐色｡那里的村民们穷得连过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一个村供不起一个高中生,一个村连一户买得起缝纫机的家庭都没有,甚至哪一年不吃返销粮那一年就会饿死人｡在《年月日》里,苦难是那岁月被烧成灰烬的千古干旱,方圆百里了无人烟,“一个村落､一道山脉仅剩下他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老人先爷还要忍受着饥饿,甚至为了水不惜与九条黄狼进行了一夜的生死对峙｡在《耙耧天歌》里,苦难甚至把丈夫尤石头“吓死”,面对一连生出的四个痴傻儿女,面对没有希望的“未来的日子”,他以跳河自杀来逃避可怕命运的折磨｡在《日光流年》里,“喉堵症”使三姓村民命中注定活不过四十岁,每个人掐指就能算到自己的来日,而且只会超前不会滞后,这意味着自从他们懂事起,就是被命运判处了死刑的死囚,将在等待死亡中度过生活的每一天,死亡的恐惧､生命的绝望简直是无法想像的｡生存苦难逼迫三姓村的男人们到“教火院”卖皮,女人们到古都卖淫｡当蝗灾饥馑不可阻挡地一步一步危及三姓村的传承时,他们无奈地选择了抛弃“残废孩娃”｡在《受活》里,作为残疾已经不幸的受活人,无可逃脱地经历着“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大劫年”——阎连科对苦难的铺叙几近精雕细刻的地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饥饿还是疾病,作家笔下的人物始终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他自己也浸泡在苦难的叙述里｡
阎连科对耙耧山民物质层面的苦难叙述已是淋漓尽致,而他对乡村政治权力所造成苦难的书写更是触目惊心｡在《瑶沟人的梦》里,贫穷的瑶沟人因为在村政权里“朝中无人”,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致使其返销粮无故被扣,浇地次序总是被排到最后,与别的生产队打了上百场官司没有一场胜诉｡权力的威力,使掌握分配返销粮､划分宅基地大权的村长,二十年来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甚至逼得张寡妇上吊自杀(《耙耧山脉》)｡权力的威力,使路六命只能屈辱地坐在自家门槛上,听任村长在自家的床上与自家的女人寻欢作乐,最后他无奈地踏上黄泉之路(《天宫图》)｡权力的威力,使镇长撞死了人而吴家坡的村民们争着去“替镇长坐监狱”,不惜下跪磕头地乞求,而轧死人的那家父母对亲生儿子的夭亡所做的选择,只是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子(《黑猪毛白猪毛》)｡耙耧山民的这一价值取向,如果从现代性话语出发,会痛感他们尊严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进而慨叹民族的劣根性｡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走进耙耧山民的世界,走进权力宰制下的苦难历史生活,他们是怎样地长期孤立无援地身处绝境,处于蝼蚁般的生活底层,也许会不无同情地理解,麻木可能是他们对抗苦难生活的最好武器,对权力的匍匐正是他们对抗严酷环境的生存智慧｡然而,这种“武器”和“智慧”毕竟带给我们的不是敬佩,而是无奈地扼腕叹息｡
阎连科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真实地展现了底层乡民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在于真实地暴露了权力宰制下的苦难生活｡他小说“真正成功的地方,并不在于对农村和农民苦难的大胆揭示”,而是“对农民苦难和农村文化政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还有它的体制)的复杂关系的描绘和揭示”｡的确,阎连科对乡土社会“乡村政治”的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尖锐地指出“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建立在血缘裙带关系上的血亲权力,是乡村社会的舞台中心,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和惟一选择只能是千方百计地加入血亲权力网之中｡乡村政治中的权力,不仅行使物质上的剥夺,而且还带来更为严重的精神上的摧残｡精神苦难总是那样地痛彻心肺｡
二
阎连科小说的苦难叙述,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血肉相联｡他所在的河洛地区的嵩县,曾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他生长在耙耧山下的乡村,作为普通的农民之子,对社会底层的苦难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认｡村长闺女手里的白馒头,在幼小的阎连科眼中曾经产生过无限的诱惑｡姐姐和父亲的病,对于本来贫穷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为了逃离这方贫瘠的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贫穷生活,他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在军营之中,他不懈地甚或拼命地写作､投稿,与其说是对文学的热爱,还不如说是对未来再次置身乡村的恐惧｡作家的苦难记忆,我们从他的早期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里可以读出:“‘瑶沟系列’是阎连科真正意义的描述苦难的开始,姐姐那病痛的呻吟在耙耧山脉深处回荡,他无法忘记这痛苦,无法忘记为摆脱贫困､家庭､村庄所做的努力和尊严的丧失｡它们犹如‘情感的炼狱’包围着生活在其中的人,这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并影响着他以后小说的倾向性｡”
家庭的贫穷,亲人的病痛,这一生活苦难给阎连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害｡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道:“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贫穷与疾病,日常生活里无法回避､难以升华的苦难,曾长时间地折磨着作家的心灵,同时也深刻地塑造了他的创作个性｡与张承志把苦难的解决寄予类宗教式地皈依“信仰”不同,与张炜以“野地”“大心”的德行救赎苦难不同,与余华虚无主义式地排斥和拒绝所有的苦难领悟,从而达到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认识不同,与目前年轻作家把苦难扭结于欲望化的场景不同,阎连科的苦难叙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存性苦难,是《年月日》和《日光流年》里无粮可吃的危难,是《耙耧天歌》里痴傻病的困扰,是三姓村“喉堵症”死亡阴影的笼罩,它们可归结为求生或“活着”的苦难｡他的小说文本很少议论性语言,几乎不作形而上的哲理玄思,而只是用通感的手法,用大量纯描述性的文字,令人疼痛地裸露底层“活着”的艰难｡阎连科的苦难书写总是缠绕于贫穷､疾病､死亡等指向身体的生存层面,他并非不懂超越之上的诗意和浪漫,并非缺乏玄冥幽思的力量,只是在山民面对看似简单而并非容易的“活着”苦难时,思想和浪漫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那么的奢侈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