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民间审美理想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者：刘子杰
的真正不同所在。有评论家在论汪曾祺的小说时说过这样的话：汪曾祺的小说“都似乎交织着梦境和现实两条线索。梦境一般象征着情人的幽期密约，海誓山盟，而现实力量则代表着外来的粗暴干涉”。至少对于《受戒》来说，这样的说法是不相宜的。在《受戒》中只有梦境，现实力量被汪曾祺抽空了。当然，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说如《大淖纪事》当中我们确实可以窥见梦境和现实两股力量的纠缠和冲突，在《大淖纪事》中，梦境中理想的爱情遭遇到了现实力量的粗暴干涉，但最终还是梦境的力量战胜了现实力量，这个小说的结尾同样说明了汪曾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汪曾祺的这种写法呢?按照启蒙传统的思维模式恐怕很难认同汪曾祺的这种喜剧式的写法。鲁迅在批评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的时候就指出他们多是写才子佳人，虽然历经磨难，但结局大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模式。鲁迅用“瞒和骗”来评价这一类小说的时候，心里一定是认为这些小说不能直面人生的各种阴暗面，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却用才子佳人的虚幻故事来自我欺骗也骗别人。因而鲁迅对这类小说是不以为然的。从小说的模式上看，《受戒》和《大淖纪事》也都是男人(孩)和女人(孩)幸福地在一起，那么这是否也是一种“瞒和骗”呢?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有评论家才会说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悲剧吧。的确，按照启蒙传统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受戒》没有表现出人生和现实的阴暗面，没有揭示出人的悲剧处境，人的生存境遇被大大简化了，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仅仅写到了温馨和美好的一面。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因此而贬低《受戒》的价值。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个小说呢?
这就又要说到民间了。首先是民间的价值立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受戒》的民间立场的表现形式和老舍、沈从文并不完全一样。老舍的民间立场主要表现为依照民间的价值来想象、看待世界，沈从文的民间立场主要是倚仗乡土民间的资源来对抗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缺陷。而汪曾祺的民间立场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汪曾祺写《受戒》时是自觉游离于当时的文学潮流之外的，他的写作姿态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是全然不同的。汪曾祺把明海的年龄处理成十七岁，又说明是写四十三年前的梦，这就使得明海成了四十三年前汪曾祺本人的影子，这就使得小说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那个叙述者信马由缰，舒缓从容地叙述着一个朦胧而美丽的故事。这种叙述的姿态并非是汪曾祺的《受戒》所独有，也不足以说明《受戒》的独特意义。《受戒》的民间立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把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在民间的大地上。启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有理想的，但这种理想不是寄托在此时此刻的现实情境，而是在将来，他们的理想不是直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而是通过批判与理想境界有差别的阴暗面来企图促进现实向理想的转化。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悬浮于民间大地的上空的。然而，《受戒》却不是这样，它通过“规避”阴暗面的方式，在民间的大地上谱写了一曲美丽的牧歌，而这歌声中正寄寓了它对正常、健康的人性的呼唤，他把他的理想直接奠定在民问的大地上。因此他没有批判民间的阴暗面，而是通过巧妙的方法和策略将许多可能承载阴暗面的东西“规避”掉了。如果说，依照民间底层的价值标准来想象世界从而建立起了和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意义关系是《骆驼祥子》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发现了民间中的现代性资源并以此反抗都市文明使得《边城》成了文学史上的绝唱；那么，将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在民间大地上则使得“受戒”成了《受戒》，而不是其他。
《受戒》并没有表现出民间世界的复杂、丰富性，在《受戒》中所呈现出来的民间世界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小说回避或者说遮蔽了民间的许多其他方面，小说在有意无意之间，按照表达美好理想的需要对民间作了删削，使得民间能够充分地承载那个美好的理想。因此可以说《受戒》中的民间是一种文人理想视角下的民间，只是把民间美好温馨的一面呈现出来了。作家当然有权利选择表现民间的美好还是阴暗还是美丑交织，但是如果只写民间的美好会面临一种危险：民间被删削得过于简单从而使得小说濒临简单化的危险。但是我们的阅读感觉会认定《受戒》是一部涵义深刻、丰富，言有限而意无穷的小说，如果这个感觉基本无误的话，那么，是什么使得《受戒》在简单处理民间世界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内涵的丰富呢?
这就要说到汪曾祺的民间审美理想了。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时候，胡适等人的倡导白话文、废除文言文的文学主张固然是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胡适等人的文学主张也存在不少问题，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片面强调语言的清晰、明白，无视语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当语词所指涉的意义明晰地固定下来以后，虽然语言变得严谨、清明，但这对于文学的审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语言的模糊、多义就这样抹杀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张力丧失了，由这种张力带来的语言本身的审美形态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就是靠语言的指涉对象模糊而产生一种言有限而意无穷的审美特征，而胡适等人的白话文学主张显然是将这种审美形式全盘葬送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后的中国文学没有审美的活力，胡适的文学主张虽然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后来的文学也并不是完全按照他们所指示的道路发展下去的。而且包括胡适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都非常下功夫建立新的审美规范，以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审美形态；而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则在新文学发生时期就在理论上倡导过新的审美规范，主要是吸收民间语言的审美经验，将大众口语引入文学创作，这在无形中确立了一种以朴素、自由、反抗主流压制等为特征的新的审美形态，这应该是民间文化在新文学发生时期表现出的审美形态吧。当然，此后漫长而又动荡的文学史上，这种民间审美形态几经波折和改变，但一直贯穿着此后的文学史。与此相伴而行的还有另外的审美形态，比如从鲁迅到左翼到胡风、路翎等一大批作家开辟的在文学与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中确立起来的不同于中国古典传统，也有别于民间的审美形态，或许在这两种审美形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和胡适的民间审美形态有相似之处，但更有不同之处。胡适等人所构建起的民间审美形态是在推翻中国古典审美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他们那里，民间是作为古典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或许也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像胡适这样的有西学背景的人会重视本土的民间资源。世界化和本土化在胡适这里是如何统一的?胡适的民间并不是对抗西方，而是对抗中国古典传统，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民间当中的一些自由、民主等内容恰恰同西方现代性形成了同构。然而在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这些作家那里，民间并不是作为古典传统的对立物出现的。恰恰相反，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