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民间审美理想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者：刘子杰
还是先从小说的题目说起吧。“受戒”这个题目本身倒是包含了一种紧张，因为“戒”总让人想到戒律清规，而这些正是用来约束人性的。可是《受戒》这个小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整篇小说如行云流水，舒缓自如，一点也没有人性与戒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并不简单，但有一点不容忽视，汪曾祺在《受戒》中所持的是一种民间的价值立场，他不是像启蒙者或当时的归来者作家们那样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去俯视笔下的人物，相反，他和笔下的人物是完全平等的。因此，汪曾祺并不是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那样去揭示“戒律”对于人性的戕害，他只是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内心对于美好健康的人性的渴求。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汪曾祺的《受戒》会写得如此美丽舒缓。《受戒》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理想之境。这样说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小说把明海、小英子写得非常美，他们俩最后的结局也处理得非常诗意。二是在这个小说中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自由自在的一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而民间文化形态中其他的方面却被省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抽象、不完整的故事，因而也是不现实的，是理想化了的。
要说明这一点比较复杂，还是先从两个人物说起吧。先说明海。在小说中他的年龄是十七岁，这当然和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情感记忆有关系，汪曾祺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过。但十七岁这个年龄正是童真未泯、情欲初开的时候，既有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又有朦胧的对幸福的追求。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把后面明海的爱情故事写得朦胧而美丽，使得它脱离成人世界中种种阴暗面。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受戒》的叙述很散，多少给人以一种并不刻意描写什么的感觉，尤其是小说的开头，似乎在讲一些闲话)中，作者却不忘记暗示明海聪明、漂亮。小说中这样写道：“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子的号子‘格当得——’，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小说还直接写明海有知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本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再说小英子。小说中对小英子的描写很模糊，没有写她的具体年龄，只说她和明海差不多大，对她的外貌一句都没有提。这一方面和汪曾祺的美学观念有关系。在《受戒》发表七年之后，六十七岁的汪曾祺在美国著名大学演讲的时候，曾举过朱庆馀的诗为例：“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汪曾祺说，这首诗并没有直接说那位新娘的长相，但这首诗却制造了一种气氛，让人感觉到那位画眉梳妆的新娘一定是一位绝色美女。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汪曾祺内心一定颇为得意，因为在《受戒》中，他对小英子的描写方法和那首唐诗如出一辙，虽然一句也没写小英子的长相，但小说里的气氛却由不得人们不把小英子和美丽、可爱、清纯等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
如果只是把明海写得聪明、漂亮，把小英子写得朦胧美丽，这还不足以说明《受戒》是一个理想化的作品。最关键的是对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的写法。按理说，一个和尚的爱情故事很有可能在戒律与人性之间被写得千回百转，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却相当顺利，如一江春水一直悄悄流淌下去，没有阻碍，波澜不惊。小说围绕着明海和小英子也写到了其他很多人、很多事：小英子的妈妈、姐姐，明海的舅舅、二师父、三师父，明海帮小英子的姐姐大英子绣花，明海帮小英子干田里的活……本来在这些人事的纠葛当中，人心的复杂、世事的险恶都有可能暴露出来，可是在《受戒》里没有。在小说对明海出家以及和小英子相处的叙述当中，人性的天真、健康的一面得以呈现，而人性的阴暗丑恶的一面却没有能够出场。从这里我们多少能看出《受戒》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还不仅于此，因为只呈现出人性健康的一面并不是《受戒》独有的特点，也不是从《受戒》开始的。比如沈从文的《边城》也是把人性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边城》是把翠翠当成人性美的象征。但是沈从文的《边城》里有两个悲剧故事，一个是翠翠父母的悲剧，一个是翠翠自己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原因不是由于人性的恶造成的，而是健康的人性受到外界习俗无情的戕害，受到命运无情的拨弄导致的。在《边城》中还是展示了外界力量与人性的冲突，就在这种冲突中产生了动人心弦的力量。然而在《受戒》中，这种冲突却被小心翼翼地化解了。小说虽题为“受戒”，可是“戒”却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庵里的和尚可以杀猪、可以吃肉、可以唱酸曲、可以结婚，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而明海的“受戒”也不过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受过戒后，他依然可以和小英子谈情说爱。以前我们都认为《受戒》的叙述有散文化的倾向，淡化情节。情节的淡化当然和作者的散文化叙述有关，但也和其精神状态有关。汪曾祺在小说中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但他心中也许很清楚，这样的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既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清醒作家的虚构世界当中，于是他就采取了“规避”的叙述策略，刻意将情节弄得不集中、不完整。其原因就在于如果完整地叙述一个故事，要么人性的阴暗面、命运的残酷都会出场，要么作品就离“真”相去太远，恐怕作者自己也难说服自己吧。比如《受戒》的结尾就是一个简化的叙述，而且这个叙述到一定的地方就终止了。叙述总是有界限的，总是要在某个适当的地方停止，但不同的终止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沈从文的《边城》的结尾，叙述的终点选在翠翠一个人在等待着那个不知会不会回来、不知哪天回来的男人。如此终止叙述，其实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意味。然而《受戒》的结尾正好相反，故事叙述到明海答应小英子的婚约就停止了，然后是一段景物描写，小说就结束了。这样一来其实就省略、回避了许多有可能导致悲剧出现的内容，使得小说异常谨慎地远离了悲剧。叶兆言曾说，汪曾祺和沈从文不一样，倒更像废名。虽然汪曾祺听了不高兴，但叶兆言的感觉是相当敏锐的，我以为也是有道理的。淡然谈论汪曾祺和沈从文的区别只局限于语言和技巧恐怕是不够的，汪曾祺的语言和写作技巧确实有很多是习自沈从文，但如果以《受戒》和《边城》为例来分析两人的区别，我们会发现前者完全是营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情景，一切非理想化的现实因素都被抽空了；后者虽然也把人性写得美好健康，但毕竟展现出了命运对人的戕害。一个渴望由正常健康的人性建构出美好的状态，一个更关注于人的命运，或许这才是两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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