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对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另一种阐释
作者：吴琴华 殷企平
摘 要：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说《螺丝在拧紧》在国外颇受评论界的青睐，众多评论家就其含混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应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来解读文本中两个鬼魂——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形象，分析指出他们并非故事所表达的邪恶恐怖主题，真正邪恶恐怖的是主人所象征的上层阶级、社会等级制和父权制；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幽灵是人格的延续和人性的扩展，他们意欲唤醒那些如家庭女教师般屈服于社会等级制和父权制的温顺民众，是新生力量的象征。
韦恩·布斯曾指出，“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说《螺丝在拧紧》也许是现代小说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作品，也许它比不上一些篇幅更长的作品，但绝对称得上同类篇幅作品之王”(Booth，163)。的确，这部小说不仅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多争论。评论界争论的基本问题是两个鬼魂的真实度(Beidler，127)：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究竟是纠缠活人的鬼魂，还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女教师的臆想?他们经常与孩子在一起，还是只出现在女教师的幻想中?该作品是一则构思精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还是一例对神经质的年轻女人的心理分析?是鬼魂造成了迈尔斯之死，还是家庭女教师造成了迈尔斯之死?问题的争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围绕艾得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那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亨利·詹姆斯的含混性》而展开的争论。威尔逊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论证了述说故事的女教师是性压抑造成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鬼魂并非真的鬼魂，而是女教师幻觉的产物(Beidler,131)。内森·布莱里恩·费金等(Nathan Bryllion Fagin)则反对精神分析法的解读，认为詹姆斯几乎不可能读过弗氏学说，他把故事看作是霍桑式的沉溺于善恶冲突的寓言(Beidler，132)。
第二阶段是在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Jacque Lacan)和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影响，针对鬼魂是真的抑或女教师是疯的这一原本相互排斥的问题，当代学者倾向于说“X和Y”，而不是“X或Y”，以费尔曼(Shoshana Felman)为例。深受拉康和德里达的影响，费尔曼解构了这一故事。费尔曼认为“读者是无法探及到女教师的大部分无意识的，想要充分理解女教师或她的故事只能令人沮丧，不要试图最终解决《螺丝在拧紧》的神秘之处，重要的是追随故事过程的重要轨迹”(Beidler，135)。这一阶段的评论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第三阶段是最近几年。有关鬼魂的真实性的争论消退后，取而代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性别为基础的阐释。希思·穆恩(Heath Moon)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认为詹姆斯在故事中展示了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女教师竭尽所能来拯救他们，但故事的结局暗示了詹姆斯认为上层阶级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Beidler，137－138)。一种性别批评(WilsonGoddard)认为女性叙事话语受人质疑，家庭女教师笔下的两个鬼魂的真实性因而也受到质疑(Beidler，138－139)。
综观上述种种争论，评论家们大都聚焦于家庭女教师，通过分析家庭女教师的叙事话语、处境或心理来证实或证伪鬼魂，而鬼魂究竟是什么却被极大地忽视了。笔者认为，分析考察两个鬼魂——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形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众说纷纭的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
国外有众多的文章分析了迈尔斯的死因，却较少有文章涉及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之死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分析昆特与杰西小姐之死的深层原因，更有助于表达詹姆斯所想表达的故事的主题——邪恶和恐怖。从文本的表面解读，昆特和杰西小姐被女管家和家庭女教师视为邪恶恐怖的象征，诸如“声名狼藉、邪恶、不光彩、堕落、可憎”这些词成了他们的标签。他们活着时是“声名狼藉”的“坏”仆人，死后是徘徊在布莱庄园，试图控制两个幼小无辜的小孩的心灵的“恶”鬼。事实是否如此呢?
在故事中家庭女教师从布莱庄园的管家格罗斯夫人那里探知了昆特的死因：一个冬天的清晨，在上工的路上，一个村夫在小路边发现了彼得·昆特的尸体，尸体已冻得僵硬，头上的伤口清晰可见。至少表面上，这样的伤口可能是摔的。离开酒吧后，因天黑他走错了路，从陡峭湿滑的斜坡上摔了下来。在验尸和人们喋喋不休的议论后，最终他的死因归咎于湿滑的陡坡，误入歧途和饮酒。依据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读者要善于透过艺术作品表面提供的形象把握没有具体呈现的空白和沉默，从“在场”中看到“不在场”(朱立元，644)。细心的读者也应该从故事中读出“空白”之意及昆特和杰西小姐的“沉默”。尤其当读者将后来的杰西之死与昆特之死放在一起考察，以及格罗斯夫人对杰西之死的含糊其辞，更促使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昆特确实酒后误入歧途，摔死在湿滑的陡坡吗?”为什么他的死引起喋喋不休的争论?要知道昆特是个“身材高大挺拔，活动敏捷”的年轻人。如此敏捷的年轻人摔死在路上似乎令人起疑，而且，“表面上(superficially)”这个单词颇能说明问题。他的伤口刚开始被描绘为可能是由重重一摔引起的，话语中也可以读出其他的原因，例如从身后狠狠一推，故意在路上放置圆滑的石头致人摔倒，等等。尽管在格罗斯夫人和家庭女教师看来，昆特的死是罪有应得，他为人太放纵，尤其是跟杰西小姐太放纵。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等级制度，杰西小姐虽然外出工作做家庭女教师，但她仍属于中产阶级的一员，是“一位淑女”，社会地位比贴身侍卫昆特要高。昆特与杰西小姐在一起，在世人眼中显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败坏了社会风德。
如果说家庭女教师从格罗斯夫人口中探出了昆特的“死因”，她却从未被明白告知杰西小姐的死因。在她的询问下，格罗斯夫人告诉她“在这里，她(杰西小姐)没有得病，至少看起来没得病。年末她回家了，她说是度个短假，但我们的家庭女教师一去不返，就在我盼她回来时，我听主人说她死了”(James，34－35)。主人从未告诉格罗斯夫人杰西小姐怎么死的。后来，在女教师的逼问下，格罗斯夫人道出了她对杰西小姐离开布莱庄园的真正原因：“她无法待下去了。想想在这儿，一个家庭女教师!事后我想过原因，而我所能想到的非常可怕”(James，57)。读到这儿，我们得把文本放置到其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维多利亚女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提倡纯洁完美的家庭生活的运动。有关性的话语均遭到忌讳。当时的小说家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对有关性爱的描写十分严谨(刘文荣，332－333)。因此在故事中格罗斯夫人不可能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