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率”性叙事、“执”性叙事与“智”性叙事
作者：宋晓英
后路铺垫得平整。
文字是用来让人感知和获得的，它可以映射人间百态更是对人心的拷问。作者以传神之笔、非凡的表现力完成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人物和事件的回顾以及对个人隐秘心灵的开挖。作者借晚会总导演的身份对文学界作了一次清算，借关于“文革”的传说或旧闻引出文人家族的算计和人心的机智，对京城文化圈拉大旗作虎皮亦文亦商的行为作了揭露。前卫艺术家和掮客马帮并不矛盾，玄妙的艺术观念和追求蝇头小利并不冲突。在这里，作家的功力不止在描人的惟妙惟肖：文化人往日的奋斗和风骨，今日的风采或颓败；还在于对岁月剥蚀后人被商业化扭曲或者被苦难所打磨的风华不在、精神萎缩、灵魂麻木做了深刻的开挖。大家都不容易，太聪明的和太敦厚的人都在呕心沥血里成就自己，勤奋，竞争，自虐式地努力，拼思想、拼观念、拼生活、拼人格，每个人都在做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生命消耗，在这样的群体中协调运筹实则不易。年老的未必圆熟，年轻的却功夫老到，或者根底不浅，成就中个人努力的成分超不过人际背景。在这里，“我”的不甚风雅、破口大骂的“大姐大”的形象实际上成为干练的，依靠自己个人能力、义气和魅力负起责任来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是对文学认真，对精神操守和文人立场坚持的形象。需要出力的时候出现的不是掮客就是端着架子的爷，人人都觉得冤枉，人人都想争功，只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影响大局，这时的“我”是组织者，是协调者，是全才，也是黔驴技穷者。当时的“我”对于八十年代人际纷扰无能为力，后来遁出国门的“我”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对文化颓败和文学精神不再心痛和悲哀，我不能够超脱。
作者在理解的前提下对人的分析入木三分，表面客观的原生态影像实际上是有所选择的记叙，剖析到内心，也悲凉到内心：人人都害怕担负责任，人人都想着在功劳簿上记上一笔。心腹至交可以成为工具，个人悲剧可以成为资本。有着这样曲折生命的一代人应该有着怎样火热的激情，然而只有聪明谦逊地做人，隔靴搔痒地批判才能够获奖，多产，不被批评。这些人捉摸人，捉摸事，计划周密，步步为营，却没有大爱大恨的激情和本色的真纯。有时候说真话，却不能永远说真话，人生经历都是小说或戏剧，可以为了某种目的而虚构，但又不是完全的虚构。作者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永远的倔强，看到自己永远不会聪明谦逊，看到自己即使自我放逐也不会忘记或者抛弃“激情”式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没有所谓的聪明和谦逊作本领，也没有贫寒的出身作本钱，更没有祖辈的辉煌作铺垫或者个人的苦难作资本，作者委屈、愤怒、悲凉、感慨，她看到文化人活着的人生有多艰难，掂量着自己的人生和创作怎样继续。既然网民和博客们都可以成为作家，那么作家和导演也可以以其他的谋生手段为职业，只要自己喜欢，保留说真话的可能。作者在这里体现的是对文化败落和精神失落的大的悲哀。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选择退守，因为看到自己的艺术生命也面临着萎缩，人格尊严面临着失落。理性的她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作为以中文为母语和思维主体的创作者离开祖国就意味着失去什么。作家和导演的地位，稳固的经济来源和大的读者市场。她对自己的另类生存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抛弃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而做一个外乡的打工者，但保留一份精神和创作的自由，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精神真谛的可能和随时转换职业的方便。
自恋的女作家总是有一些自欺欺人地夸大在海外的成功而避免提及在异族的资本主义商业背景下生存的艰难或者说讨饭吃的不易。张辛欣“率”性地指出其真实的处境：“我以为，真正在海内外同时‘巨大关注’的很少，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主体文化思考与关注点。海外拿回本土，一般的不出‘异国情调’点缀范畴。除非真给读者体察和认知自我生命的新的观照点。”她对自己出国后的处境也毫不隐瞒：“当回国探路的工具使唤，也被好莱坞新玩闹骗过。”和国内的作家相反，作者平静地接受文学不被关注、文学家不再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历史的必然和普遍性的时代现象：“我们处在各种手段和观众高度分化的文化时期。每一个文化载体都成为着过渡性手段，稍不留神，都成为孤岛，……我虽然还在各种媒体之间认真操作，同时，我很清楚各种媒体的局限性。但是，我不指责，也不对自己的努力有多少期望。因为：让你惊喜的亮点，在这里，在那里。”既然文学家的崇高必然会变为四海飘流的匠人的普遍，关注的焦点可以遍布在这里，在那里，遍布全球，失去了端着架子的某种尊贵的被尊崇的姿态可以换来生存和择业的自由，尽管千难万险、历尽波折，也是值得的。
“智”性写作
如果有什么比喻可以形容欧美华人女性自我书写文本的风格，可以说它蕴含了血的热、冰的冷和剑的犀利。生离死别的大爱大恨，爱和愤怒都是炽烈的，同时又是悲凉彻骨的，这些文本不是平面的、圆滑的、四平八稳的，而是充满着生命的汁液，蓬勃着精气和活力，但同时，它又是清醒的、沉思的，有着反观历史、超然物外的思想沉淀和知识含量，所以除了执著急切地表达的“执”性叙事与不吐不快的“率”性写作，还有科学理性的“智”性叙事。
“智”，指智慧，睿智。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由于欧美华人女性作家是历史的反思者并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处处留心，时时突破，在创作中力图通过自己的文本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这就铸就了她们自我书写文本中理性思维和灵感思维的因素，形成一种“智”性写作的风格。欧美华人女性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是采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即在生活体验层面上是感性的，在价值层面上是理性的。有着体察事物的敏锐、把握事物的准确，有着对于生与死、爱与艺术等生命终极意义的独特理解和精确表达。
出国后的曹明华不但在大脑研究领域有所成就，也在写作上有了更开阔的眼界。在《世纪末在美国》中，她认为以前的一些作品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关心自己的挫折感，或者讴歌自己强者似的成功，后来觉得这些情感都反映了在一个小天地里人的自我膨胀，在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里谈论这些，是不真实的。《世纪末在美国》记录作者的学习和生活，恋爱和交友，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写自己和数学家贝尔曼教授的交往。有别于其他女性缠绵的笔调，曹明华用理性的笔墨描述着这段浪漫激情从无到有，成熟到论及婚嫁，最后无疾而终的过程。这一段恋情给了曹明华另一种观察生活的角度，体现为自我书写散文中迥异于东方价值观的思想感悟。比如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评价，贝尔曼的一个观念引起曹明华的共鸣，那就是“失败者的美”。输者有时候有一种贵族气的美，因为他没有成功者的急切和不择手段；而优势赋予成功者的骄纵和凌驾于他人情感和利益之上的自我膨胀可能使他变得面目可憎。作者持一种始终投入，而又能及时遁出事外的理性创作态度，表达上于平铺直叙中见烂漫情怀，于热闹中现世事真相。欧美华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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