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率”性叙事、“执”性叙事与“智”性叙事
作者：宋晓英
摘 要：欧美华人女作家的自我书写文本充满了对于人的本质、命运与生存价值的沉思与感悟，其自我忏悔与民族自省的内容深刻犀利，触及灵魂，并表现出一种以“执”性叙事、“率”性叙事、 “智”性叙事为代表的个性化风格，为现代汉语写作增添了新的文学意蕴与语言特质。
二十世纪末，许多科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家远走他乡，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个体生存的最大空间，大陆出身的女性作家也不例外。张辛欣、虹影、曹明华等出国前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有所建树的女作家，在去国多年，成为在东西方游走的双重文化人以后，奉献给读者以新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张辛欣写出《激情遗址：一个关于80年代的自我传奇》等一系列自传性散文和《青春遗址》这样的“自传小说”。以《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和《一位现代女性的灵魂独自》关注中国女性精神境遇的曹明华再次以《世纪末在美国》引起注意。诗人虹影成为小说家虹影，以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演绎个人成长的历史。这些大量的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体现了作家在现实处境与文化语境变化以后与以往创作在视野和风格上很大的不同。关注这些作品，了解作家对中华文化新的视点上的审视、分析与对西方世界真实而深刻的多方位阐释，有一定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意义。
“女性自我书写”在本文中的涵义为“女人写女人自己”，特指欧美华人女性写作中对自我成长道路回顾的文本，包含其自传、自传体小说、自叙性小说、自述性散文等。生命移植的特殊经历使得欧美华人女性作家有着更多性别的、文化的、语言的敏感。这种敏感使她们的写作获得一种异于大陆女性作家的全新视野并产生出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具体来说，欧美华人女性的自我书写文本体现出“执”性叙事、“率”性叙事与“智”性叙事等三种不同的叙事风格。
“执”性叙事
在这些自我书写文本中，作者怀着焦灼与痛苦执著于写作，执著于倾诉，似乎不把这种个人的忧思和民族的忧患告知于读者，就痛苦难眠，所以表现一种“执”性叙事的风格。
“执”：执著，或者倾向于偏执，一种强迫性的倾诉。我们在李南央、虹影、张戎、郭丹的作品中看到对于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历史的沉重反思，对中国女性未来的深沉忧患，作者以一种心急如焚、夜不成寐的急切的心情陈述着现状和事实，以大声疾呼的姿态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融入自己的创作，在创作风格上，体现为一种“执”性叙述。“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想让我的女儿这一代，也能知道一个出生在政治旋涡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是多么的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基于“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的创作动机，欧美华人的女性自我书写文本表现出一种急切地需要读者理解并接受的欲望，在语言的节奏和叙述的语调上没有了女性主义写作“独白”式的沉思和“小女子写作”的自恋自足，也没有了“身体写作”的炫耀和陶醉，而是有了强烈的倾诉、批判与抗争的色彩。
虹影的整体思想建构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她的自我书写文字代表着被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她对任何等级观念有着偏执性的反驳。她有平民意识，对贫富不均耿耿于怀；她有性别意识，对中国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境遇极其不满；她有民间立场，对代表上层社会精神倾向的高雅文学或是卫道的所谓严肃文学不以为是。在等级森严、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中，她的文字代表着女性的、下层的、不被正统所承认的如私生子、城市飘零人和民间文化人的种种挣扎和奋斗的艰辛以及“我要翻身”的强烈诉求。为什么社会充满着阶层和地位的悬殊?“多少年过去，有权者依然觉得权力滋味鲜美，而被牺牲者现在要讨个声音。”《饥饿的女儿》是一个饥饿的、寻找自我的心灵。少女一直在寻找拯救自己的精神力量。在困惑中，她在追寻自己备受歧视的根本原因；在迷茫中，她放浪形骸，试图麻醉自己的神经，逃避痛苦和因袭的命运；在顿悟之后，她抛弃旧我，更生了新我。在命运的困厄和自我的挣扎之中，人物最后的行为完全脱离传统生存模式和世俗的伦理规范，表象上是颓废，实际上是反抗。当一个人开始说自己的故事并特别急切地让读者理解的时候，这些蘸着自己血与泪的笔墨会有些沉重，语气很有些急切，这就是“执”性叙事。
“率”性叙事
“率”字在这里解释为直率，率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蛊惑，不能回避，率性而言，坦诚无私。 张辛欣在其自传体散文《激情遗址：一个关于80年代的自我传奇》中对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归结。作者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文笔如手术刀一样无情。从文字表面来看，因为有了对世界比较广泛的了解和更加宽阔的视野，作者似乎没有了国内写作的直白和问题小说式的创作模式，事实上尽管对人和事有了宽宏的理解，藏起了笔锋，其批判的锋芒不减当年，因为她越是用理解的眼光去看，越是对现象的颓败有一种悼亡：“九十年代信仰涣散，精神跌落泥坑，……整个社会总在过分求‘新’，浮躁得像老顽童一样滑稽，传统中有生命的东西不但没有得到发扬，甚至连侥幸存下来的最后一点旧物也被时髦地包装起来，与造假古董、水泥复制古迹一起同流合污在后现代生意经的艳俗狂潮中。”站在局外的高度，张辛欣对国内文化现象和圈内纷争多了些超脱和豁达，也正是在这样的角度上，作者更能够在冷静回顾中述说真相，直达根本。
作者在这样的视点上思考：“假如没有出去——参与民主体制与环境污染辩论?参与文艺帮派打架或投靠新Party?保持政协和青委头衔?得到国家分的房子?出入各国大使馆文化晚宴?在电视上名人话题里说笑?或者，继续不在意一切地孤独活着，并大量吃安眠药?”假如没有出国，自然会继续享受着某些国家级作家或者导演的特权，但分析了国内文化圈子(自己所在的文学的和艺术的)所呈现的八十年代现状之后，她觉得自己无法从众，无法从属，缺乏和不屑于圆滑和忍耐，拒绝趋附，她的尊严，对精神独立和创作自由的渴望使她难以做到足够的“聪明”，她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作者一路剖析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景象和自己选择的得与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任总导演的文学界首都体育馆大型晚会是历史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是个人最后的反思。自那以后，文学的圈子分化了，有人退隐了，有人升迁了，有人逃走了。从著名作家到海外警察面前的受审者，从万人瞩目到无人知晓，从政府津贴的享有者、傲岸的诗人到国际资助人的乞怜者，命运大起大落，人生苍凉悲壮。作者不讳言自己也存了私心，做足了准备，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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