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阎连科小说研究述评
作者：孙晓东
三、２００１年至目前：整体观照的
理性研究时期
前一时期研究多集中于单篇文本的解读，这时期出现一批从整体上观照阎连科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如郜元宝的《论阎连科的“世界”》（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张志忠《从狂欢到救赎：世纪之交的“文革”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邵燕君《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由阎连科〈受活〉看当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等。这些成果里有对作家作品整体观照的，有的是作家的创作论，体现了研究者宏观把握的研究[光。同时，与前一时期研究中过多溢美之词相比，这时期研究中批评之声多了起来，有论者指出作为阎连科“内在审美视角择定的立场和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苦难”，使他“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有可能“窒息创作的灵气与生命”。陈思和认为阎连科陷入历史循环论中，“使悲壮与滑稽置于同一艺术效应里犯冲，艺术的力度就被消解了”。甚至有论者指出阎连科大力经营的苦难并没有回收到他所预期的震动、同情和泪水，认为这种“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不对称是阎连科小说的通病”。相对于以往一些零打碎敲的不痛不痒的点评式的批评，这些切中肯綮的评判无疑显示了研究者理性批评的[光。因此笔者把这时期称为整体观照的理性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集中于《坚硬如水》《受活》的评论上。
对“文革”这一重大事件的言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式的痛心疾首的谴责、揭露和批判，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曾取得令人炫目的辉煌。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文革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被人冷落的状态。二零零一年阎连科推出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无疑为这时期“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气象，被有的论者称为“一部重现恶魔性因素的书”，是“对后现代文体的一次成功模仿”，是当代小说中少有的“狂欢化”文本，是“权力的狂欢和生命的狂欢，荒诞与神圣、阴谋与爱情的狂欢”。研究者对《坚硬如水》的关注，更多是集中于它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面。汪政在《小说的快乐主义原则——兼评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一文中认为小说在“主人公兼叙事人的叙述视角”里展开故事，放弃了“谴责、批判、嘲讽或忏悔等早期的叙事伦理态度而将事件本体还原到当时情境”，“消弭了早期文革作品的悲痛与残忍，消弭了过分的情绪宣泄而使之进入智者的叙述、理性的思考和历史哲学式的观照”。这种通过叙事人与人物视角相统一的技术处理规避了创作主体等第三者视角的介入，使故事结构呈现戏仿化和寓言化，从而取得了“文革”题材创作上的突破。 有人还指出小说在叙事方式上“颠覆、解构了对‘文革’中心化的‘元叙述’”，采用了“缺席的叙述者这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并取得成功的效果”。甚而有论者认为《坚硬如水》是！择了“从‘性—政治’和‘文化—国民性’的双重视角”来透视在那荒唐的历史年代里我们民族的集体病态心理症状。这种[光里很独到的，观照“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单纯地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政治—人性”视角来讲述“文革”故事的叙述范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革”不仅是单一的政治事件，它更是一个危及整个民族灵魂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关于《坚硬如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肯定者认为，小说的语言是‘文革’语言的大比拼，是革命句式的小辞典”，这些陈腐的语言“把主题的悲剧分量和荒诞色彩尽情发泄出来，让荒诞和真实不可剥离，让肉麻变得有趣”。作者通过“红色语言”的“出色戏拟达到了对这种语言所产生、风行的年代的批判”，用“语言把我们导入那远逝的时代，刺醒我们民族疼痛的记忆”。批评者认为阎连科“过于放纵自己的言语”，混杂着“神话、鬼话、人话以及其他各色声响的嘈杂世界”在文本中直观地呈现为一种“怪谲的话语奇观”。林舟在《〈坚硬如水〉的语言误区》一文中着重从语言机制和语言运用角度指出《坚硬如水》语言运用上作家失去了“对叙述的控制力，被他设立的叙述者拖进了不由自主的语言漩涡”。我们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作家对文本语言的探索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作家创作中过分追求语言的陌生化、通感化，忽视读者的审美接受，进而影响读者对内容的接受，那么作家的创作或许是得不偿失的。阎连科后来也承认自己在《坚硬如水》语言上“失控”的试验。
随着中央“三农问题”的提出，现实生活中的“底层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长篇小说《受活》一被推出，立刻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一部充满政治梦魇的小说”、“一个中国版的失乐园与复乐园的故事”，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中国的《百年孤独》”。
《受活》的主题及超越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受活》的主题，有论者认为是“底层命运的寓言化表达”，“绘制了一幅荒诞而惨烈的中部贫困乡村的生存图景，揭示了国人的某种灵魂状态”，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一部“中国‘受难史’”。这些论述都是对阎连科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苦难主题论述的深化。关于《受活》的超现实主义写作问题，有论者认为《受活》是阎连科“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他在“小说的体式、叙述语言上卓越的独一无二的创造”，特别是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书写上，将鲁迅式的“国民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以及《古船》或《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送上了“上一世纪”；在写作上向“写实与非写实的契合点上又推进一步”。不同意见者则认为，阎连科的写作心态“骨子里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学年代的作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地位边缘化后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反应”。李丹梦在《从突围到沦陷：“独语”的叙述——评〈受活〉》一文中，从文本与阅读心理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作家这种极端写作本身所具有的局限：“独语”的叙述。邵燕君则由《受活》的写作看到了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向作家发出“重续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传统，不再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的呼吁。这些都是相当客观公允的评判。
此外，这时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日光流年》研究的余脉也值得关注。有论者认为《日光流年》在作家创作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自于它“透视民间的视角”。葛红兵在《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包装》一文中，由《日光流年》的先锋文学特征肯定了阎连科小说创作中的形式探索。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属于别一类，他独辟蹊径从文体角度去研究文本的索源体特征。这种文体研究是新颖独到的，是对九十年代关于长篇小说文体讨论的独特贡献，体现着一个学者别致的研究[光和思路，但这种以单一文本来命名文体，似乎有点证据不足的嫌疑，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不会像饥饿而梦求饱食样梦求文体，仅仅希望从文体的森林中，获得对故事的一点支撑。”这些研究从文本特征、叙事写作、文体方面丰富和深化着《日光流年》的研究，尤其是专门的文体研究更是填补前一时期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