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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小说研究述评
作者：孙晓东
摘要：当代小说家阎连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评论界“冷落”。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小说研究经历了从审慎地开始研究到整体观照的理性研究这样一个逐渐成熟和理性的过程。研究界基本把握了作家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叙事策略、语言风格及文体探索等方面，但比较而言，立足文本解读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把握的总体研究相对较少。阎连科与中外文化关系和研究视角的突破等方面都给今后的研究留下较大空间。
在当代文学史上，作家阎连科是个颇具小说创作才华的优秀小说家，被看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学中绕不过去的人物”。最初几年，评论界对这位被“冷落”多年的作家显得很审慎，每年只有零星的几篇评论文章。一九九四年以后，阎连科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重要评论家的笔下，研究文章迅速增加。二零零零年以后，阎连科又接连推出《坚硬如水》《受活》两部长篇小说，再次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据此，结合作家的创作历程，笔者以一九九四年和二零零零年为界，把阎连科小说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审慎的开始研究时期；一九九五至二零零零年丰富多元的研究时期；二零零一至目前，整体观照的理性研究时期。笔者将分别对这三个时期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梳理、概括和评述，以期能获得对阎连科小说研究的整体把握。
一、1991年-1994年：审慎的开始研究时期
现在见诸报端最早的研究文章是一九九一年朱向前发表在《文学评论家》第二期上的《阎连科将会怎样》。评论家敏锐地察觉到他现实主义框架中随处可见的“现代主义因子”。应该说评论家的[光是犀利的，这与阎连科后来的写实与现代主义手法纯熟运用的创作实践是相契合的。
这时期作家乡土小说的内容、主题内涵及艺术形式变化是研究界关注的方面。有论者认为《情感狱》是“一部求学史、爱情史，一部与命运的抗争史”。蔡桂林在《阎连科“瑶沟系列”的精神追求》一文中认为，“瑶沟系列”作品都写了无法回避的苦难与沉重，同时把作家创作与“新写实”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指出：阎连科“由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家前期作品热衷于超越政治经济的规范性批判，进入到了文化性原型的生态性考察；由所谓‘新写实主义’前期作品表现出的对叙述者自身的精心营造和对形式意味的偏爱，进入到对形式的故意放逐，追求新‘实’与新‘写’的统一”，达到“对人的历时性特征更为突出的写实”。这种把作家创作放到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来考察其乡土文学的创作流变和风格特色是较为精当的，这也是较早的比较研究的尝试。后来就有论者把“瑶沟系列”作品看作是“新写实主义思潮衰微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张德祥的《“瑶沟”世界及其他》在肯定作家“将主人公、叙述者、作家三重关系融于一体”，使“叙述显得真实亲切，自然朴实”的同时，指出作品故事“巧合得有些不真实”，失去了“一些生活的可能性”，故事结撰方式存在着“大同小异的模式重复”。这是很有见地的，作家后来创作题材、故事的重复已为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注意。
这时期对“农民军人”形象关注来自于阎连科的《和平）》为代表的“和平军营系列小说”。研究者发现，这些“农民军人”很难用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来评判，朱向前在《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一文中认为他们是处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体现“军队本质特征的底层军人的鲜活形象”，指出这些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暧昧的复杂面目”；他们的困惑是“人类、个体关于自身价值的困惑”。这样的论断是正确的，对于处在一个欲望社会的人来说，完全抵制欲望的渗透是不现实的，军营也不例外。这些“农民军人”形象实际上是对八十年代“英雄主义写作”中英雄形象的解构和质疑中重塑着的新的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朱向前在文章中把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放在乡土文学大背景上，与朱苏进等军旅作家创作相比照来定位，是很恰当的。这比单纯地以作品题材而把作家归类的武断做法科学得多。
总体来看，这时期研究主要还是在主题内容的挖掘、艺术形式的探索、人物形象的评析等方面，方法单一，研究成果平平，《中国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评论文字仅有十余篇，这与阎连科这时期旺盛的创作力是不相称的。同时，这时期对作家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因子”，对作品（如《黑乌鸦》《天宫图》《寻找土地》）中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手法缺乏关注，也为以后研究留下空间。但不管怎么说，主题内容的挖掘、艺术形式的探索、比较研究的尝试等都为下一个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1995年-2000年：丰富多元的研究时期
笔者之所以把这时期研究状况概括为丰富多元的研究时期，是基于两个事实：一是，与前一个时期相比，研究文章数量翻了一倍以上，研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出现了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思考和关注人的存在的文化，出现了试图用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来观照人物的如谭兴凤的《阎连科小说人物探析》等一些研究成果。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研究得到重视，有论者认为《寻找土地》《自由落体祭》中亡灵视点“消弭了生死界限，打破物理时空的限制，给叙述者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二是，研究视角的多元，除前一时期的比较研究，这时期还出现文化研究、哲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多元视角。比如，林舟在《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中较早看出阎连科对乡土社会的回望中所呈现出“文化批判的色彩”。宋红玲试图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来阐释小说主题。石曙萍在《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解读阎连科９０年代中篇小说》中站在女性话语立场上来解读阎连科的小说，指出九十年代阎连科的小说实际是一部“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丰富着阎连科小说的研究。
代表这一时期研究实绩和水平的是关于《日光流年》的评论。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且震撼于小说深广的生命历史内涵，惊异于小说宏大的篇幅和奇特的叙事。
对于《日光流年》的叙事主题，有论者认为作品表现出来的是“对生存、生存意义的绝望”。郜元宝在《报告应该报告的真实》一文中认为作品用“几乎凝滞不去而常常雕刻过深的笔触，重新描写农民，描写被进化的车轮甩在后面的中国”，“报告了应该报道的真实”。阎晶明则干脆从《日光流年》和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比较阅读中，指出《日光流年》是“直奔寓言主题而去的作品”。冯敏在《死亡与时间：〈日光流年〉主题揭示及其他》一文中认为这是一部“深刻表现时间与死亡的作品”。
关于《日光流年》的写作结构，有论者认为这种“颠倒时序的写法”是“有意打破时间的因果联系，把作家艺术想象力和生命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凸现出来”。 南帆在《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看法：“颠倒时序让时间成为叙事之中的一个特殊因素。”朱向前纯粹从现代主义写作角度看，认为《日光流年》是“以最现代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最古老的主题”，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挣脱重复模仿阴影的一次成功突围”。肯定阎连科的现代主义写作是对的，但仅凭一个文本就说是中国现代主义的突围是有点草率的。
关于《日光流年》的语言特点，冯敏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认为作品在语言实验方面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巴洛克式的语言道出人类的死亡恐惧，绘状了与生命意义相联系紧密的时间及其质感”，失误之处在于“大量象声词和通感手法运用压迫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