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描绘及成因分析
作者：何梅琴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历史上或现实中的世态炎凉、朝秦暮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他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③司马迁以晋里克杀奚齐、悼子而迎立惠公夷吾，与郑甫瑕杀郑子婴及其二子而纳厉公突相提并论，二人之被赐死，作者认为是“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的必然结局。在尔虞我诈，以市道交的社会中，抱信守节往往无济于事。荀息信守诺言，却至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即是明证。这是作者在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悟出的生活真谛。《汲郑列传》正文对汲黯、郑庄当时的遭遇炎凉一笔带过，在论赞中司马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了：“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癐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④有势则往无势则去，世风浇薄，一至于斯！司马迁是个极真诚的人，也是一个有着火热心肠的人，他渴望那种建立在侠风义骨基础上的真正交情，对于以利相交、利尽则去的势利世风，他怎能不悲叹。主父偃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成为天子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司马迁对主父偃的遭遇深表同情，对随风转舵的“诸公”极为愤慨，对墙倒众人推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⑤
二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对人性之恶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司马迁以其深刻的眼光，以其敢于正视人间所有罪恶的勇气，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令人震悚的人生实相。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由悲愤而至于认可，实在表现了司马迁一种无言的痛苦，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深刻体认。为了对抗这种人性恶的世界，司马迁更展示了人性中值得骄傲的优秀品质。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深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对士卒以情换心。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他们不为权势所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超越现实功利的节义之士。
《管晏列传》热情赞颂了管鲍之交，精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至足动人的友情，歌颂了一种理解朋友、信任朋友、为朋友不惜贡献一切的深厚情谊。鲍叔牙自幼同管仲交往，深知管仲有才能。当管仲被囚禁时，是鲍叔牙出面说情，解救管仲。齐桓公本想任鲍叔为相，可鲍叔却将管仲举荐给齐桓公，并“以身下之”。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鲍叔以最大的体谅来对待处于逆境之中的朋友，以其识贤荐贤的高尚品质取胜。可以这样说，没有鲍叔这位知己，管仲早已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权斗争的牺牲品，更不可能建立功名大业。鲍叔牙甘居人下的让贤精神，与李斯、庞涓之类“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险恶用心相比，何止天壤之别。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出自肺腑的心声，是对人间友情的最高礼赞。司马迁将《管晏列传》列于《伯夷列传》之后而成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正显示了司马迁的无限用意。如果说《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是为了弘扬一种最高的节义，那么《管晏列传》则展示了一种珍贵的友道。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说：“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以贵贱患难而有间，斯足千古。故于《管传》，即在仲口中，备言鲍子知我之感，慷慨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贤，则受知者之贤自见。”李氏所言，深得司马迁的微诣宏义。司马迁推崇这种知己之交，他认为知己之交应该超越一切世俗名利观念，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以最宽阔的胸怀来体谅对方，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对方，使两颗心灵在同一个频率上跳动。他认为知己之交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创造条件，让朋友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司马迁内心的呼唤，他对知己真情的渴望，又包含着他的痛苦的人生体验。
《季布栾布列传》载：栾布早年与彭越是朋友，汉初时作燕王藏荼的将军。燕王反汉失败，栾布被汉所虏。彭越听说后，用钱赎出栾布，又向刘邦求情，让栾布到梁国当大夫。后来彭越被刘邦、吕后强加罪名杀害，彭越的人头已被高挂在洛阳的街头示众，并有诏令曰：“有敢收尸者，辄捕之。”当时栾布正为彭越出使齐国，栾布回来后，“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栾布有感于彭越的知遇之恩和早年的贫贱之交，虽然明知这种举动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依然义无反顾，我行我素，不为朝廷的淫威所屈服。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人世间的这份真情显得十分珍贵，司马迁热情歌颂了栾布与彭越之间的真诚友谊。
《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热烈歌颂了轻生仗义、急人所难的游侠精神：“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足多者焉。”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郭解“以躯借交报仇”，“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锐身救人，排难解纷，甚至不惜牺牲自我。司马迁通过对游侠“为死不顾世”的颂扬，有力地抨击了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因为现实政治太黑暗，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忠奸不分，是非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尔虞我诈，落井下石，面对这个在功利社会中反功利的伟大人格，深知世态炎凉的司马迁怎不倾心歌唱呢？
《史记》反映人情世态的作品达十二篇之多，说明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深切关注。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迁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呢？
首先，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司马迁生活在我国封建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发展，潜伏的危机已经显现的时代。汉武帝外事四夷，发动战争，“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困难，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旨在搜刮、掠夺的政策，诸如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朝令夕改，弄得民不聊生。武帝晚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汉武帝表面上尊儒，实际上实行的是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专制统治，完全压制、扼杀了西汉初期那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文化局面。社会风气为之大变：过去君臣间的比较平等、能够推心置腹的关系不见了，变成了唯唯诺诺、噤若寒蝉的以皇上为中心的绝对服从；社会上过去那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反抗邪恶、打抱不平的风气不见了，变成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甚至趋炎附势、奉迎拍马、落井下石。司马迁生活在这个由盛到衰、由强到弱、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的现实，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扭曲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的现实。这是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能如此深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