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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描绘及成因分析
作者：何梅琴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的巨笔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地描绘了人情世态，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亲切感。司马迁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的原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司马迁的身世，他的悲剧心理要求，他的政治社会理想，实录精神等。
《史记》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一座千秋闪光的丰碑，它以其广博的内容，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司马迁把他的巨笔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到人的内心世界，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亲切感。他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丑恶的社会现象，愤激地抨击势利的社会。本文拟对《史记》中反映的世态炎凉现象作分析，并试图探讨司马迁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的种种原因，及为改变这种世风所作的努力。
一
人生在世聚散离合，实属常见。造成人与人聚散离合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利益原则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利益既是把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又是把人分割开的鸿沟，在变化无常的聚散离合中，见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司马迁对人情以市道相交，极有感慨，故于《孟尝君列传》、《苏秦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余列传》、《袁盎晁错列传》中反复言之。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后孟尝君在冯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相位，重新得势后的孟尝君非常憎恶散去的门客，扬言对回归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在说服孟尝君时的一段话是令人深深感慨的：“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冯谖把孟尝君的官府比作市场，当市场有物可购时，人们踊跃购买；当市场空荡无物时，人们自然不再光顾。对于孟尝君来说，他用以吸引宾客的货物不是别的，乃是金钱和权势，有金钱、权势则宾客聚，无权势、金钱则宾客散。孟尝君作为经营者，只能责备自己没有吸引顾客的货物，不能埋怨宾客具有选择的自由。
廉颇和孟尝君一样，也有过东山再起的经历，也发生过逐客受阻的事件，廉颇对世态炎凉也深有感触。《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然之理也，有何怨乎？’”廉颇门客把权势、金钱视为维系宾主关系的唯一纽带，而把自己当作待价而沽、能自行选择买主的商品。对于廉颇这位买主来说，当他已经不具备购进和储备商品的能力时，只能怪自己经营不善，无经济实力，怎么能怨天尤人，迁怒于自行流失的商品呢?既然这位门客把自己完全作为一个经济动物看待，人际交往中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之外不再承认其他因素的合理性，廉颇当然也就无话可说。廉颇的门客和冯谖一样，都用商品交换原则来解说人际关系，承认人的趋利是合理的，由趋利性所带来的薄情寡义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作为既定的事实默默地承受下来。司马迁通过宾客的言论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以市道交”的处世原则，以及追逐势利的社会风气。
世态炎凉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发展到了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程度。—个人的富贵与否，有势与否，不仅一般人会对他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就连亲人也会如此。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起初仕途受挫，“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窃笑之”。“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①可是，当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路过洛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苏秦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这里对家人产生凝聚力的不是苏秦在家中的归属角色，而是他的权势和钱财。苏秦嫂子的回答坦率得惊人，它毫不客气地撕破了宗法家族中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苏秦的感慨是深沉的，他从切身经历中已经体验到，对于世人来说，富贵比血缘关系更有吸引力。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家贫无以为业而又多才多艺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文君与之私奔，文君之父卓王孙大怒，“不分一钱”给她，听说文君夫妇卖酒为生，卓王孙感到耻辱，“杜门不出”。可当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奉使通西南夷路过蜀地时，“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②。在司马相如最贫穷的时候，卓王孙送去的是冷风寒气，使得司马相如雪上加霜。而当司马相如拥有权势的时候，卓王孙对司马相如一家的感情也升温发烫，不仅如此，卓王孙对司马相如、卓文君婚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司马相如与卓王孙关系的变化是戏剧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同样是贫贱与富贵，是权势和金钱的有无。
司马迁不仅广泛地描写世态炎凉的丑恶现象，而且，通过对这种现象的描写，全面而清晰地向人们展示：封建社会是如何扭曲着人们的心灵，如何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司马迁从他的自身体验出发，以一种直捣人性底蕴的勇气，在《史记》中为我们展示了种种人性的丑恶。置身于如此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很难寻觅到一种真诚而终身的友谊。
在《张耳陈余列传》中，司马迁以无限苦涩的心情，为我们叙述了一个“贫贱时刎刭之平交，以素心始而不免以市道隙末”的反目为仇的可悲故事。陈余张耳两人贫贱时“相与刎刭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对忘年交在人生苦旅中也确实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一种友情的牵引下他们互相扶持，走出了四处流窜的苦难岁月。陈胜起义后，他们受陈胜指令，先后立武臣、赵歇为赵王，张耳为相，陈余为大将军。他们都当了高官，就在这时，他们的友情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尽头。张耳与赵王被秦将围困在巨鹿城，陈余所部几万人驻扎在巨鹿之北。张耳几次派人召陈余救援，但陈余觉得自己兵力太弱，不是秦军对手，不敢前往。后来，项羽击败秦军，解除了巨鹿之围。张耳埋怨陈余见死不救，还怀疑陈余杀了他的救援将领陈泽。陈余怒，“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隙。”随着张耳、陈余权势的增大，他们之间的怨恨也越来越深。后来，陈余起兵攻打张耳，张耳败走投汉。汉二年，刘邦东击楚，请陈余发兵支援，陈余说，“汉杀张耳，乃从”。汉三年，张耳、韩信在汦水之上斩杀了陈余。至此，张耳、陈余以他们的相互仇杀对他们所谓的“刎刭之交”作了无情的嘲弄与践踏。对于张耳、陈余以恩始又误会又绝交又对立又兵戈相见以仇结的交往史，司马迁深为叹息：“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之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司马迁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使张耳、陈余由生死之交变成冤家仇人的因素，这就是权势。因此司马迁在为他们两人作传时，详细交代他们如何势利倾夺。在他们心中，没有真诚，没有信义，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可以指天为誓，愿生死与共；当利害冲突时，他们就反目为仇，互相争斗残杀。张耳、陈余始相善、后相恶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心灵中虚伪、丑恶的真相。司马迁把权势给人所造成的异化展现得特别充分，它腐蚀人的灵魂，离间人们之间的友谊，使人利令智昏，泯灭情义，对此，司马迁流露出无比的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