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描绘及成因分析

作者：何梅琴

　　第二，与司马迁的身世有关。司马迁二十壮游，走出书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河山，历时二、三年”⑥。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司马迁跋山涉水，行万里路，到社会生活的海洋中领略浩渺风烟，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与黎民大众共呼吸，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困厄鄱、薛、彭城，经历了艰辛与危险，他观察、了解、体验了世态炎凉。特别是他四十七岁时遭李陵之祸，被处死刑，当时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使司马迁感慨万千，极为伤心痛苦。受宫刑，使他陷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⑦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他不仅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而且看透了那种趋炎附势，蝇营狗苟的仕途官场的恶浊。面对着这个充满背叛与势利的社会，面对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险恶人生，惨遭现实痛击的司马迁有着切肤之痛。他深知背叛的惨毒，深知世态炎凉的苦味，深知人间的种种恶意。因此，他对这种现象特别敏感，对这类事情的感慨特别深，每遇此类事情，他的感情总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写入《史记》，以抒发自己的悲愤郁闷之情，正如当代学者钱钟书所说：“马迁于炎凉世态，如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者，殆别有怀抱而陈古刺今，借浇块垒与。”⑧明代的茅坤在《史记钞》中说：“太史公极苦心处，都是描写自家一片胸臆。”晁无咎曰：“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所遭，寓之于书。”这种自我与历史的苦涩交融，使《史记》散发出一种难以自持的凛冽寒意。
　　第三，与司马迁的悲剧心理需求有关 。司马迁生活的西汉前、中期，是一个激荡着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豪情的英雄时代，当时的士人们积极入世，勇于进取，充满自信心、自豪感。司马迁作为一个掌管天文历法，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天官，坚信天道始终循环，坚信自己正处在一个王者兴盛的伟大时代，坚信他本人是身膺五百大运的名世者。他曾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⑨司马迁要做孔子第二，并且身膺五百大运，这是一颗怎样激动的心灵，又是怎样广阔的心胸啊！他的理想太高，人生期望值太高，而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乏鼓舞人心的事件，但在司马迁看来，现实还是太平庸了。司马迁的悲剧心理就产生在这个理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司马迁的心灵实际上经常处于不满足状态，他时时有一种沉重的莫名其妙的忧郁与寂寞，他的情感世界也异常干渴。他盼望与同样的英雄心灵相互碰撞，盼望有几个与他的心灵用同一频率跳动的朋友，他盼望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内心情感、他的向往与憧憬、他的才能与创造潜力、他的痛苦与愤怒、他的寂寞与忧郁。可是，现实中这样的人和事太少了。司马迁通过对人情世态的描绘，通过对世态炎凉，以势相交的感叹与批判，通过对人间真情、信义的歌颂，寄托自己对人间真情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关注世态炎凉，批判趋炎附势，可以看作是司马迁满足悲剧心理需求的一种手段。
　　第四，与司马迁的政治、社会理想有关。司马迁强调为人处世应以情义为重，这是他伦理道德观念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整个人类社会史，无时无处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无人不有酸甜苦辣，人们多向往着和好、亲切相处，然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使无数受苦难遭冷遇的人为此心酸，有多少哲人智士对此苦苦思索社会原因，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对此麻木不仁。司马迁发现历史上许多人物遭受了世态炎凉的不公正待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不断在重演，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司马迁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即人与人之间应该慷慨相助，知恩图报。像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栾布与彭越之往，贯高及五百壮士与张敖之来往，都是司马迁倾心歌颂的。司马迁认为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大臣之间就该互相理解，平等相处。当国君的应该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当大臣的应当竭尽全力，报效知己，如燕昭王与乐毅，齐桓公与管仲，知伯与豫让，蔺相如与廉颇。然而，人世间的这种真情太少，司马迁更注重于人情冷暖的现实，通过对汉代现实的鞭挞，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表达司马迁对人间难得的真情、信义寄予莫大的关注，对人间友情、友谊的礼赞和渴望。
　　第五，与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有关。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⑩司马迁写《史记》，能坚持原则，勇敢无畏地秉笔直书，他说出了当时进步的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或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司马迁对当时受汉武帝宠爱的那些权贵红人们的骄奢跋扈、贪纵无耻，一一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汲郑列传》对武帝时代上流社会的世态炎凉，表现了极大的憎恨。《酷吏列传》反映了武帝时代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贵族们骄横跋扈，地方割据势力的图谋造反，土豪恶霸们的为非作歹，以及贫苦人民无法生活而采取的铤而走险等等。《魏其武安侯列传》关于人情世态的描绘，触及了封建帝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以上内容，没有实录精神的史家是不敢写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先秦、秦汉时期的人情世态，世态炎凉，以市道交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其范围之广，篇幅之多，关注之切，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批判、抨击，与他所处的时代，他自己的身世遭遇，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悲剧心理需求，他的实录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何梅琴（1964－），河南省平顶山人，河南省平顶山学院文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①战国策·秦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85页．
　　②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3047页．
　　③司马迁．史记·郑世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1777页．
　　④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3114页．
　　⑤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2936页．
　　⑥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41页．
　　⑦司马迁．报任安书．转引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610页．
　　⑧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第357页．
　　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3296页．
　　⑩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2，第2738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