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精神书写的可能及限度

作者：王　琼　王军珂

　　同时，“野地”上的人群形象是雷同的，失去了分明的个性。如果说有的话，只有一个字就可以形容：野。而这个“野”正是作家先在的理念设计。作品中的人物没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人都生存在茫茫不知所终的混沌无极的世界之中。肥、大脚肥肩、赖牙、龙眼、赶鹦，似乎他们仅仅是花草虫鱼飞鸟走兽一般的动物。每一个人不是作为单个而出现，是作为大地上的“一群”奔跑者。作者总是提到赶鹦为客人表演“数来宝”，但是从来没有具体的内容。赶鹦不过是作者的形象代言人，用不停的奔跑，展现野地的思想含义。作者似乎从来不想进入这些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本身的喜怒哀乐。巴赫金把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书写方式称之为“独白型”叙事，他说：“在独白型构思中，主人公是封闭式的……这样的形象是建立在作者的世界观里的，而作者世界对主人公世界来说是个客观的世界。要建立这个世界，包括其中不同的观点和最终的定评，前提是应有外在的稳定的作者立场、稳定的作者视野。主人公自我意识被纳入作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而主人公自我意识却不能从内部突破作者意识的框架。”[20]整体上的独白型结构，是人物沉默少言而行动气质却更像诗人和思想家的原因，也是张炜在小说完工后迫不及待地在《融入野地》中直抒胸臆的原因。因此，如何摆脱思想精神书写在小说叙事中的过分运用，并使之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就成为需要继续思考解决的艺术问题。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日，张炜在《九月寓言》引起文坛争鸣之时，针对“内向性”的批评曾经回应到：“浅俗的艺术使人平庸。在世俗的永不满足的、越来越贪婪过分的要求下，总会有一些拒不低头的知识分子。这也是我们的道德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总是送给世界一个讯息：仍然有人在好好地思想。”[21]显然，张炜对于自己的思想性不仅不把它视为局限，而且还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坚持。
　　其次，张炜对于人物本身的命运缺乏切实的同情和理解，仅仅是把他们作为书写的工具，尤其是他把时代潮流裹挟下的底层人物的困顿生活诗意化，这就掩盖了真相，遮蔽了人的真实需求。赶鹦和肥，固然表现出精神上的高贵、纯朴与强悍，但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她们都是“穷人”。“赶鹦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尥动不停的圆腿”[22]，在驰骋理想主义者的无穷想像力和热情方面，长腿赶鹦这个形象恰到好处。然而，赶鹦这样的穷人拥有这样的双腿，在这样的时代，是为了让穷人逃离城市化的野蛮修饰而作出的下意识的设计。只有穷人才会去不停地流浪漂泊，安身立命和安居乐业在当时的现实语境下，对穷人来说只是内心最深刻也最让他们自卑的奢望和想象。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张炜本意是借助于他们来表现理想走向和文化立场，然而，他不经意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大地上劳作的农民，除了开始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村庄以外，还要开始经历精神上无所皈依的事实。只有后退，后退到不需要财富和权力的蛮荒世界，以虚幻的野地想象空间来安顿不知所往但又到处奔突的灵魂。
　　时至今日，坚守诗意生活的道路，仅仅还是停留在作家们的虚构和抒情当中。对于形而上关怀和道德原则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谁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人们对精神价值的怀疑，也就不可避免了。张颐武说：“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状况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神话，它以拒绝今天的特点，把希望定在了一个神话式的‘过去’，‘失落’一词标定了一种幻想的神圣天国……”[23]张颐武的批判直指精神向度的虚幻性，应该说是点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思想争论的软肋。而张炜在《九月寓言》中的书写，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虚幻的精神观照乡村，自然不会有对苦难现实的正面强攻，这是张炜精神书写的局限。卡西尔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24]文学终归是人学，没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贴心理解，没有对乡村命运的全面思索，一切理想主义的漫游式书写，难免要成为文坛其他作家超越的对象。张炜的精神探索，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诗意化、精神化的乡村空间，从文化和哲学的精神向度上肯定其价值。虽然“野地”给出了一条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之路，事实上却没有正面回应知识界的困惑，更不用说直面知识界分化和冲突的现实。张炜回避了这些问题，也就达不到知识分子写作应有的高度。形象地讲，“野地”之“野”的虚幻性，决定了诗意乡村骨子里的软弱。
　　在“忆苦”这一章中，金祥的爹妈在饥荒之年临死前嘱咐他：“别歇气儿，往平原上赶，去吃那里的瓜儿！”[25]金祥一般的穷苦人吃到了么？平原，在他们尥起长腿飞奔而来后，果真就是在野地上无处游荡的金祥们的天堂么？但不管怎样，当九十年代发展到中期开始，人们对诗意、精神之类的书写逐渐感到有些审美疲劳了，时代呼唤脚踏实地、深入挖掘乡村真实的写作。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文学与传媒；王军珂，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①《九月寓言》，张炜写于1987年11月－1992年1月，此时正处于中国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作品初载于1992年第2期《收获》杂志，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开始引起更广泛的影响。
　　②③[21]张炜：《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张炜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第372页，第368页。
　　④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⑤昆德拉（Kundera,M.）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62～163页。
　　⑥对于“断裂”这个物质化形象概念的文学描述，较早的可以参见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2000年4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后来，孙立平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断裂”作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可以参见《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
　　⑦陈晓明：《移动的边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8页。
　　⑧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74页。
　　⑨《庄子·齐物论》。
　　⑩《庄子·天下第三十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
　　[11][13][14][15][16][17][18][19][22][25]《九月寓言》，《张炜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第4页，第86页，第15页，第149页，第12页，第366页，第342页，第7页，第153页。
　　[21]《九月寓言》封面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2]Ｍ·巴赫金，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8页。
　　[23]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24][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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