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精神书写的可能及限度
作者：王 琼 王军珂
摘要：《九月寓言》在90年代初的思想语境下，对乡村“野地”进行了诗意化的虚构和思想性的肯定，并把乡村作为时代的精神出路。《九月寓言》在结构上属于散点式结构。这种精神性书写有其不可避免的限度。
作品的诞生，往往有其复杂的写作背景，创作主体心理和社会文化语境，甚至文学史规律都可以作为作品出现的必然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张炜的《九月寓言》①就是这样。作为张炜在九十年代初贡献的独特的精神性文本，《九月寓言》的出现是一九九三年文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再像八十年代的《古船》那样去探求民族的秘史，以文化寻根来赞美乡村切实的、具体的价值，而是转向对乡村的诗意化的虚构和思想性的肯定，并把乡村作为时代的精神出路，从而使作品成为社会剧烈转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感应。出于知识分子时代角色重新定位的焦灼，张炜用“野地”的诗意建构为歧路徘徊者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认同的空间和身心安顿的家园。后记《融入野地》和小说一起，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时的思想姿态和文化选择。其后十几年间他对精神性立场的坚持，其姿态都可以从“野地”的诗意叙说中找到渊源。今天的张炜研究，已经把“野地”视为张炜和《九月寓言》的语象标签。这些也正是选择张炜和他的这部小说作为本文主体部分的论述起点的原因。
一、90年代初的思想语境
张炜认同于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同时也希望作品能够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重视。他说：“我一直对读者中的两种人十分重视。一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心气高，不自私，常常关心一些远远超出他自身能力的大问题，而不仅仅是有好的学养。”②由此张炜的文学书写具有了清醒的目的性和思想性，他曾说自己的全部作品“首要的任务还是投入思想者行列”③，寻找思想者的《九月寓言》正是这种书写态度的产物。
事实也证明，九十年代的张炜和八十年代一样，对思想和价值的关注始终是他创作的内在动力。这种坚持在同时期的知名作家当中比较少见，尤其是《九月寓言》，正好赶在“人文精神的流失”成为时代的文化问题和争论焦点的时候，它问世之后便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平台。据说，最初发表作品的《收获》杂志很快脱销，几个大城市都是这样。而张炜，作为一个早已成名的实力派作家，更以忧国忧民者和精神保卫者的形象成为九十年代初作家中的精神代言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经由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波动，一变为九十年代的实用、消费、休闲的文化时尚。曾经何其高贵的人文精神，在九十年代突然隐匿，“躲避崇高”、“拒绝承担”的白旗到处挂起，自我放逐和嘲讽解构成为一种文化时髦。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化想象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刻，张炜没有“下海”，也没有就此沉默不语退隐山林，而是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把这种坚守放在整个民族历史坐标系中做一个描述，并不容易，但关键词还是可以找到的，比如，浪漫理想、精神贵族、诗意生存等等。这些，都是以张炜为代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内心所不愿意放弃的精神支撑。
像张炜一样作出反抗的作家，还有陈忠实、李锐、莫言等等，而同时期的张承志更是激进化地提出“清洁精神”的号召，以反抗世俗性文化的崛起。作为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亲历者，王晓明曾这样形容：“八十年代过于关注人的上半身，而且对人的理解也太狭隘。当时人的心目中的偶像是哲人、诗人、政治的改革家，是慷慨、沉思和浪漫等等。那么到了九十年代，风气大变。人们竞相把那些东西排除在具体生活的想象之外，心目中的偶像也随之换成了老板、有车有钱、豪宅美女，似乎又注重下半身了……”④其时，不仅大众如此，也有许多作家耐不住诱惑，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搁置一旁，甚至不少先锋派作家，也转向世俗生活的描绘。论证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成为与商业主义结盟的最好途径。
显示时代精神走向的一个标记还有“精英”这个词语的变异。八十年代，“精英”是大众仰慕的对象，而到了九十年代，竟然成了一个贬义词。米兰·昆德拉谈到“精英”问题时说：“‘精英主义’这个词在法国到一九六七年才出现，‘精英主义者’这个词在一九六八年才出现。第一次在历史上，语言本身在‘精英’概念上笼罩了一种否定的、甚至蔑视的色彩。……它让人联想到，在整个欧洲，文化精英正在向别的精英让出自己的位置。在那边是让给警察机器的精英，在这边是让给大众媒体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没有人会指控他们是‘精英主义’。”⑤作为有着几千年士大夫精神传统的中国，竟然这么快就抛弃了“精英”立场和对于真理、知识、道德及其化身的信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甚至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断裂”⑥。陈晓明把这样的局面称之为“文化溃败”。他说：“文化溃败乃是对人文知识分子长期压抑的必然结果，而商业主义轻而易举就掠夺了这个胜利果实，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文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在文化上没有代言人，没有捍卫者的时代，当今中国是一个被它的文化捍卫者背叛、愚弄和遗弃的国家。”⑦
张炜这样思想探索意识比较自觉和鲜明的作家，对上述状况不可能无动于衷，内心强烈的失落和困惑，促使他以小说叙事的方式进入理想生活的构建当中，为时代交出了一份文学化的精神档案。“融入野地”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拯救和自我超越之路，展示了一种对文化溃败时代的抵制姿态。尽管并不是所有批评家都很欣赏《九月寓言》表现出的小说水平，但其独特的时代性作用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⑧。
二、诗意化的诉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社会生活，精神性资源逐渐流失，物质成为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它的影响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导致人伦关系很大程度上简化为利益交换。这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理想生活无疑是相悖的。陈嘉映曾经说他的理想是一片广阔的草坪，在烂漫的春光下，作什么的都有。充满诗意的表述，简单却能引起共鸣，这与八十年代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精神有深刻的内在勾连。对于精神生活日益贬值的时代氛围，张炜反其道而行之，重申精神对于人的存在性意义。而要传达这种理念，张炜借助了对“野地”语象整体诗意化的方式。对于理念的传达来讲，诗意化，无疑是让读者接受自己精神生活主张的最好的修辞方式。这种诗意化的方式具有极强的目的性，所有的叙事策略都指向了“意”。由此，张炜的诗意化，就负载了较多的思想重量。
野地，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它勃郁浓厚，也是伟大母性深沉蕴积的地方。融入野地，回归故地，于大地母亲的阔大胸怀中，重新找寻人之初的善良质朴，找寻生命更新的活力本源。安于野地的“寂静无声”，不是逃跑或投降，而是为奔腾不息的灵魂抚慰创伤积蓄力量。张炜以一个大地之子的赤诚，怀抱一颗温润虔敬的心灵，描述了社会转型期精神救赎的希望之路。
在野地的描述中，我们强烈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天人合一观念对于张炜写作的影响。与天地同呼吸，与万物共俯仰，是中国人历来的最高生存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⑨，“与天地精神往来”⑩等中国道家观念告诉我们，要走进大自然，领悟大自然的神韵，体会大自然的思想感情。与天地参，与天地合，与天地化，由此才能制造出宁静高远和澄澈清明的境界。由这种精神反观《九月寓言》的写作，就会发现在“野地”语象的建构中，张炜笔下的空间呈现为整体的意象化，在老人一般的叙说中，语言动听犹如诗歌般富于音乐性，人物也成为某种浪漫思绪的化身，故事结构散漫没有中心，照应了老人从容悠然的回忆特征。这些与“野地”语象诗意化相一致的写作手法，营造出一个“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