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游戏与自伤的复合
作者：马 萌
据顾学颉①､王拾遗②两位先生考证，白居易青年时期曾在徐州符离与一位名叫湘灵的邻家姑娘相爱，由于湘灵出身普通百姓之家，与官宦白家门第悬殊，结果二人未能结为眷属。陈寅恪先生说:“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③为前途计，白居易被迫与湘灵分离，但是这段恋情让他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王拾遗先生首先将“湘灵情结”纳入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考察视野④。之后，丁毅､文超提出“自伤说”:“《长恨歌》中的帝妃悲剧并不是历史人物再现，而是凭借古人亡灵寄托白居易与湘灵永别的遗恨”，“白居易取材于人所共知的李杨悲剧，表现出他与情人永别离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写了一首凄婉的哀歌”⑤。
对比《长恨歌》与白居易此前创作的涉及湘灵的诗歌，可以发现部分诗意极为相似。例如，“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寒闺夜》)，孤灯挑尽未成眠”(《长恨歌》);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凉夜有怀》)，迟迟钟鼓初长夜(《长恨歌》);“月冷霜华凝”(《长相思》)，“鸳鸯瓦冷霜华重”(《长恨歌》);“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冬至夜怀湘灵》)，“翡翠衾寒谁与共”(《长恨歌》);“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长相思》)，“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潜别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潜别离》)，“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毫无疑问，《长恨歌》中存在白居易自身恋爱经历的移情。迄今，“自伤说”已经提出十余年，然而《长恨歌》主题依然聚讼纷纭，没有止歇的迹象。这说明，“自伤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单纯的“自伤说”不能够彻底解决复杂的《长恨歌》主题问题。
二
白居易《长恨歌》在人物形象､创作态度､道教观念方面存在明显的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深化《长恨歌》主题的探讨。
（一）人物形象。读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能将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历史上的人物，但是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同样不可取。《长恨歌》的主人公玄宗和杨妃是两个历史人物，了解历史上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怎样是十分必要的。玄宗在宠幸杨妃的同时，还与杨妃的姊妹纠缠不清。张祜《集灵台二首》之二:“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玄宗看重杨妃的，主要在于“色”。《旧唐书•后妃上》言杨妃“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杨妃原为玄宗十八子寿王李瑁妃，杨妃入得宫中对玄宗如此地积极主动，说明她之所爱，在于荣华富贵，而不在于“情”。
在白居易涉及杨妃的诗歌中，杨妃基本上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唯有《长恨歌》例外。《胡旋女》诗，认为唐王朝的衰败在于玄宗的迷惑，而导致玄宗迷惑的罪魁，一为安禄山，一为杨妃。《李夫人》诗，一方面讽谕玄宗惑于杨妃，另一方面又在诗末无可奈何地为他开脱，“人非木石皆有情”，何况遇到的又是倾城倾国色。这里，白居易的所谓“有情”，是就玄宗而言的，对杨妃没有丝毫的同情，有的只是批判。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二云:“唐人赋马嵬诗者，动辄归咎太真。”唐代帝王素有沉湎女色的传统，可以指责的并非玄宗一人，而他竟时时成为唐人议论的中心，这与其说人们斤斤计较于玄宗不端的个人生活，不如说他们更为关注的其实是国家社稷的发展走势。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主要责任在于玄宗纵逸生骄､任用非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李林甫治乱已分，而此时杨妃尚未入宫。当然，王朝衰败亦不能说与杨妃毫无干系，尽管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她却凭借玄宗对自己的宠幸，成为反动的杨氏集团的保护伞。玄宗身为帝王，唐人不能不对他有所维护，而国家衰败的责任又终须有人承担，于是诗人们避重就轻，以“女人祸水”的传统观念作为挡箭牌，将主要罪责强加到杨妃的头上，对玄宗的讽谕大打折扣。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杨妃是“褒､妲”(杜甫《北征》)，是“妖姬”(刘禹锡《马嵬行》)，而玄宗不过是受女色迷惑，一时行为有误而已。作为唐人，白居易身上不可避免地打有时代的烙印。白居易《长恨歌》着力渲染玄宗和杨妃的真挚爱情，诗中的杨妃是一个多于情而又忠于情的纯洁女子，二人的形象不仅严重背离史实，亦与白居易受时代观念影响，在《胡旋女》《李夫人》诗中所持的立场不符。
（二）创作态度。在《长恨歌》问题上，白居易处于理智与自惑的矛盾之中。白居易对《长恨歌》欣赏而不看重。他所欣赏的，是《长恨歌》的情调､韵味。《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他所轻视的，是《长恨歌》的创作态度。
元和十年，白居易自编诗集一十五卷，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前三类属于古体，后一类属于近体。作于同年的《与元九书》，对此次结集的不同类别进行了评价。白居易重讽谕诗和闲适诗:“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轻杂律诗:“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甚至认为，杂律诗“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白居易有意以杂律诗的形式写“释恨佐欢”的内容，因而杂律诗的分类不能说纯粹出于形式上的考虑。四类诗中，白居易评价了三类，唯独没有评价感伤诗，只是交待了感伤诗的分类标准:“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讽谕､闲适､感伤三类，均符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所以白居易没有像对待杂律诗那样，说出“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的话来。与讽谕诗､闲适诗多关涉政治不同，感伤诗侧重于表现个人的内心体验。尽管感伤诗､杂律诗都是写个人的一己之情，但是一个“为事而作”深切真诚，一个“亲朋合散之际”“率然成章”。白居易又云:“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将原本收在感伤诗里的《长恨歌》同“略之可也”的杂律诗一并表示轻视，说明《长恨歌》与杂律诗在某个方面存在相通之处，这相通之处，恐怕就是“亲朋合散之际”“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吧。
元和元年春，白居易《策林•议文章》云:“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白居易反对诗文中因“率尔而言”“斐然成章”而产生的虚美之辞､愧辞，然而同年十二月他所创作的《长恨歌》则不然，诗中辞句华美而内容失实，虚美之辞､愧辞比比皆是。据黄永年先生考证，“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黄埃散漫风萧索……旌旗无光日色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等，或违背史实，或颠倒季节，或不合人情。⑥这些还只是局部的虚美之辞､愧辞，如果从《长恨歌》对李､杨形象的彻底改造来看，恐怕说它通篇都是虚美之辞､愧辞也不足为过。《长恨歌》没有遵循《策林•议文章》所倡导的严谨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