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非主流形式“补白”
作者：岳 斌
摘 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了朱晓琳若干留学题材文本，从文本出发结合全球化语境的思考，展开对作家创作理念的论述，剖析这位在文坛主流创作队伍中并不以形式的实验和探索见长的女性作家。
当我们去把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直至今天的中国文坛的局面时，“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八零后作家”等许多新鲜的命名出现在等待阐述的空间，在这些创作群落制造的文本世界中充满了实验的色彩和先锋的味道，以至于当人们回头张望或者环顾四周的时候也许会遗漏了一些独特的风景和孤单的背影，朱晓琳就是这样有可能被主流文坛遮蔽的作家。事实上在这些年的文坛朱晓琳的名字并不陌生，她自一九九零年至今已经发表了十数篇中篇小说，其中许多在《小说月报》上转登，还有若干作品成为影视改编的对象。但，必须承认她的创作不是属于新潮或先锋型的创作，那些充满挑战味道的标签和变化莫测的批评名词并不适合概括或者指认她和她的文本世界。朱晓林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领域——留学题材，“一个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定的”①。她多年留学法国的生活体验和现在长期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比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上海的涉外工作经历都使她熟悉并深刻体悟了留学生活题材。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佛斯特说:“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朱晓琳正是以其情节丰富､故事性强的文本形成了一个九十年代以来文坛个性化的创作区域，在这个特色清晰的区域里她勤奋并聪慧地耕耘，给读者带来了阵阵新鲜的气息。
虽然从创作言语方式上朱晓琳没有眼花缭乱的艺术尝试和探索，但她和她的小说已经用自己的言语方式筑成了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解读这道风景的两个重要路径就是作家文本呈现的中西文化撞击､交汇或者融合过程中的生存质疑和生命态度以及作家舒展､开放､诗意的写作姿态。事实上，她的文本意义不仅在于开拓了并补足了关于留学生活题材在文坛的一块天地，更深刻的在于她以这类题材为平台构建了多层次的存活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相互的冲击､背离､交汇､融合的舞台，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晓琳的文本世界中所涉及到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对人物性格及精神层面上的影响与同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书写海外新移民生活的严歌苓的文本有着明显不同，严歌苓更倾向围绕最具文化冲突力度的身份和情感讲述海外华人的弱势处境，讲述这种处境中逾越文化差异达到沟通和平衡的艰难和付出的昂贵代价，她的写作目光是警惕和审慎的，在审美向度､写作风格上和朱晓琳存在相当的差异;且两个文本关注的异域地区也是不同的，一个重心在欧洲，一个目光集中在美国，这也意味着她们在处理题材乃至挖掘主题上的必然差别。
异域文化的镜子
在大多数的作品中，朱晓琳都涉及到了欧洲，欧洲的历史背景､人文景观､自然风貌､风俗人情等等，“异域文化”成为朱晓琳书写的特殊情结，这里不仅有中国留学欧洲的书写角度还有欧洲学生留学上海的书写角度(当然实际上也有关于其他国家和中国文化之间相互摩擦的文本)。在《走过香榭丽舍大街》里有对塞纳河边充满法国浪漫气息的生活场景的描写;《无国界叙事》有多元化的异国味道，俄罗斯式的､拉丁式的､日本式的风俗习惯，民族特征;《哥本哈根的雨》则涉及到了丹麦的社会法律制度和“9•11”事件的影响;《巴黎黑与白》描写了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场景､滑铁卢古战场和巴黎街头文化;最近发表的《守望马其诺防线》更是大量记录了法国德国文化历史背景，从“二战”背景史实到地方特色浓郁的风俗画面，有些地方几乎堪称考据详实。这种对异域文化气息的强烈书写气息赋予了她的小说文本一种独特的风味，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化这块多棱镜才折射了纷繁的人生画面和生存形态，当我们试图阐述朱晓琳文本内在魅力时，文本呈现的中西文化撞击､交汇也或者融合过程中的生存质疑和生命态度就成为解读的关键路径之一，这里存在一个随着创作语境而变化的轨迹，沿着这个轨迹可以看见一个小说文本世界里的不同颜色的文化是怎样“对话”的。
作为解读路径的文化印记首先是从生存的困境和尴尬层面开始的，异域文化的内容隐含于生存的层面中，像汉堡包一样生活从现实和功利两个层面将文化的本来魅力包裹､挤压。在朱晓琳稍早一些的作品中，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留学生活充满艰辛，《走过香榭丽舍大街》里岳怡刻苦地学习､坚韧地奋斗是为了可以拥有一个在法国最好大学学习的机会以获得更有安全感的生活;《中国护照》里邹亮谋得里昂中央工程大学的岗位的过程也是靠着执著和不懈的追求，甚至写到移居国外的生活也是在贫穷和屈辱中挣扎;《哥本哈根的雨》中简骁勇最能代表这方面的例子，他放弃了国内作家的体面身份，在丹麦哥本哈根惨淡经营一家甜品店，不仅品尝着生活的艰辛还忍受着家人受辱的痛苦。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朱晓琳早期留学文本中成为主要内容不是偶然的选择，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热和“新移民”作为叙事资源就开始风靡，事实上整个九十年代已经充斥了许多关于留学话题的文本，从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到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再到后来陈燕妮的《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等文本均在畅销，据统计仅一九九二年出版后一年时间中《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四次印刷销量高达五十万册。在一九九二年根据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留守女士》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出国热给中国文化心理的冲击和考验，同一题材《大撒把》则成功地用温情脉脉的风格让人们不论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关注留学出国。在朱晓琳的文本世界里正应和了同类题材的同构历程，在早期的文本中反应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热的延续，必然在描写上更多的是关于生存和现实的问题。在现实层面包裹中的异域文化，也隐约流露着变化不定的色调。在《哥本哈根的雨》中，简骁勇痛苦地选择着:回国或者坚持，他的妻子茹蔚则为了我们熟悉的面子问题牵强支撑，丹麦社会文化在他们生存的困境和家庭的不幸中不和谐地点缀着法律的苛严､民族歧视的包围､社会治安的糟乱。而《走过香榭丽舍大街》中岳怡学习生活的艰辛折射出法国社会的多面，小说里不仅有法国特有的浪漫和温情也写到了社会不安的因素和动荡的局面，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和魅力并不比中国姑娘的刻苦吸引更多的目光。因此，可以想象在一个关于现实生存艰难的平台上是不大可能建立美丽迷人的欧洲文化景观的。异域文化作为独立存在浮出生存的水面，露出其本身的魅力，是在朱晓琳后续的创作中逐渐体现的，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相遇也开始不再剑拔弩张，不同色彩的文化在相遇的语境中冲击交汇并充满融合的可能，带给生命个体多姿多彩的表演空间。这一点在外国留学生留学中国的文本中更多地呈现出来了。《无国界叙事》和《永远留学》是这样的例子。《无国界叙事》表现了诸多文化的“大合唱”，对俄罗斯艺术文化的怀旧､对欧洲文化和拉美文化通过音乐形式形成的融合､日本人亲情的展现等等;相比之下《永远留学》是一首抒情的小夜曲，丸山秀司这位日本共产党员，最终在中国成为一个班上最老的留学生，日本民族的性格和东方温情式的生活方式融合一起，虽然许多事情是不尽如人意的，但丸山秀司毕竟是心甘情愿地永远留下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地球村邻居》，仅看题目也明了意义的一二了，可以说“全球化”语境的出现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人生存模式的搭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