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审视帝国叙述和神话制造

作者:高文惠




  雅各布的叙述显示了他控制、书写异域历史的需要,明显属于为制造民族主义白色神话服务的欧洲旅行叙述的文本系列,这种加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模仿。雅各布在组织自己的叙述的时候,在他的面前存在着众多的历史文本以供参照,当然这种参照在他的叙述中是要隐藏起来的,但是有时还是会跳出叙述的表层:当他在远征途中第一次遇见一群霍屯督人(雅各布称他们为野生的霍屯督人,以与他那些被驯服了的霍屯督仆人相区别)时,雅各布意识到他的奇遇会有许多种可能,他的头脑中出现了许多纷乱杂陈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是来自不同的旅行叙述作品的陈词滥调,在众多可能性中,雅各布镇静地考虑自己可能采取的路线:
  
  在心里我平静地追踪无休无止的内部冒险的不同的道路:遵循的次序,内部的争论(反抗?屈服?),手下转动他们的眼球,节制的言词,平静,快速的行进,隐藏的峡谷,宿营,灰胡子的酋长,奇怪的人群,欢迎的话,紧张的声调,和平!烟草!火器的展示,敬畏的咕哝,礼物,报复的男巫,庆祝,过量供应,黄昏,被挫败的谋杀,黎明,再见,滚动的车轮,遵循的秩序,内部的争论,转动的眼球,紧张的手指,射击,痛苦,突击,炮火,匆忙的离开,追逐的游牧部落,向河流行进的一批人,遵循的次序,内部的争论,漫不经心地扔出的刺中要害的长矛,逃跑的手下,通过肛门的圆篙,在野蛮人营地中的仪式的肢解,喂给狗的四肢,给第一个妻子的生殖器……”
  
  这段描述至少包含了四种欧洲旅游者与土著遭遇时的完整的情节,这些可能的情节都是来自欧洲的旅行叙述,库切对各种各样的旅行叙述所作的镶嵌混成使雅各布的沉思成为“白色写作”的一个缩影。这些叙述将被沉默化的土著居民强行嵌入欧洲人的话语,因而完全是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浪漫化的虚构,阿兰•卡迪讷(Allan Gardiner)指出,“殖民话语的这一方面并非源自对真实的殖民经验的再现,而是源自(欧洲的)公共象征秩序”⑨。很明显,雅各布对这些旅行叙述中的程式化的情节的搜寻,也是为了建构起现实的殖民秩序和帝国的权威神话,他的叙述自觉地进入了殖民话语的象征结构。
  谁在言说决定着谁掌握着权力,在这一意义上,“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就是一次阿非利肯人的权力运作,雅各布的叙述有没有可信性?作为文本话语的真正编织者,库切的回答是否定的。库切在“雅各布的叙述”中,模仿欧洲的旅游叙述模式及其象征结构,用意不是为了支持和添加,而是为了削弱乃至颠覆帝国的话语霸权,他的模仿是反讽性的。雅各布虽然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可靠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但他却无法摆脱是他在控制着叙述的事实。雅各布对话语的操控、对叙述的选择主要通过他的自我表演而显示出来,但是重复的技巧,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重复,首先表现在文本内部情节的重复上。最显见的、也是最能引发研究者兴趣的重复,是关于唯一跟随着雅各布离开霍屯督村庄的仆人——克拉沃的死亡的叙述。一种描述是在主仆二人穿越“大河”时,克拉沃被急流冲走,淹死了;另一种描述是穿越大河以后,克拉沃患上重病,雅各布就将克拉沃抛弃在一个山洞里,独自离开了。卡拉弗尔(Gallagher)指出,“对克拉沃死亡的不同描述不仅是强调叙述的虚构性的装置,而且正如彼德•柯诺克斯-肖所说,它的‘意图在于警告我们:唯一的见证者可以轻易篡改对自我表现有关的事实’。作为全能的历史的记录者,雅各布可以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建构历史,我们在他的叙述权力面前是无助的”⑨。的确,由于克拉沃的死亡事件是由雅各布告诉大家的(其实整个探险过程都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只能知道他选择告诉我们的故事”⑩。在两种描述中,克拉沃的死亡似乎都没有雅各布的责任,反倒突出了仆人对主人的忠诚和主人对仆人的高贵的友谊,尤其是两人在山洞里分手的场景的描述,令人感动:“我为他做了必须的所有事情。我设置了防风篱,我收集了柴火和我所能认识的所有可以使用的植物。‘再见,主人。’他说,他哭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步履艰难地走开了,他挥手告别。”雅各布抛弃克拉沃,据雅各布自己所说,是出自理智的衡量,因为如果和克拉沃在一起耽误行程,意味着两个人的死亡,但如果自己先行离开,可以尽快到家,再找人来救克拉沃,这一计划本身无可厚非,但耐人寻味的是,此后,克拉沃便在雅各布的叙述中消失了,叙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雅各布去兑现那种“西方的诺言”,而且,在离开了克拉沃之后,雅各布的情绪突变,由依依不舍的别情转变为从“七天的观察的眼睛和倾听的耳朵”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的酣畅,这种情绪的突转不符合常理,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雅各布隐藏了什么,而这些被隐藏的东西肯定是对自我的形象和白色民族主义事业不利的。
  重复,在更深的层次上,还表现在文本独特的叙述结构上。“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文本的汇编,它包括了四个叙述层面:(一)雅各布•库切对旅程的第一人称自述;(二)“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的编辑者S.J.库切所作的序言(在文本中被安排为编后记);(三)一个附录:由官方出具的关于雅各布•库切的旅行的具结书;(四)“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和S.J.库切演讲的英文翻译者(“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原为荷兰语文本,S.J.库切的演讲则原为阿非利肯语文本)、作为作者的J.M.库切对“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的再编辑。
  作为阿非利肯人的历史学家和雅各布的叙述的编辑者,S.J.库切的阿非利肯人民族主义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编后记(在阿非利肯语的翻译本中,这是一个前言)中,S.J.库切将雅各布视为民族英雄,他认为雅各布对南非大陆深处的探险,一方面是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阿非利肯人的剥夺和限制的反抗,是在为阿非利肯人创造一个摆脱英国人控制的未来;另一方面也是在实现上帝给予的特选子民的特殊使命,占有非洲,让非洲的异教徒臣服。他提出南非土著居民的衰落是“天真的必要的损失”,“这一想法可以让我们舒适一些”。除了对雅各布远征的价值、意义和相关的记载的详细分析之外,S.J.库切还对雅各布对大陆深处的覆盖和重新命名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他还提及了雅各布在纳马科人村庄的短暂居留、归家的旅程和在汉德里克•豪普(Hendric Hop)队长率领下的第二次远征,但只是一带而过,按照S.J.库切的说法,是因为尽管这些经历“充满事件,却是与历史没有关系的事情。人对未来的插入是历史,所有其余的事情,像路边的延误,折返的路等等,属于在夜晚的壁炉边讲述的轶事”。很多研究者指出,S.J.库切的这篇介绍中出现了许多不准确的、误导性的参考,这揭示了像S.J.库切这样的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再生产仅仅是一种伪造和虚构,背后隐藏的是帝国的意识形态。
  作为作者和翻译者的J.M.库切,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忠实于原著、站在中立立场上的翻译者,而是S.J.库切的对抗者。他通过文本间的冷嘲和对历史资料的增删,颠覆性地对S.J.库切的产品进行了再生产,揭示了S.J.库切的编辑所隐含的帝国意识形态和白色神话的制造过程。库切在“译者前言”中就指出,“现在的文本是对‘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和我的父亲的前言的完整翻译,前者是荷兰语,后者是阿非利肯语。我自作主张地把我父亲的前言以编后记的形式放在了文本的后面。在附录中,我又加入了官方在一七六〇年所作的雅各布的具结书的翻译。如果没有这些变化的话,我在文本中制造的唯一的变化是重新采用了两三个我父亲的编辑本中所删去的段落……”“雅各布•库切的具结书”,是一七六〇年在好望角的城堡里记录下来的,是一种官方的历史报告,它详细地记载了旅游的时间、沿途发现的自然资源和几次与土著居民的和平的遭遇。克诺科斯-肖等研究者认为,超出这一记录之外的部分或者是一种虚构,或者是一种蓄意的破坏[11]。库切将它放在附录的位置,用意就在于以它作为参照进行对比,显示出S.J.库切的编辑和自己的再编辑到底省略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这些增删又说明了什么。与具结书相比,“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对遗弃、背叛和第二次复仇之旅的改写和增加:具结书中提到雅各布在返回时“被他的仆人所遗弃,但没有受到前面提到的纳马科人的干扰……”“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中,除了描述了仆人的背叛以外,还影射了雅各布对老仆克拉沃的遗弃,在纳马科村庄里,雅各布的想象的西方自我的完整性受到了威胁,为了恢复这种被毁坏了的完整性,雅各布发动了第二次的复仇之旅,血洗纳马科人的村庄。恰恰是这种改写,再加上叙述声音背后的J.M.库切的冷嘲热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人的权力的游戏。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