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审视帝国叙述和神话制造
作者：高文惠
帝国的叙述，作为殖民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比军事殖民､经济殖民更重要的文化殖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此，戴安娜•布莱顿总结道:“在整个殖民主义领域，欧洲人的文本和他们的小说，犹如他们的枪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博埃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殖民化的过程就是用生命､用资产，而首先是用意义来进行的一场赌博和试验。”②毋庸置疑，帝国要通过强力来占有殖民地的土地和财富，但同时他们的霸权，“也是通过无以数计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③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帝国越来越倚重于文化的层面。在各种形式的帝国叙述的共同作用下，殖民者借助各种话语策略创造了一个帝国的白色神话。罗兰•巴特说过，神话(以及使神话得以长期存在的东西)能够不断繁衍自身④。神话的制造从来都不是没有目的的，牛津英语辞典对神话的定义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以使社会秩序或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合理化。”汉瑞•图道尔(Henry Tudor)认为:“我们在一个神话中发现的世界的观点总是一个实践的观点。它的目标是提倡一种行动的方向，或使对存在的实践的状况的接受合理化。”⑤罗兰•巴特则直接称神话为“隐蔽的说客”。欧洲的帝国神话的目的性尤为明显，它的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建立一个中心与边缘的隔断的空间，安置宗主国的主人和附属国的臣民，使西方人对异域空间和文化的侵犯合理化､合法化，甚至是崇高化。
对于南非来说，这个帝国的神话既是波及全球的抽象的欧洲帝国的寓言，又有具体的指向:即阿非利肯人的建构起来的使阿非利肯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合理化的民族神话(这一民族神话依然是以种族､肤色为基础的帝国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地域化的体现)。二〇〇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指控这一由官方历史保存和讲述的神话，称它“是一个由为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政治服务的历史学家所选择的过去的碎片组成的大厦，这些碎片被放在一起，是为了支持一个特定的政治群体，并使这一群体的行为合理化”⑥。库切清醒地认识到帝国神话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实质，在多部作品中审视这一神话制造的过程，揭示帝国叙述的权力话语功能，以达到最终解构帝国的白色神话的目的。其中，库切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黄昏的大地》⑦中的“雅各布•库切的叙述”部分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黄昏的大地》的叙述由两个部分组成:“越南计划”和“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两个故事分享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揭示殖民权力的操作和帝国神话的制造过程及其对人的心理和思维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个貌似不相干的故事被连接在了一起，放在了同一文本之中。“越南计划”通过对因参与意在在文化上征服越南人的“越南计划”而导致自我崩溃的美国公民道恩的叙述的追踪，揭示了媒介在帝国意识形态制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则通过对从南非早期书面文学中就开始流行的旅行叙述的戏仿，矛头直指阿非利肯人的民族主义的白色神话。
在后殖民文化理论家们看来，欧洲人的旅行叙述帮助了殖民化的进程。为了贸易和获取异域国家的财富，欧洲人深入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的神秘的腹地进行探索，在旅行途中和回来以后，记录下并向自己的同胞汇报所见所闻，他们的记录､回忆录和报道又激起了西方地质学家､人种学家和探险家们对陌生的土地的兴趣，这种兴趣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殖民征服。欧洲人来到异域的世界，见到的都是与他们自己的形象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所谓的真实的记录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做的主观描述，是自己意识和欲望的投影。这种投影式的旅行叙述便于携带欧洲的文化阐释，在帝国的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和填充，“在一而再地反复使用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认识和理解其他国度的既定程式”⑧，众多欧洲作家和文本都推动了这种“隐喻的漫游”，虽然旅游的地域千差万别，但意义却在不断重复自身，这些有着惊人相似性的文本因而成了西方的文化象征，能够激发帝国的潜能，成为帝国神话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表面形式来看，“雅各布•库切的叙述”是一部十八世纪阿非利肯人探险家深入南非腹地的探险回忆录，它以盛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关于开普地区的探险家们的旅行叙述为基础，容纳了旅行叙述的几乎所有程式和象征结构。获取象牙，是这次探险的直接动力。像所有的旅行叙事一样，雅各布的旅途充满威胁，这威胁既来自不熟悉的地貌，也来自遭遇的非洲土著那令人不安的难以捉摸。然而这种威胁都最终被帝国的“探险英雄”所克服，枪是征服的主要物质介体，西方的“进取心和努力”则被雅各布视为保障远征成功的精神力量，基督教则是探险者的主要精神武器。雅各布明确提出，基督教是“将我们与霍屯都人分开的一个深沟。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也变成了基督徒，但他们的基督教是一个空洞的词。他们知道被施洗礼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他们并不愚蠢，他们知道当他们指责你错待一个基督徒时，他们会赢得同情。另外，是一个基督徒或异教徒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会愉快地唱你的圣歌，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你的食物填满自己的肚子来度过星期天的剩余时光”。基督教作为差异的根源，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征服的力量: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身份(与之对照的，是异教的､劣等的､野蛮的､肮脏的､懒惰的､不负责任的土著)给了阿非利肯人的优越感以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在欧洲人的殖民侵略与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征服和消灭之间画上了等号，从而使阿非利肯人的白色帝国的殖民事业合理化甚至神圣化。雅各布既是基督教意识的产品，又有意识地把基督教当作征服的精神工具来使用。他将自己视为上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甚至幻想自己就是上帝自身，他向哄抢他的烟草的Namaqua人传教，俨然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的掠夺和征服的行程伴随着他的哲学玄想:他将一只兔子的死亡视作拯救的逻辑，“因为不管他是在那儿活着还是正在进入死亡的客体世界，我都满意;或者他正在我的里面活着，不会在我里面死去，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曾经恨过自己的肉体，肉体不会杀死自身，每一个自杀都是从牺牲者那儿发出的对谋杀者的另一的宣称。这只兔子的死亡是我的形而上学的肉，就像他的肉体是我的狗的肉食一样。”雅各布的意思是说，哪怕一只兔子的死亡都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上帝有权决定每一个自己创造的生命的生死。在这一拯救逻辑之下，雅各布把被他屠杀的霍屯督人的死亡也看作是上帝的安排，“他们死于一阵恐惧的风暴，什么都不理解。他们是智力受限和存在受限的人。他们在我将他们逐出我的头脑中的那一天死亡”。雅各布在这里偷偷地将殖民者和上帝进行了置换，这一置换掩盖了殖民掠夺的暴力和屠杀的血腥。因为这一置换只是在白人探险者自己头脑里发生的事情，握着枪的手是实实在在的殖民者的手，基督教明显是欧洲侵入者获得权威性所利用的一件工具。
欧洲的旅行家们惯于用文字重现自己的行程路线，其用意是将自己的历史插入被探索的大地，将他们发现新大陆的日期定为这块大陆历史纪元的开始，仿佛这块大陆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存在，之前的历史则被抹杀。这既是对异域土地时间的剥夺，也是对其空间的吞噬。雅各布的叙述也加入了这一对殖民地时空进行占有的象征体系:他认真记录每天的行程，为每一处到达的地方命名，描绘那里的地形地貌，为每一个发现的非洲的物种搜索欧洲分类学中的种类所属，以已知的知识去包容未知，以欧洲去覆盖非洲。然而异域的土地毕竟充满了太多的未知，欧洲的知识没有广博到对之进行完全的阐释，欧洲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使之完全驯服，对此尴尬，欧洲人的做法是让自己不能理解､不能拉入自己的殖民阐释体系的､不驯服的､于己不利的东西消失:因为想象中的主人自我的完整性在霍屯督人的村庄受到了破坏，雅各布干脆杀死破坏他的权威的所有霍屯督人，包括背叛了他的四名仆人，将村庄一把火烧掉，将它夷为平地，让它从地球上消失。对自己的这一行为，雅各布的意图很明确:“如果霍屯督人包含了一个巨大的快乐的世界，这一世界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无法穿透的不可理解的世界，对于这一世界，我们必须或者予以回避，这是在逃避我们的使命，或者将其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