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身处边缘：保罗·马尔登诗歌中的民族性
作者：李新德
我的父亲曾是个佃农
八九岁的时候就走出校门
拿起钩镰和锄头
去挣回他从未拥有过的土地
我的母亲是位小学老师
沉浸在卡斯特与波吕丢刻斯的世界里
班里有对双胞胎
她从不能分辨谁是谁
她读过普鲁斯特的作品
他能治愈马的鼻疽
我游走在树篱的洞口
和拉丁区的一间房子之间
当她清理完餐桌
翻开《使徒行传》
《伊索寓言》，《伽列弗游记》
然后上楼去
我的父亲则拧暗灯光
又去狩猎白鼬
或者回到反抗占领军的小股作战部队
“丝带男孩”､“夜袭团”中
北爱尔兰的问题由来已久，政治的冲突､宗教的纷争纠葛在一起。出生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家庭的保罗•马尔登，不能不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在《骡子》(Mules)一诗中，诗人又一次提出北爱尔兰人的身份问题。从动物学层面来讲，骡子本身就是马､驴杂交后的变种，它们忍辱负重，却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性的权利。诗中诗人开篇就说，“他们不应该拥有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么?”作为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又具有爱尔兰身份的北爱尔兰人，诗人在提请世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北爱尔兰动荡不安的局势，不可避免地在诗人作品中留下深深的痕迹。诗人将北爱尔兰的问题置于时代大背景下，通过一种不确定､不连续的借喻，喻指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政治冲突最为严重时期，不管是新教教徒或是天主教徒，为自身的安危，不得不寻求保护，不得不面对立场选择这一重大问题。《边界职责》(The Boundary Commission)一诗表现得最为直接:
您记得那个小村镇
边界线沿街中心而下
屠户和面包师各在一方?
今天他留意一场阵雨
涤净高拉特利的小巷
那里早已立起来的一堵玻璃墙
轰然倒下，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
不知道该选择哪边立场
保罗•马尔登移居美国后加入了美国籍。因为普利策奖只颁发给美国公民，我们可以推知，保罗•马尔登又多了一层身份:美籍爱尔兰人。过去，保罗•马尔登与希尼一样，在母族文化——凯尔特文化与英国文化冲突中，他一直在寻找平衡点;现在他又要在美国文化､英国文化与爱尔兰文化中寻觅民族身份与自我身份。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诗人获得普利策奖不久，在接受杰弗里•布朗访谈时，把自己比作走绳索的演员，处于极不稳定的位置上，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承认自己诗歌的复杂性正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⑦。
诗人现移居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小镇上，而北爱尔兰的小村庄莫伊(Moy)是他在家乡长期生活的地方，更是诗人魂牵梦绕的心灵栖息处;为自己的家乡莫伊，诗人写下了许多诗篇。诗人最新诗集《莫伊沙砾》之名，按照诗人的说法，跨越了他生命中的两个地方⑧。莫伊沙砾应是一片荒芜之地，可诗集《莫伊沙砾》却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该诗集共收有四十五首诗歌，其中十一首采用十四行诗体，一首六行诗体，四首分别译自古英语､拉丁语､法文和意大利语。它们中的许多诗歌主题都与爱尔兰的历史或爱尔兰人在美国的历史有关。如《莫伊沙砾》(Moy Sand and Gravel)⑨一诗集中体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对自我､民族身份的反思;他承认很喜欢生活在美国，但那种强烈的“回家”愿望却充满字里行间。又如该诗集开篇《艰难的行驶》(Hard Drive)一诗第一节，“我背对着墙/一只脚在门里/肩膀冲着车轮/我驶过赛斯肯诺小村”，诗人缕缕乡愁跃然纸上;《未批准的路》(Unapproved Road)一诗，回忆期童年时代在北爱尔兰海关的遭遇令人惊恐的一幕;《一块面包》(The Loaf)《户外厕所》(The Outhouse)和《转弯》(The Turn)等诗，则抓住诗人漂泊的经历，通过对内心孤独感与归属感的描述，将诗人对爱尔兰鲜活的记忆深植在美国背景之中。而该诗集的最后一首《1999年9月，看见那匹黑马》追忆了数千名爱尔兰人在美国挖掘运河的一段历史，诗人巧妙地在自己的诗作中直接植入大量历史文本碎片。
马尔登诗歌中民族性的表达还通过用典故来表现，这些典故多与爱尔兰的历史､宗教传说有关。诗人常常会对爱尔兰宗教､神话及历史传说故事重新写作，倘如我们不熟悉这些典故，就很难读懂他诗歌的真正意义。如他的早期一首题为《依姆拉姆》(Immram)的诗，即是根据早期基督徒改编的异教作品“依姆拉姆的旅行”改写而成。《依姆拉姆》的主角，如《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卢姆一样，在不断寻求着自己的身份。如其中几句诗行:“我的父亲，已经进了天国，他就认这个理/爱尔兰人，美国的爱尔兰人/真的是欧洲以色列人的/第十三个部落”。又如《莫伊沙砾》诗集中的一首题为《思乡》(Homesickness)的诗，由一座桥上的一头石狮和一个黑色天使的雕像生发开去，诗人刻画了“我的父亲帕特里克”､“我的母亲布里吉特”等形象，但这里帕特里克､布里吉特可不是普通的爱尔兰人名。熟悉爱尔兰宗教文化的人都知道，圣人帕特里克(约385-461)被尊为爱尔兰天主教会的主保，是帕特里克首先将基督教信仰成功地传入爱尔兰的;而圣女布里吉特(约450-525)出生于一个德鲁伊教教徒家庭，在爱尔兰圣人当中，最能代表异教徒向基督教徒转变的，就数圣布里吉特了，据说爱尔兰第一座女修道院也是她建造的。这里诗人在诗中巧妙地将自己的思乡情怀与爱尔兰特有的历史文化和传说结合起来。
当代爱尔兰诗歌在化解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诗人也在试图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为北爱尔兰､为自己的民族未来找出路。诗人在《郑重的对谈》(The Grand Conversation)曾表达出这样的愿望:“像我们已经重构了过去那样，我们也许能建构未来。”
诗人并没有回避过去，但也没有囿于过去的阴霾，而是积极乐观地面向未来。不管是北爱尔兰政治冲突最为紧张时期，抑或是停火协定之后的缓和时期，诗人并不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尽管北爱尔兰危机在诗人的作品中留下深深印记，但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西默斯• 迪恩就评论说，马尔登不愿将自己局限在他叙述范畴的视域内，“任何成见､绝对的立场都是他所讨厌的”。埃蒙•格伦南认为，马尔登放逐自己的情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保持清醒的控制力，这恰是他诗歌力量所在。一直到他的最新诗集《莫伊沙砾》，劳拉•奎因尼评论说，与他以前的诗相比并无大的不同。马尔登执着于他的追求:放逐情感，达致一种精细､难得的诗歌力量。在接受BBC访谈时，谈到希尼对他的影响，诗人评论说:“他不但是我的老师，而且还是我诗歌创作的榜样。”但与希尼诗歌中细腻､平静的叙事和超越文本的深沉意象不同，保罗•马尔登所关注的还是诗歌文本自身。与当年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作家以及许多当代爱尔兰作家一样，保罗•马尔登并没有背离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他一直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诗人在通过诗歌这一非政治的形式来表达民族感情和民族身份，表达对自己祖国命运的关注。
三
保罗•马尔登能够超越个人和家庭的经历，挖掘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把他所继承的爱尔兰传统和他所接受的英国文化传统完美地结合起来，将北爱尔兰天主教情感与英语诗歌传统结合起来。在马尔登看来，爱尔兰与英国，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传统与现代，能够友好相处，相得益彰。二十世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北爱尔兰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冲突最为激烈期间，马尔登诗歌中的民族性表现得最为强烈､直接，其诗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九十年代以来的几部诗集，诗人跳出了狭义的民族性和语言的樊篱，在更广阔的视域里寻求自我的身份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尔登移民到美国之后，诗中虽有对故园的思念，但他却能以超然的心态处理诗歌中的民族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