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契诃夫小说的荒诞意识
作者：马卫红
摘 要:契诃夫创作中的非现实主义品质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有争议的经典作家之一｡荒诞是契诃夫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作家以十九世纪末期的俄国为背景,揭示了人的生存境遇的无奈与荒诞｡作品中的荒诞意识不仅反映了契诃夫反传统的精神特质,而且也表现出他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意义的关注｡
契诃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写下的全部东西过上五年十年就将被人们遗忘,然而我开辟的道路却会完整无恙｡这是我唯一的功劳｡”①这句话契诃夫只说对了一半｡随着时间的流逝,契诃夫不仅没有被人遗忘,反而受到了空前热烈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有争议的经典作家之一｡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流派,包括“荒诞派戏剧”在内,都试图在契诃夫那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求支撑点,并视其为自己流派的先驱｡各流派均认为,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有自己流派创作的萌芽｡因此,对契诃夫的研究热情不仅没有减退,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的确,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纵观世界文学史发展进程,契诃夫处于两个伟大时代的过渡之中,当其他许多作家还被束缚在传统创作的框架之内时,他却伸出自己天才的手臂,把两个时代在自己的作品中连接起来,并且使自己的艺术在两个对立的世界中都得到认可｡因而,有的学者称契诃夫为“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作家”②,还有的学者认为契诃夫的现实主义融汇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心理分析等,把它定义为“包罗万象的､混合的现实主义”③｡凡此种种,都说明契诃夫创作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而这其中,荒诞又是契诃夫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
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荒诞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鲜明的特征,是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与世界关系的不调和,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人的自我迷失与异化,而这些方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契诃夫的创作中已得到深刻的反映｡
荒诞在契诃夫的创作中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还是作家观察世界､感受世界的独特方式,它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
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在为俄国社会的精神､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些新气象的同时,也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深刻的矛盾,俄国社会危机四伏｡改革后的俄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欧数百年的社会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也就把西欧数百年间产生的社会问题一下子集中到俄国几十年的时间内｡④一八八一年三月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沙皇政府加强了专制统治,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俄国历史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时代,还是一个“停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危机的时代｡六十年代的农民革命思想已不占主导地位,民粹派思想受到普遍质疑,人们失去了生活中的“共同理想”,整个社会被怀疑､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所笼罩｡而恰在此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这对俄国民众无疑是雪上加霜｡ “世纪末情绪”吞噬人们的心灵,人头脑中所有的精神给养被抽空,成为一个丧失生命活力的“空心人”｡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社会政治活动渐渐活跃起来,各政治派别及政党分别产生,政治力量不断聚合和分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尖锐｡与此同时,俄国的宗教——神学思想开始复苏,各种哲学思潮也日渐兴盛｡然而,意识形态的繁荣并没有给人带来新的希望,相反,世界因不同的解释呈现不同的面貌,人被突如其来的各种思想和思潮裹挟着,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心中充满怀疑､恐惧和孤独｡
契诃夫的世界观和创作观正是形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在作家精神世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思想对契诃夫世界观及创作观的形成也产生一定影响｡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现在科学和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我们自己也是抑郁和枯燥的……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而我个人,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这是不是一种病?……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谎,不用诸如六十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我也不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我患这种病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⑤
契诃夫的政治“无倾向性”使得他对现实､对社会､甚至对历史保持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他冷静观察和分析时代､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先决条件｡契诃夫直言不讳地道出时代的病症,他的这段话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精神状态,而且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生存状态｡上帝死了,昔日的信仰和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崩溃,随之而来的是虚无､毁坏､没落､颓废,世界突然变得陌生,模糊混乱,不可认识｡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理想幻灭,信仰缺失,精神委顿,无所依托,失去了立足点和安全感｡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之间丧失了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丧失投射在主体身上,自然就产生一种荒诞感｡
在契诃夫的笔下,荒诞表现为世界是不可知的｡这一主题在《草原》中已初见端倪｡《草原》描写的是一个九岁的男孩跟随舅舅去外地求学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外面的世界并未引起孩子童心的哪怕是暂时的好奇与欢乐,相反,无精打采的草原､半死不活的青草､同路的乘客､悲凉古怪的歌声都让他感到郁闷､扫兴和乏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男孩只能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种对他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的､不熟悉的新生活”｡在这里,“草原”获得了深刻的象征寓意:生活就像七月里的草原一样了无生机,人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显得多么的渺小和无助｡
在《草原》中作家是通过孩子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表现出对未知世界和生活的怀疑和恐慌,这其中更多的是基于主体模糊的､感性的认识;而在《灯光》中,作家则借助一个大学生对世界的理性思考明确地表达出“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小说展现的是一幅荒谬､怪诞的景象:模糊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黑暗给大地加上某种稀奇古怪的外貌,夜晚显得更加荒凉､阴森和黑暗,使人联想到开天辟地以前的洪荒时代｡人的思想就像模糊的灯光一样,“在黑暗中顺着一条直线往一个什么目标伸展过去,什么也没照亮,更没照亮黑暗”｡人力求理性地认识世界,而理性的呼唤却得不到回答,展现在人面前的世界是模糊混乱,不可认识的｡人与世界､人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痛苦｡
在这个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的世界上,随着信仰的丧失,理想的破灭,人的存在成了一个虚幻的空壳,生存的目的与意义亦丧失殆尽,因而造成人精神上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是以知识为条件的,知识越丰富,精神的痛苦就越深,这也是契诃夫笔下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没有意思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老教授,他的名望显赫,学识渊博｡可是,当他即将离开人世之时,他却一下子清醒地意识到,在他的生活中缺乏“一种主要的､非常重大的东西”,缺乏一种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上帝那种东西”,“可是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对他来说,家庭､妻女变得陌生,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他无助于自己,更无助于他人,他只能用“不知道”来回答晚辈的求问｡对于契诃夫的主人公,纳博科夫精辟地指出:“典型的契诃夫的主人公,就是到处碰壁的人类真理的护卫者,对于肩上的重任,他既担不起,又放不下｡契诃夫的全部小说就是连续不断的碰壁,而碰壁中的人只能两眼瞪着星星｡他永远是不幸的,也永远使他人不幸｡”⑥老教授感到苦闷､焦虑和迷茫,不断地反思,力求重新认识自己,他时常拷问自己:“我要什么呢?”世界的荒诞导致人的自我迷失,人类的灵魂无家可归,这是为什么?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意识到荒诞,荒诞产生于人性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⑦意识到荒谬就意味着人的清醒,精神的痛苦正是在这种荒诞境遇中的艰难挣扎｡